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介 | 海尔斯《揭开施动性的面具：莱姆的〈面具〉》导读
四十二史
科幻春秋
南希·凯瑟琳·海尔斯《揭开施动性的面具：莱姆的<面具>》导读[1]
黄亚菲 / 译介
《面具》（“The Maska”，1976）是波兰科幻作家斯坦尼斯瓦夫·莱姆（Stanislaw Lem）所创作的科幻短篇，最早收录于同名作品集《面具》（The Maska，1976）之中。而后这篇小说在知名的莱姆作品研究者与英译者迈克尔·坎德尔（Michael Kandel）的推介与选篇下，与其他13个机器人短篇[2]一并被编入莱姆英文小说集《致命机器》（Mortal Engines, 1977）。该小说的故事主线交织着哲性思辨与诗样柔情，坎德尔甚至在选集序言中称其为可与《索拉里斯星》相提并论的杰作。机器人杀手在无意识中受国王操控前去诱杀敢于质疑君权的智者阿罗德斯，而后逐渐在自身意识与行动之间的矛盾中发现真相。她想方设法对抗程序而依然只有不甚自由的选择范围，但同时又能对猎物萌发近似于爱意的情感体验。最终她与濒死的阿罗德斯在大雪里相拥而眠，薄雪轻覆二人，形似婚礼又似是葬礼。
斯坦尼斯瓦夫·莱姆
“面具”既是杀手机器人的金属昆虫本体所藏身的美人皮囊，也是纠缠于她脑海之中众声喧哗的多元意识。杀手机器人身上程序—意识—行动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引发了美国学者海尔斯（N. Katherine Hayles）的关注，她在《揭开施动性的面具：莱姆的〈面具〉》中对此予以讨论。该文发表时海尔斯的后人类思想已经基本成型，全文多有对话拉康、德勒兹与加塔利对意识施动性（Agency）价值的论断，并对“程序”隐喻所指向的人机消界这一后人类状况表现出极高的兴趣。这在节标题的设置上就可见一斑，从“人类中的机器”、“人类中的机器，还是机器中的人？”再到“重合的机器与人类”，“程序”在海尔斯递进的论述中从根本上影响了主体性的概念。海尔斯开宗明义地指出，这篇文章意在进入当代社会的此类新兴议题：
随着编码设备对高级社会基础设施更为深入的渗透，程序—人类认知之间关系的议论随之兴起。尽管近些年才出现可植入设备，但关于编码如何进入深层思维结构的推测却比技术现实早了好几十年。争论的焦点在于有意识思维和无意识编码、自由意志和编程输出、性别的文化濡化(Enculturation)和算法的无性别操作、语言与编码的非语言操作之间的竞合。潜在编码构成显在意识(Conscious mind)这种假设，从根本上影响了施动性概念与主体性概念。当大屠杀和其他暴行让人不被当人，智能软件又促成机器人被误认为人类的奇观。这些困惑促使我提出这样一个命题：要被算作一个人、一个实体，其必须能够行使施动性。施动性帮助主体做出决定、表达意图、实施行为。划破人这一概念的外皮，就能发现意识的施动者（Agent）[3]；发现施动者，就走上了主体建构之路。
在第一节“人类中的机器”中，海尔斯连续对话了此前对人工生命形式施动性的论述。她的第一个对话对象是德勒兹、加塔利《千高原》中的细胞自动机（Ca）[4]，并认为这个自由的模型不适用有皮肤这一物理形态的人类，而后将论述的重点落到了语言之上，并着重对话了拉康用以发展“无意识”理论的“图灵机”概念，并认为拉康对这一概念的使用将语言设想为从无意识的机器操作，到显在意识这一更高阶段的发展阶段。此处的向量是自后而前的，即从回归到出现，机械操作被认为是产生意识的基础，而不是向前生命状态（Pre-animate）的复归。因此，海尔斯认为重点从生命/非生命这一分野转向了机器智能/显在意识的界分：
《千高原》
