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评”、情感与责任：孙歌谈日本核废水事件 | 随机番外
photo credit: Charissa Van Straalen
4月13日，日本政府召开内阁会议，宣布了将要把福岛第一核电站核废水排入大海的决定，这一决定，引发了日本民众和周边邻国的强烈反应。今年适逢日本3·11大地震十周年，地震引发的巨大海啸造成了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泄漏事故，在事故发生至今的十年里，对于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善后处理不力的批评不绝于耳，这也使得日本国内外的民众大多对此次排污计划抱持着怀疑和忧虑的态度。
本期「随机波动」的番外篇，我们请到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孙歌老师，从普通日本民众、日本知识分子、日本政府和东电等几重视角切入，分析了核污水排放问题的背景与影响。在孙歌老师看来，排污对于日本朝野来说首先是一个国内问题，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实际上是一个国际问题。而在当下受到疫情与奥运会双重压力的日本国内，这一已持续十年的核泄漏善后问题，甚至在注意力和紧迫性上都不具有足够的优先级。
孙歌老师本人也曾于3·11大地震后在日本工作和生活过一段时间，近距离感受了日本社会对于灾难的最初反应，并将对灾难的思考写进了《从那霸到上海：在临界状态中生活》一书。在书中，她借用了日本反核科学家小出裕章的比喻——“核电站就像是一个没有设计厕所的高档公寓。”在核电问题上，或许不只是日本，世界各国的策略都是只管发展、不管善后，而各国有良知的民众想要主体性地介入核电问题，则必须从反思自身的生活和消费方式开始。
以下是孙歌老师的评论。
福岛的核事故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对全人类都有威胁性的事件，我们距离日本又这么近，所以这十年里我一直在关注并且担心这件事情。最近福岛污染的核废水要往海里排放，这震惊了世界上很多有良知的民众——但我们很难说它震惊的是世界各国政府，做出强烈反应的其实只有中国、韩国和俄罗斯。在民众层面，据说现在全世界已经有六万人联署，希望制止这次行动。联署发生在4月13号之前，也就是日本政府还没有正式做出这个决定之前，可是日本政府对此完全没有反应，直接做出了排污的决定。对于全世界有良知的人来说，实在是一个难以接受的事实。
那么，日本民众对此是什么反应呢？首先，福岛民众做出了非常强烈的反应。这一部分报道我们的传媒做得很充分，我不需要再多加介绍，福岛民众担心的是排污一旦付诸实践，恐怕整个福岛的渔业就将毁掉，世代以打渔为生的渔民很难再从事这一职业，他们的子子孙孙怎么办呢？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因为中国地界很大，这个问题好像是可以解决的——你离开福岛不就行了？但事实上，在2011年遭受严重的核污染时，福岛当地居民一度背井离乡，想要迁到别的地方去，但最终又不得不回去，因为日本没有那么多地方能让他们安身和重新开始生活，因此他们必须留在福岛。
接下来是日本政府的态度。日本政府找到了一个借口，称尽快把污水排掉是帮助福岛人解除他们的污名——如果福岛地面上总有一千多个储存污水的废水罐，这顶帽子就永远摘不掉，那么福岛人以后怎么生活呢？
最近我在日本NHK和其他新闻网站上看了报道，日本政府对这次排污的方向性定位有两个。第一是说他们有能力把核污水的辐射降低到安全标准之下，所以这是可以喝的，首相一直在重复这句话。他们对外宣称的指标确实是一个很低的标准，能不能实现是另外一回事，至少他把这话说出来了。
第二，日本政府称这样做是为了防止福岛人“风评被害”。“风评被害”是这次排污意识形态里的一个要点，这是我们的传媒没怎么传达的。这句话指的是福岛渔民和居民总背着一顶住在污染区的帽子——这是风评，风评的意思是以讹传讹、没有事实的一种说法——背着这样一顶帽子，福岛就没法复兴了。所以政府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也必须把污水排走。
