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权时代将继续，醒了就别睡回去 | 随机波动 x 王芳 x 陈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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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击在这个六月接连而来，从唐山打人事件，到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罗伊诉韦德案”，女性的生存权、堕胎权、免于暴力和恐惧的权利以及对身体的自主权一次又一次被推至悬崖边缘。这是一周前之琪与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的王芳教授以及媒体人陈迪的一次对谈，两位嘉宾不仅从心理学和性别政治的维度，厘清了唐山事件中的种种认知和话语陷阱，同时，也将这一个案引发的舆论与全球保守势力反扑的大背景联系起来。
在持续性的愤怒和无助之中，王芳老师提醒我们将诘问更多的投向施暴者、压迫者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有毒的男子气概和父权制本身。少问一些“女性该怎么做”，多问一些“男性是如何变成这样的”，或者进一步说，我们的社会究竟是如何变成这样的，我们究竟为何会生活在一个少数人决定多数人命运，男性决定女性命运的世界。
01
集体性的心理创伤来自社会基本信任的破坏
张之琪：唐山打人事件是一个发生在公共空间内、具有很强的随机性的暴力事件，这可能和我们之前经常讨论的针对女性的暴力——比如家庭暴力或者在权力关系中的性骚扰和性侵犯——不太一样。
陈迪：如果说唐山这次的事件有什么特殊之处，那可能是它实在太不特殊了，它是教科书式的暴力事件，完全符合人们对于性别暴力的刻板印象——尽管在统计学上，它未必是占比最大的性别暴力场景——首先它发生在一个公共场合，发生在陌生人之间；其次施暴者是全员男性（至少从监控视频里看上去是这样的），受害者是全员女性。
近些年来，在对于性别暴力的公共讨论里，我们更多谈论的是没那么典型、没那么教科书的案例，比如我们会告诉大家，女性所遭受到的暴力，无论是拳脚相加的家庭暴力，还是性侵害、强奸，更多发生在认识的人之间，发生在我们通常会认为“更加安全”的场景下，比如工作场所、校园，尤其家庭中。公共言说者觉得更有必要去提醒大家，这些看似安全的场景下潜在的危险。
但是这次唐山的事件就突然把我们带回了影视作品里会呈现的场景，因为它太典型了，反而让人觉得有点错愕。
王芳：我想补充一点心理学的视角。首先，这次事件有一段公开的真实影像，画面非常惨烈，我想每一个看过的人可能都会留下一种替代性的心理创伤。这几个女孩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就遭遇了这样的灭顶之灾，它提示着我们，一个纯然无辜的人可能有一天出门去吃个饭，就会遭遇这样的厄运。
以前我们在谈论亲密关系中的性别暴力事件时，经常会有人跳出来责备受害者，说“为什么你不想办法离开他”或“你怎么这么软弱”，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是这一次我感觉类似的言论少了很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心理学上认为，我们之所以去责备受害者，其中有部分原因，是我们希望这个世界是公平的。乍听起来，这可能有些反常识。大多数人有一个所谓的“公正世界信念”，我们希望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样我们就可以信任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可以保有基本的安全感和控制感，可以去相信那些厄运不会发生到我身上。但是一旦有这样的恶性事件发生，这个信念就遭到了破坏，不但破坏了，还提示了一件事情，就是有可能你什么都没做，也会经历这样不好的事情。这对于很多人来说是接受不了的，于是有一些人就为了保有“公正世界信念”不被破坏，而去寻求另外一种解释。既然世界是公正的，如果一个人遭遇了什么不好的事情，那一定是她自己的问题。
