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 玮，李佳丽 | 父母参与、未来信心与青少年发展——本地和流动青少年的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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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参与、未来信心与青少年发展

——本地和流动青少年的对比分析

武　玮¹， 李佳丽²

(1.北京理工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北京 100081；2.上海师范大学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上海 200234)

摘　要：探索影响青少年全面发展的因素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本研究基于科尔曼的社会资本理论，使用似不相关回归(SUR)分析父母参与对本地和流动青少年认知能力、心理和行为问题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亲子沟通、父母监督和家校联系显著影响青少年发展，家庭间联系的影响并不显著。第二，亲子沟通和家校联系对本地和流动青少年的影响存在差异。第三，父母参与可以通过改变子女和父母的未来信心间接影响青少年发展。因此，应充分发挥学校在父母参与中的指导作用；同时，向弱势家庭尤其是流动家庭提供教育补偿计划，并努力完善配套改革以提升青少年和父母的未来信心。

关键词：父母参与；本地青少年；流动青少年；全面发展；社会资本理论

01

引        言

青少年的全面发展是国家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青少年成长最初和最重要的社会化媒介，家庭教育对青少年发展影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近年来，家庭教育也逐渐成为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焦点。自2016年习近平主席强调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把家庭教育提升到治国理政和社会治理的新高度之后，全国妇联等九部委在《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2016—2020)》中提出：“加强家庭亲子教育、亲子互动、亲子阅读研究与指导”。2019年，时任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家庭教育不到位，不仅会抵消学校教育的效果，还会给孩子的发展造成消极影响”。因此，检验影响青少年全面发展的家庭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有着重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

与此同时，随着我国体制转型和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流入到城市寻求更高的工资以及更好的就业条件，流动人口子女的规模也随之持续上升。2015年全国17岁以下流动儿童的人数已达3426万，其中13－17岁的流动青少年占流动儿童总量的42%。^[1]在上海和浙江等发达地区，流动儿童的比例已超过45%。^[2]已有研究指出，与本地青少年相比，数量庞大的流动青少年无论是在优质学校教育获得，还是在家庭教育上都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3]然而，已有研究多集中在分析学校类型^[4][5]、班级同伴^[6][7]和家庭迁移^[8][9]的影响，鲜有研究关注家庭教育对流动青少年的影响，这与家庭教育在青少年发展中的重要性极不相符。因而，分析家庭教育对流动青少年发展的影响日益重要。

在著名的《科尔曼报告》^[10]发现家庭背景是不同学生成绩差异的主要来源后，科尔曼等人进一步从社会闭合的视角分析了就读不同学校学生的成绩差异。^[11]科尔曼指出，在人力资本再生产过程中，社会资本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这种中介作用又体现为结构上的“社会闭合”。以家庭为界，社会资本又可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家庭内部的父母参与，亦称家庭内部社会资本。另一种是家庭外部的代际闭合，也被称之为家庭外部社会资本。图1是科尔曼社会网络闭合的示意图。

图1中纵线表示家庭内部的代际关系，即家庭内部参与，包括父母与孩子的交流，对孩子学业的监督与指导；横线表示代间关系，即家庭外部参与，包括家长与其他家长和教师之间的沟通与联系。科尔曼指出，家庭内部参与体现了父母对子女的关注，以及对子女教育、生活和精力的投入。家庭外部参与有利于支持性社群的形成，分享子女学习和生活信心，鼓励、监督和促进子女的发展。家庭内外联系越频繁，越顺畅，家庭社会资本越多，越能促进父母与子女代际间的人力资本传递。^[12]

