刘 凯，宋紫倩 | “留学中国”的经济红利：来华留学生如何促进了中国的OF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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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中国”的经济红利：来华留学生如何促进了中国的OFDI

刘　凯¹，宋紫倩²

(1.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武汉 430073；2.南京大学 商学院，南京 210093)

摘　要：如何充分利用高等教育来华留学生的经济红利，推动中国企业向“一带一路”国家更好地“走进去”是当前中国政府面临的重要议题。本文利用2004－2016年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45个东道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面板数据，考察了高等教育来华留学生对中国OFDI的影响及机制。研究结果显示：东道国来华留学生规模每增加1%，中国对该国的OFDI将增加0.645%；在作用机制方面， 来华留学生能通过文化认同和人才本土化两个渠道促进中国OFDI，但网络信息渠道作用不明显；本文还从学历类别、奖助类型、双边地理距离和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异质性考察。为进一步增强来华留学生对中国OFDI的促进作用，本文认为提高高等教育水平、优化留学生正向选择机制等举措至关重要。

关键词：来华留学生；对外直接投资；“一带一路”；文化认同；人才本土化

01

引　言

自2010年教育部出台《留学中国计划》以来，来华留学生教育得到快速发展。据教育部统计，2018年共有49.22万名外国留学生在中国高等院校学习，比2017年增加了3,013人，增长比例为0.62%；2019年，来华留学生的学历生比例达到54.6%，比2016年提高了7%(不含港、澳、台地区)。留学生教育在提升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加强国际往来和文化传播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随着中国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留学中国”在提升服务贸易、促进外贸投资方面的经济红利日益显现。

中国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国，特别是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留学生日益增多。中国政府于2016年印发了《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十分重视发挥留学生教育对“走出去”战略的基础性、先导性作用，将发展来华留学生教育列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此，本文试图探讨来华留学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促进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以及发掘可能的作用机制，从而有助于通过释放来华留学生教育经济红利，使之成为中国OFDI新的增长点和可持续发展的新动能。

既有研究大多关注对留学生教育的意义及作用，主要集中在传统的人力资本积累、提升国际化程度、加强文化传播等教育文化功能方面^[1－2]，也有部分文献对留学生教育的经济功能进行了探讨，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留学生教育对生源接收国的经济效应。张民选等以一所大学的来华留学生为样本，发现中国高校来华留学生教育有助于促进地区及国家整体GDP的增长以及增加高校收入^[3]；王建梁等的研究也指出赴加留学生为加拿大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其中促进GDP增长以及为高校创收属于直接经济收益，此外还能产生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增加就业岗位等间接经济收益^[4]；袁李兰和杨梅对英国的留学生教育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认为外国留学生无论是在宏观上还是在微观上都对英国经济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5]。二是由于跨国投资必然需要合适的人力资本，因此留学生教育与一国双向投资有着天然的联系。一方面，留学生教育能对一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产生积极影响：Constant & Tien通过研究非洲40国领导人之后发现，有留学经历的领导人会显著增加所在国的FDI规模^[6]；高雄伟和董秘刚实证研究发现中国省长的留学经历能够促进FDI流入其所执政的省份^[7]；谷媛媛和邱斌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得出以来华留学生为代表的国际人才流入显著促进了地区FDI水平的提高^[8]。另一方面，部分研究还开始关注留学生对一国开展OFDI的影响：张文君和任荣明以中国赴海外留学人员为研究对象，发现中国高技术人才的跨国流动能够显著促进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9]；谷媛媛和邱斌也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能够显著促进中国对该区域OFDI的增长^[10]；巩雪和熊峰则基于社会网络理论分析认为来华留学生在东道国的社会网络能对中国的OFDI产生正向驱动效应^[11]。

综上所述，目前已有文献逐渐关注到留学生教育的经济功能，诸如在经济增长、国民收入、引资与投资等方面作了较好的尝试，但对于中国在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下的OFDI引致效应及作用机制却尚未得到充分探讨。因此本文拟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拓展：第一，虽然部分研究已经开始关注到来华留学生的投资促进作用，但是更多关注的是留学生带来的内向的引资效应，忽略了向“一带一路”地区的外向投资效应；第二，现有文献对来华留学生影响中国OFDI的机制分析仅停留在定性的逻辑直觉上，缺少定量的实证检验。因此本文提出信息网络、文化认同和人才本土化三个机制假说，并精确检验这三个作用渠道及作用程度；第三，对于不同类型来华留学生群体可能表现出不同的异质性差别，本文将来华留学生进一步划分为不同学历类型、受中国政府奖学金资助类型、生源地特征等多种群体来进行异质性考察。

