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祥辉， 刘 洋 | 我国高等教育扶贫的内涵诠释、困境剖析与策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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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等教育扶贫的内涵诠释、困境剖析与策略探究

赵祥辉¹， 刘　洋²

(1.厦门大学 教育研究院， 福建 厦门 361005；2.厦门大学 公共事务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教育扶贫是治愚扶智的治本之策。高等教育作为教育体系的最高层级，在农村扶贫中的角色和作用如何，学界尚未有明确界定和广泛共识。本文结合“高等教育通向农村”思想，认为高等教育扶贫是通过发挥“高等教育服务农村”与“农村反哺高等教育”的双向机制，使高校与农村在互利共赢中破除贫困人口能力贫困、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带动贫困地区整体发展的一种教育扶贫方式，其主要特征体现为知识性、公平性、联结性、互动性以及可持续性。然而，人才引留困难、家庭人口结构失当和高等教育资源匮乏等三重因素制约了高等教育扶贫成效。为此，政社校村需凝聚四方合力，为农村人才引留开辟发展空间；高校需加强对口支援力度，推动贫困家庭人口转化为高素质劳动力；国家需科学布局高等教育资源，打破资源差异带来的恶性循环，从而充分释放我国高等教育的扶贫效能，助力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现。

关键词：高等教育扶贫；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贫困人口；人才

01

引    言

自2012年以来，扶贫上升为全党全社会的中心工作，从科层技术治理开始的精准扶贫发展到制度治理创新的脱贫攻坚，从经济社会转型的发展工作扩展到全国上下的“脱贫运动”^[1]。根据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2月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2]这也意味着，未来的农村扶贫工作将转向解决相对贫困的“防贫持久战”，重点是构建起脱贫扶贫长效机制，防止农民脱贫后再度返贫，这就愈发凸显出教育在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促进社会流动中的关键角色。

在教育扶贫体系内部，已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两大领域：一方面，学者普遍认为“不充分、低质量的基础教育是影响农村贫困再生产的主要诱因”^[3]，强调“基础教育扶贫”在农村脱贫工作中的基础性地位和先导性功能；另一方面，职业教育被认为是教育扶贫中的排头兵，是见效最快、成效最显著的扶贫方式。但随着扶贫形势的变化以及扶贫重心的转移，“高等教育扶贫”因理念、人才、科技以及资源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将扮演更关键的角色。实际上，早在2013年7月国务院转发教育部等部门的《关于教育扶贫工程的实施意见》中，就明确了要把“提高高等教育服务能力”作为教育扶贫的重要方式^[4]。为推动高校进一步参与扶贫工作，2016年1月教育部专门出台了《关于做好直属高校定点扶贫工作的意见》，动员75所教育部直属高校参与定点扶贫工作^[5]。在随后中国扶贫开发协会主办的发布会上，54所高校联合发布《高校参与脱贫攻坚倡议书》，呼吁各高校“通过需求导向、分类培训、众校协同、集中分片和批量组织的方式，进行定向扶贫和精准扶贫”^[6]。

以上事实表明：高等教育扶贫已获得政策支持和高校响应，并遵循相应的时间表和路线图，确保规范、有序开展。高等教育扶贫实践的方兴未艾引发了学界的关注，但相关研究多侧重于高等教育扶贫政策^[7]、经验^[8]及模式^[9]的解读与阐释，缺乏对其内涵、特征及困境的理性审思，从而制约了高等教育扶贫效能的发挥。因此，系统诠释我国高等教育扶贫的内涵与特征，深入剖析其在实践中的现实困境，并依此构筑有效的实施路径，对推进农村脱贫工作与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02