后续研究沿袭科尔曼的社会闭合思路分析家长参与对子女发展的影响，大量国外研究表明，父母积极参与子女教育的孩子不仅学业表现更好，心理健康和行为发展上也要优于父母参与低的孩子。^[13－15]2017年后，国内开始涌现出较多父母参与研究，然而仍有以下不足：第一，忽略父母参与的异质性影响。尤其是分析父母参与对流动人口子女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难以回答无力购买高质量教育服务的流动人口家庭是否能通过父母参与促进子女发展的问题。第二，分析指标不够全面。多数研究集中在分析父母参与对子女学习成绩、认知和非认知能力的影响^[16－18]，缺乏对心理健康和行为问题的关注。然而，青少年的心理和行为问题同样不可忽视。研究显示，青年时期的心理问题显著影响成年后的精神失调和反社会障碍，青春期的行为问题也更容易演化为成年后的犯罪、药物滥用和暴力行为^[19]。第三，大多研究多使用OLS回归或HLM模型，无法有效控制模型中扰动项的影响，难以对父母参与效应进行有效估计。第四，父母参与的作用机制仍未可知。仅有一篇研究分析了教育期望对父母参与影响的中介作用^[20]。近期研究却指出，期望对青少年发展指标影响的中介效应相对有限，^[21]父母参与影响的作用机制仍需深入探讨。

本研究使用中国教育调查(CEPS)的两期追踪数据，分析父母参与对本地和流动青少年发展的影响，并通过以下方面弥补现有研究不足。第一，本研究不仅关注父母参与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还将分析父母参与对本地和流动青少年影响的潜在异质性。第二，除认知能力外，本研究还将分析父母参与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和行为问题的影响，进而全面探讨父母参与的作用。第三，本研究使用SUR控制不可观测扰动项的影响，提升模型的估计精准度。第四，分别从青少年个人层面和家长层面分析未来信心的潜在中介作用，加深对科尔曼社会资本影响作用机制的理解。

02

文 献 综 述

(一)父母参与影响的平均效应

虽然已有研究得出父母参与对子女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结论，但不同类型的父母参与对青少年的影响并不相同。国外研究表明，家庭内部参与中的亲子沟通(即父母与孩子就日常生活和学校事宜进行的沟通交流)会显著提升孩子的学业表现。^[22]还有研究表明，亲子沟通有利于降低孩子逃学、辍学以及心理问题发生的可能。^[23]国内研究也显示，父母日常讨论孩子学校发生的事或孩子的烦心事有助于提升孩子的认知能力，^[24]减少子女不良行为。^[25]还有研究指出，父母监督(即父母对子女的学业进行监督或指导)对孩子的学业表现影响并不明显，甚至具有负面影响。^[26]国内研究表明，父母检查作业和指导功课对孩子的数学和英语成绩具有消极影响。^[27]也有研究指出，父母监督虽然对孩子学业表现的影响并不明显，却可以减少问题行为。此外，父母监督还有助于减少子女酗酒和心理失调等问题。^[28]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a：亲子沟通越频繁，青少年的认知能力越高，心理问题和行为问题越少。

假设1b：父母督导越频繁，青少年的认知能力越低，心理问题和行为问题越少。

国内外涉及家庭外部参与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且并未得出一致结论。已有研究对家庭间联系的作用尚未得出一致结论。有研究指出，家庭外部参与中的家庭间联系(父母与其他家长或子女朋友间的联系情况)越多，子女的辍学率越低，成为问题少年的可能也越低。^[29]国内研究发现，家庭间联系对子女的认知能力具有正面影响。^[30]虽然家庭间联系对子女心理问题的影响仍然缺乏证据支持，但本研究倾向于认为家庭间联系有利于减少子女心理问题。此外，家庭外部参与中教师沟通(父母与子女的教师之间的沟通)的作用也未得出一致结论。有研究指出家校联系对子女学业表现具有正面影响。^[31]然而，也有研究得出相反结论，认为越是成绩不好的孩子，父母与学校联系越频繁。^[32]家校联系对子女心理和行为问题的影响也未得出一致结论。^[33]但上述研究均没有控制前期表现。本研究在控制前期表现的基础上，对家校联系的影响进行有效验证。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c：家庭间联系越频繁，青少年的认知能力越高，心理问题和行为问题越少。