02

留学生与OFDI：事实与机制

(一)来华留学生与中国OFDI：特征事实

为推动来华留学教育事业健康持续发展，教育部在2010年制定了《留学中国计划》，其发展目标为，到2020年使中国成为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地国，全年外国留学人员数量达到50万人次，其中学历留学生数量达到15万人，并根据国家战略和发展的需要逐步增加中国政府奖学金支持力度。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自2000年以来，来华留学教育一直呈现蓬勃发展趋势，来华留学生规模不断扩大，如图1所示。2000年，来华留学生人数仅为5.2万人，到2018年，来华留学生人数增至49.22万人。值得关注的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来华留学生人数也逐年增长，规模日益扩大。2004年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总人数为24896人，占全部来华留学生人数的22%,2016年为207746人，约占总人数的47%，而到了2017年这一比例更是高达64.85%，增幅高于各国平均水平。可见，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留学生已经成为我国来华留学生群体的主要来源。因此，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我们有理由相信沿线国家必将成为来华留学生规模增长的重要发力点，同时也可能会进一步促进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

从图1可以看出，中国OFDI规模自21世纪初以来也一直呈现出迅速增长趋势，且与来华留学生规模的增长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那么，来华留学生是否能够促进中国OFDI呢？为此，本文拟合了东道国来华留学生规模与中国对其OFDI规模的关系曲线(如图2)，可以发现拟合曲线向右上方倾斜，这一典型事实特征初步证实了东道国来华留学生规模与中国OFDI之间存在正向关系的假设，可以据此推测来华留学生的确有可能促进中国对该国OFDI的增长。

(二)来华留学生如何促进中国OFDI：可能的机制假说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本文提出来华留学生促进中国OFDI的三个可能机制假说：留学生可能通过发挥信息网络效应、文化认同效应以及人才本土化效应来降低对OFDI的成本和风险，促进中国OFDI的持续增长与健康发展。

1.信息网络效应

来华留学生可以通过发挥信息网络效应来促进中国OFDI。企业在对第三国进行OFDI时不可避免地会面临信息不对称和信息滞后性问题，缺乏对东道国市场特征、竞争格局、合作伙伴和商业机会等私有信息的了解，将会大幅度增加对外投资活动的成本和风险，这往往是导致投资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成为阻碍中国OFDI进一步扩张的重要障碍。Javorcik et.al.研究发现移民网络正是通过发挥信息渠道作用来引致OFDI的，而当移民接受过高等教育时这一关系更加显著^[12]。因此，留学生作为跨国流动人才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来华留学行动也可以看作是促进中国和东道国之间信息交流、传播和共享的重要渠道。此外，来华留学生在东道国的社会网络也能使部分私有信息的搜集和传递变得更为便利，提高信息搜寻效率，降低信息获取的成本^[11]。

2.文化认同效应

来华留学生可以通过发挥文化认同效应来促进中国OFDI。一国在进行OFDI时不可避免地会面临由于先天文化差异而产生的文化壁垒，而东道国的居民能否认可该国的文化将对其跨国投资企业的顺利运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13]。因此，中国在开展OFDI的进程中，应首先

解决中国文化如何被东道国居民所接受的问题，而发展来华留学事业就是其中一种重要的媒介力量。芩红和周棉指出留学生群体在两国文化交流中起到了特殊的作用^[14]。因此，留学生来华留学行动可以看作是中国与东道国在更高水平、更高层次上的人文交流，是促进两国民心相通的重要纽带，有助于增进两国之间的文化认同感^[15]。留学生在华学习时一方面传播了本土文化，另一方面其也能够将耳濡目染的中国文化、价值观带回自己的国家，促进该国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和包容，降低文化壁垒，从而能够增强对中国OFDI的吸引力。