围绕着这两个方向，日本社会内部展开了很多的讨论。当然，进步的知识分子做了很多批驳，比如，你说“风评被害”，到底谁是受害者，听上去好像政府变成了受害者，实际上政府是加害者。对于另一点，日本政府说可以把指标降到最低，也有很多人出来反驳说，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在过去十年里已经充分展示了其不可信任的嘴脸，现在大话说得很好，但事实上能够兑现吗？如果（污水的核辐射）降低不了会有怎样的后果？
也有一部分日本专家支持政府的说法，说氚的结构和水是差不多的，它对人体的辐射性很有限，所以进入人体问题不大。当然也有另外一些人反驳说，正因为它和水的结构相似，所以很容易被人体吸收，在人体内累积到一定程度会引发问题。这其实把话题用一个抽象的方式引到了氚这一个放射性元素上，剩下的几十种乃至更多的放射性元素到底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基本上被搁置了。日本的官方说法是，剩下的那些元素是大部分可以去除掉的，这是一个很模糊、很暧昧的说法，剩下的少部分的没去除掉的，源源不断地排进海里之后会怎样呢，这个问题很难被讨论。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状况：如果说日本社会很支持排污，那不是事实；但日本社会是不是强烈形成了能够阻止这一决定实施的社会力量？就目前的情况看，很难这么说，这中间又有其他一些理由。
我平日和一些日本朋友有Email来往，在这个决定公布之后，只有一个在日韩国人在Email里谈到了这个问题，我的其他日本朋友都没有提起。我忍不住去问，跟我说说你们的看法呀，你们都是进步的知识分子，对这个事情你们怎么想？他们的回答当然都是让我们很满意的，比如有人说这件事情显示了日本政府对民众基本利益的践踏，也有说日本是一个非常狭隘的、本国中心的国家，做出了很多批判。可是我一直有疑问，为什么他们没有第一时间跟我说这件事？后来我仔细想了一下才明白，今年是2021年，距离2011年已经10年了，这十年里，日本社会持续地在面对如何处理福岛核事故后遗症的问题，内部展开了各种斗争。今年3月11日，一些运动人士在福岛举行抗议集会，那时政府还没有做出倾倒核废水的决定，抗议的核心是废核问题，就是说日本不能变成一个拥核的国家，这和日本的军备问题、广岛长崎的原子弹受害问题都是结合在一起的。 但对于多数日本人，包括进步的日本知识分子在内，这十年的拉锯战已经让他们疲惫不堪，人在疲惫的时候是不会用一种很锐利的态度去面对问题的。实际上，现在对他们来说还有更紧迫的问题要面对：一个是新冠的问题，还有一个是我们中国民众不太能够感知的奥运会的问题，这是一枚苦果。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分散了他们的精力。当然还有一些新的动向，比如说日本的知识分子现在很关心的一个热点问题，是跟他们自己工作的权利相关的。最近一届日本学术会议——这是一个国家最高级别的学术机构——的换届选举有6个候选人被菅义伟直接否定掉了，这6位都是对政府持批判态度的批判知识分子。对于日本的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这意味着政府开始干涉言论自由，所以他们付出了很多精力来抗议。因此，在这种摁下葫芦起来瓢的状态里，核废水排污变成了众多问题当中的一个，而且并不是最紧迫的一个。 我刚才说的这几个要素构成了排污问题在日本社会的表层结构，还是比较容易说清楚的。这个表层结构向我们显示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排污这件事现在对于日本朝野来说是一个国内的问题，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虽然有一些人在理性层面知道，但他们首先感觉这是个国内的问题。
我在《从那霸到上海：在临界状态中生活》一书中涉及到了这背后的复杂问题。福岛的居民，特别是福岛的渔民，作为直接的受害者，是日本全国各地老百姓同情的对象。2019年我去日本，一个在大学当教授的日本朋友说了这样一句话，让我很感动。她说，“我反正马上就要退休了，年龄也不小了，所以我现在就开始吃福岛的菜，我干不了别的，我只能用这样的方式来支援他们。”日本的核物理学家通过实验得出一个结论，核污染最直接的加害对象是幼儿、孕妇和年轻人。2011年时甚至有一些核物理学家建议，在商店里建一个60岁以上老年人可食用的食物专柜，专门售卖来自污染区的各种食物。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才能分担福岛人遭受的灾难，就成了牵涉到每个日本人要怎么对待自己的生命和生存环境的问题。