假设1d：家校联系越频繁，青少年的认知能力越高，心理问题和行为问题越少。

(二)父母参与影响的群体差异

在青少年发展中，父母参与的影响在本地和流动青少年间是否存在差异？目前研究仍较为有限。然而，由于家庭社经地位差异和特殊的流动背景，父母参与对本地和流动青少年发展的影响可能并不相同。研究显示，父母参与的影响对中上阶层子女更为明显，对弱势阶层子女影响相对有限。^[34]中上阶层家长由于文化程度更高，更熟悉学校课程，辅导子女功课时能力更强。与其他家庭联系时，中上阶层的父母更自信，在与其他家长的日常沟通中更容易形成有效社会网络，弱势阶层则不具备这些条件。^[35]相反，也有研究显示，弱势阶层子女的认知和行为发展能从父母参与中获益更多，因为中上阶层子女的发展更容易遇到天花板，弱势阶层子女则有更大提升空间。^[36]

流动青少年特殊的流动背景同样可能引起父母参与影响的差异。与国际移民类似，流动家庭在进入流入地后同样可能面临与本地居民在教育传统和价值观上的冲突。有研究指出，移民父母在与教师或其他家长交流中缺乏自信，疏远感更强，更难建立信任，因而难以通过父母参与促进子女的学业发展。^[37－38]国内研究发现，与本地青少年相比，流动青少年父母更少监管孩子学习和进行亲子交流。在家庭外，流动青少年父母更害怕与教师交流，与教师沟通的频率也远低于本地

家庭，与教师沟通时大多仅关心女学业表现，很少关注子女心理、品行与交友情况。^[39]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a：亲子沟通对本地和流动青少年发展的影响存在差异。

假设2b：父母监督对本地和流动青少年发展的影响存在差异。

假设2c：家庭间联系对本地和流动青少年发展的影响存在差异。

假设2d：家校联系对本地和流动青少年发展的影响存在差异。

(三)父母参与影响的作用机制

在对父母参与影响及其异质性进行回顾后，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父母参与通过什么渠道影响青少年发展？有研究指出，教育期望^①在父母参与和子女发展中起着中介作用。然而，最近的研究却指出，期望对学业成就和其他重要人生发展指标的影响相对有限。^[40]相反，父母对子女，或子女对自己的未来信心不仅与子女学习主动性、学业表现和教育成就息息相关，而且还对减少子女心理抑郁、逃学和不当行为具有长期影响。^[41]

可能自我理论认为，父母对子女或子女对个人未来的信心实际上反映的是子女未来的理想自我，这种理想自我不仅包括未来希望成为的正面自我，而且包括未来避免成为的负面自我。^[42]当父母对子女或子女对自己的未来越有信心时，子女更能做出明智的决定，对事物更加坚持并更加努力地实现个人目标。^[43]国外实验研究也发现了父母参与和未来信心的积极关系。^[44]然而，未来信心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在国内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本研究根据未来信心的潜在中介作用建立以下青少年发展理论模型。

图2给出了青少年个人层面和父母层面未来信心的中介效应图，其中单向实线表示变量间存在的因果关系，双向虚线表示变量间可能存在的相关关系，单向虚线表示变量间可能存在的因果关系。图2表明，不同的父母参与指标通过影响个人和父母未来信心间接影响青少年发展。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a：亲子沟通通过改变未来信心间接影响青少年发展。

假设3b：父母监督通过改变未来信心间接影响青少年发展。

假设3c：家庭间联系通过改变未来信心间接影响青少年发展。

假设3d：家校联系通过改变未来信心间接影响青少年发展。

03

研 究 设 计

(一)数据

本研究使用数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实施的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 2013—2014学年基线数据和2014—2015学年追踪数据。CEPS调查在基线时选取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和流动人口比例为分层变量，从全国抽取28个县级单位(包含县、区、市)，在入选县级单位中抽取了112所学校、438个班级进行调查。2014—2015学年追踪数据使用的是基线时七年级、二期追踪时八年级的学生，其中，成功匹配进入本研究分析的样本为9,360名(其中本地青少年7,597名，流动青少年1,763名)。CEPS不仅对学生的认知发展、心理和行为问题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调查，还包括学生个人特征、家庭背景、父母参与以及学校特征，因而可以满足研究需要。