我国高等教育扶贫的内涵诠释

一般而言，在农村扶贫工作中，基础教育主要解决的是“人人有学上”的问题，承载着“扫盲”和“培养农村人口基本文化素质”的功能；职业教育主要解决的是“人人有技能”的问题，承载着“帮助贫困人口顺利就业”的功能。而一向肩负着“服务社会”使命的高等教育，在农村扶贫中应扮演何种角色、发挥什么作用？学界对此并未有明确界定与广泛共识。基于此，本研究通过厘清高等教育扶贫的内涵及特征，既可丰富和深化对不同层次教育扶贫差异的理性认识，亦可为高等教育扶贫实践推进提供理论先导。

(一)高等教育扶贫的内涵

事实上，学界围绕高等教育扶贫的内涵也展开过一些探讨。20世纪九十年代，著名教育家潘懋元先生提出“高等教育通向农村”的重大议题^[10]，引发了学界探讨高等教育扶贫的热潮，相关思想被后续学者归纳为“高校毕业生通向农村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或推广科技成果”和“高校直接为农村提供各类直接的社会服务”两个层面^[11]。不难看出，现有研究主要强调高等教育通过文化传播、科技推广、直接帮扶等形式，发挥对农村的“服务”作用，其内涵是一种“从高等教育到农村”的单向过程。然而，鉴于高等教育的开放性与新阶段扶贫工作的持续性，理解高等教育扶贫不能仅限于高校对农村单方面的输血，农村也要为高校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等方面提供更多发展机遇。换言之，高等教育扶贫为高校与农村的互利共赢提供了沟通桥梁，两者之间的耦合关系为构建扶贫工作长效机制提供了可能。因而，相较于“高等教育通向农村”，“高等教育扶贫”在本质上被赋予了“服务”和“反哺”的双重内涵。具体而言，“服务”主要指“高等教育→农村”，体现为高等教育为农村培养服务“三农”人才、拓宽农村人口入学渠道以及直接开展社会服务等，正如闵琴琴提出的“发挥高等教育面向农村的服务作用，通过高等教育助力农村脱贫”^[12]即在此范围之内。而“反哺”则表现为“农村→高等教育”，也即农村地区应摆脱“等靠要”的角色，利用优惠政策和丰富资源，与高校在自然资源开发、技术成果应用、科技人才培养、旅游规划与开发、社会实践基地建设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合作，进而反哺至高校的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当中。一言以蔽之，高等教育扶贫既是农村脱贫、乡村振兴的有效抓手，也是高校人才培养更上台阶、成果转化更加有力的现实路径，两者在双向互动中实现从“救济式扶贫”向“开发式扶贫”的战略性转变，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以高等农业教育与农村贫困治理的关系为例，两者之间即存在着相互促进、交互作用的耦合关系^[13]。这主要表现在要素耦合、结构耦合和功能耦合三方面：在要素耦合方面，高等农业教育中诸如人才、教学、科技和资金等要素流向农村后，与农村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市场资源存在着相互促进关系，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效率最大化；在结构耦合方面，高等农业教育的优势可转化为农村生产、生活和生态“三生同步”以及第一、二、三产业“三产融合”的发展动能，同时，农村“三生”“三产”的发展诉求，也会深刻形塑高等农业教育的空间布局、学校类型及层次、办学规模和学科专业；在功能耦合方面，高等农业教育所承担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的基本功能，也将与农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乡村振兴总要求相互协调、相互促进。毫无疑问，农村扶贫工作的推进不仅要求农村实现制度资源、自然资源、经济资源和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还呼唤高等农业教育在理念、制度、知识和技术上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将高等农业教育扩展至整个高等教育，其与农村扶贫之间在要素、结构和功能上同样存在着“服务”与“反哺”的双向机制，具有广泛、系统而深入的耦合关系。

根据以上论说，高等教育扶贫的内涵可做如下界定：高等教育扶贫属于教育扶贫的最高层次，是通过发挥“高等教育服务农村”与“农村反哺高等教育”的双向机制，使高校与农村在互利共赢中推进贫困人口真正掌握脱贫的知识和技能、带动贫困地区整体发展，最终打破贫困代际传递的一种教育扶贫方式。

