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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孩子看病为什么要交钱?

薛涌 互联杂谈14 2019-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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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吃晚饭时,妻子告诉我她买菜的经历:到了超市收银台准备付款,前面一个十几岁的母亲抱着个孩子,拿出一叠儿童食物券WIC,全名叫“妇女、婴儿、儿童特别营养补助券”(Special Supplemental Nutrition Program for Women,Infantsand Children);收银员没有见过,不知道怎么处理,赶紧呼叫经理,闹得大家都得等。


那女孩子特别难为情,转身一个劲儿地说:“对不起!对不起!”妻子本想安慰她一下,告诉她自己当年也用过这个。但话还没有出口,收银员已经搞明白怎么处理、招呼那位女孩儿。她也赶集抱着孩子去付款了。


这一段小插曲,勾起了我们十多年前的往事。我们当时住在无家可归者遍地的纽黑文,超市里许多顾客都使用各种食物券。收银员有专门的训练,处理得很熟练。


如今,我们住在波士顿富裕的郊区。这里看不到无家可归者,超市里也难得见到有食物券的。怪不得收银员一时抓瞎。偶然碰上这样的场面,仿佛自己一下子回到了那个其乐无穷的苦日子,并像昨天一样历历在目,同时也惊叹我们的生活会发生了如此之大的变化。


无巧不成书,妻子讲述这些事情时,我发了一段有关的微博:我奇怪中国的孩子看病为什么要交钱。有网友质问:哪国不交钱?我告他:没文化真可怕。孩子在美出生时我们是一贫如洗的两个外国人。孩子医保一直到22岁,去医院政府派车,相当‘豪华’,还给一大堆食物券保证营养。孩子吃不了,父母就跟着‘蹭吃喝’。美国这方面还是发达国家中最差的。”

这里有另外一条缘由。这条微博本是对另一条微博的跟帖:一位母亲借来五千块抱着幼子去医院看病,结果钱全被偷光,绝望之下嚎啕大哭。据说医护人员仍然安排治疗,让人欣慰。但那微博配有照片,看了心情很沉重,我就随手写了这么一条。


后来觉得应强调一下儿童看病应该免费的立场,干脆扶正单发了。没想到,这么几个字居然有爆炸性的效果。几个小时内,阅读量超过170万,评论过千,转发过三千。


那一千多条跟帖,绝大部分是谩骂,有说我造谣骗人的,有说我伪造收入蹭福利并要举报的,更有说“丢人丢到国外”去的。还有些帖子,居然在那里质疑:这么穷怎么还能出国?仿佛只有贪官才配出国。


这一千多的跟帖,多少帮助我了解了中国的世相。这种世相,又多多少少建构在对美国的种种误解之上。所以,我不妨从亲身经历开始,讲述一下一对“一贫如洗”的夫妻在美国生了孩子后的经历。


首先讲讲我们为什么“一贫如洗”。在这一千多跟帖中,反复出现的质问是:“一贫如洗怎么能出国?”即使我这个一天到晚上网,自认为还算了解中国的人,读到这样的问题也感到吃惊,接着马上就意识到:时代的变化是多么巨大!


在我们留学的那个年月,即从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出国的主力都是“一贫如洗”的。他们大多是从美国的大学拿了全奖,有的借钱买张机票,就这样在异国他乡打天下了。那些“有钱”的,即靠海外富亲戚担保的,过签证关都难。拿全奖的“一贫如洗”者,则很受礼遇,一两分钟就过关了。还有些人,连考托福的钱都没有。


我八十年代给香港杂志写稿,第一次挣了一百美元左右的外币,三分之二送给朋友考托福了。这两位后来都成了相当不得了的人物。


如今,像我们那样一贫如洗靠全奖出国的大概仍然不会少,但出国的大多数是有钱人,四年本科就能烧掉快一百五十万人民币。这种人多了,大家反而不明白“一贫如洗”出国是怎么回事。他们当然更不会有我们这种经历。


