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少校梅姆瑞
转眼这已经是二十年前的故事，此文曾令我感动至深，它促使我更多地关注了中国远征军、滇西反攻及一系列的战役。二十年里我数次去云南，寻找远征军在当地留下的痕迹。那些被岁月湮没的历史让我着迷，也让我一次次热泪盈眶。
下面的文字有八千多，讲述了一个感人的故事。网络上面有同题材的纪录片，屡获殊荣。
2001年，云南研究二战的学者戈叔亚发起了一件事情，他和朋友们希望为腾冲国殇墓园中的一块阵亡将士碑补上名单。那是一块竖立在中国军队墓地国殇墓园里的美国军人的墓碑，以纪念参加了那场战役并牺牲于其中的14名美国军人。
那碑是1986年恢复墓园的时候重建的，上面只有一个用中文标注的名字——夏伯尔中尉，据说其他人的名字原碑上有，但在1966年被毁掉了。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在滇西战场上，除了陈纳德将军的航空队以外，还有一支规模庞大的美国陆军部队在帮助我们。它的代号是“Y”，担负着从战术指导、兵器使用和维修到地空联络，乃至直接对日地面作战。这支英勇的部队由史迪威将军的副官多尔将军任司令官。
在史迪威将军的外孙约翰·伊斯特布鲁克先生的帮助下，一份死于滇西反攻的美国军人的名单传了过来。很有意思的是，它比我们已知的那个数字多，变成了19个人，而且每一个都有姓名、军人编号、兵种、军衔、牺牲的时间和地点。说起来，问题解决了，照着刻一块碑，重新立起来就行了，但是美国人发来的名单是两部分：战斗牺牲和非战斗牺牲。问题来得很有意义，也很严肃。美国人问：你们要重新刻的这块碑上，到底要包括名单中的哪些人？
我们中国人就是厚道，操持这个事的我们的朋友李根志立刻回复道：只要是那个阶段在滇西死的，我们都刻上。
结果引发了一场讨论。在美国人看来，荣誉只能给那些应该被刻上去的。这些军人的死亡原因并不一样，有的死于战斗，有的死于工作，有的死于事故，还有的死于与战斗无关的疾病。在一块代表着荣誉的纪念碑上，难道我们不该有个清晰的标准吗？
好几位参与寻找阵亡名单的美国人都投入了这场讨论。那些往来的电子邮件充满了原则与激情。其中有曾亲身到中国参战的老兵，有战功显赫的将军的后代，也有和平时代成长起来的美国人，但他们对荣誉的看法惊人的一致。在他们看来，刻上去的就是历史，历史不能含糊。这一点真让我们心生惭愧，因为对我们，最含糊的恐怕就数历史了。
恰恰也是这些信件，让我想明白了，为什么六十多年前会有那么多舍生忘死的美国“白求恩”到中国参战。它能为勇敢的人赢得荣誉，荣誉越真实就越珍贵，它对男人的吸引力也会越大，大到可以超过生命。
在许多来自美国的邮件里，我知道了江汶这个名字。她是移居美国的云南人，她熟悉而且热爱飞虎队的历史，这使她成为了如今还健在的老飞虎队员的朋友。孙敏告诉我：在寻找滇西阵亡者名单的行动中，都是她联络上的。这位看似轻柔的人，是一条联接历史的纽带。
从江汶转来的信里，有一封她写给一位美军阵亡者女儿的信。这个家庭的成员是她和一位叫JA的美国老兵几经周折找到的。
2003年7月6日
“亲爱的芭芭拉·梅姆瑞·海德：我名叫江汶，来自中国云南昆明。我和JA一直在寻找那些在腾冲战役中英勇献身的美国军人的亲属。我们从去年11月开始，先找到了Y路军的牺牲者名单，腾冲人民非常高兴，正在考虑在纪念腾冲光复60周年时举行一个仪式，将勇士们的名字重新镌刻。我非常高兴JA找到了你，我很感谢他，他不仅60年前来到中国帮助中国人，即使今天，他还继续参与我们为后人保存中美在二战中合作历史的努力。我想对你的父亲了解更多，他的背景、服役前的生活等等。”
我被江汶的短信所感动，也更清楚了她为什么反复地纠正国内人总期望用这件事来促进地方旅游的观念。在她的眼里，历史是有感情的，而感情不是为观光的游客准备的。