3.人才本土化效应

来华留学生可以通过发挥人才本土化效应来促进中国OFDI。中国企业国际化起步晚、经验缺乏，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遇到的一大障碍就是缺少优秀的人才，这导致中国在OFDI中往往出现效率低下、管理成本上升、经营风险增加等不利情形，来华留学生作为中国开发培养的东道国本土人才，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良好的思路^[16]。许家云等的研究表明，适度合理的引导跨国人才流动例如鼓励学生出国留学有利于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水平^[17]。因此，来华留学生在其学成归国后便能有效增加东道国的高端人才储备，提升东道国的人力资本水平，优化中国OFDI的环境。此外，来华留学生在回归本土之后一般更倾向于在中国投资企业就职，或者中国跨国企业也可以有针对性地选用来华留学生，从而能够在其OFDI中拥有一批熟谙当地语言文化、能够进行高效跨文化沟通的本土化人才队伍，并减少因外派而带来的高额的人员管理和培训费用。因此，来华留学生将成为中国“走出去”企业强有力的智力支持，推动中国的OFDI进程。

03

来华留学生促进中国OFDI的实证分析

(一)研究设计

1.实证模型

本文在基本投资引力模型的基础上，设定如下基准计量模型：

其中，OFDI为中国对东道国的OFDI流量，STUD为东道国来华留学生规模，i和t分别表示国家和年份，∑Control为控制变量的合集，εit为随机扰动项，部分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①

2.样本、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使中国与沿线国家无论在直接投资还是在教育上的合作交流都越来越频繁，因此本文选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研究对象。此外，考虑到数据的连续性以及可得性，在剔除数据缺失的样本后，本文最终选取4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研究样本，^②研究的时间段为2004—2016年。

被解释变量：中国对东道国的年度OFDI流量。由于中国对部分沿线国家的OFDI流量存在零值或负值的情况，如果将这些国家从样本中强行剔除，不仅会减少数据量，还可能将样本变为非随机样本，给模型估计结果带来偏差。因此，本文采用Busse & Hefeker(2007)的做法^[18]，利用公式ln[OFDI＋(OFDI2＋1)1/2]进行数据转换。数据来源于2004—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核心解释变量：东道国来华留学生规模(STUD)，用各国历年来华留学生人数来表示。数据来源于2004—2016年《来华留学生简明统计》。^③

在控制变量的选择上，根据投资引力模型，即两国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规模与两国的经济规模正相关，与两国之间的地理距离呈负相关，因此，本文首先选择了东道国绝对市场规模(LnGDP)、东道国相对市场规模(LnPGDP)以及中国与东道国的地理距离(LnDIST)这3个控制变量。其次，参考已有文献的常用做法，本文还选择了如下3个控制变量：东道国自然资源禀赋(NR)、东道国制度质量(INST)、中国与东道国的双边经贸联系度(LnEC)。以上各变量的详细说明见表1。

3.相关性分析与描述性统计

表2及表3是各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和描述性统计值。从中可见，除了东道国GDP与两国双边经贸联系度、东道国人均GDP与东道国制度质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较大之外，其他变量间的相关系数都较小。但是为了谨慎起见，本文还进一步检验了方差膨胀因子(VIF)，其均值为3.95，远小于10。综上，可以基本认定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此外，来华留学生规模与中国OFDI规模相关系数为0.624，这初步印证了来华留学生对中国OFDI存在积极影响。

(二)实证结果分析

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本文首先通过Hausman等相关检验将模型确立为固定效应模型。其次，本文又进行了异方差和自相关检验，结果表明存在组间异方差。此外，考虑到本文的控制变量地理距离不随时间变化，本文借鉴綦建红等(2012)以及衣长军等(2016)的做法^[19－20]，采用面板校正标准误差(PCSE)的方法进行参数估计，并在PCSE的基础上引入时间虚拟变量，且使用“存在组间异方差、但不存在组间同期相关”的稳健标准误，从而能够处理比较复杂的面板误差结构，得到较为一致的估计结果。

基于总体样本，本文首先仅针对控制变量进行回归估计，然后再引入来华留学生规模这一核心解释变量，考察来华留学生对中国OFDI的总体影响，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在未引入核心解释变量来华留学生规模时，大部分控制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变量系数符号与理论预期一致。其中，东道国绝对市场规模系数显著为负，这与大多数学者的研究结论相反，因为现有文献一般认为中国OFDI倾向于流入市场规模较大的国家，但与项本武的研究结论却不谋而合^[21]。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市场规模较小意味着投资项目的竞争较少，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由于中国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投资大多集中在交通、通讯、电力工程等基础设施领域，市场规模较小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才有较大的需求。

