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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岁常沙娜:我永远是敦煌的女儿

文化十分 CCTV文化十分 2020-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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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8岁的常沙娜,满头银发,眼神明净清澈。谈及自己熟悉的敦煌,她眉眼弯弯,仿佛画中的灵韵也随之溢了出来。不禁让人想起西域雪山戈壁,想起敦煌。


大漠的孤烟像是故交,长河的落日成了邻伴,敦煌的壁画做了知己。她身上有份安静素然的优雅,那是她一生浸润在此留下的痕迹。


采访 | 孟颖

撰文 | 桂姝蕾



▲中秋特别节目月圆同心·常沙娜篇

我们在位于京郊的工作室中见到了沙娜老师。今年中秋,88岁的常沙娜要远赴敦煌,参加《花开敦煌——常书鸿、常沙娜父女艺术作品展》的开幕式,这次展览对常沙娜来说有着特别的纪念意义:1946年,父亲常书鸿带着她在兰州首次举办画展,引起了国内外艺术届的关注;时隔72年,常沙娜与父亲第二次共同举办画展。

此次展览囊括了父女俩跨越百年的上百件艺术作品,帮她一同整理展览资料的还有她的儿子——中央美术学院的建筑师崔冬晖。为了在北京过个中秋节,一家人提前张罗上了团圆饭。

她笑盈盈地招呼我们喝茶吃点心,像是一个久未谋面的老朋友。得知小孙辈因故不能到来时,她在一旁惋惜地念叨了许久。又因中秋的缘故,常沙娜在与我们的交流中不时陷入对父母亲的回忆。

她是一位艺术家,更是一位普通的老者,她的一笔一触勾勒出敦煌,她的慈眉善目和闲话家常却释放出生活中的烟火气息。



敦煌的女儿

父亲常书鸿曾写信叮嘱她:“沙娜,不要忘记你是敦煌人。”

▲常沙娜回忆父亲常书鸿


父亲常书鸿是在对敦煌和敦煌艺术的深切怀恋中,离开人世的。他一生致力于敦煌艺术研究保护工作,曾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等职务。


常书鸿的墓碑上刻着五个字——“敦煌守护神”,在这个充满神佛的地方,被称为“神”的凡人,只有他一个。


常沙娜:

我是在法国里昂出生的。由于爸爸和我的命运,都与中国西北大沙漠中的敦煌难解难分,许多人误以为‘沙娜’即沙漠与婀娜多姿之意。


但我的名字“沙娜”是法文“Saône”的音译,而La Saone(索纳)是法国城市里昂的一条河流。


▲常书鸿在巴黎画的《画家家庭》


名字不只是一个称谓,它还是一种隐喻和暗示,甚至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一生。

尽管常沙娜十分清楚自己名字的来历,但也时常感觉“沙娜”二字隐喻着某种缘分。

正是这缘分,促使她跟随父亲走进了茫茫沙漠,走进了神奇的敦煌石窟。而那时,常沙娜才12岁。

▲常书鸿带着常沙娜、常嘉陵在莫高窟洞窟内


初到敦煌时,一家人住在莫高窟崖壁下的破庙里,桌、椅、床都由土堆成。没有电晚上点的是油灯。滴水成冰的屋里也没有任何取暖设备。住所的周围被戈壁包围,最近的村舍也在几十里外。

▲常沙娜与父亲常书鸿

敦煌缺水,不能洗澡;一盆水擦脸,擦身,洗脚,还舍不得倒掉。餐桌上的饭菜很简单,常常是一碗大盐粒、一碗醋,一碗水煮切面,那儿也没有蔬菜。


常沙娜:

