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雨香雲】我懷念大師

南無本师释迦牟尼佛（三称） 

本文摘自：

印顺导师著作《华雨香云》我懷念大師

一直有人居心叵测地挑拨大众说：太虚大师与印顺法师，师生之间关系不好，那么，我们一起来学习印顺法师的《我怀念大师》一文。愿一切在太虚大师之后的晚辈学人，能够从善入流，礼敬一切师长，勿生诽谤！愿一切诽谤者自省忏悔，常生慈心！即使为法义之辩，也应礼敬佛法僧三宝，莫诽谤三宝，引发僧团纷争破和合僧！——题记

    太虛大師圓寂來轉瞬七週年了。這七年中，國家與佛教，都遭受了xx的襲擊。現在雖渡過了最險惡的關頭，而前途還異常艱苦。在這國難與教難的嚴重時期，想起大師四十年中，為國家為佛教的努力與貢獻，不能不想到，今日自由中國的佛教界，缺少一位大師那樣的大師。大師的福德、智慧、風度；在社會與佛教中的廣泛影響力；在國際佛教界的崇高聲譽：這確是他四十年中「捨身捨心，救僧救世」所造成的。為國家與佛教著想，我渴望大師的乘願再來！更期待今日自由中國的大德們，能承受大師精神的感召，繼承大師的學業，成為當前我們所仰望的大師化身！大師不是少數人的大師，最近自由中國的佛教界，流露了對於大師的讚仰與推重的熱忱。這應該是出於真心誠意的；這實在是佛教復興的好消息。

   七年前的今日，是我最後禮別大師的日子。我想起大師，更想起大師對我的慈悲。從我與大師往事的追念中，覺得辜負了大師的深恩！僅留有慚愧的回憶。

    民國二十年春天，我進閩南佛學院修學，開始皈向於大師的門下。七月裡，我開始寫出第一篇的佛學論文──〈抉擇三時教〉，這是融會三論與唯識的，受到了大師來函的嘉勉與鼓勵。不久，去鼓山，又寫出〈共不共之研究〉（偶然說到圓測所說的，勝於窺基）；〈評破守培上人讀唯識新舊不同論之意見〉。大師意識到我的性格，是是非非，不為古人融會，不為近代的大德包含，這是可慮的。所以又經大醒法師，關照我要心存寬厚；而且還寫了一篇〈評印順共不共之研究〉。但在當時，我是不能理解大師心境的。守老是江蘇佛教的瓌寶！但他反對世親、護法、玄奘的妄立有宗，如在今日，也許有人會把他看作毀棄聖言，誹謗僧寶（護法與玄奘）的。當時弘法大陸的大德，各有大事因緣，沒有閒暇來留心此事。而初學的我，竟然以擁護唯識宗的立場，起來反對專宗《楞嚴》、《起信》，指責「護法妄立有宗」的守老。現在想來，確是過於孟浪了。廿一年春天，我又回到閩院，開始為甲班同學講《十二門論》。夏天，我回普陀山去，開始我的閱藏生活，而我心目中所景仰的大師，還不曾見過。

    一個冬天的中午，化雨小學校長──寬融法師來看我，傳達大師的意思，要我到世苑圖書館去研究。我萬分的感謝大師，但當時我面對三藏教典的豐富，以古為師，法喜充滿，所以也就暫時辜負了大師的好意。廿三年，為了要閱覽《大正藏》中的三論章疏，才於農曆的新年去武昌。當時，先與華清法師去雪竇，第一次禮謁大師，請求開示。大師只是勸我多多禮佛，發願，修普賢十願。我沒有理解大師的用意，也就不曾忠實履行。現在想來，大師的慧眼，是何等犀利！他見我福薄障重，非多修易行道，增長善根，銷除宿業，將來是「孤慧不足以弘法」，弘法而必招障難的。

    武昌的酷熱（前年在廈門，為此而病苦三月），逼我回普陀過夏。閩院院長常惺法師，因大師的紹介，約我去閩院教學。但只是半年，我便與葦中法師，在廿四年二月，回到了上海，又同到雪竇下院去再見大師。大師剃去髭鬚不久，顯得年輕些了，勸我去武昌。我決心回普陀，完成讀遍《大藏》的目的。