(二)变量

1. 因变量

与以往研究不同，本研究使用更为全面的指标考察青少年的发展状况。因变量为追踪数据中学生2014—2015年(简记2015年)认知能力、心理问题和行为问题。认知能力来自CEPS测量学生逻辑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的测试得分，得分越高表明认知能力越高；心理问题来自学生问卷“在过去七天内感到……”，包括沮丧、消沉、不快乐、生活无趣、提不起劲、悲伤、紧张、过度担心、预感不好和无法专心的频率加总，得分越高，表明心理问题越严重；行为问题来自学生问卷中“过去一年中发生以下行为”，包括骂人、吵架、打架、欺负弱小同学、脾气暴躁、注意力不集中、逃课逃学、抄袭与作弊、抽烟喝酒和上网吧游戏厅的频率加总，得分越高表明行为问题越严重。上述认知、心理和行为指标统一进行0－1标准化，生成取值范围为0～100。

2. 核心自变量

父母参与是本研究关注的核心自变量。家庭内部参与包括亲子沟通和父母监督。亲子沟通为父母经常与孩子讨论“学校发生的事情”和“孩子的心事或烦恼” (从不＝1，偶尔＝2，经常＝3)的平均情况；父母监督则是父母上周“检查孩子作业”和“指导孩子功课”(没有＝1，一到两天＝2，三到四天＝3，几乎每天＝4)的平均情况。家庭外部参与则包括家庭间联系和家校联系。家庭间联系为父母“认识与孩子常在一起的朋友的家长” 和“认识与孩子常在一起的朋友”(不认识＝1，认识一部分＝2，全部认识＝3)平均情况；家校联系是这学期“家长主动联系老师”和“老师主动联系家长”(从来没有＝1，一次＝2，二到四次＝3，五次及以上＝4)的平均情况。

3.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个人、家庭和学校特征。个人特征包括：性别 (女生＝0，男生＝1)、民族 (汉族＝0，少数民族＝1)、教育期望(期望受教育年限)和2013—2014年的前期表现(简记2014年认知能力、2014年心理问题和2014年行为问题^②，下同)；家庭特征包括：父亲受教育年限、母亲受教育年限、家庭收入情况(非常困难＝1，比较困难＝2，中等＝3，比较富裕＝4，很富裕＝5)、兄弟姐妹数量；未来信心包括个人未来信心和父母未来信心^③(根本没有信心＝1，不太有信心＝2，比较有信心＝3，很有信心＝4)；学校特征包括：学校类型(私立学校＝0，公立学校＝1)，学校排名(最差＝1，中下＝2，中间＝3，中上＝4，最好＝5)和学校位置(非市中心＝0，市中心＝1)。表1是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由表1可知，第一，本地和流动青少年的父母参与水平存在明显差异。家庭内部参与中，本地青少年的亲子沟通和父母监督均高于流动青少年；家庭外部参与中，本地青少年的家庭间联系水平高于流动青少年，家校联系上则与流动青少年没有差异。第二，流动青少年在2014年时表现出较低的认知能力，更多的心理和行为问题，但2015年时认知能力和心理问题已与本地青少年没有显著差异，仅行为问题略高于本地青少年。第三，本地青少年父母受教育年限、家庭收入、兄弟姐妹数量、就读公立学校和学校排名均优于流动青少年，这表明，本地青少年拥有更多的家庭资源和更好的学校教育条件。

(三)方法

本研究的研究方法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使用似不相关回归(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 Estimation， 简称SUR)估计父母参与对青少年认知能力、心理问题和行为问题的影响效应。第二部分使用分样本回归和Z检验方法，探讨家庭教育参与对本地和流动青少年发展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④。第三部分使用与王甫勤和时怡雯^[45]相同的链式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分析未来信心在父母参与和青少年发展中的潜在中介效应。

本研究关注的认知能力、心理问题和行为问题三项指标可能会同时受到一些不可观测因素影响，如个人动机、自我认知和自控力等，传统OLS无法对扰动项中不可观测因素进行有效处理。SUR模型则假定各方程变量间没有内在联系，对各方程的相关误差项进行联合估计，因而有着更高的估计效率。具体模型如下：

其中，Y_ijk代表k县(区)j学校i青少年2015年的认知能力、心理问题和行为问题；PI_ijk代表父母参与变量，包括家庭内部参与(亲子沟通和父母监督)和家庭外部参与(家庭间联系和家校联系)；X_ijk为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性别、民族、前期表现、父亲受教育年限、母亲受教育年限、家庭收入情况、兄弟姐妹数量、学校性质、学校排名和学校位置；FC_ijk为未来信心(个人未来信心和父母未来信心)；ζ_j和η_k分别表示不随时间改变的学校固定效应与县(区)固定效应^⑤；ε_ij为随机误差项。