这个时候我们就大大地高估了个体，尤其是本来就处在弱势地位的个体所谓的能动性，同时又大大地低估了结构性的不平等，低估了性别社会规范所塑造的大环境，以及她当下身处的非常具体的小情境的作用，就会认为受害者应该为她自己的被伤害承担部分责任。而且我必须说，这样的想法并不专属于男性，在发生性别暴力且受害者是女性的时候，也不乏有很多同为女性的旁观者这么想。通过这种方式，一方面维护了公正世界信念，另一方面也将自己摘了出来，免除了可能同样受害的恐惧，换言之，一旦把事件和受害者的某些特征或行为挂钩，这个事情就变成了一个孤立事件，同情归同情，本质与我无关。
因此，在以往的性别暴力事件中，责备受害者往往是一个常见的现象。但是，这次的事情不一样了，受害的几个女孩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也几乎没可能通过主动做什么或不做什么来逃脱这场灾难，而巨大的对比是，纯然无辜的她们遭受的却是令人发指的毁灭性的暴力伤害。最后一丝侥幸也没有了，没法自己骗自己了，她们遇得到就意味着你也遇得到。就是让大家直面这个事实，避无可避了。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这次事件发生后，女性群体有着强烈而一致的反应，因为它激活了女性作为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因此可以称为一次集体创伤，它对于公正世界信念的打击是巨大的，对社会信任的伤害也是巨大的，它破坏了人们尤其是女性基本的安全感，令她们恐惧，并处在一种持续的应激状态之中，这可能是有别于日常人际关系或亲密关系中的性别暴力的地方。
张之琪：唐山事件发生之后，很多人都说这是一个典型的性别暴力事件，是针对女性的暴力事件，但同时有很多人非常坚决地反对这个观点，否认性别暴力的存在。为什么说它是一个针对女性群体的性别暴力？
王芳：这件事情的起点就是性骚扰，施暴者突然向一个陌生的女性索要性利益，性骚扰本身就是不折不扣的性别暴力。在遭到女性拒绝后，这被视为了一种不服从，传统的男性权威被挑战，男性气质被威胁，进而施以暴力，用暴力的方式来惩罚对方，“女人不听话就该打”。与此同时，他还有同伴在场，被拒绝带来的男性尊严的挫败感在同伴在场时更甚，他要通过暴力证明给他的同伴看“我的尊严还在”。这整个的过程和逻辑完全符合结构性的性别不平等对于个体心理和行为的影响。
另外，这件事情跟性别有没有关系，只要去看事情发生之后女性群体的反应就知道了。女性受到了集体性的创伤，不仅有愤怒，还有巨大的恐惧，而且是不寒而栗、脊背发凉的恐惧，如同惊弓之鸟一般。而我想同样的事情并不会发生在看过这段视频的男性身上，所以这怎么可能与性别无关。
陈迪：这是不是可以说明，最近几年对冲女性主义的观念力量成果斐然，反扑是非常成功的，以至于它决定了我们现在谈论性别问题时的观念水位，决定了交锋要在哪里发生、前线在什么位置。这个位置是由两方面的力量共同来决定的，一方面是进步主义走了多远，另一方面是对冲的保守力量有多强大。
张之琪：我也想究竟是因为整个社会的共识真的倒退了，还是女性主义的思潮冲破了同温层，辐射到了更多人。我们之前谈论亲密关系里、权力关系里隐秘的暴力，现在我们已经开始谈论公开的、光天化日之下的暴力了，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退后了？我觉得另一种可能是，因为更多人开始谈论性别议题，所以我们真的被一些人听见了，这种反扑的力量是被认真对待的一个结果，因为我们产生了真正的影响力。
02
“不是所有男人都这样”源自男性脆弱的高自尊
张之琪：男性作为第一性，要如何面对女性主义思潮的冲击？首先，他能不能意识到自己也是一个性别，当杨笠说出“男的垃圾”这四个字的时候，为什么男性的反应会这么大？我觉得也许是因为之前他认为自己的性别是透明的，他没有被贴上过这样的性别标签，男性的主体地位受到了挑战。
王芳：从社会学、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当我们去讲“Gender”这个词的时候，的确是特指女性。男性似乎就是一个缺省模式的、默认的，男性是没有太多性别意识的自觉的。所以这次事件其实是一个契机，让男性可以参与到性别议题的讨论中。
我曾经看过一个TED演讲，那个主讲人是一个做性别相关研究的男性。他讲到一个观点，我特别认同，他说我们在谈性别问题的时候，默认这是女人的事，男性的参与度其实是非常低的，因为他会觉得与我无关。比如在这次的唐山事件中，我们还是把重点放在“女人为什么会被打”，以及“女人要怎么做才可以不被打”上，但是那个施暴者去哪里了？他其实是一个隐身的状态。至少从性别的角度我们很少去探讨，他作为一个男性，为什么打人？他打人的倾向到底是怎么来的？从心理学上说，有哪些先天和后天的因素把他塑造成这个样子？这个视角是缺失的，我们还是把重点放在了女性身上。