(二)高等教育扶贫的特征

纵观高等教育扶贫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高校与农村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实践与成果转化方面开展了多样化的合作，凸显出不同于其他扶贫方式的鲜明特征，可归纳为知识性、公平性、联结性、互动性及可持续性等五方面。

1.知识性：提升农村人口知识存量以降低贫困发生可能性

贫困是如何发生的？学界从环境恶劣、资源匮乏、制度障碍以及能力贫困等诸方面进行了不同解释^[14]。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所提出的“能力贫困说”，该理论明确指出贫困的实质不在于“收入贫困”，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人们创造收入的能力贫困^[15]。相关实证研究已证明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会明显降低贫困发生率^[16]，其中高等教育对农村子弟收入层次和社会地位的改变具有关键作用^[17]。可见，农村贫困的深层次致因是知识的贫困，而知识的贫困直接带来了“脱贫能力的剥夺”，因此唯有提升农村人口知识存量才是助推脱贫进程的关键所在。高等教育扶贫对农村人口知识存量提升的效应体现在：一方面提升农村人口获取、吸收、交流和应用知识的能力；另一方面以知识存量补充和克服农村经济发展当中物质资本、市场条件、技术基础等方面的不利影响。由此可见，知识性生成于提升农村人口知识存量以破解能力贫困的过程中，是高等教育扶贫中具有基础性和前提性的特征。

2.公平性：供给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以打破城乡二元结构

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农村基础教育的师资力量、教学设施、教学质量远远落后于城市，使得城乡居民在社会地位、收入水平与知识结构上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为此，有学者认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关键在于实现基础教育公平^[18]。但借鉴西方发达国家从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平衡结构的变迁经验，不难发现高等教育为农业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如美国1862年颁布《莫雷尔法案》，规定各州建立至少一所“讲授与农业和机械工业有关的知识”的学院(被称为“农工学院”或“赠地学院”)，这些学院培养了大量的农业实用技术人才，促进了美国现代农业的发展，缩小了城乡之间的差距；同时也藉由服务农村发展这一职能的承担，赠地学院愈发受到政府和社会的重视和欢迎，最终发展出诸如加州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密歇根大学、明尼苏达大学等一系列知名院校^[19]。可见，高等教育扶贫正是通过“服务”和“反哺”这一双向机制，不断弥合城乡间的高等教育差距，使农村贫困人口接受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而当高等教育更贴近农村之时，也表征着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更加均衡。总之，高等教育扶贫保障了农村贫困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条件与收益，从而因应了高等教育的基本价值——公平性。

3.联结性：以“人才”为纽带联动其他扶贫方式

农村脱贫工作的开展，需要大批经济、教育、科技、文化等领域的专业型、复合型人才。而高等教育扶贫的核心任务即是为农村输送党政干部、复合管理型人才、专业技术型人才、投资经营型人才等高素质人才，这些人才对农村地区产业发展、文化繁荣和组织振兴工作发挥着重要的“联结”作用。一方面，由于高等教育扶贫输送的人才具备各个领域的专业知识与技能，他们在农村脱贫过程中的产业发展、生态保护、公共服务等领域扮演着中坚力量。另一方面，随着高等教育扶贫对贫困人口思想观念、文化素质与技能水平的提升，地方政府的政策推进、技能培训、产业扶植的顺利开展也有了良好基础。因此，高等教育扶贫具备较强的联结性，这种联结的“粘性”以人才为纽带，将多种扶贫方式有效联结起来，为扶贫工作的落实与推进提供坚实保障。

