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欣，陈新忠 | 教育代际累积效应下子代收入的樊篱与跃迁——基于CGSS 2015数据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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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代际累积效应下子代收入的樊篱与跃迁

——基于CGSS 2015数据的实证研究

张　欣¹， 陈新忠²

(1.华中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武汉 430070；2.武汉大学 教育科学研究院， 武汉 430070)

摘　要：教育作为自致性资源，是个体实现阶层跃迁的核心渠道。教育的人力资本属性不仅影响着个体的当代收入，亦会对子代的收入产生累积效应。基于CGSS 2015数据，运用OLS普通最小二乘法和2SLS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实证检验教育代际累积效应对子代收入的影响。研究表明：教育代际流动呈现固化趋势，父代教育会累积到子代；教育代际向上流动对子代收入水平的提升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且存在着性别差异；城市户籍子代获取高收入的机会远远高于农村子代，农村子代实现收入代际向上流动的渠道极窄，而教育是其最主要的渠道。因此，应关注教育代际累积效应对子代收入水平的影响，如何保障教育这一收入跃迁和阶层上升渠道的畅通是政策当局应当思考的重要问题。

关键词：教育代际流动；累积效应；收入水平；阶层固化

01

问 题 提 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得到了高速发展，社会、科技、文化等各个方面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同时也伴随着潜在的社会矛盾和风险，收入差距过大、阶层固化问题日益凸显，贫富两极分化、贫困代际传递现象有加重趋势。近年来，“官二代”“富二代”在网络和现实社会中受到各界关注，追究根源，实质上是社会阶层固化带来的负面社会效应，贫富两极分化激发了处于社会劣势地位民众的不满，进而造成社会不和谐音符的出现。基尼系数是国际衡量收入差距的重要指标，通常认为0.4是收入分配不均的临界点，从2003－2019年的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可以获知，近年来，我国一直处于居民收入差距较大的状态(如图1所示)。相比较欧美等发达国家，我国的收入差距过大，收入代际流动性较差，子代的职业和社会地位受到父代强烈的影响，反映了我国经济社会的不平等。

经济的不平等和收入差距过大是社会和谐发展的拦路虎，容易激发社会矛盾，不利于调动经济活力，致使社会系统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最终反过来影响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阻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的实现。而决定个体间收入水平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人力资本投资带来的差异，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途径，既是促进代际阶层流动的有效途径，又是复制原有生产关系的重要渠道。^[1]一方面，教育作为自致性资源，是个体实现阶层跃迁的核心渠道，子代可以通过教育实现原生家庭阶层的向上跃迁；另一方面，父代的地位可以通过教育在相当程度上传递给子代，导致阶层的固化。^[2]但有学者指出，教育促进阶层代际流动的作用远大于出身对阶层代际流动的影响，子代的社会地位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获得的教育水平。^[3－5]早在科举制兴起之时，教育是广大贫寒子弟实现阶层向上流动的主要途径。在科技与人才成为主要竞争力的当代社会，教育更是受到各国广泛重视。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收入差距拉大、社会分化加剧，出现了社会阶层固化的现象及贫困代际传递的趋势。“社会阶层固化”以及“贫困代际传递”均说明我国代际收入流动性不容乐观。同时，由于教育投资的长期性和投资收益的滞后性，在社会阶层固化、“脑体倒置”的背景下，“读书无用论”重新抬头，教育促进子代收入向上流动的效能受到质疑，不少家庭对教育的热情减退，以农村家庭尤甚。^[6]

在这一背景下，研究教育代际累积效应下子代收入水平的跃迁具有极为重要的实践意义。教育代际累积效应是指父代的教育优势或劣势会跨代传承到子代，使优者更优、劣者更劣，进而导致子代发展的巨大不平等。理论上，教育传承是代际收入传递的主要途径，不仅影响着个人当代收入，亦会对子代的收入产生累积效应。^[7]但它同时又是子代提升收入，实现代际向上流动的主要渠道。现实中，有不少公众发出“寒门再难出贵子”“贫困代际传递”“脑体倒置”的呐喊，质疑教育促进子代收入向上流动的效能。教育代际流动态势如何？是否会影响子代收入的跃迁？如有影响，是如何实现的？基于此，本研究从教育代际累积效应的视角，将父代(父亲、母亲)、子代两代人的受教育水平同时纳入分析框架，基于2015年CGSS数据，运用OLS普通最小二乘法和2SLS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实证检验教育代际累积效应对子代收入的影响。