04

研 究 结 果

(一)父母参与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

本研究首先考察父母参与对青少年认知能力、心理问题和行为问题的影响，SUR结果列于表2中。表2中模型1至模型3分别是对全样本父母参与指标的回归结果，SUR模型整体Breusch－Pagan估计量p值小于0.001，表明各模型误差项显著相关，使用SUR可以有效提升估计效率。

表2表明，不同类型的父母参与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并不相同。家庭内部参与中，亲子沟通正向预测青少年的认知能力，同时负向预测心理和行为问题。父母监督对青少年的认知能力具有负向影响，但同样可以负向预测心理和行为问题。假设1a和1b得到验证。这与国外研究结果类似，亲子沟通有助于提升学业表现，降低子女逃学等行为问题的发生。父母监督虽然对子女的学业表现具有负面影响，但同样有助于减少子女负面行为问题^[46]。

家庭外部参与中，家庭间联系对青少年的认知能力的影响并不显著，对心理和行为问题的影响也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家校联系对青少年认知能力具有负向影响，且正向预测心理和行为问题。假设1c和1d得到部分验证。有研究认为只有在子女学业和行为出现问题时，家长才会与教师保持频繁的联系。^[47]本研究在加入前期表现以及使用SUR回归控制上述不可观测因素导致的“互为因果”问题后，仍发现家校联系的负面作用。

(二)父母参与对本地和流动青少年发展影响的差异

为检验父母参与对不同背景青少年发展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我们分别通过分样本和Z检验的方法进行验证。表3分别给出了本地(模型5至模型7)和流动青少年(模型8至模型10)的分样本回归结果，表4给出了父母参与效应群体差异的Z检验结果。

表3表明，父母参与对本地和流动青少年发展同样具有重要影响。本地青少年中，亲子沟通正向预测认知能力，负向预测心理和行为问题。父母监督负向预测认知能力，但对心理和行为问题具有负向作用；家庭间联系的影响并不显著。家校联系不仅负向预测认知能力，而且正向预测心理和行为问题。流动青少年中，亲子沟通对认知能力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对心理和行为问题具有负向作用。父母监督对认知能力具有负向影响，同时负向预测心理和行为问题，这与本地青少年一致。家庭间联系的影响并不显著。家校联系对认知能力的影响并不明显。与本地青少年相同，家校联系正向预测流动青少年的心理和行为问题。

 表4给出了父母参与对本地和流动青少年影响效应差异的Z－test结果。表4表明，父母参与对本地和流动青少年影响效应大小不存在显著差异。不论是亲子沟通、父母监督还是家庭间联系、家校联系，对本地和流动青少年三项发展指标的影响效应都不存在显著差异(Z绝对值均小于1.96)。结合表3可知，假设2a、2b、2c和2d没有得到验证。这与西方移民研究基本类似，父母参与虽同时作用于本地和移民子女，但影响效应大小在两组子女中并不存在差异。^[48]

(三)父母参与对本地和流动青少年发展影响的作用机制

表5给出了父母参与对未来信心的影响，表6给出了模型5至模型10中加入未来信心后的回归结果。

 表5表明，父母参与显著影响青少年个人和父母的未来信心。家庭内部参与中，亲子沟通不仅正向预测本地青少年个人和父母未来信心，且同时正向预测流动青少年个人和父母未来信心。父母监督显著影响本地和流动青少年的个人未来信心，对父母未来信心影响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家庭外部参与中，家庭间联系正向预测本地和流动青少年的个人未来信心以及父母未来信心。家校联系则显著正向预测本地和流动青少年的父母未来信心，对个人未来信心的影响并不显著。