在加入来华留学生规模这一核心变量后，其余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并未发生大的变化，因此接下来重点关注来华留学生规模的估计结果。表4第3列回归结果显示，来华留学生规模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符号为正，来华留学生规模每增加1个百分点，中国对该国OFDI将增加0.645个百分点。对比模型1，加入来华留学生规模这一变量后，方程拟合程度更好，这说明来华留学生在整体上确实有助于促进中国OFDI。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接下来将从变量替换、更改回归方法、内生性问题处理、样本分割这四个角度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一，使用OFDI存量数据代替上文中使用的流量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以验证估计结果是否会随着变量选取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回归结果见表5第1列；第二，采用Driscoll & Kraay提出的DKSE方法进行回归估计，此种方法能够较好地解决异方差和自相关问题^[22]，从而验证实证结果是否会随回归方法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回归结果见表5第2列；第三，考察模型内生性问题是否对估计结果产生了影响：东道国来华留学生规模与中国OFDI规模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从而使来华留学生规模成为内生变量，导致估计结果有偏。由于当前中国OFDI的流出不能影响上一期东道国来华留学生规模，因而本文选择将来华留学生规模滞后一期，重新进行检验，以排除因双向因果关系而导致的内生性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5第3列；第四，进行样本分割，将来华留学人数大于等于全样本均值的定义为“留学生流入规模较大组”，反之则为“留学生流入规模较小组”，然后对这一分样本进行回归以检验结果是否依然显著，回归结果见表5第4列。四种稳健性检验的结果均显示东道国来华留学生规模系数始终为正，且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而其余控制变量的系数符号、显著性水平变化不大，这说明本文的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04

进一步研究

(一)基于学历类别的再检验

根据《来华留学生简明统计》，来华留学生可进一步分为学历来华留学生与非学历来华留学生。从表6可以看出，两组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符号为正，这也从一个侧面进一步证实了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同时，也应注意到两种不同类型的来华留学生对中国OFDI有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对于非学历来华留学生，其流入规模每提高1%会促进中国OFDI提高0.535%，而对于学历来华留学生，其流入规模每提高1%，可以显著促进中国OFDI提高0.654%，可见东道国学历来华留学生对中国OFDI显示了更强的促进作用。本文认为有如下两个原因：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学历来华留学生多为中长期留学生，而非学历生中短期留学生占了较大比例，来华留学生在华时间越长，对中国文化、价值观理解更深，更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文交流和信息传播，更好地发挥信息揭示效应和文化认同效应；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学历来华留学生接受了相对系统全面的中国教育，综合素质更符合中国企业的需要，能够更好地发挥人才本土化效应。

(二)基于奖励资助的再检验

为了吸引各国优质生源来华留学，中国特别设立了中国政府奖学金。接下来本文将以留学生是否享受中国政府奖学金为标准将来华留学生进一步细分为政府奖学金生和非政府奖学金生，以考察享受政府奖学金的来华留学生与非政府奖学金留学生对中国OFDI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从表6可以看出，两组变量系数符号均显著为正，其中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生流入规模每提高1%可以促进中国OFDI提高0.444%，而非中国政府奖学金留学生流入规模每提高1%则可以促进中国OFDI提高0.620%。本文推测可能是由于目前享受中国政府奖学金的留学生人数较少的缘故。实际上，虽然大多数中国高等院校对来华留学生的奖学金覆盖率都达到了90%以上，但仅有少数留学生能够享受中国政府奖学金，大多数学生还是依靠各类地方政府奖学金、学校奖学金以及其他奖学金等。

(三)基于地理距离的再检验

本文将按照全样本地理距离的均值对45个国家进行分组，地理距离小于均值的东道国划分为“地理距离较近组”，反之则归类为“地理距离较远组”。表7为基于地理距离差异视角分类的回归结果，从中可以发现在地理距离较近组，来华留学生规模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而在地理距离较远组，来华留学生规模系数变为负数，这说明来华留学生规模对中国OFDI的影响会随地理距离的远近而发生变化，在地理距离较近时能够显著促进中国OFDI，而在地理距离过远时则无法产生相应地促进效果。这可能是由于当地理距离过远时，投资成本和风险显著增加，文化壁垒也更加显著，而来华留学生在推动中国OFDI方面所起的作用毕竟有限，因而产生在地理距离较远组未能起到促进作用的情形。此外，当东道国与中国的地理距离过远时，也不利于该国留学生做出来华留学的决策，来华留学规模较小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来华留学生促进中国OFDI效应的有效发挥。