原因可能在于，在类似这样的性别议题之中，很多男性并没有主动的意识和自觉参与其中，相反激起的是一种防御性的反应，即“不是所有男人都这样”，也就是说先把自己给摘出来，而没有去深入思考和讨论的动机。此外我们整个社会也没有形成这样的氛围，让我们去检视性别暴力的发起方，那些施暴的男性到底怎么了。
张之琪：“不是所有男人都这样”这种心理的来源是什么？
王芳：在所有的情绪里，恐惧是最容易形成条件反射的。这种条件反射具有生物本能和进化适应性，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生活而出现的。条件反射有一个重要的特征，是会对恐惧的对象进行泛化，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如果有一个人今天被蛇咬了很惊恐，一时之间泛化到了害怕所有的蛇，这个时候你会跟Ta说“这有什么好怕的，又不是所有的蛇都有毒”吗？这很奇怪对不对？
对于女性来讲，在目睹了这样的应激事件之后，她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泛化，这是非常自然和正常的事情。我们当然知道不是所有男人都是强奸犯、性骚扰者或性别歧视者，但是只要有少部分的男性是这样的，就足以让多数的女性恐惧。而且一个人是怎样的人，不会写在脸上，所以从条件反射的角度来讲，女性受到刺激后出现一定程度的泛化是符合逻辑的。
我们再假设一个情境，如果有一个女性，她跟她的男性朋友抱怨“我遇到了一个渣男，男人没一个好东西”，这时候她是在控诉全天下的男人吗，不是的，她是在倾诉自己受到的伤害。此时作为朋友，你的第一反应难道会是“你这也太偏激了，又不是所有男人都这样”吗？如果你这么说的话，只会让对方觉得你并不想听她说话。如果你真的想帮助对方，此时应该认认真真地把你的耳朵借出来，去听她的感受她的苦痛，而不是让她闭嘴或者高谈阔论地加以评判。这其实就是在这类事件发生后女性们期待的事情，让她们表达她们的恐惧，她们恐惧的对象也并非所有男性，而是那个无处不在的结构性不平等，而其他未经历这一切的人，可以借此机会去了解另一个群体，此时要做的是倾听，尽可能地去理解，即便理解不了，也可以保持尊重，而不是在这个情境下为自己没必要也不相干的自尊进行辩护。所以在这件事情之中，女性群体的这种应激反应其实很好理解，而且它并不带有多强的攻击性，更多是一种恐惧的表达方式。
但是好像对于一部分男性来说，这被视作了一种威胁，对于男性群体身份的威胁，所以“不是所有男人都这样”，“不要上升到男性群体”，这些实际上是男性群体身份被威胁时做出的防御反应。尤其是那些把个人的价值建立在或强烈绑定在他的群体身份上的人，他们的反应格外强烈，他们特别希望大家认为他所在的这个群体是好的、道德的，因为这个关乎他自己的形象；而如果他所在的群体中有人做了不道德的事情，被大家骂了，他也很容易跟自己联系起来，连带性地觉得“你们骂他也是在骂我”。
从心理学角度来讲，这背后可能就是他个人价值的脆弱性，需要依托群体价值才能得到认可。心理学把它称为“脆弱的高自尊”——看上去好像自视甚高，但事实上非常脆弱、很容易被威胁。“不是所有的男人都这样”，这句话从道理上说当然没有错，但是在事件刚发生的时候，在有人遭受了巨大的伤害、其他人正经历强烈的恐惧时去强调这一点，难免会让人感觉冷漠，而且这才是真正的模糊焦点，因为它会脱离开女性正在面临的现实问题，跑到对男性形象的保护上去。
然后这又带出另一个经常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难道面子比人命更重要吗？对于有些人来说，是的。心理学上有很多这方面的研究，比如在道德关切上，有些人更重视个体福祉，比如关爱、公平、自由，而有些人更重视群体福祉，比如忠诚、权威、纯洁。优先级不一样，对于同一事件的反应就会不一样。
有时候我就观察，一个明显的伤害事件发生后，从常理来讲是大家应该同仇敌忾地斥责施暴者的，然而只要把对这件事的叙述方式变换一下，比如换成一个对群体有威胁的叙事方式，或者两个群体相互竞争的叙事方式，好比这件事情会抹黑你所在的群体或者地域啊，有人会拿这个事件做文章来攻击本群体啊之类的，那些在道德关切上更重视群体的人立马就会对个体伤害脱敏，并将对群体身份的保护或集体形象的维护凌驾于对个体的同情之上，换言之对于这些人来说，群体利益一激活，对于个体的共情就关闭了，或者被腐蚀掉了，而且他们对此完全合理化的。他们好像不会意识到，真正伤害到群体形象的，恰恰是那些施暴者，而不是被伤害之后痛哭失声的人。