02

理论分析与研究框架

累积优势/劣势理论通常被用来解释社会不平等产生的机制，最早由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默顿(Merton，R.K.)在研究科学界社会分层时提出。^[8]后经不断完善和修正，广泛应用于职业分层、健康、住房获得、教育传递等领域。其共同点为寻找导致不平等产生的原因，用累积理论解释个体早期的优势或劣势差异，可以通过时间推移而产生连锁效应，最终导致个体后期发展巨大的不平等。^[9]累积效应分为优势累积(cumulative advantage)效应和劣势累积(cumulative disadvantage)效应。优势累积效应指个体早期的优势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盛，从而促使个体在后期具备更多进入到优势群体中的机会和可能性；劣势累积效应是指个体早期劣势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劣，从而限制和削弱个体在后期进入到优势群体中的机会和可能性。在累积优势/劣势理论的双向效应下，极易诱发两极分化，从而导致社会流动僵化和不平等现象的产生。

基于累积理论，结合其他学术观点^[10]，对教育代际累积效应内涵进行廓定：教育代际累积效应是指子代出生时父代教育优势或劣势跨代累积到子代而形成的叠加效应。家庭出身通过起点优势或劣势影响着子代的教育，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子代未来教育的选择机会与成败机会。^[11]受教育水平较高的父代给予子代更好的家庭教育环境及更多的教育投资，从而提升了子代获得更高教育水平的机会和可能性；反之，受教育水平较低的父代在营造家庭教育环境和教育投资中意愿不足或“心有余而力不足”，从而削弱了子代获得更高教育水平的机会和可能性。教育代际累积效应将教育付诸在个体身上转化为资本，维持子代在发展中的教育优势或劣势直至成年，在步入社会后凭借既得的教育优劣势获得职业发展和社会地位的初始位置，影响其收入水平。但代际累积方向在累积过程中是会变动的，呈现出有规律的向上或者向下移动。^[12]

本研究借鉴累积优势/劣势理论的思路，从教育的代际累积效应维度来解释子代收入的樊篱与跃迁：教育代际流动过程中，父代不同的教育水平导致其为子代提供的家庭文化环境及家庭教育投资支持有优劣之分，近而子代获得的家庭教育质量、学校教育机会、补充教育选择亦有优劣之分，这便造成了子代在教育发展中的初始不平等。由于子代的能动性被教育代际累积机制中的初始地位所牵制，导致其初始差异随着时间的迁移不断拉大，持续影响其教育获得和最终教育水平。因此，寒门子女的“寒”往往不止经济的“寒”，其文化资本的“寒”导致其难以借助现代教育、知识外溢等效应实现自身的发展能力和经济能力，^[13]最终影响子代收入水平。除此之外，教育代际累积效应会进一步影响子代的生活幸福感知、社会公平感知，当前社会层级并同原生家庭社会层级一起间接影响子代的收入水平。其中，当前社会层级与子代收入水平、社会公平感知与子代收入水平、生活幸福感知与子代收入水平又存在相互为因的关系。

03

研 究 设 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数据进行分析。该调查始于2003年，是我国首个全国性、综合性和连续性的学术调查项目，2015年为最新调查数据，覆盖了28个省(市、自治区)的478各村庄(社区)，具有良好的代表性，可以为研究提供真实、科学、可靠的数据。基于研究需要，研究者对CGSS数据进行了必要的清洗。首先，剔除年龄大于65岁或小于18岁的样本，选择18－65岁的被调查者(以2015年为基准)作为分析对象；其次，考虑到在读学生这一特殊样本可能对研究结果产生的偏差影响，剔除“最高学历”为“在读”选项的样本；其次，考虑到“子代教育水平”这一变量在模型中可能存在内生性，选取以“子代配偶教育水平”作为工具变量，剔除了未婚样本；最后，剔除研究中相关变量的无效值和不符合条件值的样本，最终获取有效样本6687份。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本研究主要考察教育代际流动对子代收入水平的影响。借鉴已有研究，建立OLS嵌套模型：