从2011年开始一直有一些拉锯战——福岛大量被污染的废弃物，包括朽木、泥土、瓦砾，福岛堆不下了，能不能分散到全国各地去？最开始很多地区都同意，但是真要实行了，绝大部分地方都反对，说这是一个人为的污染计划。 普通的日本百姓心里始终存在着一种非常纠结的对福岛人的同情，乃至于想要分担。这一次排污入海，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日本人潜意识里想要分担。虽然我没有看到任何文字说明，没有一个人说我们要分担福岛的灾难所以必须这么干，但是他们觉得这件事情总得解决，不能让福岛人自己扛着，这就涉及到了一个深层的民众情感连带的问题。
再接着往前走，就要谈到东电的责任和日本政府的责任。东电的不可靠是日本朝野的共识，同时他们还有另一个共识，就是东电无可取代，没有另一种力量能够代替东电处理这件事。福岛核事故发生不久之后就揭露出一个真相，这次事故本来是可以避免的。福岛一号核电站有六个机组，其中四个沿海，另外两个靠近内陆，遭到破坏的是沿海那四个，内陆两个虽然同样遭遇了地震和海啸却没有被破坏，因为它有备用发电机。沿海的四个机组为什么不肯装备用发电机呢？因为要多花一笔经费。由于没有备用发电机，停电之后导致事故发生。接下来还有第二波，当时反应堆热度迅速增高但并没有立刻爆炸，有一个方案是把海水迅速注入，但注入之后这个反应堆就报废了。为了拖延时间，不让反应堆报废，东电迟迟不肯注入海水，最终导致了一个如此恶性的事故的发生。仅仅从这样两个细节，日本人就发现，东京电力公司除了赚钱之外，对其他事情没有那么大的责任心，排污这件事说得很漂亮，但真要兑现的话，要花很多经费和人力，他们肯吗？
2011年，我在日本看到了日本共产党《赤旗报》揭露了一件事——连《朝日新闻》都没有报道过——那就是东电在说它没有经费承担福岛灾民善后救济的同时，大笔捐款给下一届选举。这样的一个电力公司，对全世界做出的承诺能不能够兑现，显然是很可疑的。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日本政府有没有可能真的完成这件事？关于这个问题，其实日本人心里也都是知道的，他们说东电不可靠，剩下的就只有日本政府了，话说到这就不会再往前说了，因为日本政府的不可靠也是有目共睹的，仅仅从它避重就轻地说为了避免“风评被害”，我们要认真地善后处理，我们就知道日本政府是不负责任的。 我还找到了NHK网站上提供的一个数据——这并不是日本政府的正式对外说法，而是日本的经济产业省最近做的一个统计。它说，往海里排污这件事全世界都在做，不信我们统计一下，如果和全世界各地的核电站相比，福岛核电站现在排放的废水里的氚的含量只会更低而不会更高。以一年时间计算的话，福岛核电站每年排出的废水中氚的含量不会超过22兆贝克勒尔，关西大阪核电站每年排放56兆贝克勒尔，高滨核电站13兆贝克勒尔，美滨核电站8600亿贝克勒尔，玄海（九州电力公司）50兆贝克勒尔，川内55兆贝克勒尔，四国电力16兆贝克勒尔。接着他们又提供了一些国际上的数据，中国大亚湾核电站每年排42兆贝克勒尔，美国加洛韦核电站42兆贝克勒尔，加拿大达灵顿2015年排的液体是241兆，气体是254兆，还算了罗马尼亚、韩国等国家的排放量，总之意思就是说，我们即使排到海里去，也不过就是跟全世界各地排污的情况持平而已，何况我们排的还比别人少。但一个已经毁坏的核电站，废水里除氚之外还有更多的辐射性元素，这个部分它避而不谈，这样的政府可靠吗？答案是非常明确的。
核电并非“绝对安全”，现代公民亦肩负责任
接下去话题就有点沉重了，也是我在《从那霸到上海》里要讨论的主要问题。我们知道全世界的核电站迄今为止一共出现过三次比较大的事故，最早美国出现过一次，第二次是切尔诺贝利，第三次是日本福岛。这三次核事故当中，美国和日本的核电站都临海，靠往海里排污来稀释核废料，用这样的方式让岸上的人类暂时躲过了集中辐射的一劫，但并不是说辐射就此不存在了，其实是被更广大的区域分担了。 切尔诺贝利的核事故因为不是发生在海边，所以非常惨烈。在当时前苏联的社会组织方式之下，大概20万士兵轮流冲上去，往反应堆顶上撒水泥，硬性地封起来一个水泥罩。这个罩现在已经开裂，持续的监测证明，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之后，最初几年它附近的核辐射浓度非常之高，后来渐渐低下去了，所以庄稼又长出来，人们又回去居住。可是大概2000年之后，核辐射水平又在上升。 我们现在姑且不谈意识形态，这三处核电站的事故引发的全世界的反应是非常不一样的。美国的核事故基本上没有引发什么反应，日本的核事故引发的是同情，而切尔诺贝利引发的首先是来自欧洲北美的谴责，这个问题目前可以暂时搁置在一边，因为有更紧迫的问题。
