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科幻简史第二期：苏联科幻迷梦，不曾到来的明天

四十二史

 科幻春秋

今年4月，我计划去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转一圈。询问过来人意见时，同学痛心疾首地告诉我，加里宁格勒市内著名景点“苏维埃楼”是个大坑，千万不要去。这反倒引起了我的逆反心理，想着一定要第一时间去看看。

从机场乘公交车到达市中心，那栋耸立在河畔的烂尾楼立刻刺入我的视线——它在茫茫暮色中如一匹沉睡的巨兽，粗看上去，酷似一只解构主义火柴盒，让我想起小时候抻长了脖子的卷笔器，中间凹进，两块密布着正方形小窗的盒体由粗大的水泥横梁连接，建筑在腰间猛然断开，用几根水泥柱子和两个不知所谓的水泥方框连接，好像睁着一双惊愕的大眼睛。

位于俄罗斯加里宁格勒的“苏维埃楼” ▲

在前苏联留下的未来派建筑遗产中，加里宁格勒的“苏维埃楼”并不是最有荒诞幻想色彩的，至少它还横平竖直、眉目清楚。相比之下，法国摄影师弗雷德里克·肖班（Fredric Chauban）搜罗到的其他苏联未来派建筑则要任性得多：基辅火葬场是一座白色贝壳状建筑群，倒映在水中恍如一盆新鲜蛤蜊；第比利斯典礼宫由高低错落的曲面构成，中间耸立起一面瘦削的塔墙；圣彼得堡控制论学会大楼长了一张大长脸，外围由16根顶天立地的水泥棱刺包裹；格鲁吉亚公路部大楼像是几根横竖交叠的木方，让人随时有拿吊车吊走一层办公室的欲望。这些就像某种已经死去的纪念碑，用超现实的质感见证着一场义无反顾、全民动员的造梦运动，而这场运动的初始动力之一，便是起到宣传物作用的苏联科幻小说。

乌克兰基辅·纪念公园火葬场 ▲

1895年到1945年的五十年间，单独出版和在报刊发表的俄国科幻作品超过600种，从1946到1958年间，苏联共出版了将近150种有关物理和技术问题的科幻小说。从别利亚耶夫到斯特鲁伽茨基兄弟，苏联科幻的影子直到今天还笼罩在人们关于未来乌托邦的想象之上。无论是足以与《2001：太空漫游》抗衡的《飞向太空》，还是《阿凡达》中向斯特鲁伽茨基兄弟致敬的潘多拉星球，都提醒我们：那场激情澎湃的科幻大梦离我们并不遥远。

科幻小说与造梦运动

从幻想小说作家转行成为航天工程师的齐奥尔科夫斯基有句名言很符合苏联科技部门领导人的口味，常被引用在诸如《技术的最新成就与苏联科学幻想读物》这样的官方科幻小说研究报告中：“开始时，必然是想象和幻想，接着是科学的计算，最后是把幻想付诸实现。”苏联科学院院长涅斯米扬诺夫曾在一次演讲中提到：“这是幻想小说里的事情吗？不！这正是苏联科学家们在做的事情。”

苏联科学家将文学幻想付诸实践的行动力令人瞠目结舌。1925年，布尔加科夫写下了颇有讽刺意味的科幻小说《狗心》，故事中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教授给一只流浪狗沙里克换上了流氓无产阶级者的脑垂体，这个狗头人心的沙里克立马学会了油嘴滑舌、巴结奉承、恃强凌弱、非礼女助手，最后重新被变回了一只狗。狗头实验在布尔加科夫那里只是个含沙射影的黑色科学幻想，到了苏联科幻小说鼻祖别利亚耶夫那里，则成为更有医学实践意义的神话。在他的成名作《陶威尔教授的头颅》中，陶威尔教授致力于复活各类人类器官，受到助手迫害后，他失去了身躯，只留下一个头颅却还能存活。这些摆弄脑袋的实验，被苏联生物学家带进了现实。

