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终将感谢近4亿不惜逃荒要饭也要生下儿女的“超生游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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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建章 | 人文经济学会理事、携程网董事长
黄文政 | 人文经济学会特约研究员
（一）应该感谢多子女家庭
2017年1月28日大年初一，央视一套《欢乐中国人》栏目出现了多个呈现大家庭欢乐与祥和的节目；特别是来自安徽十姐妹的亲情和融洽，更引起现场嘉宾的赞叹。这些节目的播出，标志着官方生育观念的重大逆转，预示全面放开并大力鼓励生育将成为我国人口政策的主旨。我们长期关注人口问题，并为中国的严重的低生育率危机深感忧虑。这次央视节目展现如此积极的友育态度，也让我们欣慰不已。
不过，这个节目也让长期浸淫在计划生育宣传下的观众倍感惊诧。一些失独家庭更是认为节目“极大地伤害了遵章守纪的全国两亿独生子女家庭，特别伤害了全国百万失独家庭”。我们非常理解这种感受。特别是，失独父母失去了唯一的孩子，为国家的政策付出了最沉重的代价，而目前的扶助远不能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更无法弥补他们心灵的创伤。近年我们与失独家庭一直保持联系，在内参中为他们呼吁，也联系两会代表、委员，协助起草并递交有关补偿失独者的建议和提案。在这方面，我们将尽己所能，继续努力。
但需要指出的是，失独惨剧的根源，是严厉的生育限制政策；继续伤害失独家庭的是相关部门对责任的推诿和对合理诉求的敷衍，而不是回归正常家庭观念的央视节目。实际上，我们两位作者本身也是独生子女，而且也都只生了一个孩子，因此我们完全理解一些独生子女家庭对节目的失落和困惑。但我们相信，我们自己作为独生子女或独生子女父母的孤独和无奈，绝不应该成为我们指责央视倡导健康理念的理由。
相反，无论是失独家庭，还是其他独生子女家庭，其实都应该感谢像十姐妹这样的多生家庭。人不仅是负担，更是贡献者。总的来说，人对社会的贡献要大于带来的负担，这也是人口越来越多，但社会整体却越来越进步的根本原因。部分家庭多生，是造福而非伤害其他家庭，在少子化时代更是如此；只是荒谬的生育限制观念颠倒了这种关系。
从1980到2015年，中国约有两亿“超生”孩子出生；要是没有他们，中国现在的老龄化会更严重，经济会更低迷，养老会面临更大的困境。正是多育家庭用自己的艰辛养育了更多的孩子，为养老体系提供了更多的支撑者，为民族保持了更多的元气和活力。
对所谓“超生”家庭不守法的指责更站不住脚。即使旧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也只是提倡一孩，而非禁止多孩。“超生”家庭并没有违反中国任何一条法律；他们为中国的未来贡献了更多孩子，但却遭受了牵牛扒房、开除公职、缴纳高额社会抚养费等严厉处罚。
1990年黄宏和宋丹丹主演的春晚小品《超生游击队》，以“超生”家庭为取笑对象，丑化那些为实现生育意愿而被迫颠簸流离、含辛茹苦的底层民众。在严酷的政策环境下，多生家庭所遭遇的艰辛和屈辱是一般独生子女家庭难以体会的。即便仅从这个角度来说，央视十姐妹节目还无数“超生”家庭一点点公道，也值得大大地点赞。
（二）部分家庭多生是维持民族正常繁衍的必要条件
不少人看到十孩家庭，会想当然担心这会导致人口无限膨胀。实际上，在一个正常繁衍的社会，总会有些家庭生育很多孩子。中国观众对十姐妹如此惊诧，也说明生有10个孩子的家庭有如凤毛麟角。英国只有不到中国的1/20的人口，却还有生育18个孩子的家庭；英国的生育率虽然高于中国，但仍然低于更替水平。法国政府长期鼓励生育，除了各种现实措施外，还对生育八个以上孩子的母亲颁发共和国家庭勋章。即便如此，法国生育率虽然远高于中国，也一直也未能成功恢复到更替水平。
由于总有部分人不婚不育，或只愿生育一两个孩子，少数家庭生育特别多孩子对维持民族繁衍至关重要。在一个正常社会中，不同家庭的生育意愿千差万别。假定意愿孩子数呈如下的分布：6、3、2、2、1、1、0，且所有家庭都能如愿生育，那一共7个家庭将拥有15个孩子，生育率为2.14，勉强接近中国所需的2.2的更替水平。
而在这15个孩子中，来自三孩或六孩家庭的有9个，占总数的3/5；来自两孩家庭的孩子只有4个；而独生子女只有2个，不到总数的1/7。这也意味着，当来自三孩和三孩以上家庭的孩子非常普遍时，生育率才刚处于更替水平。但在全面二孩政策下，上述家庭的生育数量将分别变成2、2、2、2、1、1、0，即7个家庭总共生育10个孩子，生育率仅为1.43。
