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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西方“马克思学”的一个主导原则
【编者按】原著文本虽然不是理论的全部，但却是马克思主义整个大厦恒久的根基，理论的直接源泉。事实上，文本的占有和阐释这一领域历来是对马克思学说不同态度的集团和派别之间激烈交战的场所。那些似是而非的对马列主义进行解构和歪曲的论调——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资本论第三卷推翻第一卷论”、“马恩晚年转向民主社会主义论”、“无产阶级专政非马恩原意论”“马恩主张扬弃而非消灭私有制”“马克思主张暴力消灭落后民族”“马克思不认为剥削是非正义的”等等，基本都建立于对原著文本的有意或者无意的曲解上。其中，对马克思主义整体加以解构、对马恩原著进行以偏概全、碎片化的非历史的处理正是他们的共有手法。而带有强烈意识形态倾向却自我标榜“价值中立”的“西方马克思学”是可谓是解构马克思学说的“鼻祖”之一。
在介绍“西方马克思学”并指出其主导论则方面，本文具有较大阅读价值，故马列之声转载此文供读者参考。
“解构”：西方“马克思学”的一个主导原则
——当前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一个“反思”的课题张亮、魏剑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一、解构马克思主义是其学术兴起、扩张、终结的重要原因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学界有明确的摆脱苏联教科书模式的意识，同时也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给与了高度的重视，这都为我们找寻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生长点提供了借鉴作用。但是与在以西方思想来解读马克思的“以西解马”模式中，我们有些学者试图在学术研究的幌子下，隐性地道说着西马克思学的变种理论，缺乏了一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应有的立场意识。“观水有术，必观其澜”，如果试图把对方的理论话语权加以粉碎，必须先能够知道对手在言说的话语中心是什么。为此，我觉得应该挑明他们“暗箱中的匕首”。
对于西方“马克思学”在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界便开始译介与引入。缺乏深入地探讨在那我国还处在苏联学术界的影响下的时代里是很自然不过的事情。至今有关西方“马克思学”的概念的明确的内涵与外延尚未达成共识，可见我们对于其理解还为进入深层的话语对话中。但是有一个大致的表象性认识，那就是它是因法国学者吕贝尔首先使用了“马克思学”这个概念，并创办了《马克思主义研究》杂志，从此作为起点的西方“马克思学”才开始扩张、蔓延开来。这种研究主要是以专家的身份对马克思著作的版本、思想发展以及理论观点作以“无立场”的学术研究。正是这样的 “无立场”的假中立掩盖了其反马克思主义的虚假面纱。本文正在于揭开面纱，让他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丑陋面孔显现出来。 作为一场有着世界性的学术思潮，有着特定时代的相关理论关联以及历史背景。这一思潮的兴起、扩张以及终结更重要的是紧密地与共产主义运动的变迁、夺取与破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以及话语领导权密不可分。一句话就是因反对马克思主义而兴，也因反马克思主义而衰。 兴起阶段（二战结束——60年代末）：上世纪30年代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公开问世后，西方一些学者如朗慈胡特和迈耶尔就表明这份手稿是马克思的智力达以最高程度的唯一文献，是马克思的中心著作等。比利时的亨·德曼在1932年发表的《新发现的马克思》中，指认：“新发现的马克思是现实主义者，而不是唯物主义者”、“这份手稿比马克思任何其它著作都更清楚得多地结识了隐藏在他的社会主义信念和他一生全部科学创作的价值背后的伦理与人道主义动机”。[1]5此时期的美国学者胡克在经过了柏林大学和莫斯科大学的访学后，思想明显地受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卢卡奇、柯尔施地影响，鼓吹马克思主义与实用主义的一致性，并于1933年出版《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开始了反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当然还有一些学者开始了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萌芽意识，也正是这些学者开创了一种新的学术路向以致后来在美国出现了“校园马克思主义”的局面。真正的西方“马克思学”得以形成、兴起是在二战结束以后，欧美各国的理论知识精英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信仰危机开始出现。但是他们对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唯物史观”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等持拒绝态度，试图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改造以适合他们的世界观与价值观。此时期有K·洛维特1950年出版的《从黑格尔到尼采、马克思和克尔凯郭尔》、E·梯尔的《卡尔·马克思：国民经济学和哲学》、1954年K·布罗伊尔·朗格又出版了《青年马克思：他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M·朗格于1955年出版《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等等较有影响的作品。