4.互动性：实现高等教育与农村扶贫之间的互利共赢

高等教育和扶贫之间具有双向互动和互利共赢的耦合关系。一方面，高等教育能够助力脱贫，主要是由它的知识性所决定的，也即通过提升农村人口知识存量，将农业实用技术与农业科研成果转化至农业生产实际中，把农村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效益；另一方面，高等教育扶贫工作的切实开展，从宏观层面可推动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的纵深推进。2020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4.4%，已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20]。但是这种普及化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发达地区或城镇地区的普及化^[21]，高等教育扶贫推动高等教育资源逐渐向农村贫困地区倾斜，充分践行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平民教育理念”。从微观层面，农村的资源优势以及发展诉求，也助推了高等教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育人目标实现。可以说，高等教育扶贫加快了高等教育资源向农村倾斜的速度，也推动了农村促进高等教育走向实质普及化以及内涵式发展的进程，二者的结合使互动性得到充分体现。

5.可持续性：从“输血式”短期扶贫走向“造血式”长期扶贫

以往，农村扶贫工作经常弥漫着一种急功近利的风潮，以“送钱送物”的“输血式”扶贫方式为主，多注重扶贫的短期效应，陷入了一种“大水漫灌”“走马观花”的表面化扶贫^[22]。高等教育扶贫的核心要义是提升农村贫困人口的专业知识与技能，赋予农村贫困地区以自我发展能力，属于“造血式”的扶贫方式，从而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并且，高校参与农村扶贫工作，本质是为了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育人质量提升，让师生把研究和育人落实在中华大地上。例如，高校可依托与农村协同共建起的实习、实训、创业就业、社会实践等基地平台，在参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有效育人。事实上，也正是基于这种“造血式”长期扶贫所带来的双方共赢，使高等教育扶贫具备了可持续性的特征。

03

我国高等教育扶贫的困境剖析

随着政策的鼓励和高校的倡议，高校与农村之间的联结更加紧密，许多高校充分发挥了智力资源优势，在服务、建设农村方面开展了系列较有成效的实践探索，如农业科学技术成果转化率逐步提高、高校“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规模不断扩大、高校服务地方的机构数量不断增加等^[23]。但由于以往高等教育扶贫实践缺乏对贫困地区人才引留困难、贫困人口家庭结构不合理以及高等教育资源供给不平衡等深层困境的关切，从而制约了扶贫效能充分发挥。

(一)人才之困：人才“引留困难”遏制了农村贫困地区的整体发展

从内涵上看，人才始终是高等教育扶贫的核心要素。而当前农村贫困地区所面临的根本困局在于缺乏热爱并了解农村的高级专门人才，这主要体现为两个层面：一是人才“引不进”。截至2017年底，我国有60%的贫困人口和80%以上的深度贫困人口，分布在生态环境相对脆弱但生态建设极为重要的山区、林区和沙区^[24]。受制于贫困地区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乡村相关产业的发展质量不高、要素活力不足、产业链较短、基础设施薄弱等问题较为突出，外加之远远落后于大城市的工作平台、工资待遇和生活条件，使得无论是“外来人才”还是“本土人才”的引进难度都比较大。而我国现有高等教育体系所培养的人才以服务城市尤其是发达城市为主。如一项针对农林院校学生的实证研究显示，仅有6.6%的学生有从事基层工作的意愿^[25]，这种“脱离农村，走向城市”的就业取向致使高等教育扶贫工作缺乏充分的人才供给。二是人才“留不住”。扶贫工作涵盖了农村的方方面面，但归根结底在于发展问题，而“产业兴旺”是乡村发展、农民增收的重点，只有产业发展起来，才能有效激发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更好地吸纳外来资源和人才，实现富裕农民、繁荣乡村的根本目标。而产业扶贫是一项长期工作，产业培育和带贫机制建立均不可能一蹴而就。这实际上要求政府在制定符合农村产业发展规律的政策时，尤其要注意扶贫人才任职期限与政策实施周期的耦合性。但当前全国各地的科技扶贫人才队伍和驻村扶贫工作队员往往驻村期限较短，这不仅不利于农村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不利于激发人才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甚至使其滋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等心态。此外，由于农村教育长期表现为“应试性、城市性、离农性”的三大倾向，农村出身的人才大量流至城市后“一去不复返”，难以对本地产业发展起到有力支撑作用。综上，人才“引不进”“留不住”已经成为遏制贫困地区整体发展的主要原因。

