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词解释 | “马恩对立论”
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对立
西方资产阶级“马克思学”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肢解的一种。夸大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理论上的差异，从而达到歪曲、纂改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目的的一种手段。是20世纪中期以来在西方广为流传的资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观点。
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的神话最早可以追溯到马克思主义产生之时，正如恩格斯所指出：1844年以来，关于凶恶的恩格斯诱骗善良的马克思的小品文多得不胜枚举。它们与另一类关于阿利曼——马克思把奥尔穆兹德——恩格斯诱离正路的小品文交替出现。最早系统地制造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的是保尔·巴尔特。他在1890年出版的《黑格尔和包括马克思及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史》和1897年出版的、与恩格斯论战的著作《作为社会学的历史哲学》中断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社会学倾向：马克思的《资本论》代表的是社会静力学；而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所代表的是社会动力学的倾向。俄国“民粹派”人物切尔诺夫在1907年出版的《哲学和社会学论文集》中认为，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思想与恩格斯的思想完全不同，说恩格斯所代表的是最粗陋的唯物主义的独断主义。1910年，波兰的斯·布尔楚维斯基出版了《反恩格斯论》一书，认为恩格斯是马克思的理论的背叛者，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发展起来的“实证主义”与马克思的“人本学”很不相同，而这种不同表明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哲学思想上存在着根本对立。在意大利，克罗齐在《唯物主义史话》一书中，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只是一个私交，在思想观点上，马克思与恩格斯完全不同。苏瑞尔在《致克罗齐的信》中断言：恩格斯完全背离了马克思，说恩格斯并没有掌握一种广阔的哲学背景，缺乏对黑格尔的清晰理解，因而把历史唯物主义导入进化论的轨道，使其成为一种绝对的教条。
战后，绝大多数“西方马克思”学家都把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起来。
德国的李希特海姆在《马克思主义：一个历史的批判的研究》、《社会主义的起源》、《从马克思到黑格尔》等一系列著作中都论证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社会历史观和社会主义理论方面的对立，在他看来，马克思所代表的是强调“真正的人的”批判理论，而恩格斯所代表的则是一种注重“客观的”、“事实的”科学主义理论，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19世纪晚期由恩格斯所创立的“标新立异”的世界观。
L·兰德格雷柏认为恩格斯是按照旧传统，即机械唯物主义的精神解释唯物主义，恩格斯试图拯救辩证法，却把那些已被马克思所克服了的旧的传统因素即机械唯物主义的因素带入了马克思主义之中。他说，由于恩格斯不懂得抽象地把握人与现实的关系，而是具体地、实证地解释这种关系，从而使马克思主义观点僵化和教条化。
I·费切尔认为恩格斯在较晚时期建立起来的辩证唯物主义是与马克思早期著作所代表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完全不同的。
法国“马克思学”家M·吕贝尔说，马克思是一种内容庞杂的人道主义的先驱，马克思没有留下完整的科学社会思想体系，作为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是根据恩格斯的著作整理而成的，与马克思的基本“教义”关系甚微。他认为，马克思的革命历史学说被恩格斯变成了由经济结构和阶级对抗所决定的自动历史进程，在恩格斯那里，革命行动与对历史过程的社会经济制约性的认识之间的辩证统一消失了。
法国的另一位“马克思学”家米歇尔·亨利也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没有联系的，是在马克思逝世后由恩格斯一手创立的一种哲学体系，是既违背了马克思的意愿，又不符合马克思本人思想的。他指责恩格斯是唯物主义进化论者，不理解意识如何产生及其在历史中的地位，是与马克思的“能动性”思想背道而驰的。
一些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制造对立。
卢卡奇指责恩格斯的自然辨证法是机械自然论，是带有实证主义倾向的，与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有着本质的不同。
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A·施密特认为马克思的自然观与恩格斯的自然观有着根本的区别。在他看来，马克思的自然概念是人化的自然，是被人的劳动加工过、改造过的社会劳动的产物，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恩格斯则由于信奉费尔巴哈式的纯粹自然而把自然和社会历史对立起来，使它们成为两个相互分离的部分，因而背离了马克思关于自然的理论，倒退到独断的形而上学的立场上去了。他认为，马克思在实践范畴上把人与自然界统一起来是真正的统一，而恩格斯试图在物质范畴上强调世界的统一性的命题是唯心主义的命题。
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代表人物，如阿多尔诺、霍克海姆、马尔库塞、弗洛姆等人都在一定程度上对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作了论证。“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另一派——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如阿尔都塞、科莱蒂等人也都各自从自己的立场出发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所谓矛盾对立。