1956年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在会上全盘否定了斯大林，秘密报告传到西方以后，许多莫须有的罪名更加成为西方学者重新阐释马克思的理由。在西方国家政府和大财团的资助下，著作得以快速出版、机构扩展开来。此时，只要能够证明马克思的主义的不合法，彻底解构马克思主义便成为了一时的学术标向。在西方与东方社会主义之间一场无硝烟的世界之战中，西方更加期待西方“马克思学”的许多新发现。这个时期代表作品主要有：E·梯尔的1957年在哥廷根出版的《青年马克思的人的概念》，H·莱希1957年的《卡尔·马克思、威纳尔·桑巴特和韦伯社会学方法论》，M·吕贝尔同年的《卡尔·马克思：思想发展史概论》，1963年迈耶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桑伯勒的《从马克思道毛泽东》，1967年费切尔的《卡尔·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等。英国的李希特海姆、以色列的阿温纳利也是这一时期重要的代表人物。其理论的共同点就在于初步罗列出“两个马克思”、“马恩差异对立论”等反马克思主义的论调。这个可以从其主要代表作品中可以直接读出，无需赘述。 扩张阶段（60年代末——苏联解体）：60年代末期，西方爆发了规模庞大的学生、工人运动。在德国由于大规模的学潮运动，使得学校处于瘫痪状态；在法国，巴黎发生了五月风暴，意大利的都灵工人掀起了反对资本家和改良主义工会的热秋运动。在美国同样迅速波及到各大学，并且在人民的支援下，同时结合了反对种族歧视的民族运动，曾使得政府为了镇压而动用了大量的正规军队。西方世界在这样的局势下，使得马克思主义开始成为他们进一步针对的重大的课题。当时一些如美国的“一些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决心到马克思主义中去寻找美国社会的出路，他们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后，逐渐形成了校园马克思主义。” [2]在此起彼伏的学生、工人运动的浪潮下推动了西方“马克思学”的扩张。但是有一点，我认为是至关重要的原则，即他们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认同马克思主义。而是在不断地回返马克思的文本试图进一步扭曲马克思愿意，以达到重新整合他们那个时代的西方资本主义精神才是最为本真的原始意义。 还有一个原因促使了西方“马克思学”的扩张与不断地进入深化阶段，那就是在联邦德国的乌佩尔城于1970年5月主办了一个为了纪念恩格斯诞辰150年的国际研讨会。这次会议因吕贝尔的一份提纲而得以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著名的事件。吕贝尔在会上指认了“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是恩格斯而不是马克思”。针对这篇发言稿件苏联反应强烈，要求撤销这样意图反恩格斯的发言纲要。[3]吕贝尔等西方“马克思学”主要的目的本身大概正是因为苏联的重视而完全撒播开了，并且也改变了这种学院、校园的流派得以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成为了全球瞩目的政治对象。西方“马克思学”在这样的多重背景中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唤醒人民意识的强大态势，各国学者主动争相同马克思主义争夺话语权，可是在他们争夺的过程中，他们采取的道路就是回到原本来找出一些可以扭曲愿意的路径或者是突破口。出现了大量的作品和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但总体的笔调仍然是比较肤浅甚至有哗众取宠、故意标新的趋势。在他们关切那个时代的“现实状况”下，他们在寻求一种途径，却从不关切真正需要关切的那个阶级的出路。没有出路，任何理论的阐释都是苍白的。在这一时期，西方“马克思学”主要代表性作品如施密特在1972年出版的《马克思的自然概念》，阿隆的《马克思主义的神圣家族》（1970），麦克莱伦的《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马克思》（1970）、《卡尔·马克思：他的生平和思想》（1974）、《马克思主义以后的马克思》（1979），本得尔的《对马克思的背叛》（1975），莱文的《悲剧性的骗局：马克思同恩格斯的对立》（1975）以及80年代的亨利、沙宁、洛弗尔等人都撰写了大量的文稿。其中的典型地在深化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对立问题，从德国、法国延展到美英等多国家，形成了一种解构马克思主义的强势话语氛围。
终结阶段（苏联解体——）：苏联在1991年解体、东欧剧变使得原来的二极世界被打破，冷战时代的结束从某种意义上讲，宣布了西方“马克思学”进入了终结的时代。但是，在以往学术研究的队伍、书籍的言传身教的传播下培养了大量的解构马克思主义的能手却没有完全退出这领域，而是基本上不在固守这块“马克思学”的“神话圣地”。不少学者开始转向其他的领域从事研究工作。如上文提及的费切尔已经成为了德国著名的政治哲学家，阿隆也同样迈进了政治学科，还有一些即使仍然留在“马克思学”领域中的学者也开始把政治等学科作为自己的理论旨趣了。图穷匕首见，这些现象更加充分说明了其理论的研究真正意图不是真的要对马克思进行走进，或者说是要进行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阐释力的工作，而是要解构马克思主义、打破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进行多角度地刺伤马克思主义生命力（下文我将就其主要的理论观点加以阐述，这里不重复赘述）。这一点国内有的学者持一种视而不见的态度是极其危险的。冷战时代，他们紧迫地反对马克思主义、解构马克思主义这是在西方“意识形态战争”的背景下官方的一种学术牵引力所致，冷战后，包括官方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兴趣都开始下降，势必冷落了西方“马克思学”。如今时代已经告诉我们，西方“马克思学”已经终结了。马克思主义生命力依旧充满活力，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时代已经到来了。西方“马克思学”的留守学者解构马克思主义的新动向（这就是从强调马克思恩格对立转向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一致论）已经说明了这一点。这值得我们高度地关注。