在敦煌,没有中秋节的概念,那里没有月饼,我们吃东西简单极了。


刚去的时候就是一碗醋、一碗盐和面。因为水碱很大,要加点醋。春天的时候榆钱树弄点盐油炒一炒是最棒的。


所以我爸爸就提倡要种树,他也带头种菜。

在物质匮乏的条件下,常书鸿把整个身心扑在敦煌艺术研究保护等工作上常沙娜说:“人们常说我母亲是受不了敦煌之苦才离开的,但不知道还有其他原因。那时候国民党忙于战争,决定撤销敦煌研究所,将石窟交给地方,并停拨经费。爸爸对敦煌的保护工作刚起了头,如何心甘?为这事,父亲有时候回家发脾气,因一点小事和妈妈发生口角。那段时间,他们总是争吵不断。”

▲常书鸿和妻子及女儿常沙娜(中)


常沙娜:

在这种朝不保夕的颠沛与恐惧里,妈妈成了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她在房间里还挂了一个圣母玛莉亚的像,天天做祈祷,但到洞子里呢都是佛教,虽然是两个教,但是从艺术的角度她觉得早期北魏,唐代的彩塑很漂亮,也坚持了呆了一两年。


但是生活很枯燥,再加上我父亲压力太大,所以他对我母亲感情上的安抚、关心不够,母亲也感觉到很失落,后来母亲说她身体不好到兰州去看病,结果去了兰州再也没回来。

妈妈走后,常沙娜不得已中断了中学学业,回家照顾弟弟。

没有条件上学,父亲便为她量身定制了课程,由父亲的学生董希文和苏莹辉等人辅导中西方美术史,同时和敦煌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一起,临摹洞窟壁画。

常沙娜  马夫与马

常沙娜随着擅长画工笔仕女的邵芳进洞,从毛笔勾线到着色,邵老师成为她的工笔重彩老师。不知不觉中,她也逐渐精通了壁画方面的知识。

▲常沙娜  莫高窟女供养人  


常沙娜:

父亲要求我将北魏、西魏、隋、唐、五代、宋、元各代表石窟的重点壁画全面临摹一遍,并在临摹中了解壁画的历史背景,准确把握历代壁画的时代风格。


我每天兴致勃勃地登着蜈蚣梯,爬进洞窟临摹壁画。


建于五代时期的窟檐斗拱上鲜艳的梁柱花纹;隋代窟顶的联珠飞马图案;顾恺之春蚕吐丝般的人物衣纹勾勒;吴道子般吴带当风的盛唐飞天;金碧辉煌如李思训般的用色……


满目佛像庄严,莲花圣洁,飞天飘逸,我如醉如痴地沉浸其中,画得投入极了,在大漠荒烟中修行着自己艺术人生第一阶段没有学历的学业。


▲常沙娜  燃灯菩萨

早晨的阳光直射进来,照亮满墙色彩斑斓的画面,彩塑的佛陀、菩萨慈眉善目地陪伴着她。头顶是节奏鲜明的藻井图案,围绕身边的是神奇的佛传故事、西方净土变画面,常沙娜的青春年华就这样在敦煌石窟中度过。



敦煌守护神

从法国塞纳河边的旧书摊上看到伯希和编著的《敦煌石窟图录》那一刻,常书鸿的魂儿就被勾走了。

人们往往在经历生命重要时刻时并不自知,常书鸿也不知道,这里就是他未来将要奉献一生的地方。



与敦煌的结缘,源于1935年某一天在塞纳河边的一场“邂逅”。


常书鸿喜欢在巴黎散步,当他溜达到塞纳河边的旧书摊时,不经意发现了一部由6本小册子装订成的《敦煌图录》。


▲《敦煌图录》


这套《敦煌图录》是1907年伯希和从敦煌石窟中拍摄来的,常书鸿被深深地震撼了,这是他第一次认识到来自故土的艺术魅力。


常沙娜:

在这场“邂逅”前,在艺术上,父亲对西方彻头彻尾地崇拜。


父亲后来曾经说:“我是一个倾倒在西洋文化面前,言必称希腊、罗马的人,现在面对祖国如此悠久灿烂的文化历史,自责数典忘祖,真是惭愧之极,不知如何忏悔才是!”