    四月中，我與大師發生了誤會。為了中日佛學會事，內學院與留日僧墨禪等，互相攻訐，牽涉大師。我覺得，為了正義，為了佛教，那時的中國的僧眾，不能以任何理由，去與侵略的日本合作，或者被誘惑而去日本參訪。我不知表面文章而外，底層還有文章，就冒昧的一再向大師上書，措辭有點過火不客氣。大師不理我。我一氣，忘了善知識激發策勉的恩德，斷然離開了大師。閉門閱藏，過著忘世生活。這要到編纂《大師全書》，遍讀一切文記，才自覺從前錯誤。但來不及懺謝的遺憾，將永遠的存在於我的心底！

    廿五年初冬，我讀完《大藏》到杭州去，這是我出家以來為遊覽而旅行的僅有一次。到了杭州，知道大師在靈隱寺講《仁王經》；我被妙乘、慧雲所邀去參加開經法會。大師一見我，不說別的，只說佛教內多的是謠言，有的是嫉妒，切勿輕信他！世苑新近要成立研究部，希望我去任般若三論系的指導。我沒有答應此事，到鎮江、南通去了（大師派人來六和塔找我，我早走了）！兩星期以後，我回到上海，準備回普陀，去三昧寺看同學。恰巧那天，中國佛學分會（設在寺內）請常惺法師演講；大師也來了，妙乘、慧雲他們也來了。大師還是要我去武昌，大家慫恿我，不自然的接受了大師的意思。現在想來，因緣不可思議，不是杭、滬兩地的巧遇，不是遊興偶發，不是大師的慈悲攝受，抗日炮火一響，困處普陀的我，早不知怎樣了！我從因緣不可思議的經驗中，時時想起了大師。

    在武院，我經歷了一夏的病苦。抗戰的序幕──蘆溝橋的炮火響了，大師也從廬山到武院來。一天，大師講〈新與融貫〉，我扶著病去聽，這是親聆講學的初次。大師不拘於一宗派，不拘於一文系，在不失中國佛學傳統下，融貫一切。然而，大師的思想，是有重心的，是導歸人生佛教的。這是怎樣的難學！要有高瞻遠矚的遠見，闊達多容的大度，或與或奪的無邊方便才得！如胸襟褊狹，或者才力不及，那只能學到皮相的籠統而已。我雖然也覺得：「離精嚴無貫攝，離貫攝無精嚴」，而其實長於辨異。這對於大師的心境，隔著千山萬水。然在汪洋含容的法海中，大師並不曾揀棄此一細流，勉勵我前進！

     廿七年秋天，我到了北碚縉雲山。那時，周繼武寫了許多東西，主張《起信論》與《成唯識論》是一致的，錯在賢首大師，大師要我批評他。我奉命寫了一篇，主張《起信論》與賢首是大體相合的；《起信》與《唯識》卻不同，指出周氏的誤解，而終結了周氏的誹毀。

    我與大師，永遠是思想與文字的關係。廿八年，大師從昆明寄來了林語堂的《吾國與吾民》，要我加以批評。我寫了一篇《吾國吾民與佛教》，這是批評林氏而維護佛法的。後來由漢院的同學會，為我印成小冊子。

    廿九年，我在貴陽大覺精舍住。不滿意結城令聞的《唯識思想史》（墨禪譯），決意另寫一部。等到第一部分脫稿，寄給大師審定，大師為我改名為《唯識學探源》。後來為我作序，說是：「洵堪為學者探究之一異門方便」。對於教理的歷史研究，在大師晚年的心境中，雖非傳統的研究法，但決不如某些人所想像的「不可以」。年底，我回縉雲山，大師就命我為專修部講《唯識學探源》。

    卅年，是我寫作最勤的一年。如〈佛在人間〉，〈法海探珍〉，〈佛教是無神論的宗教〉，以「力嚴」名義，多數發表於《潮音》。我的思想特徵，明確地顯露出來。大師並不看作佛教的破壞者，都採錄而登載出來。有時加上幾句評語，不是說「不可刻劃太甚」，便是說「也可不必這樣說」。此外，妙欽他們，依著大師的指示，來請我作課外的講說。《攝大乘論講記》，就是這一年講的。秋初，演培去合江辦理法王學院，要聘一位導師，大師同意我去。從此，演培他們稱我作導師，一直到現在。