其中，Y_i为子代收入水平，采用被调查者“2014年度全年的总收入”来衡量，在数据分析时进行对数化处理；edu_i、edu_2i依次为子代教育水平、父代教育水平，教育水平统一根据我国学校教育阶段的划分进行赋值处理，转换如下：“没有接受过任何教育”“私塾、扫盲班”“小学”赋值为1，“初中”赋值为2，“职业高中”“普通高中”“中专”“技校”赋值为3，“大学专科(成人高等教育)”“大学专科”“大学本科(成人高等教育)”“大学本科”“研究生及以上”赋值为4；β为回归系数；εi为残差。另外，考虑到中国的同质婚姻，父亲教育水平和母亲教育水平可能存在较强相关性，为减小估计偏差，在数据分析时，以“父亲教育水平”作为“父代教育水平”的替代变量。

在回归方程1的基础上，本研究借鉴有关学者的做法，加入渠道变量channeli，包括14岁时家庭层级、当前社会层级、生活幸福感知、社会公平感知。14岁家庭层级和当前社会层级采取问卷调查1－10层级划分；生活幸福感知在分析时重新赋值，将“不幸福”赋值为1，“说不上幸福不幸福”赋值为2，“幸福”赋值为3；社会公平感知在分析时亦重新赋值，将“不公平”赋值为1，“说不上公平但也不能说不公平”赋值为2，“公平”赋值为3。在回归方程1的基础上添加渠道变量可以帮助识别教育代际流动影响因变量的机制。

在回归方程1及回归方程2的基础上，加入其他控制变量κχ_i，包括婚姻状况、性别、年龄、户籍。在分析时，婚姻状况、性别、年龄均进行重新赋值，“未婚”“同居”赋值为0，“初婚有配偶”“再婚有配偶”“分居”“离婚”“丧偶”赋值为1；“女”赋值为0，“男”赋值为1；年龄采取将调查者填写问卷日期减去其出生日期的方法来获得， “农村”户籍赋值为0，“城市”赋值为1。

(三)“农村”户籍描述性统计分析

从表1的描述统计结果可知，子代相对于父代拥有了更多的教育机会，其教育水平均值由父代的1.961上升到2.691，这一方面得益于义务教育的普及以及高等教育扩张，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家庭对教育的重视。子代社会阶层整体有向上流动的趋势，相对于14岁时原生家庭3.187的平均分值上升到4.329，但平均仍处于中下层，说明子代向上流动的距离有限、活力不足，社会存在阶层固化现象。

表2的子代与父代教育水平交叉列联表显示，父代接受大专及以上教育的机会为3.77%，而子代接受大专及以上高等教育的机会为18.15%。父代和子代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分布差异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教育代际流动的趋势，伴随着义务教育的发展和高等教育的扩张，子代有更多的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父代教育水平越高，则子代接受更高教育水平的机会越大，教育总体呈现代际向上流动的趋势，父代获得大专及以上教育的子代接受大专及以上教育的机会高达65.48%。

04

实证结果分析

(一)OLS基准回归分析

由于研究中OLS回归模型涉及多个变量，为了验证模型中变量选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本研究对计量模型三的所有变量做了多重共线性VIF方差膨胀因子检验，回归模型中所有变量的VIF值均处于1.020－1.410之间，VIF平均值为1.230，小于10，说明回归模型中的所有自变量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

首先，不考虑回归方程中子代教育水平这一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对子代收入水平进行了OLS回归(见表3)，在模型一中引入核心解释变量子代教育水平、父代教育水平，对其他变量进行控制，发现子代教育水平、父代教育水平对子代收入水平的影响系数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模型二在模型一的基础上加入渠道变量，子代教育水平和父代教育水平对子代收入水平的正向影响作用有些微降低，但总体水平变化不大，说明代际教育对子代收入水平的影响作用十分稳定；从14岁社会层级对子代收入水平的影响可以看出，子代原生家庭背景对其未来收入水平有着显著影响。为验证这一结果，模型四将当前社会层级作为因变量，子代教育水平、父代教育水平及子代14岁社会层级作为自变量进行OLS线性回归，结果显示子代教育水平、14岁社会层级对子代当前社会层级均有十分显著的正向作用，反映出较为严重的社会阶层固化现象，而子代教育水平的提升则有助于促进社会阶层的良性流动。模型三显示，性别与子代收入水平呈现显著正相关，子代男性相较于女性有更多获得高收入水平的机会，户籍与子代收入水平呈现显著正相关，而年龄与子代收入水平呈现明显负相关。