更有甚者,许多这种拿父母的血汗去留学的人,什么都学不会,怎么去怎么回来,“海龟变海带”已经成了媒体的关键词。恰恰是这样的人,开始嘲笑我们这些被美国名校一年几万美元请去读书的“蛀虫”了。


当时我们夫妇都在耶鲁攻读博士课程,待遇按说不薄:免学费之外,学校提供一万美元左右的生活费,外加医保等等,只要不奢侈,生活上不用愁,可以专心致志地读书。不过,这种支持,一般只延续六年,除非你在校外能申请到基金,否则六年后就不会衣食无忧了。


我们前几年忙于学业,根本没敢想要孩子的事情。等妻子通过博士论文资格考试,才生下小女。女儿两个月时,一家三口都到了日本,妻子进行论文研究,我则学习日文。可惜,为照顾不满一岁的孩子,妻子不能如期完成论文。我回美后匆匆通过博士论文资格考试,就只剩下一年的奖学金了。


这就是我们“一贫如洗”的状况:从日本回来后,一家三口,收入全靠我的奖学金,而且只能吃一年。耶鲁奖学金中的生活费部分,比照的是当地的生活费用标准。我们穷惯了,一般消耗比这个标准低许多,一度两人分享一个人的奖学金也可以过得不错。


但是,一家三口用一个人标准的生活费,显然就不行了。尤其是女儿,需要另有医保。我们因为是耶鲁的学生,自动享受学校的医保。如果再加一千多美元,女儿也会被我们的医保覆盖。但是,当时这一千多块对我们是笔非常大的钱。


经过一番咨询,还是按照“专家”的指示办理:让女儿加入给低收入阶层的免费医保,这个大概是属于“医助”(Medicaid)范围,一直能管到19岁。我微博上唯一的错误,就是把19岁说成22岁。因为是十几年前的事情,记忆不清。经过网友批评,查阅了一下资料,虽无十足把握,但确实更可能是19岁。


另外,我在140个字中没有空间交代:这种医保自我找到工作后就自动脱离。本觉得这是不用解释的常识。工作后的医保自动覆盖全家,谁还会赖在政府的医保上?但是,美国的制度还在那里:如果父母一直没有工作和医保,孩子确实可以继续享受下去。


老实说,刚开始面临这个选择,我们颇为迟疑:耶鲁是个精英大学,医疗系统相当有水平。女儿加入“穷人医保”,会不会受委屈?后来专家们耐心解释:这种医保在质量上绝对不会有差别,只能是更好。


比如,我们没车。拿着耶鲁医保看病要自己想办法去医院。穷人医保则考虑到穷人没车的现实。所以给孩子看病(包括例行检查),只要事先预约,政府会派车接送。另外,拿药也是免费的。


看病找什么专家,还是自己随便选。大家都去耶鲁纽黑文医院。我们还真用过几次专车带孩子看病。那是医用的小面包,里面各种仪器俱全,一看就是精心为各种病人设计的,设施比普通车辆舒适豪华多了,颠簸小,空调温度极为稳定,而且每次来都只接送我们一家。


用了这么几次,我们自己都不好意思:这要花政府多少钱呀!于是以后带孩子看病,除非刮风下雨,我宁愿让她坐在我脖子上走半个多小时到医院。还好,我是练长跑的,扛着孩子走这么远小菜一碟;女儿坐在爸爸脖子上也开心得不得了。


除了这种免费医保外,女儿还享受每月几十美元的WIC支票,就是我开篇提到的那种食物券。这是用于她的营养补助。父母凭着这种支票,可以到超市购买各种食品。当然,这里面有些限制。有些高档的、名牌的东西不能买。


不过,当时用这种支票买来的东西很多,女儿根本吃不完。我们当父母的也就跟着“蹭吃喝”,比如牛奶、鸡蛋、果汁等等,吃了不少女儿的。这里的原因,大概是女儿个头儿小、胃口小,吃不完美国孩子标准的食物。