源自人工生命形式与生命有机体之间反馈回路的网络，已经引发一场施动性的危机，这在《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1999）中有详细描述。一方面，如果人类就像机器，无论是细胞自动机还是图灵机，施动性都不能安全地置身于显在意识之中。另一方面，如果机器就像生物有机体，即使它们没有意识，也必须要有施动性。在这种重新组合中，与施动性密切联系的欲望与语言，均以崭新的方式被理解。作为自由浮动的施动者，欲望仍然被固定在机器选择里。加塔利的《机器异质性》提出，在无意识中出现的语言被指认为图灵机【...】如果欲望和由此产生的施动性根本只不过是二进制编码的表现，那么计算机就可以拥有完全和人类一样真实的施动性。通过这些重新配置，德勒兹、加塔里和拉康用自动机来挑战了人类的施动性，并在此过程中将自动机作为施动者。当机器作为施动者，人类与其施动性就植根于机器运行的过程中——那施动性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人格（Persona）[5]概念变得不稳定。
为了深入探讨这些问题，海尔斯从“人里的机器，还是机器里的人？”一节就开始转向莱姆的《面具》。因为她认为这个令人不安的故事的核心，就是能够思考的显在意识与决定行动的潜在程序之间的冲突。与之同时，海尔斯的文本分析中着重关注了“性别”的表现，这也是机器人故事中由来已久的传统。藉由“性别”，海尔斯得以使用男性程序与女性意识之间的冲突，以及意识追寻自身主体性的“生产”隐喻两条线索来解读施动性与施动者之间的微妙差异及其对当代语境的启示。她的论述开始于语言、性别、身份与意识之间的关系：
“面具”的故事开始于一个入口。入口的一侧，是一个名为“它就是我”的意识（181）。在本文中，叙述者始终都被冠以波兰语中的阴性词：例如，“Machina”和标题之中阴性的“Maska”。然而亚热布斯基（Jerzy Jarzebski）和迈克尔·坎德尔发现，实际上叙述者最早是中性，其中一个表现就是莱姆所使用过去式中性词尾并不实存。这种自创的语言从一开始就强调了性别的重要性（尽管在此处是以擦除性别的方式）【...】当叙述者越过入口（既是空间的入口，又是语言的入口）时，其意识经历剧变，同时感觉到“相当暴力的性别冲动，弄得她晕乎乎的，我也闭上了眼睛。我闭眼站在那儿的时候，语言从四面八方传来，因为除了性别之外，她还接受了语言”(182)。在这个阈限时刻（Liminal moment），叙述者从逐渐远离意识的“它”变成了一个语言文化的“她”。她越过宫殿的入口（即她认为自己当下所处之处），让她自己变为了一种象征。【...】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有理由怀疑叙述者的意识就是身份之所在，因为它产生于另一种意识之后——一种充斥着“它”而非“她”的意识——这种意识使得叙述者穿越出生的狭道，来到世上。只要叙述者仍然是女性，物理空间的突然转变就是意识的特征，这表明意识的运作就像不断被开启、关闭的机器。
而后海尔斯敏锐地指出，主人公在小说开端的舞会场景中就已经感觉到恐惧，因为她自身的意识过于理性，并且也不能完全掌控自己的身体；与之同时，她还意识到体内似乎存在着多个具有施动性的意识。海尔斯由此开始了文本中意识与程序之间关系的探讨：
尽管她可以乐意思考什么就思考什么，但也慢慢地意识到，她只能部分地控制自己的行为。这种景象使得意识满是恐惧。她很快就确定，她是为敢于质疑国王权威的杰出思想家阿罗德斯（Arrhodes）而来。这些信息来自意识，却不起源于意识，对叙述者来说它们是预先确定的事实【...】虽然意识感觉它本身包含了一种身份，但它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身体中还存在着其他施动性——而且这种施动性无法被直接探查，只能由主意识努力通过推论和观察来理解【...】在她与阿罗德斯的诱惑之舞中，叙述者表现出才华和嘲讽。这既吸引了阿罗德斯，又让他害怕。因为他立刻发现这不是普通女人，于是直率地责问“你是谁？”当叙述者自问自答时，她脑中闪现出三个完全不同的女人的过去，即来自北方的杜埃娜（Duenna），来自南方的安吉丽塔（Angelita）和特伦尼斯（Tlenix），每个女人都带有强烈但支离破碎的感官记忆。她还意识到，她的选择将决定“真相”，“如果我承认，每个人都是实在”，而“未提及的图像将会随风而逝”（192）。意识反映过来：她在舞伴的位置上，是可以输入选择的可编程芯片。
海尔斯认为正是叙事者发现了某种不可控程序对自己的控制，而后故事中进行叙事的意识才开始了让施动性与施动者统一的尝试，或者说开始了对自身身份与主体性的追寻。她将叙事意识从诞生到主体性追寻这一过程，解读为三次隐喻式的出生。第一次是叙事者在流水线上被生产，第二次是前文中进入舞会之前的阈限时刻，意识被语言建构为女性；而第三次则是意识剪破美人皮囊发现金属昆虫本体：