(四)基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再检验

由于“一带一路”倡议包含的国家众多，彼此经济发展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为了考察来华留学生促进中国OFDI的效应是否会因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而产生异质性效果，本文将样本中的45个国家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进行分组。^④考虑到划分出的低收入国家样本量较少的问题，本文将中等偏下和低收入国家合并为一组，划分为低收入国家，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则划分为中等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划分方式保持不变。从表7可以看出，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其来华留学生流入规模对中国OFDI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在高收入国家，其促进作用并不显著，而在低收入国家与中等收入国家则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其中，中等收入国家其来华留学生流入规模对中国OFDI的促进作用明显大于低收入国家。究其原因，本文猜测可能是由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来华留学生类型差异以及中国OFDI区位选择偏好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05

可能的机制分析

在前文，本文从经验层面分析了来华留学生促进中国OFDI的三个可能作用机制，即信息网络效应、文化认同效应以及人才本土化效应，接下来本文将在基准回归模型的基础上分别加入相应的变量并运用实证分析方法来对这三个作用机制进行分别验证，新的实证模型如下：

其中，INFORMATION用来衡量信息网络效应，用东道国来华留学生数占该国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数值越大表示信息网络效应越大，东道国人口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CD用来衡量文化认同效应，用Hofstede文化距离^⑤来表示，文化距离越小，文化差异越小；EDU用来衡量人才本土化效应，用东道国高等教育入学率来表示，数值越大，表示东道国人力资源质量越高，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首先，本文先在基准回归模型的基础上分别引入上述三个变量，回归结果见表8(1)、(2)、(3)列。三个变量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且变量符号与预期相符：东道国对中国的信息网络效应越大，中国对该国的OFDI规模越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更偏好文化差异小的国家；目前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的直接投资普遍流向了人力资源质量较低的国家。其次，本文又在基准回归模型的基础上引入来华留学生规模与上述三个变量的交互项，接下来重点关注交互项的估计结果。表8(4)、(5)、(6)列结果显示：来华留学生规模与信息网络交互项(lnSTUD*INFORMATION)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目前来华留学生规模尚不足以形成信息网络效应以促进中国OFDI增长；而来华留学生规模与文化距离交互项(lnSTUD*CD)以及与人才资源交互项(lnSTUD*EDU)则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进一步计算其偏效应可得，CD的偏效应为1.753，EDU的偏效应为0.050，边际作用绝对值分别降低了2.388和0.121，这说明来华留学生增加，有助于增加文化认同以及减弱东道国人力资源质量低下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发挥了文化认同效应和人才本土化效应，从而能够有效推动中国对该国的OFDI。

06

结 论 与 建 议

本文以2004—2016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45个国家的直接投资数据为研究对象，考察了来华留学生对中国OFDI的影响，最终得出了来华留学生在总体上能够显著促进中国OFDI的经验证据，且结论相对稳健。本文研究还进一步发现来华留学生促进中国OFDI的效果具有明显的异质性。一方面，虽然不同类型的来华留学生促进中国OFDI的作用都十分显著，但学历来华留学生作用效果大于非学历来华留学生，非中国政府奖学金生的作用效果大于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生。另一方面，地理距离远近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也会使来华留学生对中国OFDI产生异质性影响效果：当地理距离较近时，东道国来华留学生能够显著促进中国OFDI，而当地理距离较远时，未能起到促进效果；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来华留学生促进中国OFDI的作用效果显著，且中等收入国家作用效果大于低收入国家，而对于高收入国家，效果不显著。最后，本文还检验了来华留学生能够通过文化认同效应以及人才本土化效应促进中国OFDI。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为推动来华留学教育工作取得更大突破，更好发挥出来华留学生促进中国OFDI的效益，本文特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首先，政府应高度重视人才跨国流动因素在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来华留学生教育工作，保持来华留学生数量上的平稳增长。一方面，要加大对来华留学教育的宣传推介力度，扩大国际影响力。文化因素是影响国际留学生流动的重要因素^[22]，因此，应充分利用孔子学院、“丝绸之路”等中国元素，让中国与世界各国进行深层次的人文交流，同时也能对来华留学教育起到良好的宣传作用。另一方面，通过构建灵活有效的来华留学奖励资助制度，吸引东道国学生做出来华留学的决定：一是要完善中国政府奖学金制度。鉴于教育部经费有限，而使得中国政府奖学金名额较少，因此该类奖学金应重点面向最优秀的高层次留学生；二是拓宽奖学金筹措渠道。国家可以积极鼓励企业等社会团体设立留学生奖学金，除此之外，还可以借鉴国外高校的做法，为留学生专门设立助教、助研岗，使他们能够通过自己实实在在的工作获得一定的津贴。此外，本文的实证结果还表明，地理距离较近以及中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的来华留学生对中国OFDI的促进效益是最大的，而魏浩、赖德胜的研究也表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倾向于选择地理距离较近的发展中国家作为留学目的地^[23]，因此中国应重点吸引与那些地理距离较近的中等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留学生，从而能够不断扩大来华留学生规模，发挥其在推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向纵深方向发展的潜力。