加入个人和父母未来信心后，表6结果表明个人未来信心对本地和流动青少年认知能力的影响并不显著，但父母未来信心却显著正向预测本地和流动青少年的认知能力。个人未来信心水平负向预测本地和流动青少年的心理与行为问题。父母未来信心水平同样负向预测本地和流动青少年的心理与行为问题。加入未来信心后，表6中各模型R2比表3进一步上升。这表明，个人和父母未来信心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效应显著。此外，在加入个人和父母未来信心后，父母参与的不同指标的影响系数均有较大幅度的下降。^⑥即个人和父母对未来信心较大程度上中介了父母参与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

06

结 论 与 建 议

家庭教育在青少年的全面发展中具有基础性和指导性意义。以科尔曼社会资本理论为基础，本研究结合中国教育追踪调查的两期数据与SUR回归模型，分析父母参与对本地和流动青少年认知能力、心理问题和行为问题的影响。研究发现：

首先，父母参与和青少年的认知、心理和行为发展密切相关。亲子沟通不仅正向预测青少年认知能力，还可以减少心理和行为问题。父母与子女间的沟通有助于传递学校和教育的重要性，激励子女投入学业，促进其认知发展，亲子沟通还可以帮助父母及时了解子女心理与行为现状，及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干预。父母监督虽负面影响青少年的认知能力，但却可以减少心理和行为问题。^[50]父母监督能减少子女心理和行为问题，可能是因为父母在指导和检查功课时向子女传递对其成长的重视与关心。父母监督对认知能力的负面影响可能是因为父母缺乏技巧的辅导与指导反而挤占了子女大量学习时间，这也与李佳丽^[51]和赵延东等人^[52]的研究结果相同。

其次，家校联系负向预测青少年的认知能力，但正向预测心理和行为问题。有研究认为，这可能与父母“反应性行为”有关，即大多数父母只有在子女的学业和行为出现问题时才会联系教师。^[53]然而，在控制前期表现和使用SUR模型后，我们仍然发现家校联系对青少年发展的负面影响。这可能与青少年成长的特殊时期有关。正值青春期的青少年更容易对父母和教师的过度干预产生抗拒心理，这种抗拒心理不仅疏远了亲子关系，还可能使青少年拒绝来自教师的帮助，因此无法促进认知、心理和行为等方面的发展。与国外研究类似^[55]，本研究发现家庭间联系对子女发展的影响并不明显。可能的解释是，儒家思想背景下，我国家长间的交流大多比较含蓄，难以确定父母是否可以通过家庭间联系改变自身价值观与行为准则，并为对方子女提供有效支持或监督。因此即使认识其他家长或子女朋友，也无法通过家庭外部闭合的社会网络促进子女发展。

再次，本研究的一个重要发现是，部分父母参与的影响在流动青少年间存在差异。亲子沟通虽能降低本地和流动青少年的心理与行为问题，但仅能提升本地青少年的认知能力，对流动青少的认知能力影响并不明显。这可能与流动家庭较低的社经地位有关，流动青少年父母整体受教育水平偏低，学校教育经历不足，对课程内容和学校生活较为陌生，因此仅增加亲子沟通次数无法提升子女认知能力。家校联系对本地和流动青少年心理和行为问题都有正向预测作用，但负向预测本地青少年的认知能力，对流动青少年认知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与流动青少年流动背景有关，由于对城市教育系统并不熟悉，辗转于城乡间的流动青少年更容易出现学业适应问题^[56]，因而较少对父母与教师间的学业信息沟通产生抗拒心理，故家校联系没有影响流动青少年的认知能力。父母监督和家庭间联系的影响效应在两类青少年间没有差异。

最后，本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发现是，未来信心是科尔曼社会资本理论中父母参与影响的重要作用机制之一，且同时作用于本地和流动青少年。亲子沟通和父母监督可以通过影响未来信心对青少年发展产生影响。家校联系也可以通过影响未来信心而间接影响青少年发展。父母通过亲子沟通、父母监督和家校联系等方式参与到青少年的教育中，这些参与提升了青少年个人对未来的信心，使得个人动机和自我监管水平得到提升，为个人发展提供了动力。此外，父母在参与子女教育的过程中，进一步提升了其对子女未来的信心，这种来自父母的信心又会进一步促进青少年更加坚持和努力实现个人发展目标，进而持续促进青少年认知发展，减少心理和行为问题。