男性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会更强烈地依附于群体身份，这也是因为这个群体身份是主导性的、高权力的。他们从小到大也被性别文化所规训，规训的结果就是，男人的身份对他们来说是特别重要、不能丧失的一个标签。
陈迪：“男人作为男人”这件事情，可能对很多人来说是他身份认同里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但男人不是生下来就是社会意义上的男人，他一辈子要不断地完成非常多的任务，不断地打卡，才可以成为一个社会意义上的男人，这其中就包括去向女性求欢，这其实是实现他的男人性、驱动他的男人身份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像王芳老师刚刚说的，施暴者去性骚扰那个女性被拒绝了，就等于他的男人性被否定了。尤其是在那样一个场景下，他们的社会经济属性是相对剥离的，他们唯一在那个空间里有意义的身份，就是男人和女人。他不是被一个女领导拒绝了，不是被一个权力上位的女性拒绝了，他是被一个女人拒绝了。那他唯一得到的反馈就是，他的男人性被否定了，所以要去维护它。
现在有个概念叫“incel”（非自愿独身者），很多时候跟厌女症、性别恐怖主义等同，因为在他们就是要去奴役女性，世界上所有的女人都是他们的敌人。而开启这个运动的人，是一个叫 Elliott Rodger的美国加州男生，他在上街枪杀6个人、射伤14人之后自杀，死的时候只有22岁。他写了一份100多页的自白书，非常清楚地交代了自己这样做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一辈子没有得到过女人。他使用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措辞——“女人拒绝了我的性，以至于把我开除出了人类的行列”。当然他想说的应该是“开除出了男人的行列”，但当他没有办法确认自己是个男人了，也就没有理由继续做人了。
03
真正鼓动性别对立的是父权制社会
张之琪：我们之前经常讲父权制的受害者不仅是女性也是男性，像刚才陈迪说的，男性要成为一个社会意义上的男人，需要不断地打卡，那这个要求究竟是谁提出的？很多男人会认为是女性提出的，比如“因为我没有房子，你就不嫁给我”，因而把敌意转嫁到女性身上，认为女性就是拜金、势利。他们意识不到，对他们施加这个规训的是父权制本身，并不是另一半性别的人，所以他们会把在社会中无法自我实现的痛苦，转嫁到女性身上去。
王芳：之琪刚刚讲的其实就是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很多人不希望在讨论中引入性别视角，他们的理由就是“你们在煽动性别对立”，而事实上真正鼓动性别对立的是什么？就是父权制的社会。
首先，心理学研究认为，性别是一个连续体，每个人都在光谱上有一个位置，不是绝对对立的两端。其次，整个社会的权力和话语体系，为两性构建了两套完全不同的蓝图，你需要根据自己的性别，走完这样一条路径。它的目的就是要把男女两性放在不同的社会等级上，这才是真正的性别对立。
张之琪：而且它会把这种根本上的对立包装成一种合作模式。在传统的家庭观念中，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会强调家庭是为了让两性合作，而非竞争。它制造了一种虚假的合作，其实这个合作的本质就是女性对男性的服从。在女性服从的前提下，男性才可以不用不断地证明自己比女性优越，男性认为这样他们就轻松了。但实际上真正的轻松就是平等，只有在一个平等的社会里，男性才能摆脱时时刻刻要证明自己的焦虑。
王芳：刚刚我们说男性好像生来就享有某种特权，但是他们意识不到这个特权其实也在向他们索取，要拿走他们身上生而为人、而不只是作为男人的某部分东西。
几乎在所有的父权制文化里，男孩子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男孩子不能哭”、“男孩子要坚强”、“男孩子不能要轻易地表达情感，表达情感就是脆弱的体现，哭哭啼啼就像个女孩子”等等。这其实对于男性的成长有一个特别严重的负面影响。男性体察别人和自己的情绪的能力常常是缺失的，因为他没有学会如何去表达情绪，只知道不停地占有物质和追求权力。如果有情绪要怎样宣泄呢？要不就是酒精，要不就是暴力。
这会把男性变成一个情感的怪物，他没有办法与人建立关系，如果你想要吸引一个女性的注意，或者想跟她建立某种关系，你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很多男性没有学习过，也没有人教过。更多的方式就是简单粗暴地展示自己的力量，而事实上可能对于作为一个人来说，宽容、真诚、善良，哪一个都要比阳刚重要得多。