(二)人口结构之困：贫困家庭人口结构不合理制约了高素质劳动力供给

相对于非贫困家庭，贫困家庭人口结构存在许多不利特性，包括受教育水平低、健康状况差、家庭规模大等^[26]，这些特性不仅制约了贫困人口脱贫，也严重影响了高等教育扶贫所需的高素质劳动力供给，主要体现在：一是贫困人口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长期以来，农村教育发展的滞后衍生出“能力剥夺的贫困”，而这种低层次的教育发展水平往往引发人力资本匮乏的低水平陷阱，造成贫困的恶性循环和代际传递。进言之，由于贫困人口知识水平和文化素质总体偏低，故而在高校与农村开展产业合作和技术合作时，大多数农民难以掌握较为先进的生产、销售技术，从而导致高等教育扶贫效力发挥有限。二是健康状况差。学者们普遍认为健康是致贫、返贫的重要原因，家庭如存在残疾或患有重大疾病而丧失劳动能力的成员，极容易使家庭脆弱程度加深，进而陷入贫困怪圈。如有研究指出，宁夏农村之所以脱贫工作步履艰难，很大程度上在于拥有病人的贫困户家庭达到70.48%，使其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比例居高不下^[27]。从这个意义而言，病患如不能转化为有效劳动力，不仅将使“致贫”“返贫”几率大大提升，同时也不利于高等教育扶贫成效的长久维持。三是家庭规模偏大。现有研究揭示出，当前农村人口脱贫影响因素中，提高家庭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接受技能培训比提升劳动力数量更为重要^[28]。如果仅仅是家庭规模扩大，但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和技能培训水平未能相应增长，那么家庭的脆弱性会“不升反降”，在“收入少-开支多”的作用机制下愈发容易陷入贫困的怪圈。尤其是诸如贵州、广西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农村贫困地区，由于长期以来宽松的生育政策，使得这些地区的农村家庭人口规模一直处于较大水平，进而陷入“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循环之中。

(三)资源之困：高等教育资源的“城市取向”加剧了城乡二元分割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此背景下，高等教育在城乡之间的“非均衡”态势仍很突出，主要体现为高等教育资源的“城市取向”：一是高等教育空间布局的“城市取向”。长期以来，我国高校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尤其是重点高校多位于东部发达城市，占全国陆地面积90%的县级及以下区域基本为高等教育盲区^[29]。而农村贫困地区大多处于山区、林区等自然条件相对恶劣的区域，这使得以大中城市为主的高等教育分布格局相对固化，削弱了高等教育辐射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弥合城乡发展鸿沟的重要作用。二是高等教育学科布局的“城市取向”。农业等第一产业的弱势地位，间接形塑了农科或涉农学科在高校学科布局中的地位。据统计，高等农林院校这类培养农业科技人才和服务农村发展人才的主要基地，非农学科比例达到了70.9%^[30]。也正因为与农村、农业相关的学科长期不受重视，使高校难以有效输出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优秀人才。三是高等教育招生布局的“城市取向”。虽然国家也实施了“高校专项计划”政策，以拓展农村学生获取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渠道。然而，受制于农村基础教育长期以来办学条件差、培养质量低，农村子弟在接受高等教育时也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如相关学者通过对我国44所高校22923名大一学生的学情调查发现，城市学生进入本科高校和中央部属高校的机会分别是农村学生的1.595倍和1.362倍^[31]。近年来，因农村学生进入重点大学比例愈发降低而引起的“寒门再难出贵子”声浪便是此类例证。综上，高等教育资源的“城市取向”，客观上使高校成为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拉大的工具，加剧了城乡的二元分割。