▲常书鸿和妻子


当年,常沙娜的父亲在法国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都一帆风顺。1927年,常书鸿在好友沈西苓的父亲沈兹九的资助下去了法国。到巴黎后不久,他就获得了公费留学的名额,进入里昂中法大学学习。他的作品《湖畔》被选送参加里昂1933年春季沙龙展,获银质奖,被法国里昂国立美术馆收藏。


常沙娜:

小时候我家住在巴黎第14区48号,房子有一个长长的阳台,装饰着很好看的花纹护栏。


周末我家就成了中国留学生聚会的场所,王临乙、吕斯百、曾竹韶、唐一禾、秦宣夫、陈世文、滑田友……都是座上宾,徐悲鸿和蒋碧薇到巴黎办展览时也来做客。


▲常书鸿(左一)夫妇与留法艺术家


常沙娜:

我宁愿相信,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在指引父亲走向敦煌。


父亲那时已是在法国取得桂冠的东方画家,完全可以在法国过着一种舒服而优裕的生活。但站在这些来自祖国的艺术瑰宝前,父亲仿佛一下子找到了终生创作的源泉,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在召唤着他回中国、去敦煌。

  

1936年,常书鸿终于坐在了回祖国的火车上。但因那时西北战局不稳定,他只好先在北平国立艺专教书。不久后,抗战爆发,常书鸿一路从北平逃难到武汉、长沙、贵阳、直到重庆。

那时,常沙娜只有6岁。本该无忧无虑的童年,却闯入了无情的战争。回到祖国,连中国话都不会说的常沙娜就被卷进了逃难的洪流,不知何处为家。


常沙娜:

1937年夏天,我们乘轮船从马赛出发,穿过地中海、红海、亚丁湾,驶过辽阔的印度洋。


船上有些中国人唱一首悲凉的歌《松花江上》:“九一八,九一八,就在那悲惨的时候……”那时候我不懂“九一八”是什么意思,妈妈告诉我,日本人来侵略我们中国了。


▲常沙娜与父亲常书鸿


经过6年的坎坷风雨和漫长等待,1942年冬,常书鸿只身离开重庆赶赴兰州,向着心中的艺术圣地敦煌出发。


几个初次出塞的行者,雇了十几头骆驼,在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之后,走入真正的荒凉之地。经过饱受困乏和饥渴的行程之后,终于到达了莫高窟。


常沙娜:

父亲晚年常对我说,那时,他眼前的满目疮痍的敦煌,和在法国邂逅的敦煌截然不同。失望之余,他内心默默地说:既然来了,我就要保护你。


常书鸿一家人的敦煌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第一顿饭用的筷子是刚从河滩红柳树上折来的树枝,吃的是盐和醋拌面。一夜风沙之后,他们和民工一起,清理掩埋洞窟的积沙,敦煌石窟保护工作开始艰难起步。


▲常书鸿在莫高窟第130窟峭壁上指挥修建栈道


没有人力,缺乏经费,他们自己搭脚手架,修简易栈道,进洞要连爬带跳,从危栏断桥上匍匐前进。


洞中幽暗,没有照明器材,常书鸿就在小凳上工作,一手举小油灯,一手执笔,照一下,画一笔。


▲常书鸿爬梯子进入洞窟临摹


生活虽艰辛,但洞窟编号、内容调查、美术临摹从未间断。就这样,到1948年,常书鸿带领研究所完成了“历代壁画代表作品选”等十几个专题,共选绘摹本800多幅,为敦煌资料的调查、积累打下了坚实基础。


▲常书鸿临摹第103窟


常书鸿曾写道:“敦煌苦,孤灯草菇伴长夜。”他苦行僧一般的执着,最终使这座巨大的文化遗产没再受到更多的破坏。


他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敦煌艺术,经历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种种不幸和打击,仍然义无反顾,几十年如一日组织大家修复、研究、临摹壁画,搜集整理流散文物。