    卅二年夏天，我的《印度之佛教》出版，引起了與大師的長期商榷，也可說長期的論爭。問題的重心在：我以為大乘佛教，先是性空唯名論，次是虛妄唯識論，後是真常唯心論。我從佛教流行的情況說，從佛教思想盛行的主流說。但大師以為：先真常唯心，次性空，後唯識。大師雖承認說一切空的經論，比之說真常不空的（如來藏、佛性），盛行的時期要早。但真常唯心為佛果的圓滿心境，為一切佛法的根本，所以應列於最先。到卅三年春末，我作〈無諍之辨〉（稿存漢院圖書館），這是備忘錄性質，只是表示竟見，而不願大師答覆。我那時，感覺到我的罪過，我不應為了這些，增加大師的勞累。佛教的事多著呢，怎能使大師時為此等事而勞心！卅二年冬的〈大乘是佛說論〉（本是長函）；卅三年春的《中國佛教史略》（妙欽初編，由我補充改正），都寄呈大師。大師為了《中國佛教史略》，特地為妙欽說〈論中國佛教〉，以表示不同的意見。然而，大師的〈評印度之佛教〉，積壓了一年多才發表，生怕本書的發行受到影響。《中國佛教史略》，大師特為介紹於正中書局。大師對於言論自由、思想自由的精神，容忍異己者的雅量；對於好學者的鼓勵，使我認識了大師的偉大！

    卅三年秋天，我受十方堂聘，想去成都，大師要我到漢院。「阿含講要」，就是此時講的。發表在卅四年的海刊；大師評為海刊一年的佳作，給了我獎金。

    勝利了，我的第一目標，是回到別來十年的普陀。但一到武昌，被大師留住了。那時，發起編纂大師全書，由塵空、楊星森負責；大師囑我代為審細的搜集文稿。全書的綱目，早已大體決定。我發覺，大師的分大乘為三學，只是著重義理來分別。而菩薩的發心，修行等，都是通於三大系的，最好別立「大乘通學」一編。這一意見，經大師同意而修正了。當時，主持出版的李子寬居士，送來供養，要我寫一篇長序，總論大師的學業。我不敢答應，辭謝了供養。因為大師的思想，博大無礙：普陀閉關；遊化歐美；訪問南洋；對於教義及建僧的見地，都有重點的移轉。這不但是我沒有圓滿的理解大師，理解的也許不多。我不能寫，寫出來也是不容易討好的！

    卅六年三月六日晚，我回到上海，禮見大師於玉佛寺的直指軒。大師為教的心境，當時非常不順適。十日早上，我向大師告假，要去西湖一看。大師說：「就回這裡來吧！帶幾株梅花來」！那知道這就是最後的禮別。不幾天，得到大師去世的電訊，特地折了幾株靈峰的梅花，帶回靈前供養大師。

    大師的事業，我無力主持；大師的遺物，我無力保存；大師的舍利，我無法供養。在大師門下，我是那樣後起，那樣的障重福薄，那樣的執拗。我不是上首迦葉，不是多聞阿難，更不是代師分化一方的舍利、目連。我只是，但求依附學團，潛心於佛法的孤獨者！只是辜負大師深恩，煩勞大師而不曾給予助力者！

    大師去世了，弟子們雲集上海。但是各有法務，留下的全書編纂，茫無著落。大家要我來勉為其難；總算在大師弟子中，有大醒法師供給膳宿，這才在大局如火的動亂中，草草地完成。我避難到香港，寫了《大師年譜》。來臺灣以後，又因為大醒法師久病，暫時負起大師創辦的海潮音社長名義。這些，在我想來，多少會給我報恩的機會吧！

    我還是那樣的福薄障重，還是那樣的孤獨，還是那樣的執拗，還是那樣的不能契合大師的軌範。然而想到了大師的海涵汪洋，大師的誘導慰勉，也就自忘僻陋，做著從前那樣的，能力所能做的事。

我懷念大師，我尋求著大師的精神，我期待著大師的乘願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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