南斯拉夫“实践派”哲学家马尔科维奇、彼得洛维奇、弗兰尼茨基等人也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一些基本的哲学问题的解释上存在着本质的不同。弗兰尼茨基在他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中认为马克思是“革命的实践的哲学家”，而恩格斯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创造者”，是“自然主义”辩证法观念的信徒，指责恩格斯由于拥护唯物主义形而上学而人为地把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对立起来，把存在和思维、物质和意识、客体和主体割裂开来。即使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的观点也有着很大的市场。
20世纪70年代以来，关于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的论著急剧增多，出现了一批以制造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而出了名的学者。
流亡英国的波兰学者科拉科夫斯基在《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一书中，用了很大的篇幅谈论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所谓“根本思想分歧”，并把这种分歧概括为四个方面：①自然主义进化论与人类中心说的分歧；②知识的技术观和实践的认识论之间的分歧；③“哲学没落”的看法与哲学同生活融为一体的看法之间的分歧；④无限的进步论与革命末世论之间的分歧。他尤其强调在辩证法问题上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对立。在他看来，马克思认为辩证法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最终导致主体和客体的统一；恩格斯的辩证法则是在达尔文进化论的发现和达尔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提出来的，是用自然主义的观点来解释社会和历史的各种现象，因而否认个人的活动会影响客观的历史规律。所以科拉科夫斯基说，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中包含着潜在的先验论，是与马克思的“人类中心论”的观点根本不同的。科拉科夫斯基甚至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治学方法上来寻找他们之间的差别，说恩格斯缺乏专门的哲学修养，终究不过是一个业余的哲学爱好者。
美国学者诺曼·莱文专门致力于搜集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相互对立的观点。他所写的《可悲的骗局：马克思反对恩格斯》一书的目的就是企图证明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面对立。他声称这些对立表现在哲学和社会学上，表现在自然观和历史观上，表现在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础的解释上，表现在对实现共产主义的途径和策略手段的理解上。在他看来，马克思是把自己的哲学建立在实践概念的基础上的，人是实践的存在物，人通过自己的活动（即实践）改变自然界，使自然界成为人化的自然界。而恩格斯则不同，他忽视了人的前提意义，把自在的物质和运动看作宇宙中的基本力量，由于物质和运动产生了人和自然界，所以恩格斯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者。莱文认为，在社会历史观上，马克思恩格斯的区别则在于马克思并不把历史看作确定必然的过程，不认为历史的发展是单线的，是由宏观宇宙力量驱使着向一个方向运动的；恩格斯则把历史看作单线的发展过程，恩格斯相信有一种宏观宇宙力量决定了历史的必然道路。
由于“马克思”学在西方形成一股影响很大的学术思潮，资产阶级学者们意识到有必要编纂一套大型的百科全书，把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种种奇谈怪论汇总起来，因而《比较百科全书：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与西方社会》应运而生，卡尔·巴列斯特雷姆为其撰写了关于恩格斯的长篇条目，在这个条目中，他把西方关于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的论点总结概括为三点：①恩格斯认为历史是一个由经济决定的客观过程，按其自然地不可避免的方向发展，而马克思却把历史看作是受革命实践中的具体行动主体所影响的过程；②恩格斯详细地论证了一种辩证的自然哲学，即自然辩证法，而马克思则只是联系人来设想自然界，把自然界看作人类劳动的异化客体，必须使这个异化客体重新恢复原状；③恩格斯通过他对辩证的自然哲学以及认识论和历史哲学的论述，促成了一种综合的意识形态体系，而马克思却强调其整个理论的合理性，使其具备经验的、切实的和批判的性质，反对那种以意识形态体系为表现形式的先验的、抽象的和教条化的思想形式。
西方马克思学家虽然以学者的面目出现，并声称客观地、不带任何偏见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理论，而实际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他们所造成的根深蒂固的影响无时不渗入到他们的研究工作中去。他们把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起来是出于如下目的：割裂马克思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间的联系，他们把马克思打扮成一个抽象的人道主义者，认为恩格斯是一个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意识形态化的人，说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仅仅是与这种庸俗化的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的；割裂马克思与恩格斯以及后继者们之间的理论联系和历史继承关系，以便达到摧毁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的目的。
早期的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者只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寻找一些可以论证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思想差异的词句作为根据，然后漫无边际地加以夸大，并总结出马克思恩格斯对立的结论，以为这样便可以抹杀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革命友谊，证明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不一致，从而否定马克思主义。20世纪的“马克思学”家在制造马克思恩格斯的对立时，则把侧重点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上，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理论的一切方面来论证马克思恩格斯“全面对立”的神话。