04

我国高等教育扶贫的策略探究

破解困境是推进我国高等教育扶贫的逻辑起点。当前高等教育扶贫实践所面临的重重困境，严重影响了扶贫效益的合理释放。为此，高等教育扶贫亟需在人才引留、人口结构优化、高等教育资源优化配置等方面谋求新的改革突破，从根本上构建起农村扶贫的长效机制，有效助力乡村振兴战略。

(一)政社校村凝聚四方合力，为农村人才引留开辟发展空间

人才是乡村振兴的关键要素。构建良好的人才成长机制和环境，需摆脱以往高校单一主体的扶贫模式，实现政府、社会、高校、农村等四方协同发力的高等教育扶贫格局，才可有效破解人才引不来、留不住的困局。首先，政府扮演着宏观统筹的重要角色，在统整现行大学生村官项目、特岗教师计划、公费师范生政策以及大学生基层就业补偿与贷款代偿政策的基础上，还有必要出台诸如扩大乡镇基层涉农技术人员编制、扩大创业优惠、税收减免优惠、提高工作待遇、提供岗位晋升支持等更具针对性和吸引力的举措，引导优秀大学生参与到农村扶贫工作当中；其次，社会力量是推进高等教育扶贫的生力军，企业、社会组织、非营利机构等非政府组织可加大对高等教育扶贫的资本投入，如设立农村大学生创业就业基金，为大学生回农村发展提供资金支持。此外，社会媒体可发挥舆论引导优势，充分挖掘、报道和宣传农村扶贫人才的先进事迹，增强社会各界对这一群体的理解、尊重与认同；再次，高校作为高等教育扶贫的主导力量，需主动适应农村地区经济社会的实际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在此基础上调整高校学科设置和课程教学内容，增加有关农村、农业等方面的专业知识，为学生提供到基层支农、支教、支医、扶贫等实践活动，使培养出的人才更具有“亲农性”和“向农性”；最后，农村作为人才的接纳方，乡镇政府应当打好“感情牌”和“平台牌”：一是对外出求学的本土人才，鼓励他们返乡就业创业或担任基层干部，以乡贤身份引领农村脱贫致富。二是对外部人才引进实施优惠性政策，可整合农业的土地、资金、设备、技术以及工业等各种资源，构建起现代农业产业链，为这些人才的发展提供良好空间。三是加强优秀乡村人才的评选和表彰，为农村人才引留提供良好的舆论环境和成长氛围。

(二)高校加强对口支援力度，推动贫困家庭人口转化为高素质劳动力

高校作为开发人力资本的主要机构，需加强对农村贫困地区的对口支援力度，推动贫困家庭人口转化为高素质劳动力。首先，面对贫困人口受教育水平普遍偏低的状况，高校应当充分发挥“扶贫先扶智”的作用，贯彻实施国家向农村地区发布的专项招生计划，畅通农村地区学子向上流动渠道，打破贫困人口的代际传递。此外，高校需充分发挥智力资源优势，加大对农村技能人才、经济人才、医疗人员、学校师资的培训工作，整体提升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其次，面对农村将近四分之三的贫困家庭都有病人的严峻状况，高等教育扶贫要进一步发挥它的联结性，通过与社会保障兜底的联合，统筹学校和农村的医疗资源，提升贫困地区公共卫生服务水平。此外，注重结合医疗扶贫行动，对贫困地区难以接受基本医疗的病人进行卫生防病知识宣传、医疗救助手术和健康疾病普查等综合性农村医疗扶贫，将病患转化为潜在的劳动力，赋予他们致富的能力，并将病患家庭的子女从照顾长辈中解放出来，以提升教育水平、创造劳动收入；最后，面对农村家庭劳动力数量多但素质不高的困境，高校可利用文化宣导、教育咨询、社会实践、培训交流等活动形式，促使农民改变“教育无用论”的错误观念，在优生优育的基础上，充分考量家庭的支撑能力和孩子的兴趣禀赋合理进行教育投资，从而既摆脱由粗放式生育而带来的“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生育怪圈，同时也规避由盲目进行教育投资而带来的“因教返贫”。