相对于2.2的更替水平，1.43的生育率也意味着每代人减少 35%，每两代人减少58%。如果生育率一直处于这个水平且人均寿命稳定，那总人口将以每50年减少一半的速度衰减。除非能将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人口衰减将一直持续下去。我们之前在本专栏系列文章中已论述，无论是从资源环境、城市建设、经济发展、科技创新还是文明传承来看，严重衰微的人口趋势对中国未来都有百害而无一利，对中华民族复兴更是釜底抽薪。
很多人以为二孩政策就足够了，没有必要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这是误解。中国生育率早已处于世界最低之列，在可预见的将来，还面临着三重继续下行的压力：即进一步的城市化和现代化、中华文化圈所面临的共同因素、以及长期一胎化和计划生育宣传改变了生育观念。
从世界其他低生育国家的经验来看，生育率一旦处于极低水平，即使大力鼓励生育也无法将生育率恢复到更替水平。相比之下，中国的生育率比这些国家更低，生育观念破坏得更严重，即使农村的生育意愿都比极低生育率的日本、韩国还要低迷，要把生育率提升到可持续的更替水平，将是逆水行舟，难上加难。
经济补助对生育率提升确实有一定效果，但代价高昂。根据欧洲各国的数据，对家庭补助占GDP高出一个百分点，大致对应于生育率高出0.1。如果这个数据能作为参考，就算中国目前的生育率真有卫计委声称的接近1.6，而非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2左右，要将其提升到维持民族可持续繁衍所必须的2.2的更替水平，政府需要把相当于GDP达6%的支出用于补助家庭养育，这个开支相当于中国军费开支的四到五倍。随着长期低生育率带来的老龄化加重，工作年龄人口相对需要抚养的老人会不断减少，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财力都可能捉襟见肘，高额补贴没有短期收益的养育事业难以指望。
虽然二孩政策能够带来出生人口的短暂增加，但在2018年以后，随着生育堆积结束及育龄高峰期女性的快速减少，出生人口将开始急剧萎缩。按目前的趋势，如果不大力鼓励生育，中国出生人口将在2050年前后降到800万甚至更少。从全球比较来看，中国的人口萎缩更少触目惊心。 中国占世界人口比例总体在1820年、1900年、1950年、1980年分别为36.6%、25.6%、21.8%、22.1%，总体上在大幅下降，虽然目前还有18.9%，但每年新生儿却不到世界12%。
而中国在2050年前后每年出生的约800万人也只相当于届时世界的5%。在强大的低生育率惯性下，中国要将生育率提升到世界平均水平可能再需要两三代人时间，等到最终稳定下来，中国每年新生儿占世界比例可能跌破3%。除非之后中国生育率显著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中国占世界人口的比例最终可能不到3%。这种人口趋势如果不能逆转，那将意味中国国力的严重弱化甚至中华文明的式微。
（三）希望有儿、希望有女，或希望儿女双全都无可厚非
有人猜测十姐妹父母生这么多女儿是希望有一个儿子，并认为正是这种心态导致了严重的男女性别失调。但从逻辑来说，农村严重的男女出生性别比失调，是性别偏好、生育数量限制、胎儿性别鉴定共同作用的后果。这三个因素去掉其中任何一个，都不会出现男女比例失调。性别偏好在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一直存在，但中国的男女出生比例在最近几十年才严重偏离正常水平，并高于其他所有国家，其原因正是中国实行了全球最严苛的生育限制政策。
如果没有生育数量限制并且不选择堕胎，那么希望有男孩的家庭可通过扩大生育数量来实现自己的愿望。这样并不会导致男女比例失调或生育率过高。假设自然男女出生性别比与胎次无关，一直为106:100。即使所有父母都偏好男孩并一直生育到有男孩为止，那男女出生比例依然还是106：100，虽然不少家庭在最后生男孩之前会生很多女孩，但平均每对夫妻的孩子数量也仅为1.94（即（100+106）/106），依然不到更替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大约每1376个（即 1/((100/(100+106)^10)）家庭，就有一个家庭生育十个或更多女孩。这也说明，对十姐妹家庭根本无需大惊小怪。
长期以来，大部分农村地区实行“一孩半”政策，即如果第一个孩子是女儿，允许生育第二个孩子。有些家庭在生了一个女儿后，希望再生一个男孩。他们会在怀上第二孩后，鉴别胎儿性别；如果是男孩就生下来，如果是女孩，则主动上报以意外怀孕为理由堕胎。
这样做的结果致使很多第二胎女婴被终止了生命。需要指出，即使没有重男轻女而只有儿女双全的思想，“一孩半”政策也会导致出生比例失调。这是因为，头胎是男孩的父母被禁止再生育，无法实现儿女双全的梦想；而头胎是女孩的父母，如果希望男女双全，自然会希望第二个孩子是男孩。