布尔加科夫幻想小说《狗心》▲

1959年，《生活》杂志刊登了苏联科学家弗拉基米尔·德米科霍夫的最新研究成果——他创造出了一只双头狗，将两只狗的脖子接到一块儿，第一次成功完成了动物的心肺移植手术，照片上，两只狗头并列在一个身躯上，闭目打盹儿的样子平静又诡异。尽管这两只可怜的狗只活了四天，却为人类器官移植提供了可能性。

随着原本只出现在小说中的生物黑科技、原子能、航天技术和各类先进生产技术不断在生活中变为现实，技术主导的科幻小说越来越被看做是新科学发现的先行者，苏联人产生一种“神笔马良”式的期待——但凡被想象、被描绘的，都能被实现、被应用，在科幻小说中，苏联人兴奋地照见社会主义技术乌托邦的影子。 

在这股“幻想变现”的热潮中，苏联出现了一大批“社会主义科幻小说”，作家们热衷描绘出一个个生机勃勃的发达技术社会，有意思的是，甚少有人去考虑，在一个技术极端发达的社会中，工人和农民该干些什么。

1958年刊登在《真理报》上的小说《旅行在1965年的苏联》算是其中一个典型。作者的野心不大——只设想了一个“七年计划”后的近景。一群十年级的中学生前去科学院参观，大脑随着科学家进入了1965年的世界——莫斯科成为一个以飞机为主要交通工具的空中城市，一切生活用品用塑料制成，市中心竖起一座座用特殊轻便钢材制造的千米高塔，巨型原子能发电站成为城市的心脏，钢铁石油产量翻番，当然作者没忘了让莫斯科市中心升起一座伟大的卫国战争胜利纪念碑。在小说结尾，作者不忘为这些丰富奇妙的想象添上一个政治正确的结尾：“甚至最大胆的理想都难以赶上现实的苏联的速度……我们知道，它是一定会实现的，就像过去我们所想到的一切。”

《旅行在1965年的苏联》▲

五十年代方兴未艾的计算机事业在《旅行在1965年的苏联》中也有闪现。小说主人公——少年老成的格里沙说：“朋友们，无论你们怎么争论，未来总是属于电子计算机的”，浪漫的小女生奥利亚也认同他的想法：“人们将把一切所谓粗活交给自动机去作，而给自己留下思想和感情的部分。”然而并非所有梦想都有被实现的权力，与宇航事业相比，互联网在苏联遭到了完全不同的待遇，在美国如火如荼建设“信息高速公路”之前，苏联则悄悄将信息网络扼杀在了摇篮中。

1950年代中期，正在“跃进”中的苏联计划经济遇到了严重困难，要协调散布在11个时区、成千上万个生产部门的活动几乎成为无法完成的任务，曾带领全国计算机专家研制出“M-100”计算机的安纳多利·基多夫上校，给赫鲁晓夫写信提议开发一个高效管理全国经济生产数据的信息系统，他给这个计划取名为“红书”。直到今天，人们看到基多夫的计划仍要心潮澎湃地感叹：早在美国人的“信息高速公路”之前，苏联人就已经绘制了互联网的蓝图。

苏联军事工程师、控制论先驱安纳多利·基多夫 ▲

但遗憾的是，今天我们几乎无法在苏联科幻小说中找到互联网的影子——它没能得到国家领导层的认可，也就不能进入科幻作家的创作。计算机的作用仅限于为宇航事业贡献运算力量，或者在自动化生产系统中扮演工具角色。我们顶多能在斯特鲁伽茨基兄弟的小说《自然反射》中找到具有计算机控制系统的机器人，或者在德聂伯洛夫的小说《蟹岛噩梦》里看见能自我复制、自动设计程序的机器。即使在萨弗隆诺夫兄弟预言22世纪生活的小说《我们孙子的孙子》中，所谓“控制论的发展”也只是非常模糊的图景。“赛博朋克”式的科幻想象，直到80年代才出现在美国人笔下。