▲常书鸿画作 莫高窟九层楼


直到晚年,常书鸿依然惦念着敦煌。


莫高窟有一座倚崖高楼,称“九层楼”,檐角都挂着铃铎,叫做“铁马”,不管白天黑夜,都在微风中摇曳作响,常书鸿听了几十年。退休迁居北京后,他在家中挂了好几个铃铛,微风一吹,叮叮当当,就像敦煌九层楼的铁马叮当,时时呼唤着他。

▲常书鸿



永远的敦煌少女


回顾我这辈子的成果,图案教学也好、设计也好,包括20世纪50年代人民大会堂的设计,和敦煌艺术的精神是分不开的。——常沙娜

常沙娜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她的经历和遭遇都是不可复制的。幼年经历战争,少年时代母亲出走、学业中断、生活困苦,但她少年时代在敦煌的摹画生涯却是让她一生受用不尽的财富。


▲常沙娜

1946年春天,《常书鸿父女画展》在兰州举办,常沙娜临摹的一批敦煌壁画作品在展览上一并展出。一位加拿大籍的犹太人叶丽华看了展览,非常喜欢常沙娜的作品,和常书鸿说想要介绍她去波士顿美术博物馆附属美术学校学习,并愿意做她的监护人。

▲常沙娜  涅槃经变菩萨头饰


常沙娜:

去美国时,我随身带了自己临摹的一百幅敦煌壁画。临行前,父亲在南京筹备的“敦煌艺展”也开幕了,展出了八百多幅敦煌壁画摹本。


在美国的学习使常沙娜的视野更加开阔,敦煌以外还有希腊、罗马,还有埃及与两河流域,她开始了解各种文化之间的联系,也了解到敦煌艺术与西域丝绸之路文化的渊源。

▲常沙娜在绘制莫高窟的石膏模型

听闻大陆解放,她抛下未完成的学业回国参与国家建设。在北京举办的一次敦煌艺术展上,常沙娜为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导览,林徽因非常欣赏常沙娜的才华,邀请她到清华大学营建系担任助教。

▲常沙娜在林徽因先生指导下设计的景泰蓝灯座、盒子、盘等配套产品

常沙娜由此开始了工艺美术设计之路。梁思成和林徽因希望她把敦煌传统艺术运用于建筑和设计,为此,常沙娜反复研究敦煌壁画和石窟建筑特色,形成了独特而又富含传统艺术的设计风格。

▲常沙娜在林徽因的指导下设计的景泰蓝和平鸽大盘

敦煌文化始终贯穿在常沙娜的工艺美术设计中,如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天顶华灯、人民大会堂外立面柱廊上方琉璃瓦门楣等,这些设计都融入了敦煌的艺术风格,也代表着常沙娜的艺术特色。

▲常沙娜设计的人民大会堂外立面两侧浮雕花饰

1983年至1998十五年间,常沙娜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她致力于推动敦煌图案的整理与教育工作,主持并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为庆祝香港回归赠给香港特区政府的纪念物“永远盛开的紫荆花”雕塑。

▲常沙娜与《永远盛开的紫荆花》雕塑合影

2001年中国美术馆举办了她平生第一次个人画展《常沙娜艺术作品展》,其中包括敦煌壁画摹本、历年设计成果和花卉写生等三类作品。

同年,她两次带领4名研究生专程去敦煌整理、摹绘各类装饰图案,完成了艰巨课题《中国敦煌历代装饰图案》并结集出版。这一研究成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使用价值。

敦煌艺术情结自少女时代起贯穿常沙娜的一生。“应该说,我确实是幸运的。我有一个被称为‘敦煌守护神’的父亲,我得天独厚地在千年石窟艺术精神的哺育下长大……”常沙娜说。



一门三代的敦煌情结


常沙娜之子崔东晖说:“敦煌对我来说,一开始是新鲜的,后面是有情怀的,这里包含了我们整个家族对于敦煌贡献与感情。”