陈迪：即便说父权制社会对男性女性各有各的要求，但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我敢说女人要比男人在观念向度上更加自由一点。因为女性身份对于现代女性来说，吸引力绝对没有男性身份对现代男性的吸引力那样大。女性知道在“作为女人”完成恋爱、结婚、生育这一套传统的人生目标以外，有更加值得追求的价值，有更加多元的身份。她不一定非要死守着一个传统的女性身份，才可以过上就富有尊严的生活。但男人有这样的反思吗？没有的。
张之琪：可能因为女性除了刚才陈迪讲的恋爱、结婚、生育这条路径之外，还可以走男人的路。虽然在女性主义内部对这个的反思是非常多的，就是我们做一个女性主义者不等于做一个男人，我们如何做一个真正自由和独立的女性，其实是没有一个现成的方案的。但是你不能否认，有一个现成的方案就是去模仿男人的生活路径。但是对于男人来说，他作为一个自由的男性的路径也没有现成的，是需要他自己去发明的。但是对他来说，另外一个现成的选项就是做一个女人，这似乎对他们是没有任何吸引力的。
王芳：针对刚才两位讲的，我补充一些研究结果。有证据表明，在过去的50年里，女性和男性在人格和认知方面越来越相似，这种趋势在性别平等程度更高的国家更为明显，而这种趋同主要归功于女性越来越多地表现出了传统意义上的男性特质，因为有大量的女性进入到了传统上男性化的职业角色当中，她们承担的社会角色反过来塑造了她们的人格，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两性之间被认为的人格差异其实有很大部分来自于社会角色的影响，而不是生而有之。但是遗憾的是，男性并没有相应地吸纳传统意义上的女性特质。在我们的社会规范中，男孩“像个女孩”要比女孩“像个男孩”承受着更大的压力，男性去当照料者也存在着污名。这看上去似乎是人们对于男性做出反性别刻板印象的行为更加苛刻，然而更深层的原因是，传统的女性化职业通常收入更低、社会地位也更低，于是当男孩做所谓女孩做的事，便意味着失去权力与地位，故而更不被期待与接受，这是性别等级制度在孩子早期生命中的体现，它反过来也恰恰反映出我们社会中的女性们长久以来所经历的结构性困境。
04 善意性别偏见也要警惕，醒了就别再睡回去
张之琪：我们现在面临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而且这个结构性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形成，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当我们发现它没有一个迅速的解决方案时，很多人会感到非常绝望和无助，从而形成一种抑郁的情绪。从心理学的角度，王芳老师觉得应该怎样面对这样一种情绪？
王芳：能做什么就做什么，既然醒了就没法再睡回去。
首先我们要去承认受害者或者女性群体的叙事，我们要先让她们说话，去听她们在讲什么。然后再基于事实，做一个开放和多元的讨论。在这个过程中也许还可以做一些科普，就类似于我刚刚讲到的一些认知陷阱，比如“公正世界信念”。
还有我特别希望能够看到对施暴者的深度报道，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人的成长轨迹是什么样的，有没有值得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乃至整个社会反思的地方，这其实是很可贵的。我要提醒一点，我们之前观察到大家不愿意听所谓“凶手的故事”，但有大量心理学研究发现，一旦我们把大量的关注放到受害者身上，其实就是在不停地引发大家从受害者的角度去思考，也就是思考“她做了什么导致这样”或者“她如果不做什么就可以避免这样”，进而很可能产生对受害者的责备。其实，我们应该把焦点放在施暴者身上，从源头上来说，我会觉得这部分很有价值。
还有一点就是对于性别歧视、偏见或者是刻板印象的主动反抗。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可能经常会接触到类似的言论或者玩笑，我们其实是会很不舒服，但是不舒服之后我们会不会把它表达出来？其实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这个确实很必要，如果你已经醒了，你就有义务和责任，至少不要让这些人在发表这些言论或者是讲这些笑话的时候以此为荣。