三天后，芭芭拉给江汶回了信，并寄来了一张年轻英俊的军官标准像，那是她战死在中国的父亲。还有一封父亲阵亡以后，他的上司斯多德上校给家里的来信。
少校梅姆瑞曾被告知，他已被提升为中校，他请求得到来自美国本土的徽章。但是在他牺牲前，正式的提升没有完成。芭芭拉写道：“我母亲谋求通过她的当律师的叔叔争取到这个提升，但是在当时条件下，她没有能够获得这个提升，也没有得到额外的报酬。非常感谢你们做这件事，在最近一个星期内，我所了解的我父亲，比任何时候都多。我的姐姐蓓雯丽·梅姆瑞也感谢你们。我们的母亲菲，在1996年去世，她从没有改嫁。”
看了这封信，人会心酸的。如果我们的寻找早几年开始，风烛残年的妻子看到丈夫仍在得到中国人经久的怀念，这份报答将足以告慰她孤独的大半生。
我们终于读到了一封六十年前的信件，那是斯多德上校于1944年5月21日写给梅姆瑞妻子的：
“亲爱的梅姆瑞夫人：
在一场你的丈夫少校梅姆瑞牺牲的战役中，我是他的直接上司，并且在他牺牲时离他距离很近。当时的情形足以让你和你的子女十分自豪，并在将来感到安慰。这里，在不违反检察条律的前提下，我尽可能地将当时的情形告诉你。以后，如果允许，我和他在这里的其他朋友和战友希望能够将此信中没有讲的细节告诉你。
少校梅姆瑞是中国远征军的一个营的联络官，任务是为了训练我们的中国盟军，以及协助他们抗击我们的共同敌人日本人。我是中国师的高级联络官，他所在的营是这个师的一部分。
1944年5月20日，少校梅姆瑞所在的营进行了一场最艰难的战斗。没有顾及自己的安全，他暴露在一个显眼的位置，以便观察到敌人的支持增援部队的火力点。不幸，在离他很近的地方，一个中国快速火力武器向敌人开火。在敌人试图将这只枪消灭的努力中，突然朝着那个位置开炮，第二发炮弹落在离少校梅姆瑞很近的地方，尽管当时他的伤势不是致命的，他肯定牺牲于爆炸的震荡。在同一炮火中，他附近有人牺牲或是受伤。我当时位于同一山脊的100码开外，大约五分钟后来到该地点，立即将他抬上担架，同时试图唤醒他。一名美国医护人员当时在场，受了轻伤，首先来到他身边，宣布了他的牺牲。
在将伤员疏散之后，我安排将他的遗体抬到营地，用电台向指挥部报告他牺牲的消息。同时，师级将军和他的人员以及该营营长均迅速地向我表达了他们深深的遗憾，并对你丈夫的英勇和他对战友给予的毫不迟疑的帮助表示赞赏。确实，他的牺牲增强了这个师中国和美国军人之间的团结，这份团结为争取获得战后世界的长期和平是必须的。
将军设法找到一口棺材，并对安排最后的仪式给予了尽可能的帮助。这个部队的美国军人当晚守护在少校梅姆瑞的遗体旁，他在第二天上午即1944年5月21日被埋葬，在当时还处于战斗的情况下，举行了一个尽可能的全副军事葬礼，所有能参加的美国官兵均出席了。
他的埋葬地点是一个美丽的山间台地，旁边有一棵高大的菩提树。在没有牧师的情况下，我主持了葬礼，结束时他的战友们在坟墓上空一齐发射三轮子弹。这一地点将被登记在美国陆军部的记录中。
尽管我们几个月前才互相认识，我发现你的丈夫是一位最杰出的朋友和勇敢的战士，他话不多，很友善，很快活。所有认识他的人痛惜他的牺牲，但是因为他的榜样激励我们下更大的决心，我们的事业是会成功的。
他对你和子女的深深的爱表达在他和朋友的交谈中常常说到你们，他牺牲时胸前口袋里还有你和孩子们的照片。
他带到战场的个人物品很少，我将少交给你一件物品，那是他的军衔徽章，因为他的也在同一炮火中受伤的中国翻译想要它。这位翻译是YOW先生，将很快康复。
少校的钱包没有在他身上，也许他留在后方营地的箱子里了。这只箱子将以后归还给你。
随信附上的十元钱是由我们当中一位需要一副深色眼镜的人所支付的，他想你不会介意。
他的政府发给的装备已经重新分配给那些需要的人，一件多余的衬衫和一条卡其裤子也留给那些需要的人了。
他身着全副的军事制服被埋葬。
我已经建议为少校梅姆瑞的英勇战斗表现追授“杰出服务十字勋章”和“紫心勋章”，这些勋章会送给你。
我和你一同致哀。
你的忠诚的，约翰·修斯·斯多德上校”