(三)国家科学布局高等教育资源，打破因资源差异带来的恶性循环

农村作为高等教育资源分布的弱势地区，由于与城市高等教育资源存在鸿沟，长期以来发展呈现出“经济发展缓慢-人才流出-经济发展缓慢”的恶性循环。为打破资源差异而带来的城乡二元结构固化，国家需科学布局高等教育资源：一是要遵循高等教育普及化理念和科教兴农理念指导，推进高等教育机构下沉至县级及以下区域，并在农村构筑以高中后职业技术培训和自学考试为先导、以成人高等教育为主体、以农林及师范高等教育为方向和以网络远程高等教育为补充的县域高等教育体系。同时，积极开展高校与农村在科技、管理等方面的合作交流，如近年来兴起的“农村村支书大专班”“科技带头人大专班”“科技示范户大专班”“乡镇企业经理大专班”即为有益探索。二是在农林高校主导下，根据本地农村特色与优势以调整学科布局，藉由国家“新农科建设”的战略部署，对按生产分工来设置专业的传统农科进行彻底改造，将农科改造成为适应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学科，真正培养出符合农村农业需要的创新人才、复合型人才和新型农民。三是要进一步扩大实施国家既定的农村专项招生计划和贫困学生资助政策，进一步拓宽农村学生攻读重点高校的渠道。同时，将高校优质的学科资源、人才资源、技术资源充分配置到农村贫困地区，鼓励农村出身毕业生返回乡村、服务乡村、建设乡村，将其技术、智慧与创新才能转化为农村致富的有利契机，盘活农村既有的自然、文化、人力等资源。

05

结    语

伴随着我国脱贫攻坚目标的顺利达成，未来农村贫困治理将迎来历史性转轨，扶贫工作重心将从消除绝对贫困转向破解相对贫困问题。教育扶贫作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在扶贫体系中扮演着基础性和先导性的作用。不过，以往研究者多将视域集中在基础教育扶贫和职业教育扶贫之上，着眼于探讨“人人有学上”和“人人有技能”的问题。而随着农村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日渐普及以及农村可持续发展愈发依赖智力支撑，高等教育扶贫的意义和作用便日益凸显出来。不过，虽然近年来政策倡导与高校倡议推动了高等教育扶贫的实践探索，并逐渐摸索出综合类大学“全口径赋能帮扶”、农业院校“扶业”“扶智”、医学院校“培才扶医送健康”、师范类院校的“强师帮教双助”、职业院校的“学历＋技能双提升”等特点各异的帮扶模式^[32]。但学界对高等教育扶贫的内涵、特征及实践困境尚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使其实践探索缺乏有力的理论指导。本研究的最大贡献是指出高等教育扶贫的内涵不局限于高校对农村的单向“服务”，农村同样对高校办学的供给侧改革及育人目标的实现发挥着“反哺”功能，两者在耦合互利中充分实现扶贫效能的最大化。事实上，这一论断不仅是为潘懋元先生20世纪末提出的“高等教育通向农村”思想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亦为农村扶贫工作长效机制的构建真正提供了可能。此外，本研究理性审视了高等教育扶贫所具备的知识性、公平性、联结性、互动性以及可持续性等特征，并以“人才引留-家庭人口结构-教育资源”的整合性分析框架剖析了高等教育扶贫的实践困境，进而针对性地提出了破解策略。可喜的是，2021年以来，国家先后颁布《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等政策法规，进一步强化了高等教育在乡村振兴中的战略地位。藉此战略趋向，未来理论界和实践界需继续加强理论研究、开展实践探索，充分调动高等教育的扶贫能动性，真正阻断农村贫困的代际传递，实现乡村振兴的宏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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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于《教育与经济》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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