最后，唐山事件后续有一些言论也是特别需要警惕和注意的，尤其是涉及到“男人不可以打女人，男人要保护女人”之类的言论，因为它是一种隐性的、微妙的歧视。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善意性别偏见”，对应的是“敌意性别偏见”，就是很直白、露骨、赤裸裸的歧视。
善意性别偏见是充满温情的，把歧视包装成关心和呵护。那呵护的方式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女孩子不要去做危险的工作”、“女孩子就应该找一个好男人嫁了”等等，或者像是偶像剧里的男主，永远从天而降救女主于水火之中。其实它还是在强调女性的弱势或者传统的性别角色，让你安安心心地待在那个位置上。所谓“我负责赚钱养家，你负责貌美如花”，就是特别典型的善意性别偏见。
善意性别偏见和敌意性别偏见虽然看起来表达方式不同，但它们是高度正相关的，相辅相成地想要维护结构性的性别不平等。前者像一个糖衣炮弹，很多女性可能还会觉得挺享受，但事实上你一旦违反了这样的一个传统性别角色，那个温情的面纱可能就会揭下来了。如果你是一个经济独立的女性，或者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就会更多地被施以敌意性别偏见；如果你是一个传统女性，就会被施以善意的性别偏见。我们自己做过一个研究发现，持有善意性别偏见的男性在一般情况下不赞成男性对女性实施精神暴力，而一旦我们让他知道这个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比其配偶高，那他对实施精神暴力的支持率就会上升。
陈迪：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来问“怎么办”的问题，还是蛮让人沮丧的。如果在2018年问这个问题，感觉会很不一样。通过2018年的#Metoo运动，美国有关性别的观念态势已经出现了某种程度的逆转。但最近也有一些案子，譬如艾梅伯·希尔德和约翰尼·德普的案件，让很多西方的观察家判断“#Metoo已死”。就像我们刚刚谈到的，不是说女性主义的力量变小了、收缩了、后退了，她们可能一直都在成长，但是对面的反对觉醒的力量现在被动员起来了，而它的存量极大，以至于把我们的讨论水位拉了回去。
昨天我才看到一个数据，是关于2022年美国人对于女性主义运动的评价是怎么样，共和党选民的数据就不说了，就说进步主义的那一边：在50岁以上的民主党选民中，男性只有4%认为“女性主义弊大于利”，也就是说，绝大多数50岁以上的民主党男性选民认为“女性主义是好的”；而在50岁以下的民主党选民中，有46%的男性认为“女性主义弊大于利”，25%的女性也持有相同的观点，也就是说，有1/4的美国进步派女性也不喜欢女性主义。
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50岁以上的美国的进步主义者，他们在70年代出生，小时候经历过美国的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80年代前半段是女性主义在美国的观念空间里最占据话语权的时候，他们在那个时候完成社会化，然后把这一观念的惯性一直保持到现在。而年轻一辈2018年可能还不是这样。但是在今年初，艾梅伯·希尔德的案子公开审理之后，油管上有太多有关艾梅伯·希尔德的表情包、恶搞视频，总量实在是太大了。
如果我们在谈论“应该做什么”这个问题的时候，期待的是某一些能够得到正反馈的努力的话，在这个时间点我真的觉得很难给出任何承诺。我们都有这样的判断——我们到死，都会活在一个父权制的世界里面。
张之琪：很多女性在发现女性群体的弱势地位没有办法很快改变时，会陷入到一种绝望之中，我有时候有一个比较阿Q的想法，觉得我们追求平等其实就是在追求一种弱者的政治，是以一个弱势群体的视角出发去制定政策，去与人交往，建立一种社会关系，去爱他人。如果这个是我们最终的目标，那女性已经在一个领先的位置上，我们更接近这样一个目标。
即便我们在现实中依然是受损害更多、受压迫更多甚至会失去基本的生存权的一个群体，但是某种程度上，我们依然得相信自己是更进步的一群人，相对那些仍然掌握权力、用自己的权力去打压别人的人，我们是更高贵、更自由的一群人。我觉得这个虽然像是一个自我安慰，但也是事实。当你的视野、你的观念已经被打开了之后，你就是在这条路上先起跑的人，你要相信后面的人必定是要跟上的，因为他没有别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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