一个能够控制全国经济运作的信息网络着实触动了太多人的利益。苏联财政部长非常担心网络计划会让财政部门失去举足轻重的地位，军队更不能接受这样的指挥系统，元帅们对基多夫说：“你要做的是用电脑设计火箭，指挥部队的只能是我们。”直到生命的最后，基多夫曾提出的伟大构想也仍是苏联的最高机密。继基多夫之后提出“全境自动化系统（OGAS）”的格卢什科夫也不断受到心怀鬼胎的官僚主义者们的阻挠，缺乏国家支持的网络项目在七八十年代碎裂成一片片孤立的局域网，随红色帝国的悲梦一同消散。

苏联数学家、控制论专家格卢什科夫 ▲

从某种程度上讲，与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代热衷于生产技术想象的科幻作家们相比，基多夫和格卢什科夫才更像是真正的造梦者。1982年，年仅58岁的格卢什科夫临终前对妻子说：“放轻松，总有一天，来自地球的光将穿越星系，而每一个星系中的我们都会再次恢复年轻。”这听起来，比任何日发百万瓦电的核电站、轮胎直径两百米的拖拉机或者秒行千里的直升机，都要浪漫得多。

苏联人的太空迷梦

如果你是一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苏联中小学生，那么每天都会是“加加林日”。整个国家浸泡在宇航梦中，学校、博物馆、街头贴满画着宇航员、太空飞船、火箭，写着激动人心的太空口号的海报淹没：“我们生来就是为了实现神话！”“苏联人民，宇宙先锋！”“驾！”（画面上是一位驾着雪橇的宇航员驰骋在太空里），就连新年宣传画上都是一个穿着红色宇航服、举着枞树枝的娃娃骑着火箭在星空里喜气洋洋地划过。学校开设了“加加林课”，从四年级上到十年级为止，每到周末，学生们还会去青少年宫参加宇宙俱乐部和宇宙实验竞赛。到七十年代末，莫斯科以各位“宇宙征服者”的名字命名的少先队就足足有五十个之多。

被孩子们拥簇的加加林 ▲

有人将冷战时期苏联的太空实验形容为“悲梦”。加加林成功进入太空之前，苏联太空署共进行了57次“载犬航天”，至少9只太空犬罹难；除此之外，据说还有些当局讳莫如深的“消失的宇航员”再也没能返回地球。然而这些都不能阻挡苏联人投身航天事业的热情，在宇宙科幻小说的助力之下，航天成为一种带有浪漫色彩和英雄主义的事业，成为宇航员，不仅是一个光荣的梦想，还相当时髦。

与美式科幻不同，苏联人多数时候都在想象着鼓舞人心的太空征服故事，而较少关心外星人入侵、星球大战或星际迷航。换句话来说，宇宙不过是另一块社会主义试验田。齐奥尔科夫斯基、阿·托尔斯泰、别利亚耶夫等重量级苏联科幻作家都坚定地告诉读者：只要用社会主义的精神去播种，就能收获一片宇宙新世界。

19世纪末，当时还是名不见经传的中学数学老师的齐奥尔科夫斯基就写过一系列“飞上太空”的小说，其中最为成熟的一部是1896年开始连载的《在地球之外》。说实话，此书算不上一部一流小说。故事开篇的背景介绍是这样的：“一个法国人、一个英国人、一个德国人、一个美国人、一个意大利人和一个俄国人不久前来这里（喜马拉雅山里一个城堡）定居。……他们都是巨富，都拥有神话般的财产，能随意满足自己的一切科研需要。”简直就是一道理科应用题给出的条件：钱财、人设和社会背景都可忽略不计，我们只谈谈怎么上天。