常沙娜的儿子崔东晖也同样从事设计工作,现任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副院长。他去过7次敦煌,跟母亲和外公相比,他去的次数不算多,但是敦煌对他来说,更像是一种精神上的力量。


崔冬晖:

敦煌对于我来说,不是一个具像的东西,它是抽象的,是一种精神,一种工作的状态和方法。对上两辈人的学习,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传承。


▲崔冬晖


崔冬晖出生于1977年,那时正是常沙娜的工作最繁忙的时候。常沙娜经常把儿子带在身边,她的艺术理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崔冬晖。


崔冬晖:

小时候我对树叶、天空这种很日常的事物感兴趣的过程当中,妈妈会跟我说在古代,人们对这个东西有另外的叙述方式和绘画方法。她会刻意找到敦煌以前相应的一些图案告诉我。


母亲潜移默化地将艺术的种子播洒在崔冬晖幼小的心田里。那时他经常看到母亲连续工作到深夜,和同事进行讨论,修改设计稿,这种专注的工作态度也给崔冬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崔冬晖与母亲常沙娜


崔冬晖:

母亲今年已经88岁了,上个月她还在为人民大会堂很多地方在做修补和局部更新的设计,包括材料的选择。


她对这个建筑带着饱满的热情,她一直跟我说当时周总理是怎么感谢设计师、建筑师在建国初期这么困难的时候,用这么短的时间建立起这样恢宏的建筑。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设计师应该具备的职业素养,非常低调、谦和且持续性地对这个空间的一种呵护和修订。



常沙娜也经常跟儿子提起常书鸿,将外公一生不平凡的经历告诉崔冬晖。常沙娜对孩子说,即便外公遇到了种种不幸和颠沛流离,但不论顺境逆境,他都能将自己调整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继续工作,这是自我修养和自我约束能力的体现。


▲青年时代的崔冬晖


崔冬晖说,外公常书鸿晚年特别谦和,对孙辈也非常呵护。他说,外公是一个含蓄的人,小时候每次去看望外公,外公都会给他写幅字。而他印象最深的就是“勤奋”这幅字。这是家训,也是外公对于小辈的激励和期望。


相对于外公和母亲传奇而曲折的一生,崔冬晖的人生比较顺遂。他初中阶段才选择绘画,因为对环境艺术感兴趣,也就自然而然地走上了设计这条路。

目前,崔冬晖主攻城市空间设计,北京很多地铁站的室内设计,都出自他的团队。

▲崔冬晖参与设计的轨道交通室内设计

奥运会之前,中央美术学院承接了北京市轨道交通的设计,崔冬晖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设计理念的收集和整理及再创造。他说,越大型的空间,越需要提取中国传统的文化元素,为空间的改造和设计营造个性化的特征。

▲崔冬晖参与设计的轨道交通室内设计


崔冬晖:

越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在每个城市,包括北京,设计团队越来越有文化自信。

我也感觉到其实敦煌给我的指引是一种精神性的,传统的东西在现代语境下,找到一个准确的表达手法,会变得越来越现代,而且越来越国际。

在寻找传统元素复兴的过程当中,敦煌是一个巨大的宝藏。而这个宝藏当中,除了我们看到的图形、图案等有形的东西以外,更多的其实是精神性的东西。


▲崔冬晖参与设计的轨道交通室内设计


常沙娜说,父亲常书鸿的座右铭就是生命不息跋涉不止。带领她走进艺术殿堂的父亲常书鸿一辈子坚守着大漠,为宣传敦煌文化不遗余力地奔走。而她这辈子也遵从了父亲的人生信条,认认真真做事。希望儿子也能继承外公这种“杭铁头”精神。

敦煌文化和精神在三代人中一脉相承,这一切,都是源于对敦煌深深的眷恋和对中国传统艺术的热爱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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