生育数量的限制及胎儿性别鉴定存在的情况下，对孩子的性别偏好确实与男女比例失调有关；但如果没有生育数量限制，性别偏好本身并不会导致男女比例失调。 尽管重男轻女有悖公平，但希望有儿、希望有女、或希望儿女双全都无可厚非。
而且，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性别偏好也是很多家庭“超生”的动力。如果没有这种动力，中国这几十年来的生育率会更低，人口老化和未来的萎缩会更加严重。安徽十姐妹父母的可贵之处是，他们没有进行性别选择的堕胎，从而为中国社会贡献了十个姐妹，这恰恰有利于缓解中国严重的男女比例失调。
（四）人是目的，不是手段
部分民众对十姐妹节目的反感也反映了生育政策调整的严重滞后，以及政策信号的矛盾。计划生育部门三年前还对生育了三个孩子的张艺谋征收了天价的社会抚养费；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一些省份甚至还在对政策实施前的“超生”二孩家庭追缴社会抚养费。
而且，姑且不说早就应该放开并开始鼓励生育，目前在鼓励二孩的同时，依然还在严厉限制三孩。这等于要求每个人不管胖瘦都要吃二两饭并且只能吃二两饭，荒谬至极。在中国目前如此之低的生育意愿下，愿意生育三个或更多孩子的家庭屈指可数；严厉处罚生育三个及以上孩子的家庭，不仅增加了这些家庭养育孩子的代价，提高行政成本并制造各种怨恨，也进一步遏制了本来就非常低迷的生育意愿，加剧人口危机。
在这种政策环境下，观众看到央视的十姐妹节目，思想很难一下转过弯来。因此，要让鼓励生育得到民众的理解和支持，需要尽快取消所有生育限制，并切实做好长期生育限制政策的善后工作，包括将“有利回溯”原则运用于人口新政。在我国法律实践中，“有利追溯”的原则体现为，如果先前的某种行为不符合当时的规定，但符合新法的规定，并且对各方有利，就应当依照新法予以保护。根据这一原则，应将全面二孩政策回溯到过去的生育行为，对之前所有“计划外”生育者，免除社会抚养费和相关处罚。
还有部分民众对十姐妹节目的负面反应，是觉得官方人口理念在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但这种感受，并不是因为央视节目表现的大家庭理念多么极端，而是在长期的计划生育宣传下，中国社会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来看，都是最为极端的视人口为负担的观念。滋生这种偏执观念的，除了早年遍布城乡的计划生育宣传标语和后来的各种影视节目外，最基础且有效的当属中小学教科书。
我们曾分析整理了浙江某些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三所有科目有关人口与生育的内容，发现这些内容在一边倒地宣扬负面的人口和生育观。因此，要在全社会恢复正常的人口理念和健康的生育观念，还需要多管齐下，不仅需要更多类似十姐妹这样的家庭性的娱乐节目，还需要全面清理中小学教科书的相关内容，代之以对中国的人口形势的如实陈述，和对人口与资源环境和发展的深入而全面的论述。
十姐妹节目带给部分民众的另一个担忧是，人口政策可能会从强制少生变成强制多生。但我们坚信，人是目的，不是手段。政府应该尊重民众的生育意愿，帮助民众实现自己的生育愿望，而不只是把民众生育当成实现国家目标的工具。在权利意识日益普及的今天，任何强制生育政策只会带来抵制，甚至适得其反。我们欣慰地注意到，国务院最新颁布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特别确定了强化正向调节的原则，表明以负面惩罚为特征的措施将不会成为未来政策的选项。
人们有多生的权利，也有不生的权利。真正合理的生育政策是让民众完全自主决定生育数量和间隔。在超低生育率趋势严重威胁民族的正常繁衍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情况下，政府则有责任鼓励生育，也就是创造各种条件，让普通家庭能够更长远地规划自己的未来，并顺利地实现自己的愿望。
具体措施包括，确保教育资源的规划和配置足以维持可持续的生育状态；将托儿服务和幼儿教育、父母科学育儿教育等分别纳入免费义务教育和公共培训服务；减免生育家庭的税赋，适当延长产假并保障产妇在产假期间和之后的工作权益；让父亲和母亲享受同等产假，以降低养育孩子的负担并减少工作性别歧视等等。
我们相信，只有在税收、教育、法律等各个方面切实减轻养育家庭的负担，让普通家庭愿意生孩子、生得起孩子、养得起孩子、养得好孩子，每个家庭和整个国家才有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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