《在地球之外》俄版插图 ▲

不过，对于齐奥尔科夫斯基的文学素养我们不能太苛求，他最重要的身份不是一位幻想作家，而是实打实的苏联航天之父，为火箭设计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曾准确地预言苏联人的太空梦：“人类不会永远留在地球上，在对光和空间的追逐中，最初人会怯怯地踏出大气层的边界，随后为自己争取太阳周边的每一寸空间。”在这部1896年开始连载、直到1920年才完成的小说中，齐奥尔科夫斯基简单粗暴地借人物之口事无巨细地讲述了二级火箭推进器和宇宙飞船的原理及技术瓶颈，具体到宇宙飞船的飞行角度和速度，内部的空调、食物、饮水设施，乃至送入太空的人数，每个人的房间大小都有规定。与其说它是一部小说，不如说是太空科学研讨会纪实和宇宙飞船说明书。有趣的是，讨论充分、万事俱备之后，科学家们把这次宇宙之旅的时间定在2017年。

在1958年齐奥尔科夫斯基这部小说正式出版之前，宇宙幻想故事早已在苏联成为风潮。1932年，列宁格勒的雷宁教授在他编写的《百科全书》中列出了当时所有描写“星际交通”的作品，此前千奇百怪的星际旅行工具包括各类形状诡异的大炮、太空车、飞梭，还有宇宙电梯。写下《陶威尔教授的头颅》的别利亚耶夫也写过一系列宇宙旅行故事，包括被再版数次的《跃入苍穹》《康齐爱星》。与齐奥尔科夫斯基相比，别利亚耶夫的想象要显得有人情味多了——他给进入太空的人赋予了丰富的生活感受。在他早期的小说中，冗长的宇宙飞行理论一般占三分之一的篇幅，另用三分之一的篇幅遐想外星生活——别利亚耶夫给黑白的外星世界添上了绚丽的色彩，金星和月球地面都因为布满珍稀矿石，而反射出赤橙黄绿青蓝紫的光芒。

《陶威尔教授的头颅》▲

无论终点是火星、金星还是月球，苏联作家们总是热衷于描写技术细节，不管主人公们乘坐的是飞船、火箭、巨型喷气式飞机还是球型电气火车，他们总要把燃料、发动机原理、飞船构造、导航系统和安全装置写得明明白白，人物与情节只是为了将这些“科学说明书”写得流畅易读一些。我们姑且称其为一种“齐奥尔科夫斯基式”的技术流风格，对于苏联科幻作家来说，“科幻现实主义”要求他们这么做——不然科幻小说就流为庸俗的大众读物，对社会毫无裨益。

1969年《青年科技》杂志的一张封面图很好地概括了苏联人对太空的执念——一位身着白色制服的宇航员手握长桨，坐在一艘白色巨舟之中，旁边写着一行大字：太空赛舟。冷战背景下的美苏太空竞赛，的确是一场延伸到地球之外的大国争霸。但如果我们往前看得再远一点，对太空领土的索求，大概可以看做是俄罗斯民族基因里空间渴望的一种延续。这个地处极寒之地的庞大国家，几百年来一直在为争夺出海口而南北征战，而太空，是真正无人涉足也没有边界的全新海洋。我总能在苏联人进军宇宙的热情里，看见一点游牧精神的影子——有为生存而战的悲壮，也有为野心而战的执念。

美苏太空争霸时期的苏联《青年科技》杂志封面 ▲

晚年的齐奥尔科夫斯基曾对红场上游行的人们说：“……随着时间的过去，我相信你们当中的许多人将会亲眼看见第一次的宇宙飞行。”的确，站在齐奥尔科夫斯基想象中“宇航元年”2017年的门口，我们发现火箭、卫星、太空探测器、太空旅行、宇宙空间站都已经是家常便饭，人类已经能够如他所想的那样在太空长期生活。于是，我们一面要感佩他在百年前对太空生活的精确想象，一面不禁苦恼：科技进步压缩了科学幻想的空间，除了外星来客和星际旅行之外，我们还能对太空想象有什么期待呢？ 

后乌托邦想象：从“新人”到“人”

1859年，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伦敦参观了作为“万国博览会”展馆的水晶宫，这次经历出现在他1862年写的小说《怎么办？》中，女主角薇拉的第四个梦里出现了一座类似水晶宫的建筑：“塞屯南的小山上的宫殿：到处只见铁和玻璃、铁和玻璃。不，不只是铁和玻璃：这仅仅是建筑的外壳，它的外墙；里面才是真正的房屋, 一座高大的房屋：这道铁骨透明的外墙仿佛一个匣子似的包覆着它, 跟它的每层楼中间有宽阔的走廊相连接……”