二、解构马克思主义是其理论内涵的“主导原则”
以上主要是对于目前还没有达成一致地共识的西方“马克思学”的历史分期作一个我自己大致地界定。其解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旨基本上贯穿了三个历史时期，要想更进一步说明其“匕首”的意图还必须从其理论内涵与主要观点加以剖析。但其理论域境较为宽泛，有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问题、青年马克思与晚年马克思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问题、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问题、马克思唯物史观问题、马克思意识形态问题等等。这里我无法以问题式来一一阐明，所以依然以问题演进的历史逻辑加以探讨其解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倾向。 初创与兴起时期的西方“马克思学”的研究者，在汲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后，更加注重回返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进行了一定地文本考据工作，但是却是采用了一种“反注”的方式来重新增强其理论前见。这一时期，西方“马克思学”的学者基本上达成一致的认识，即运用文本解读的方法，特别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进行深入研究，制造两个马克思的论断，还有些学者如吕勒在《卡尔·马克思：生平和著作》中宣称马克思是神经病人，[4]3卡尔在《卡尔·马克思狂热病研究》中道说什么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患严重狂热病的胡乱拼凑。这些把脏水泼向马克思主义的卑劣手法太过于张狂，于是更多地开始把文本研究作为幌子并做出一幅专家的姿态从事隐晦地创作来诋毁马克思主义。这一阶段西方“马克思学”的学者基本上开拓了研究领域即青年马克思问题、两个马克思问题、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等，同时也为后来的这一思潮的学者定下了基本的“解构马克思主义”的调子。事实上有关青年马克思是本真马克思的思想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也是持有同样的调子，但是青年马克思仍然不是成熟形态的马克思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5] 在进入了60年代末期，伴随着学生与工人运动的高涨，加上吕贝尔的那份“发言纲要”使得西方“马克思学”进入了扩张阶段。这一时期，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问题转化为马克思与恩格斯问题，并且从边缘走向中心主流。他们从马克思与恩格斯主要是以“人类中心”否定自然辩证法、恩格斯歪曲了马克思辩证法思想，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发展的动力论上不同即多线发展还是单线发展的区别等方面展开。这在莱文的《可悲的骗局：马克思反对恩格斯》一书中可窥见一斑。到了80年代，随着许多学派加入到西方“马克思学”研究队伍中，更加形成多学科合作寻找分歧点的理论局面。这一时期代表性的人物卡弗就指认：《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对立是透明的，1883年之后恩格斯更加远离马克思愿意，作为马克思主义权威解释者恩格斯以马克思的名义来发表自己的观点。《反杜林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此书的三版序言里的第一版中，恩格斯使用的语词是“我的观点”，而在二版、三版里就直接说“马克思和我的观点”。[6]25-29雷同性的著作还有很多，但是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新意的，到了冷战时代的结束，这种论调不可避免地枯萎了，但是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动向。 以古德纳尔、亨勒、利各比为代表的学者看到了“对立论”陈词滥调的景象，开始试图论证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同质性。洛弗尔曾说：“在重新评价马克思和恩格斯关系时，我们不应当简单地用一种相反的极端来纠正早期的极端立场”，[7]古德纳尔在《两种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中的矛盾和异例》一书也严厉批判马克思恩格斯的对立论。英国学者奥内尔认为对立论“既不能明确表达我们对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理解，也不能明确显示马克思思想中的优点和缺点。”，[8]49后来亨勒和利各比更加系统地批判了这种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主要基本思路就是：证明“对立论”所贬低和批判的恩格斯也是马克思所具有的。[9]其实他们还是有进行深化或者重新把恩格斯的批判软性地转嫁到马克思头上的意图，但是事实上马克思强大的生命力已经不许它能够形成多大的气候了。三、他者之镜中的沉思：西方“马克思学”给与我们的启示