叙述者站在一面全身镜前，遵循内心无法解释的冲动，将自己从胸到胯一分为二。切割皮肤时，她看到血肉间依偎着一个昆虫机器人的金属身体，意识到“这不是它，那个异己的外来者，这仍是我自己”（213）【...】“它曾是我，也仍是我。他进来时，我不断对自己重复这这句话。”（213）。他傻傻看了眼她敞开的身体，扭头就跑。当叙述者努力把自己从人体面具中解放出来时，“特伦尼斯、杜埃娜、米尼农沉膝跪下，然后脸朝下倒去一旁，我从她身体里爬出来。”于是，被丢弃的人类皮肤用一种叙述者不再需要的诱人姿势躺在地上，“像一个双腿叉开的裸女，毫不端庄”。（214-15）【...】《面具》使用了一种非比寻常的配置，其将异化外形与拟人化的意识结合起来，而且让它具有女性性别的标志。抛下用以掩盖昆虫机器人的美人躯壳，现在叙述者的金属机器人躯体上，表现出意识的身份留存而主体关系消失之间的复杂平衡活动。
“出生”也并非是叙事者的自我选择，操控机器杀手的国王与猎物阿罗德斯两个男性角色是其中的决定因素。在这一点上海尔斯援引了《女性机器：从冯·诺伊曼到理查德·鲍威尔斯》（“The Female Machine: From von Neumann to Richard Powers”）一文中观点，即《面具》对叙事者女性身份的强调来自一种文学传统，那就是有权势的男性会利用女性自动机来对抗其他男性。并进一步指出，《面具》中的男性权力隐藏于女性叙事者的编程之上：
随着叙述者的转变，国王暗杀阿罗德斯的阴谋水落石出。但女性施动者在这个设计也依然坚持自我，因为我们知道国王“已经向他垂死的母亲发誓，如果伤害降临到那个智者的身上，那必然是他自己的选择”（193）——因此才有了诱惑的情节。为了遵守他对母亲的诺言，国王必须编织计谋，让阿罗德斯选择叙述者并初始化这个机器人的程序。而后机器人才会变成昆虫杀手，追杀阿罗德斯到天涯海角。男性权力有能力采取行动，但这种行动只能处于女性影响的限制之下，这种特殊的形式通过叙述者的不同装配而发生。在此，男性权力表现为男性编写程序所支配的行动，而我们将看到，意识被继续建构为女性。
《索拉里斯星》▲
文学传统之外，海尔斯藉由莱姆访谈中的《索拉里斯星》与《面具》之比，以及莱姆对莱亚何以成为新人的论述，开启了这两个相似文本之间的比较研究。她以女性身份为线索，探究了莱姆文本中机器与造主之间的特殊联系，以及编程意识自由与否的经典发问：
在这些故事当中，女性既是亲密的伴侣又是危险的异化她者，在她身上同时存在造主的意志与自身模糊的施动性。就好像女性角色要想成功，必须断言她的施动性独立于使她成为实在的男性意识之外。她越是撕碎自己，就越是能获得自主性；她越是反抗造主的施动性，就越有要违背她假定目标的威胁【...】女性作为联系起未知外星人与男主角的中介这一模式——正如《索拉里斯星》——在这里被重新想象为调和陌生程序与男主角之间矛盾的女性意识。而这一意识的运作不受情绪动荡与非理性欲望的影响，这两者正是莱姆希望人类所克服的。除此之外，叙事者的金属身体使得这些联系更为复杂，因为它通过变形的女性怀孕与生产过程被赋予生物性，又成为超越生物性的矛盾混合体（Oxymoronic amalgam）。也许这些复杂性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面具》的结局不像《惨败》那么黑暗，而是发现了女性意识是同情的体现。比如尽管她不能拯救阿罗德斯（这个即将屈辱为奴的智者），却恢复了对他的尊重，甚至是爱。
与之同时，海尔斯也关注叙事者是否会在结尾的大雪中苏醒迎来第四次“出生”，进而摆脱程序控制、完成编程，成为自主的人。她将这一次未竟的“出生”当作后人类时代主体性危机的具身化表达：
早些时候她想象过，如果自己放弃目标，坚持自我会变成怎样。国王会下令让机器狗追捕她，就如同她追捕阿罗德斯一般无情。即使她奇迹般地生还了，仍会被整个人类社会所厌恶。更有深意的是，这些信息来自于故事的中间部分，所以它不是活跃的叙述，而是像逐渐消失的记忆一样，徘徊在读者的脑海中。尽管濒临轻微的遗忘，我们也可以发问：她将会降生为怎样的生命？当然不是有独立主体性的人，他们毫无探寻她是否拥有自由意志的理由。但也许在后人类时代，主体性的危机也远未解决，因为尽管她是非人（Nonhuman），但她仍可以被算作一个人（Person）。