其次，在保证来华留学生基数稳定的同时，更要注重质量的提升。一方面要优化对来华留学生的招收机制。中国政府及高校应坚持“择优录取”的原则，提高入学标准，并且可以根据申请学历类型、学科特点，建立健全对来华留学生的正向选择机制，尤其是对研究生、博士生等高层次学历留学生的录取应更加严格。另一方面，提高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的质量。中国高校教育质量是促进来华留学生流入的重要因素，其中对学历来华留学生的影响程度高于非学历来华留学生，对本科及以上学历层次来华留学生的影响程度高于专科层次^[24]，本文研究结论支持该观点。因此，中国高校应充分认识到在提升来华留学教育质量上的责任与义务，通过加强与国际知名高校的交流与合作、引进优秀教育资源、开展联合办学、推进学历互认、打造优势学科等途径，努力提高国际化办学水平及国际知名度，从而增强对优秀高层次学历留学生的吸引力，优化来华留学生的质量和结构。

最后，完善来华留学生的培养机制，建立起符合来华留学生特点的管理和培养体系。一是要加强对来华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培训，使留学生充分了解中国，增强对中国文化、价值观以及社会制度等的认同感，这样才有利于其日后发挥文化认同效应，推动双边投资；二是要注重教学过程中的公平与平等，终结不合理的留学生特权，引入考核机制和竞争机制，优胜劣汰，及时清退学业不合格的留学生，这样才能保证来华留学生教育良性发展；三是要做好来华留学生的就业工作，国家可以进一步放宽留学生在华就业政策，尤其是硕士、博士等高层次学历留学生在中国工作、居留的限制。相应地，高校设立面向留学生的就业指导部门，为其提供就业信息和就业指导服务，从而使来华留学生在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中能够有效发挥出人才本土化效应。

注

释

①由于模型中部分变量的数据较大，为减小异方差的影响，对其取自然对数，而对模型中数据较小的变量则不对其进行数据处理。

②本文研究的45个样本包括：印度、拉脱维亚、阿尔巴尼亚、埃及、菲律宾、泰国、新加坡、立陶宛、巴基斯坦、克罗地亚、约旦、印度尼西亚、阿联酋、越南、以色列、捷克、伊拉克、科威特、尼泊尔、保加利亚、斯洛伐克、俄罗斯、孟加拉国、匈牙利、伊朗、马来西亚、波兰、罗马尼亚、沙特阿拉伯、斯里兰卡、土耳其、乌克兰、卡塔尔、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阿塞拜疆、文莱、柬埔寨、阿曼、白俄罗斯、格鲁吉亚、缅甸、老挝、也门。

③《来华留学生简明统计》中来华留学生的年度统计数据由三部分构成：当年毕业、结业的学生，当年来华的新生和继续学习的新生。

④世界银行的分类标准：低收入国家(≤995美元)、中等偏下收入国家(996美元～3895美元)、中等偏上收入国家(3896美元～12055美元)、高收入国家(≥12056美元)

⑤基于数据的可得性，使用权力距离(pdi)、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idv)、不确定性规避(uai)、男性主义与女性主义(mas)这4个文化维度数据并通过KSI指数公式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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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于《教育与经济》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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