然而，子代收入水平除了与核心解释变量子代教育水平相关，还与子代个体能力相关(遗漏重要变量)，存在内生性问题，OLS回归估计是有偏的，需要对内生性进行处理。

(二)内生性与2SLS工具变量回归分析

直接使用OLS回归分析代际教育累积效应对子代收入水平的影响，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回归方程因无法观测到影响子代收入水平的重要变量——个体能力(重要解释变量被遗漏)等，导致子代教育水平与扰动项相关，存在内生性问题。为了规避子代教育水平这一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需要寻找一个合适的工具变量，该工具变量一方面要与解释变量“子代教育水平”相关，另一方面又要与被解释变量“子代收入水平”没有直接关联。通常认为，配偶的教育水平与个体的教育水平是相关的，且与其他解释变量不相关，是个体教育水平的有效工具变量(Wooldridge,2002)^[14]，固本研究以子代配偶教育水平作为子代教育水平的工具变量，参照子代教育水平赋值方式对子代配偶教育水平进行重新赋值。

表4模型三显示，在使用工具变量——子代配偶教育水平后，子代教育水平对子代收入水平的影响系数从OLS回归的22.0%上升到39.5%，子代教育水平每增加1个单位，子代收入水平就会提高39.5个百分点；而父代教育水平对子代教育水平的影响系数有些许下降，但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教育具备促进子代收入水平提升的作用，提高教育水平有助于促进收入代际流动性，是个体和家庭实现代际阶层跨越的重要机制；与OLS回归结果相吻合，当前社会层级及生活幸福感知均对子代收入水平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而社会公平感知与子代收入水平呈现显著负相关。

表4模型三统计结果显示，性别与子代收入水平呈现显著正相关，子代男性获得高收入水平的机会远大于子代女性。其背后原因可能是受社会性别传统文化影响，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承担的角色更倾向于“贤妻良母”，即将更多的精力和时间付诸家庭中，很多女性在择业时会考虑是否便于“照顾家庭”，而男性则将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放在工作上。男性获得高收入水平的机会远大于女性，是我国长期以来的社会现象。女性则为家庭付诸更多的精力，用较多的时间陪伴孩子。年龄和子代收入水平呈显著负相关；户籍与子代收入水平呈显著正相关。

另外，表4模型四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父代教育水平对子代当前社会层级的影响系数达5.0%,14岁社会层级则对子代当前社会层级的影响系数高达38.8%，反映出较为严重的社会阶层固化现象。说明父代教育水平跨代影响着子代的社会层级，子代原生家庭社会层级在极大程度上影响着子代成年后的社会地位。

(三)稳健性检验

首先，从表4工具变量2SLS的回归结果中可以观测到工具变量的选择是有效的：模型三和模型四的P值分别为0.001、0.035，说明回归方程存在内生性问题；模型三和模型四第一阶段F值分别为255.480、644.930，均大于F值在10%偏误水平的临界值(16.38)，说明所选工具变量为强工具变量。其次，考虑到子代收入水平采用子代2014年度总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可能会受固定资产、投资等其他收益的影响，进而对回归结果产生干扰，固在稳健性检验中采用子代2014年全年的职业/劳动收入作为代理变量，替代原被解释变量子代2014全年的总收入，重新估计模型；再次，考虑到代际教育累计效应以外变量可能产生的干扰，依次剔除社会幸福感知、社会公平感知两个解释变量，重新观测回归结果。代理变量法和剔除变量法进行回归估计的结果与表4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高度一致，正负显著性高度吻合。以上几种稳健性检验的结果都说明了回归方程结果的稳健性。