这种福利,并不仅仅是把钱送到你手里为止。这种食物券,每两个月领一次,领取前必须和营养师会面,营养师会耐心询问孩子的健康和饮食状况,提供各种建议,有时要查看医院例行检查的结果,甚至亲自检查孩子。让我终身难忘的,就是911那一幕。我当时正好在去领食物券,坐在一堆穷人中间,看着电视上的图像,半天搞不清出了什么事情。


这些,是一个穷孩子所享受的国家福利。但是,仅仅这些是不够的。父母是两个博士生,都有学业要对付。女儿要送到幼儿园去。不像北欧,美国没有从摇篮到墓地的福利,幼儿园是私立的,所费不薄。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进行了最大的一次冒险。


那时女儿随我们刚从日本回来。在日本时,享受着日本式的福利。幼儿园虽然难进,但等了半年进了公立幼儿园,一周六天,每天九个小时,连午餐、尿布都包进去,全是免费的。


回到美国14个月,需要上幼儿园,但那种日本式的福利全没了。妻子把附近的幼儿园访问了个够,最终走进一家名叫“创造儿童”的幼儿园,附属于纽黑文的儿童博物馆,建筑都连在一起。她一进去就傻了眼了:这里真是孩子的天堂呀!老师全是大学毕业,能唱能跳,还有些多才多艺的耶鲁学生来打工,而且一个全职老师最多看三个孩子。


幼儿园根据哈佛心理学教授Howard Gardner的多重智能理论进行设计,不教读写,各种益智活动多如牛毛。在纽黑文,进这个幼儿园要排长队,有的家庭甚至要等上两三年。当然,价码也不低,一个月1200美元,我奖学金中的生活费全部拿去还不够。


那天妻子回家告诉我:“我把孩子登记上了。”说完这话,我们俩都吓傻了。妻子承认,这是非常不理智的决定。但是,她看到这个幼儿园时,就觉得看到了女儿的理想成长环境。她纠结许久,最后下决心就凭一个信念:“父母穷,孩子有什么责任?!”我一半宽慰她一半宽慰自己地说:“别担心,虽然登记上了,但恐怕轮不到。”


没想到,一周后院长打电话来:“有空位,你们很幸运。我们正需要一个这种年龄的女孩儿(这个幼儿园孩子的年龄性别结构很严格,女儿正好被挑上)。你们不需要现在答复我,周末好好讨论一下,但下周一必须给我回话。”那个周末,我如坐针毡,但扭不过妻子。孩子马上就上幼儿园了。


这一年怎么过?我的奖学金全给幼儿园了。另外,因为事先多少想到会走这一步,我们在两人都拿奖学金的“宽裕”时期依然节衣缩食,一年基本能省下一个人的费用。这点积蓄正好救急。


与此同时,我不得不走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搞学术的状态,开始给香港和新加坡媒体写稿,一个月弄好了有几百块。妻子在学校当了半年助教,有六千块的收入。这样,一年勉强过得去。


第二年,幼儿园第的学费涨了。但是,园长帮助我们找到了每月一千块的助学金,我们每月缴三百多就行。就这样,我们从2000年坚持到了2004年我在波士顿找到现在的教职。到那时为止,我们确实一贫如洗,看着银行账户上一天比一天少起来的存款而寝食不安。但是,女儿居然享受了绝大部分孩子享受不到的优质学前教育。


这就是我们的故事。故事讲讲容易;要分析评价,乃至引申到社会制度的优劣问题上,就难了。


孩子出生后的五年,我们有着初当父母的极度快乐,但这也是在美国生活最为艰难的五年。过大的心理压力,把我们的生活带入了一个又一个的危机。


在这种煎熬中,我们不能不羡慕北欧那种“从摇篮到墓地”的福利制度的优越。比如,福利国家的全民医保是自动覆盖所有人的。你不必为之焦虑。美国的福利,则是“收入审查”Means-Test型的。即你要获得某种福利,必须向政府提供有关家庭收入的信息,证明自己的收入水平低于某种水平,然后才能获得领取福利的资格。中国人理解的福利,基本也属于这种类型。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微博上一说享受福利的事,就招来一片“举报”之声。