在尾章“人与机器的重叠”中，海尔斯进一步展开后人类式的论述，她认为《面具》中将意识从程序中分离出来的故事模式是对当代德勒兹、加塔利和拉康所设想的后人类主体的有效推演：
在此主体中，意识完全不是施动性之所在，只能在她行动之后推测她为何如此行动。她越来越意识到，施动性的起源非意识所可及，而是由外部施动者编写的代码最终操控的计算机程序所建构。即使是在深层，施动性中的模糊性依旧存在，因为程序既被视作自身的代表，又被视作国王意志的代表。这种模糊性在意识中被不断重复，在模糊性中她想象自己是在某种边缘行使施动性，就好像能以模糊方式实现编码目标的灰色区域。在这些施动性复杂的重构中，将无意识视作程序，而非把意识夸大的黑镜别具深意。因为它在编码残忍的机械操作中定位隐藏的行动之源。诸如弗洛伊德被压抑的俄狄浦斯情结，亦或荣格的集体无意识，似乎都完完全全是拟人化的。因为这两种观点都根植于他们更加熟悉的意识，而非陌生的机器编码操作。
《精神分析引论》
与之同时，海尔斯也坚称《面具》远不止是人类寓言。她认为，意识也可能是一个面具，用来调和人类读者和机器意识。即使机器人脱掉了人类的躯壳，拟人化的显在意识也像面具里的面具一样，邀请读者前来辨别什么是机器编码的结果，其讨论了编程中是否会出现意识的热点问题，也洞见了人类自身施动性之上的文化编程意味:
随着情感计算、进化算法和不仅能自我学习，还能自我重新编程的程序出现，人工智能某天拥有自我意识甚至是思想似乎也就不是幻想了。【...】此处最主要的问题不再是我们作为有理性的生物完全拥有自由意志以及不受约束的施动性后该如何行动。而是意识如何从与编码程序操作类似的潜在程序当中演化而来，并与之交互。因此，把编程技术视作字面意义上的机器结构，还是具有启发性的类比就成为理解人类当前状况的关键所在。【...】施动性长期以来被认为是自由意志和理性思想，但对比之下，这种观点的效力是片面的、定位是分散的、起源是机械的，施动性与编码（Code）之间关联的紧密程度至少与自然语言相同。我们不再是可以思考的无毛两脚兽，而是显在意识与机器编码操作的混合体。那么谁又是行动的施动者呢？《面具》对此问题的预见，让我们理解那些所谓的自我施动性，有多么片面、繁复与错杂。
海尔斯以性别作为中介，揭开了莱姆《面具》之下“潜在程序—显在意识”之间的冲突，打通了精神分析研究中的无意识与人工程序之间的关系，这也符合她长久以来对虚拟信息实体的重视。与之同时，施动性（Agency）与施动者（Agent）这组在精神分析研究、后人类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机器人学（尤其是HRI）等多个研究领域中共存的关键概念，在新的技术语境之中也期待着进一步关注。
本文原刊于《科幻研究通讯》2022年第2期
译者简介
黄亚菲，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硕士。
注 释
[1]原文出处：Hayles, N. K. “(Un)Masking the Agent: Distributed Cognition in Stanislaw Lem’s the Mask,” in Swirski, Peter, ed.The Art and Science of Stanislaw Lem. Montreal :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2006, pp. 22-46. 译者注：作者名“Hayles”在国内有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刘宇清，译著，2017）、海勒斯（《千万别丢下我的后人类书写》，信慧敏，《当代外国文学》，2012；《科幻电影创意：后人类视野中的身体美学》，黄鸣奋，《东南学术》，2019）、海耶斯（《书写//后人类:作为认知集合的文学文本（英文）》，N.K.海耶斯，《文艺理论研究》，2018；《寻求肯定性科技后人类主义》，N.凯瑟琳.海耶斯，《电影理论研究》，2019）、海尔斯（《斯芬克斯的觉醒:何谓“后人类主义”》，赵柔柔，《读书》，2015；《后人类时代：控制学、文学、资讯学中的虚拟身体》，赖淑芳、李伟柏，译著，2018）几种译法，本文统一使用“海尔斯”。