05

结 论 与 建 议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2015年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获知：

第一，我国教育代际流动呈现出固化趋势，父代教育的优势或劣势会“跨代”累积到子代。获得较高层次教育水平的父代，其子代实现教育代际向上流动的机会越大；而获得较低层次教育水平的父代，其子女实现教育代际向上流动的机会越小。

第二，原生家庭社会层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子代当前的社会层级，社会呈现出较为严重的阶层固化趋势。子代想要实现阶层跨越面临着诸多困难，社会阶层流动僵 化、活力不足。但与此同时，教育可以有效促进子代当前社会层级的提升。

第三，教育作为一种资源和社会再生产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子代的收入水平。^[15]教育代际向上流动可以有效促进子代收入水平的提升，子代教育水平对收入的影响远大于原生家庭社会层级对收入的影响，接受更高教育水平的子代拥有更多获得高收入水平的机会，子代可以通过教育突破阶层限制，从而促进收入代际流动性的良性运转。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子代教育水平对收入的促进作用存在着性别差异，对男性子代收入的促进作用大于女性。

同时，研究发现户籍与子代的收入水平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在使用工具变量的2SLS回归结果中户籍对子代收入水平的解释效应高达69.4%，城市户籍子代获取高收入水平的机会远远高于农村子代。城乡二元化格局成为农村子代收入跃迁的樊篱，农村子代想要实现收入代际向上流动的渠道极窄，而教育是其最主要的渠道。

(二)政策建议

教育对子代收入水平的影响远远大于家庭社会层级对子代收入的影响，教育可以有效提升子代社会层级。但与此同时，教育累积效应导致了教育代际流动的固化，并最终影响了子代未来的社会流动。要解决这一矛盾，应着重降低教育代际累积效应，从教育起点和教育过程维度促进教育的公平，关注农村子代收入难以跃迁的现实。本研究针对此，提出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建立教育累积效应预警机制，缩小教育代际累积效应梯度差异。教育累积效应导致了教育代际流动的固化，并最终影响了子代未来的社会流动，应该建立教育累积效应预警机制，防止优、劣势家庭子代学业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差距不断拉大，尽力缩小不同家庭背景下因教育代际累积效应而导致的梯度差异。以学校为基础单位，设定教育累积效应安全阈值，当不同家庭背景的子代平均学业水平达到一定差异时便会自动预警，预警产生后，有专人负责问题诊断、排查和反馈，重点分析预警中劣势累积效应下学生学业水平不佳的背后原因，联合社区及家庭采取可行性方案及时降低教育代际累积效应的梯度差异。

第二，促进教育进阶渠道的通畅，降低因教育代际累积效应导致的教育水平差异。教育对子代收入水平的影响远远大于家庭社会层级对子代收入的影响，教育可以有效提升子代社会层级，因此，应促进教育进阶渠道的通畅，降低教育代际累积效应导致的子代教育水平差异。教育累积效应导致的子代教育水平差异，一般情况下分纵横截面两种情况，即质量和层次的差异。质量可以通过预警机制帮助解决，而层次则要有赖于教育进阶渠道的通畅。可采取的方案包括适当延长义务教育和免费教育年限、提升网络教育和成人教育质量、增进不同类型和层次教育的交互等，这样可以使贫困子代拥有更多接受较高教育水平的机会和选择，降低因外力导致的教育层次受限的风险。

第三，关注农村子代收入难以跃迁的现实，加大农村基础教育资源投入。农村基础教育困境的一大原因便是教育资源的有限性，从教育的累积效应来看，农村子代本就普遍处于劣势，农村基础教育资源实质上额外承担着农村家庭劣势资源的补偿性责任，因此，应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文化、物质、人力资源的多维投入，保障农村子代教育获得的质量，缩小城乡教育差异。

最后，需要指出以下两点：一是，由于本研究数据采取的是CGSS 2015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调查样本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影响收入的解释结果；二是，由于解释变量“子代教育水平”存在内生性问题，固研究者在分析时以“子代配偶教育水平”作为“子代教育水平”的工具变量，工具变量的选取受问卷调研问题的限制，可能导致分析结果出现偏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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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于《教育与经济》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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