在西方,英语国家里往往盛行“收入审查”式的福利。欧陆国家,特别是北欧,则主要是全民性福利。两种孰优孰劣?最近的许多比较研究,都凸显了全民型福利的优势。


具体而言,“收入审查”型的福利,容易把拿福利当作领取人的“黑锅”,让他们被社会所鄙视。想想看,什么人才要被“审查”?显然社会对你就是不信任。对此,我们深有体会。


你拿着食物券到超市买东西,从服务员的眼神中就能领受到许多人情冷暖。而且往往越是低收入的人中,这种势利眼就越严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势利眼,在中国特别通行。包括许多受了良好教育的人。在这些人看来,你拿福利,要知道耻辱,这才能激励你奋斗,早早自食其力。殊不知,许多研究表明,这种“背黑锅”式的福利,恰恰摧残了穷人的自尊,成为导致世代贫困的重要原因。在美国等实行“收入审查”制度的国家中,世代贫困特别严重。在全民福利的社会,比如北欧,则很少有世代贫困,甚至贫困现象基本被消除。


另外,“收入审查”制度的福利,因为要“审查”、确认“资格”,管理费用很高,漏洞也很大。更因为这种福利塑造了深刻的社会成见,即拿福利的是社会中最不争气的一部分人,于是对这种福利的公共支持率比较低。不像全民福利,因人人有份,大家都比较支持。


也许大的问题是,“收入审查”制度,需要接受福利者申请,而且申请对许多文化不高的低收入阶层成为相当繁杂的程序,甚至许多人根本不知道这种福利的存在,故而许多人“漏网”,造成该覆盖的人没有被覆盖到。


在孩子入托这个问题上,更显示出美国福利制度的缺失。在北欧,孩子一出生,甚至还没有出生,父母就带薪休假,日后的托儿所不仅免费,而且水平非常高,也非常整齐。虽然北欧照样有贫富,但这种一视同仁的福利,使孩子们从一开始就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父母也不必为了工作牺牲孩子的教育。这恐怕是北欧居民的智商普遍高于美国人的原因之一。而我们的经历,则显示出一个新生命的来临会给父母的生活带来多么大的危机。这个问题,在耶鲁的研究生中一直不停地讨论着。


有统计表明,美国历史等学科的文科博士,平均完成时间超过九年。就算本科毕业马上开始读博士,提交论文时也三十多了。这期间结婚生子,乃正常的人生周期。读博士,在耶鲁这等条件优厚的一流院校,每年也不过有一个人的生活费,根本不够养活孩子,再要自费入托,学业还怎么继续?况且,许多人想自费还找不到地方。这还是受了最好教育的群体。


普通老百姓,常常不得不把孩子丢下去工作,错过了早教的机会窗。有些孩子,颇像中国的“留守儿童”,因为没人管在街上学坏了。于是又得雇警察、修监狱,来对付比欧洲高出十倍以上的犯罪率。这也是我为什么说“美国这方面还是发达国家中最差的”的原因。


不过,尽管美国的福利制度有着种种缺陷,我们依然属于相当幸运的人。首先,我们受了良好教育的人,在困境之中知道长远规划,知道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特别是教育背景带来的“文化信心”,使我们比较能够对付世间的白眼。


比如,超市的收银员态度傲慢时,我们并不会因此觉得自己劣等,而是可怜对方太没文化。事情明摆着:我们眼前的困难最终都会过去,还有波澜壮阔的事业在前面等着,对方高中是否毕业都不知道,大概很难跳出超市的低薪工作。其实,这不过是一种反向的“势利眼”,并没有什么值得光彩的。


但这种反向“势利眼”,客观上为我们提供了心理保护。想想看,那些文化水平不如收银员的人,拿着食物券被对方鄙视后,很可能丧失自尊和信心,最终自暴自弃。


我们的另一层幸运,是生活圈子也主要是由比较有文化的人构成的。这种社会氛围,大大帮助了我们“蹭吃喝”。比如,孩子出生时,按照美国的规矩,产妇可以免费住院三天。这似乎是美国很少的“全民福利”之一。