日本有一位反核科学家名叫小出裕章，出生于上世纪40年代末，退休之前一直在京都大学复合原子力科学研究所工作，这是一个核物理研究机构，也是为全日本核物理学家提供支持的研究平台。小出裕章一直到退休都是助教——关于这个问题其实没有日本人讨论过，也许大家觉得没那么重要，但事实上这也许是一个象征。研究所研究的是如何开发和利用核能，而不是如何处理各种研发应用带来的后果。这个研究所确实设有研究核废料处理的部门，但日本政府的科研经费主要拨给开发，拨给后期处理的经费相当有限。 小出裕章在研究所里的位置非常有意思，他是一个彻底反核的科学家，他说我这辈子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国家和电力公司绝对不会提供给公众的那些信息情报，用一己之力传递给社会。 我书里也写了，2011年之前这样的核物理学家大概有十几个人，日本人不愿意相信他们说的是真的，大家觉得核能很安全，从来不出事故。2011年小出裕章突然成为明星，被大小媒体缠着不停做访谈，他也持续用录音的方式一本又一本地出书，向公众传递信息：比如我们在危机状况下如何保全自己的生命安全，比如说菜要怎么洗怎么做怎么吃，才能让身体里边的核废料少一点……当然他也提了一个不太讨人喜欢的建议，就是60岁以上的人不要去吃那些好的菜了，你们去吃污染的吧。
小出裕章真正要做的事情是废除掉核电站。我看了他2015年退休之后出的一本书，他说，我虽然没有为核电摇旗呐喊过，但我一直在核电的场域里工作，没有能够阻止福岛的核事故，我觉得我是有责任的，为了履行我的责任，即使我现在退休了，我仍然要继续做这件事，向社会传递国家和电力公司隐瞒的信息。小出能够传递的最核心的那些信息我已经写在书里了，简而言之就是，核电站是一个没有设计厕所的高级公寓，即使不出事故，核废料的处理——不管是怎么处理——都会给我们留下后患。 所以，小出和其他一些反核的社会活动家有一个共识，核电是人类目前的科学水平不能有效掌控的一项技术，而且由于它发展得太快，善后处理的工作就日益变得马虎。只不过由于传媒从不报道善后处理的这一面，只报道光明的那一面——核电多么清洁、多么有效，节约了各种各样的能源——但是一旦出了事怎么办，基本上没有人讨论。我引一段小出裕章的话：“那些推进核电的人不停地说核电绝对是安全的，即使如此，当事故发生的时候，他们也会说：糟了。可是即使这样说了，他们也不会放弃‘绝对安全’这样的说法。为什么他们要坚持这样一个错误的安全神话呢？其中有很多个理由，恐怕决定性的理由是他们对于绝对安全抱有强烈的愿望，只好不停地祈祷不要发生事故。” 我觉得这是我们中国公民也要面对的问题，我们也有核电站，我们的核电站也要排污，我们不能够因为身体还能承受一定程度的污染，就说它是清洁的，因为核污染对于人体健康的危害只有在短距离强辐射的情况下才能立刻显现出来，多数情况下是慢慢累积的，可能会以癌症等方式出现。如果我们希望社会更安全，我们面对的污染源并不仅仅是现在能够见到的福岛的排污。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作为现代公民对这件事情有什么责任？简单地说，我们是不是应该重新设计一下自己的消费习惯和生活方式？假如人人都能用节能的方式生活，也许我们就不需要那么多核电站，也许有一天我们就可以完全废除掉核电站，但假如我们用大量耗费能源的方式生活，我们就没有资格去谴责各种各样的污染，因为我们正是同谋。 最后我想借这个机会做一个广告，三联书店5月要出一本书，作者是我的朋友、香港岭南大学教授刘健芝和她的团队成员。书的名字是《福岛/辐岛——十年回首诘问》，第一个福岛是地名，第二个“辐岛”是辐射之岛。这是一个听起来不太顺口的书名，但读起来是振聋发聩的。刘健芝教授下了很多年的功夫收集信息和资料，比我更全面地讨论了福岛核事故以及它背后与核军备、核战争以及各种各样当代危机的关联性，我向大家推荐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