“薇拉的第四个梦”插图 ▲

车尔尼雪夫斯基将一切火热美好的社会想象寄托在这座四季恒温、电灯长明的水晶宫殿上，它暗喻着俄国作家最早关于“理想的人”的设想。和通体晶莹剔透、由钢筋玻璃构成的“水晶宫”一样，新的人类也应当是一种坚强理性和崇高感情的拥有者，头脑里没有肮脏自私的欲念、摇摆懦弱的性格，他们是乌托邦的完美居民。

1922年，苏联成立的这一年，成功转轨为优秀苏联作家的旧俄贵族阿·托尔斯泰写下了《阿爱里塔》，他创造出了以科幻手段塑造“新人”，将俄国革命扩展为太空革命的情节模式——工程师罗希与同事飞到火星，同行的红军工人在火星掀起了一场红色革命，开始反抗统治阶级，引起了火星社会的暴乱，最后罗希不得不泪别火星爱人阿爱里塔，返回列宁格勒。《阿爱里塔》之后，在整个三十年代，苏联出现了不止一部机器人参与外星革命的电影，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理想在七十年后得以传承，机器人式的“新人”能带来革命已经成为某种定论，他们无论在地球还是在外星，都能够点燃燎原之火。

改编自小说《阿爱丽塔》的苏联同名科幻电影 ▲

还是在1922年，苏联电影理论家吉加·维尔托夫写下一份关于“新人”的电影宣言，同样名叫《我们》。他写道：“人那心理学的特点令他无法像只秒表一样精确，并且妨碍着他与机器联姻的努力……人没能力掌控自己，这简直令人羞耻——如何能最终改变这点，只有设法让电子力那完美无瑕的仪态比庸碌之人混乱的匆忙、比懒惰之辈颓废的懈怠更吸引我们。”在科学幻想中创造出配得上完美机器的“社会主义新人”，是苏联作家一项特殊的任务。

何为“新人”？随着19世纪开始的技术革命，各类科学遐想中都喧腾着一个“人造人”的乌托邦，“它是对中世纪蒸馏炼金术的回忆与技术的、生物学的、化学的假想，以及真实实验的集合产物”。在苏联，“人造人”的构想则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意识形态完美吻合，人们出于革命需要，而非由于纯粹的科学冲动，希望创造出一种不仅仅在生理机能上，而且在思想情感上跟得上科技社会发展的“新人”。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宣传画 ▲

将“新人”理念付诸生物化和遗传化的实验,不仅是科幻小说或者电影里的虚构。酷爱实验的动物技术专家伊里亚·伊万诺夫曾在非洲进行过人和类人猿配种的实验, 以期获得一种“新人”。苏联“劳动科学管理组织”的主要任务，就是幻想依照电脑技术参数，对现有“物质人”进行心理和体力改造，也就是把人的身体变成一种具有恒久生产力的机器，从而将人从其心灵的磨难和肉体的痛苦中解放出来。与科幻作家的想象一致，苏联人想要将生理学的人改造成一种可控的、理性的生物。

有意思的是，几乎在阿·托尔斯泰创作《阿爱里塔》的同时，扎米亚京创作了“反乌托邦”小说《我们》。在“大一统王国”中，整齐划一、无欲无求的“新人类”按照精确的时刻表安排工作、休息和性生活的时间，他们脑中没有忧虑和烦扰，只有对秩序的无尽赞美，他们同样居住在玻璃房屋中，因为“隐私是可耻的”。在万物大一统的王国里，理性至高，不存在“我”，只有“我们”。扎米亚京将讽刺藏在了故事的结局中：试图反抗秩序的男主角最终被切除了“幻想”，露出满足的笑容，高呼“理性必胜”。

其实早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时代，“别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曾质疑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新人”设想：“你们怎么知道人不但可能, 而且应当如此改造呢?你们因何得出结论, 认为人的愿望亟须予以矫正呢?总之, 你们何以认为, 这种矫正确实会给人带来好处?……人要是没有愿望, 没有意志, 没有欲念 , 那还成什么人呢? 岂不是风琴上的一个键子?”