当时妻子住在耶鲁-纽黑文医院的单间病房,豪华得像五星饭店,房间及厕所里布满医疗装备,还有护士专门来伺候她洗澡。这并非耶鲁师生才能享受的特权。


事实上,我探视时在电梯间就碰到个无家可归者,她生下孩子就跑掉,害得护士到处找,最后找到,被一左一右两个护士“押解”回来。我只听她在那里神经兮兮地嘟哝:“哼,让我们产妇住高层,着火了怎么办?”其实高层是最好的景观。大概考虑到了产妇的心理需要吧。


可惜,这种福利享受了三天就要出院。这时妻子有些并发症还没有查清楚,需要再来医院复查。我有些犯难,告诉医生:“我们没有车,又有个新生儿要照顾,复查再跑医院,母亲和孩子我一个人怎么兼顾?”医生楞了一下,马上微笑地说:“她体温有点高,我可以决定延长她的住院日期几天,你好好照顾孩子吧。”


现在写这几句时,耳边仿佛听到微博上中国网民一片怒骂:“蹭吃喝!不要脸!丢人丢到国外去了!美国都被你们这种人吃穷了!”我想,我幸运的,是生活在一个把穷人当人,而非当小偷的社会。


孩子入托的事情就更幸运了。我们一开始就如实向幼儿园的园长交代了家庭的经济窘境。她很同情,但表示无能为力。后来我们居然果决地入托,也许让她有些吃惊,也许她觉得我们认同她奉行的“多重智力”的教育理念,所以日后对我们特别关照。最终是她帮助我们穿透复杂的政策和手续的迷宫,一手把第二年的助学金申请到,否则我们根本搞不懂该怎么办,也不可能坚持下来。


没有想到,这点事情说说,在网上居然能引起如此轩然大波、得罪了那么多人,仿佛我们抢了谁的钱似的。让我吃惊的,倒不是网友们对美国的隔膜。美国本来就不容易了解。我也不认为自己多么了解美国。选择讲个人经历,就是因为那至少是真实的。


美国是个地方权力很大的国家。各州的政策都有相当大的区别,很少欧洲那种整齐划一的福利制度。在我看来,这是美国的弱点。比如那种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的免费幼儿园,在美国是不可想象的。而这种公共设施,恰恰是国民素质的基础。这些,我在《市场到哪里投胎》中有详细论述,自不必多言。


让我吃惊的,是网民回应中对福利的痛恨。似乎我们这些吃过福利(严格地说是女儿吃过福利)的都是“蛀虫”,只会“蹭吃喝”,而且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最后的结论,就是“福利养懒人”,“懒人”会把整个社会吃穷,把整个国家搞垮。


有一次我对一个愤愤然的网友说:我即使真“蹭吃喝”,也是蹭美国的吃喝,没有伤害中国利益。你们跟着跳什么?再看看美国:那些帮助我们搞到各种福利、助学金、奖学金的人,总是对我们说:“你们走到这里,是了不起的成就。我想象不出自己能够这么在异国他乡闯荡。感谢你们对我们社会的贡献!”


我之所以“自曝”这种“蹭吃喝”的故事,就是希望挑战中国对于福利的传统观念。目前中美都在讨论福利制度问题,左右派论辩激烈。“穷到哪里都丢人”,依然在中国很有市场。欧洲则基本接受了福利制度。在我看来,欧洲文明在这方面明显高出一筹。

我研读过一些欧洲的福利制度史。欧洲人一开始对福利的看法和中国人很类似,觉得福利养懒人,吃福利的都是蹭吃喝的劣等人。


比如英国早就有《贫困法》,旨在救济穷人,但又要时时杜绝养懒人,要求接受救济的穷人必须在贫民工厂(Poor House)干活,工作条件比普通工厂恶劣得多、获得的薪酬也低得多。目的就是刺激这些穷人走出去自食其力。


一位英国教授回忆,他小时候家边有个贫民工厂,有些老人谈之色变、甚至不要走近那里,看到那房子就魂不附体。他们宁愿饿死也不愿意进去。中国前一段有廉租房不能修私人厕所的讨论,立意和这种贫民工厂非常接近,就是觉得穷人是劣等人,需要这种严酷的管理,否则他们就被养懒了。