本研究的发现包含重要的政策启示。鉴于父母参与对青少年全面发展的重要性，在政策制定时应充分发挥父母参与的积极作用。具体而言，第一，重视父母参与作用，发挥学校在父母参与中的指导作用。国外经验表明，与直接改善学校办学条件相比，学校向家长提供家校合作项目对学生发展影响更大且成本更低。^[57]如，学校向家长提供教育支持服务，鼓励父母应重视与子女亲子沟通的次数与质量，增加父母监督培养正确的辅导技巧与辅导方法等。学校需要积极探索有效的教师与家庭间联系的内容和方式。第二，借鉴国外经验，向弱势家庭尤其是流动家庭提供教育补偿计划。由于流动家庭父母参与不足，因此，可以借鉴“先行计划(Head Start)”⑦的经验，向弱势流动家庭提供子女学业培育服务、养育方式的课程与讲习班、子女行为发展培训与咨询等方面的支持，促进流动人口参与到子女的教育中。第三，完善配套改革，提升未来信心。近年来，“寒门难出贵子”的思想在社会底层蔓延并对子女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实际上，“寒门难出贵子”反映的是现有教育体制下弱势群体对子女未来前景的悲观态度。本研究发现，个人和父母的未来信心在父母参与和青少年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因此，应进一步降低城市地区义务教育学校就读门槛、完善随迁子女异地中考和异地高考政策，为弱势流动人口子女实现社会流动创造更多希望。第四，青少年发展过程中，未来信心的建构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未来信心不仅涉及青少年个体对自身、父母对子女和教师对青少年的希望，还包括青少年个体、家长和教师是否为青少年设定合适目标、给予及时反馈和足够的正强化与负强化。因而需要个体、父母和教师共同的努力。

本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第一，由于数据原因，本研究仅考虑父母参与的数量影响，缺乏父母参与质量的考察。第二，同样出于数据原因，本研究仅关注父母参与的短期影响，难以考察父母参与的长期影响。第三，虽然我们对学生前期表现进行控制，并采用SUR模型尽可能减少内生性问题，但未来信心与青少年的认知、心理和行为表现仍可能具有潜在的互为因果关系，未来研究者可以采用更高阶方法进一步验证未来信心的中介作用。

注

释

①教育愿望(Educational Aspiration)和教育期望(Education Expectation)通常在文献中互换使用。教育愿望/期望反映了父母认为他们的孩子现在或将来在学校教育表现上的良好程度。

②CEPS基线调查(2013－2014)中并不包括对学生行为问题的调查。考虑到学生个人行为主要受到身边同伴的影响，本研究使用基线调查中学生最好朋友行为问题频率作为学生基线个人行为问题的代理变量。

③个人未来信心的度量来CEPS2015学生问卷中对“你对自己的未来有没有信心”的回答，父母未来信心则来自学生问卷中对“你父母对你的未来有没有信心”的回答。

④Z检验的公式为如下：Zi＝mi(2)。其中， Zi为Z统计量，αli为变量Xi与对本地青少年的影响系数，seli为系数αli的标准差；αmi为Xi与对流动青少年的影响系数，semi为系数αmi的标准差。由Zi可以判定两个回归系数是否存在统计上存在差异。

⑤考虑到无法观测的学校特征差异(如学习氛围、管理风格和校风校纪)会导致青少年群体在平均认知能力、心理和行为问题产生显著差异，我们在模型中进一步增加了学校固定效应。同样，由于国内不同城市的区县对流动青少年的入学政策具有差异，我们在模型中进一步控制了区(县)固定效应，以期控制不同区县入学政策的影响。

⑥如，父母监督对本地青少年心理问题影响系数由模型6(表3)中的－1.389下降至模型15(表6)的－1.071。父母监督对流动青少年心理问题影响系数也由模型9(表3)的－2.268下降到模型18(表6) 的－1.808。其他父母参与指标影响系数亦有较大幅度下降。

⑦“先行计划(Head Start)”是一项专为处境不利家庭父母和子女提供的教育补偿计划，计划包括，子女教育、子女健康、父母参与和社会服务四项内容，其中父母参与是“先行计划(Head Start)”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内容可参加https：//nhs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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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于《教育与经济》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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