扎米亚京《我们》原版插图 ▲

关于“新人”和科技乌托邦的怀疑，在苏联文学中作为一条暗河从未断流。在《我们》之后三十余年的时间里，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显然不能容许对“正面的人”的怀疑，直到斯特鲁伽茨基兄弟的《路边野餐》，读者才能看到一些未来世界的“非完人”形象。书中的瑞德就是个充满缺陷的“潜行者”：他满嘴脏话，为了金钱不断进入外星人在地球上留下的“造访带”盗取宝物，还几次三番被捉住判刑。在那条看似平常却随时可能吞噬生命的公路上，瑞德带着年轻向导亚瑟，在前辈们倒下的地方摸索前行，最终找到了传说中能实现一切愿望的“金球”。但这位“利欲熏心”的“潜行者”，对着无所不能的“金球”许下的愿望却很幼稚：“但愿每个人都自由、快乐，愿所有人都兴致勃勃、满载而归！”

这样一个离经叛道的故事，即使在赫鲁晓夫上台、文学“解冻”之后的苏联也很难得到宽容。1976年，斯特鲁伽茨基兄弟开始协助导演塔可夫斯基将《路边野餐》改编为剧本，1977年春夏，用来拍摄的5247卷胶卷却出现问题，所有画面都出现了绿色的暗影，塔可夫斯基相信这是一场阴谋，拍摄一度陷入绝境。但最后，塔可夫斯基还是在爱沙尼亚的后工业时代废墟中拍完了《潜行者》，他用叮叮当当的机械声和抽象电子乐，营造出冷清又诡异的“造访带”氛围，把“金球”改写成了一间能让所有人的深层愿望得到满足的大房间。塔可夫斯基否定了所有关于影片政治隐喻的猜想，他说：“造访带其实没有什么电影以外的象征意义，造访带就是造访带，它像人生，人们以自己的方式度过它。” 

《路边野餐》造访带里的“绞肉机” ▲

宇宙在塔可夫斯基或者斯特鲁伽茨基兄弟的眼中，不再是新的革命阵地，也不是亟待开垦的处女地，而是承载着人类的存在主义困惑的“另一个地球”。塔可夫斯基在改编自波兰作家莱姆小说的电影《飞向太空》中，原封不动地引用了原著中一位空间站人员的话：“我们并不是要侵略外太空，而是要把地球的边界延伸到外太空，说到底我们还是在寻找人类，我们不需要另外一个世界，我们需要的是这个世界的影子。”

直到1991年红色帝国解体，这场轰轰烈烈的造梦运动宣告破碎，苏联人也没能从科学幻想中找到真正的答案：乌托邦与它的居民究竟该是何种面貌？在今天的俄罗斯，我们能看见《守日人》《守夜人》这样带有魔幻色彩的科幻巨制，但其中关于人类未来世界观的探讨，又回到了“光明与黑暗之战”的基本线上。也许只有一部同样改编自斯特鲁伽茨基兄弟小说的电影，能够给这一场持续七十余年的科幻大梦划上句号。

阿列克谢·日耳曼《神仙难为》电影海报（2013）▲

2013年，导演阿列克谢·日耳曼又一次将1989年的电影《神仙难为》搬上银幕，故事讲述一支三十余人的探险队前往外星城市阿尔卡塔城，在那个尚处于中世纪状态的城市中集结所有喜爱思考和读书的人，想发起一场面向未来的启蒙运动。然而所有改革的努力，都以混乱、战争和暴力告终。人类当不了上帝，也不必成为上帝，大概就是乌托邦终究只是一场幻梦的原因。

本文原刊于《三联生活周刊》2017年第一期

责任编辑：不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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