这封信让我们想到了张孝仲先生珍藏的那批老照片中的葬礼照片：一棵巨大的榕树下，十几位美国军人在参加一个葬礼，手持《圣经》的美国军官是主持者，一口棺木正被缓缓地放入墓穴。斯多德上校信中所说的菩提树，在当地就叫榕树！照片记录的会不会就是梅姆瑞少校的战场葬礼呢？在阵亡者名单里，只有梅姆瑞少校的罹难地大塘子生长着如此巨大的榕树。
2003年初冬，我、孙敏、杨延康和腾冲的文史专家李正老师沿着当年远征军光复滇西国土的路线，踏上了滇西的土地。
除非你是亲历，否则没有人能想到，世界上还有如此艰险的战场。高黎贡山巨大的山脉紧贴在怒江西侧，南北横亘数百公里，在腾冲一带海拔三千多米。1944年中国远征军右路军反攻滇西时，就是渡过怒江，分别从南、北斋公房翻越高黎贡山的。我们走的这条路是两千年前就有的古商道，也是60年前中国大军西行远征的路。可以用手脚感受到，古人们为了修通这条古道，把内地商品输往滇西乃至缅甸、印度花了多少力气。可这山的陡峭不是靠人工垒起的石条可以垫平的。一米多高的石磴数不胜数。假若在平地，你甚至可以窜上去，但让你从早上就开始爬，一直爬到晚，从海拔几百米爬到三千米的地方，可能四条腿一起用都很难再上一级了。这样的路，我们是在高黎贡山最好的季节走的，而60年前的中国远征军，却是在滂沱的雨季，顶着每日必至的大雨，踩着比油还滑的路面，冒着密集的炮火，穿着破烂的草鞋，一路厮杀着上来的。这几万大军中，还包含着许多中国的将军和相当数量的美国军人，他们与中国士兵唯一的区别，就是脚下穿着胶鞋。在平时为将军代步的战马，在这条路上一步都不能骑。根据美国新闻处当年的记载，反攻开始的第一个月，就在这条古道上，有260多匹驮运弹药的骡马坠入山谷而死。帮我们驮装备的两匹健硕的大青骡子，在许多狭窄陡峭的台阶前，都是卸了驮子，靠马的肩膀扛着它们的屁股才上得去。
这山让我们见识了战争，两千年的古道，已经被无数的马帮把路踏成了陷进山体的一道深沟。这沟恰到好处地被当成了交通壕。从山下到山顶，沿着古道又挖出密集的散兵坑、战壕和炮阵地。战争以最奇特的方式让自己连上了历史。
战争结束后数年，高黎贡山修通了公路，古道沉寂了下来，这条珍贵的战场之路幸运地保存了下来。在山顶旷无一人的时候，浓雾会随着凛冽的风转眼之间弥漫在你的周围，又会在瞬息间散去。每个露营的夜晚，我们的赶马人穆大哥都会讲起战后几十年山上闹鬼的传说，因为战争太惨烈，战死者太多，天阴下雨鬼魂就会出来。每一个故事他都发誓是真的，结果是让你在独处于白天的浓雾里时胆战心惊。
从北斋公房下来，再绕道南斋公房，在这巨大的山脉里，距离不是用公里计算，而是以天计算。
许多天过去了，我们没有找到梅姆瑞的线索。老百姓知道此事的可能性很小，反攻期间，他们都躲在山里，远远地看着山下的战场，只知道五条道上，每天都往山下抬送几百名伤员，阵亡者不计其数。我们甚至找到了当年为五十三军带路的保长、九十岁的田乐老先生，他亦不知此事。知道线索的参战的老军人，都已作古，而在我们的抗战史上，这一段历史偏偏被抹得一干二净。
大塘子在高黎贡山南斋公房古道下，当地人特指一个几百平方米的鱼塘，而在军队的战报里，它是指范围不小的一片战区。五十三军分几路攻击高黎贡山守敌，在这里经历了惨烈的战斗。大塘子阵地的海拔在1400米至1600米之间，江边海拔800米，从5月14日渡江以来，在这几百米的高程内，五十三军四个师几万人血战了十余日。
下面的记载摘自《陆军第五十三军由怒江至腾冲会战战斗详报》之第二章《大塘子附近之战斗》：“二十日，我一一六师攻击当面之敌，至为激烈，首以三四四营第六连施行佯攻黄顶山、鸡心山西侧高地，继令第二营营长王福林率步兵两连，迂回敌之左侧背，将黄顶山高地攻下。敌百余人向我逆袭，该营长王福林率部冲杀，身入敌阵，异常奋勇，杀敌数名，被敌乱枪射击殉命。黄顶山因之得而复失，遂以第一营加入战斗，该营长李庆仙身先士卒，遂负重伤乃奇战。因战斗惨酷，美方联络组美军官梅姆瑞阵亡，美少校军医欧阳、少校翻译姚元负伤，我伤亡营长各一，以下官兵百余员名。”