后来欧洲人怎么变了?一大因素,就是城市化和工业化使劳动人口特别是中产阶级高度集中。经济危机一来,许多被大家公认的克勤克俭的“体面”家庭也流离失所。而且这种事情谁都可能轮到。


这样全社会就开始反省:贫困是一种不幸,需要帮助;贫困本身并非罪孽。后来全民式的福利在欧洲展开,和这些经验关系很大。


我现身说法,有着同样的意图。如果说“福利养懒人”,吃福利的人都是“蛀虫”的话,那么就看看我这个被养出来的“懒人”好了。我们夫妻二人,在国内大学读的是北大和复旦,高考时都是所在地区(北京和浙江)的前几名。博士也读的是世界最好的学校。“懒人”能这样吗?


记得在耶鲁头几年,每年仅圣诞节和感恩节晚上去导师家吃饭,几乎没有一个假期。离纽约那么近,除了一次到日文书店买书,几年都没有去过。教室—图书馆—健身房—家,这种四点一线的生活,多少年如一日。


我从本世纪初“蹭吃喝”开始至今,出版了大约二十本书,在几个报纸开专栏,属于撰稿量最大的专栏作家之一;我在美国大学有全职工作,同时还开办“薛涌留学预备课程”,为一批中国学生进行留美的学业准备;除了这些,我还进行高强度的体育训练,每周跑上百公里,五十三岁能用一个半小时完成半马。


我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成就。但是,同时干这么多事情,面对这样的工作量,不用说中年人,有几个年轻人能够承担得下来?


我可以不客气地挑战:大多数对我进行漫骂的网民,折腾一辈子也干不成我上述已经成就的诸多事情中的任何一件。如果我这样的人是懒人的话,世界有谁是不懒的?如果这样一个人在生活的某一阶段也需要社会帮助的话,社会有什么理由对那么接受福利的人侧目而视?


类似的故事,在美国也读过不少。很多拿过福利,后来成功的人,出来现身说法:多亏那点福利,否则我走不到这里。如今成功了,则可以加倍回报社会。我们何尝不是如此?


有些网友大骂:美国都是被你们这样的人吃垮了。其实,经济学家早就算出来:如果美国人都达到我们这样的收入水平,如果美国孩子的成绩哪怕达到比我们女儿低20%的水平,美国现在面临的财政、社会等诸多痼疾就会自动消失。像我们这样被福利养出来的“懒人”,到哪里都是贡献于社会的人。我们当然有责任力挺基本的社会福利。


中国近三十年经济崛起,成就举世瞩目。但是,西方哪怕是最强调市场的舆论,如《金融时报》、《经济学人》这类倡扬自由市场的媒体,也反复指出中国的“社会投资”不足。所谓“社会投资”,其实主要是教育和福利等公共投资。孩子就医就是一例。给孩子免费医疗怎么会养懒人呢?


中国正面临着老龄化社会。如今的青年、中年人,最终都将面临着养老危机。现在的孩子,就是未来养活自己的人。以中国的国情,每个孩子都是宝,其身上的附加值不是一般地高。孩子有病得不到医治,导致病残甚至死亡,岂不加重中国的养老危机?岂不摧毁了中国未来最宝贵的财富?


看看当今的世道:那些拿着父母的钱留学,英语也学不会,一事无成、动不动就度假购物的后生,反而来教训我们这些艰苦奋斗出来的人不要蹭吃喝了。一个完全没有福利的社会,最终就是这样的人当道。而一个有良好福利的社会,则会扶助那些肯奋斗的人,最终更可能是我们这样的人当道。


放眼世界,最有效率、最富有、最和谐、最幸福的社会,还是福利国家式的社会。建设这样的社会,不仅仅需要制度。任何制度要有效运行,都需要社会的支持。


福利社会背后,是一种普遍的道德情操、一种对弱者的同情、一直同甘共苦的纽带。没有这些,社会就会越来越刻薄、越来越残忍,最终走上自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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