整篇文章的基本论调一定会有人认为我戴上一幅“有色”眼镜在看西方“马克思学”，其实不然，马克思学的局部性的文本考据或者部分研究，我认为是国内学者认真反省或者是学习与借鉴的地方。但是借鉴绝不是整体笔调的赞同或者移植。这一现象表现在哲学界尤为突出，早年我们在苏联理论界的影响下，以哲学的党性断定一种理论的错与对，以一刀切的方式以及革命式话语批判了一些思想。如今是一个多元对话的思想界，我们需要的各种声音的出现。然而在思想界却逐渐淡忘了马克思主义的应有立场意识，为此本文也就是总的笔调上加以驳斥西方“马克思学”。“从总体上讲，我们不赞成以西解马”的解读模式”。[10]162 总体笔调的抵制，绝不等于说西方“马克思学”毫无价值。至少它在这样几个方面给与我们以足够的启示：一、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后，与“以苏解马”相针对的“以西解马”的模式作为对立面产生并发展起来。中国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哲学界不断反思要求更一步摆脱苏联教科书模式的“紧箍咒”，彻底冲破传统解读模式。上世纪8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以及近来时有学者撰文运用差异分析法来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对立论等大讨论正是在一定意义上来自对西方“马克思学”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入研究。二、西方“马克思学”的研究问题域的拓展对于我们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这里有马克思的来源问题，如卡因论康德伦理学对马克思早期伦理学思想的影响。[11]103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关系问题，早年马克思与晚年马克思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等，[12]45-127在他们讨论的问题中虽然他们有很多故意设置的陷阱与谬误，但是对方的错误同样对于我们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真理与错误往往只是相差一小步，借鉴他者之境中的马克思主义有利于我们理解什么是本真的马克思主义。三、西方“马克思学”的研究有利于我们打破僵化的思维模式，启迪我们对于马克思这条大船行进在当代世界潮流中如何滚滚向前，不断增强其阐释力，探求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的生长点。四、马克思主义自产生以来就是在狂风暴雨中与理论对手交锋而逐渐发展成成熟的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需要与西方“马克思学”不断交锋才能更加增进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 西方“马克思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一样，主要是一批学院派的知识分子，他们一直没有把探索一条无产阶级解放道路作为自己的使命，而更多地在阐释世界，马克思早就说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13]57
参考文献
[1]《斗争》杂志，[J]奥地利，1932年第5、6期转叶卫平：《西方马克思学研究》，1995年版。 [2]《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J]1982年1月25日号. [3]张亮：《西方“马克思学”的兴起、演化与终结》，[J]《福建论坛》2006(4). [4]叶卫平：《西方马克思学研究》,[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 [5]孙亮：《两种范式梳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演进逻辑的合法性》，[J]《探索》2006(5) . [6] Terrell Carver.Marx and Engels：The Intellectual Relationship[M]．Sussex：Wheatsheaf Books LTD。1983． [7] LoveU，David W.From Marx to Nenin：A Evaluation of Marx ’S R esponsibility forSoviet Au— thoritarianism.Cambridge:Cambridge U nivercity Press,1984.73. [8]Arthur,Christopher J.ed. Engeh Today：A Centenary Appreciation.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1996． [9]吴家华：《西方“马克思学”解构马克思主义新动向》，[J]《高校理论战线》2003(11) . [10]王东：《马克思学新奠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1]Philp J.Kain,Marx and Ethics, [M]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 [12]参见鲁克俭：《国外马克思学研究的热点问题》,[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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