[2]译者注：本处提及机器人短篇分别为“The Three Electroknights”（《三位电子骑士》）、“Uranium Earpieces”（《铀听筒》）、“How Erg the Self-inducting Slew a Paleface”（《厄格如何斩杀那个白脸人》）、“Two Monsters”（《两只怪物》）、“The White Death”（《白色死神》）、“How Microx and Gigant Made the Universe Expand”（《小人与巨人如何扩张宇宙》）、“Tale of the Computer That Fought a Dragon”（《斗龙计算机历险记》）、“The Advisers of King Hydrops”（《海德普斯王的谋士》）、“Automatthew’s Friend”（《奥特马修的朋友》）、“King Globares and the Sages”（《葛洛柏瑞斯王与圣徒》）、“The Tale of King Gnalf”（《格纳夫王故事》）、“The Sanatorium of Dr. Vliperdius”（《维利珀迪乌斯医生的疗养院》）以及“The Hunter”（《猎人》）。其中前11个故事均来自莱姆的《机器人寓言》（Bajki robotow, 1972），波兰人名均为笔者音译。
[3]译者注：为了后续理解的流畅，此处需要对海尔斯文中的“Agency”与“Agent”这组尚未有通译的概念作出区分，以便明晰其具体所指。《斯坦福哲学百科词典》（SEP）中对“Agent”与“Agency”有如下界说：“在通用术语中，‘Agent’指具有行动能力的实在，而“Agency”则意味着该能力何以实践与表现”。海尔斯对这两个词的使用偏向语言哲学/心灵哲学，在与德勒兹《千高原》的对话中她引出了语言作为文化编码机器这一观点，并进一步建构起自然语言与编程语言之间的联系，将语言行为解读为一种机器行为。在她的论述中，行为主体“Agent”是一个与心灵主体“Subject”相对的概念，它能够在“Agency”的驱动下行动。与之同时，两者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可能同时有多个“Agency”驱动“Agent”，而多个“Agent”也可能受到同一“Agency”的驱动。可见在海尔斯的论述中“Agency”则是行动的能力，但不一定施加行动；“Agent”是可以施行的主体，其行动必须受到“Agency”影响。前者可被理解为一种文化编程，而后者则可被理解为海尔斯概念中“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虽然沿用“施动性”与“行动者”的译法也基本适配，但为了与黑格尔、马克思意义上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及拉图尔意义上的“行动者”两个非常相近的概念作出区分，此处暂译为“施动性”与“施动者”，也希望可以借此抛砖引玉，厘清这组术语的运用边界。
[4]译者注：冯·诺依曼的细胞自动机中，像素被视为细胞的网格，像素根据邻近细胞移动，并组合成不同的几何图形，像生命形式的发展，目前细胞自动机已被用来模拟进化和复杂的生物系统。
[5]译者注：荣格的人格面具理论“Persona”也用本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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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碳基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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