在20世纪，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论得以广泛流行，有着客观原因：
①马克思与恩格斯通过共同努力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当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确立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分别在不同的领域以各自的研究成果来论证马克思主义的统一理论，由于马克思研究的是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而恩格斯研究的是自然领域，所以，在侧重点上存在着差别。西方“马克思学”家不理解马克思与恩格斯在理论研究上的这种分工，不理解这种分工基础上的理论一致性，而错误地把这种分工看作理论上的对立。
②在20世纪，东西方形成了“两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歪曲、篡改，并对恩格斯多有责难，这促使西方“马克思学”家回溯到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去，试图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对立论来理解20世纪存在着东西方“两种马克思主义”的根源。
③由于马克思的一些早期著作不断地被发现，西方“马克思学”家看到许多与恩格斯，甚至马克思的晚期著作中不一致的东西，特别是早期著作中所包含的人本学倾向恰恰可以满足他们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范畴内加以解释的需要，因此，他们自认为发现了一个“新的”马克思，即与恩格斯“对立的”马克思。
④西方马克思学家不理解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历史地形成的思想理论，即不理解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错误地把马克思主义形成史中的一些不成熟的思想也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从而最终导致割裂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制造马克思恩格斯对立的神话。
20世纪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所制造的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概括起来有以下基本方面：
①“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与“科学主义的恩格斯”的对立。他们认为，马克思主张的是哲学的人类中心说，对自然从来不感兴趣，而恩格斯所主张的是自然中心说，强调自然界的内在固有的可理解性；马克思始终坚持物质和精神的思辨统一，而恩格斯让人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依赖于物质、自在的自然界，从而破坏了这种统一；马克思并不从哲学和方法论的角度注重自然科学的新发现，而恩格斯则过分地强调自然科学，强调科学决定论的因素，把自然过程与社会过程等同起来，从而破坏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忽视了社会过程中的意识成分。
②否定自然辨证法，把唯物辨证法的统一理论割裂为社会辩证法和自然辩证法两个对立的部分，认为恩格斯只谈自然辩证法，而马克思只谈社会辩证法。他们说，马克思本人从来未谈过自然辩证法，马克思的辩证法，主要适用于人类历史和社会，因而，马克思的辩证法是以人为中心的人学辩证法，而不是恩格斯所建立起来的那种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都同样适用的普遍规律。
③“唯意志论”者的马克思和“决定论”者的恩格斯的对立。他们认为马克思倾向于道德主义、唯心主义和唯意志论，而恩格斯则倾向于行为主义、唯物主义和决定论。所以，在他们看来，马克思是要打倒生硬的历史必然性，让历史主体摆脱一切物质的纠缠，清除必然性对自由、实践的阻碍，弘扬主体意识和改变、创造一切的主体性。而恩格斯是一个片面的“经济决定论”者，他特别强调经济的决定作用，甚至把人种本身也看作是一种经济因素，从而明显地突出经济因素的观念，赋予了人类历史决定论的意义，认为人类历史经历同样的发展阶段，而对于经济条件之外的其他因素却置若罔闻。
④历史发展多线论与单线论的对立。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不承认人类历史发展有一种可以预先知道的、单线性的、分阶段的历史，而恩格斯则教条式地坚持单线发展论。马克思的发展理论不是把重点放在时间的先后顺序上，或者历史的必然性上，而是放在社会结构内部的变化上。而恩格斯则设想人类历史无论在任何地方，都要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沿着单线的发展路线，依 56 27761 56 15759 0 0 1207 0 0:00:23 0:00:13 0:00:10 3103次通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后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
一般说来，西方“马克思学”家在制造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对立时，极力贬低恩格斯，否认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的地位。他们认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中，恩格斯只是一个宣传者，至多也只不过是一位“插图画家”。恩格斯被描绘成使马克思的学说简单化和庸俗化的人，似乎马克思的真正思想，他关于社会历史的理论都被恩格斯用达尔文主义和哲学机械论改造过了。因此，他们攻击恩格斯粗浅武断地解释了马克思主义；背离了马克思所制定的哲学路线；是马克思主义史上的第一个修正主义者和黑格尔辩证法的抄袭者；是在自然中寻找上帝替代物的唯心主义者。总之，他们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存在着“根本分歧”，并且这种分歧不只是表现在细节问题上，而是表现在对自然和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问题上。也就是说，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基本理论问题上是对立的。
来源： 马克思主义百科要览
更多阅读：
请关注我们的备用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