直到5月24日，远征军与敌决战于海拔二千米左右的地区。午后，敌人溃败，主力撤往南斋公房方向。阵地上“遗尸累累，血腥恶臭充满原野。”——摘自战报原文。
这个战场，这场战役，阵亡者成百上千，要打听其中具体的一个人死于何地是根本不可能的，哪怕他是美国人，战争面前才是人人平等的。
当年战场的路还很长，我们必须离开怒江了。怒江边的最后一顿晚餐也是在一棵大榕树下吃的。那里的榕树可以长到超乎人想象的巨大，每一棵树几乎都是一片小树林，好几部汽车宽敞地停在荫凉里，另外还完整地遮盖着一栋二层小楼和一排长长的竹棚。少校墓地旁的榕树至少也应该有这么大，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找到。
第二天早晨，我们结束了怒江西岸的调查。临行前，我们去看望了离宿营地不远的一位老者。孙敏与他相识多年，我也见过他两次。这位老人是中国最独特的农民，他一边在田里忙活，一边在历史中耕耘。出于对历史的挚爱，他办了一个私人博物馆，当然那博物馆可能是全世界最小的一座，因为它全部的藏品可以装进一个草绿色的美军二战时的旧子弹箱里。他最重要的收藏其实是他的记忆，而最好的展品则是他自己。
吴朝明老人的博物馆在自家院子的牲口棚二楼，底下已经不养牲畜了。战争期间被日本人烧了以后就没有修，直到前几年才重建。展厅约有20平方米，只是矮一点，除了靠墙的那一面，别的地方都站不直腰。仅有的那面墙上，他请人画了两幅壁画，是他记忆中的战争画面：山头弥漫着硝烟，蓝天上十四航空队的飞机在扔炸弹，在空投补给，很多白色的降落伞在画面上很抢眼。问他画面上的阵地在哪里，他转身往窗外一指：“就是那座大尖山。”画面上的战场就在他窗外。我曾与老人开玩笑，建议他把朝山那一面都装上玻璃，把飞机和降落伞都画在玻璃上，那才真实。
到博物馆的参观者不少，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的工作站离他家不远，因此常有来自各个国家的各个学科的专家。与前几年相比，他满口的军事术语越来越专业了。有人来他会很高兴，唱着他少年时代先生教的抗日歌曲，像介绍屋后的菜园子一样讲述发生在他家北窗外的战事。
老人有一份手稿，算术本写的，这一次是誊写在很薄的信笺上，是他从长辈和流落当地的老兵那里听到的战事，以及他的感想。每次来，我们都会草草地翻阅一下。这一次，如果我还没有仔细阅读的话，总有我后悔不迭的一天。
在小院里暖暖的冬日下，我慢慢地翻阅着他的书稿。突然，我的眼睛无法离开最后一页的几行字。我相信是梅姆瑞找到了我们！在那张已经卷了边的信纸上，老人用不太流利的字体写着：
“远征军攻打锅底塘，一个受伤的日军扔出最后一颗手榴弹，炸死了三个中国军官和一个美国军官。他们埋在田头寨寺院门前。”
在南斋公房这条战线上，整个远征军中只阵亡了一位美国军人，那就是梅姆瑞少校。我们真的找到他了。
日本伤兵最后一颗手榴弹或最后一颗子弹打死我们的人的故事，散见于整个滇西战场。死的人都是真的，全部有据可查，但那几乎都不是日本伤兵干的。也许日本军队的顽强给中国老百姓留下了太深的印象，凡是阵亡了重要的自己人，又惋惜于他们的死，就都把这个不幸归功于日本伤兵。如果是听老百姓口述，每到此处，他们都会加上一句：“怎么没一下搞死他呢！”
几个小时后，我们终于踏上了斯多德上校所说的那个美丽的山间台地。美国陆军部的档案是说少校“在中国的SHINLA单独埋葬”，SHINLA在中文的战史里写作“幸垃”。但这片台地与文件记载完全不一样，现在的地名叫“田头寨寺”，幸垃离这里还有一段距离。
村里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带着我们来到了梅姆瑞少校的墓地。他告诉我们，少校的墓地旁边，还埋着三位中国的军官，他们之间大约相距十来米。墓地让人心酸，我们知道其中之一是梅姆瑞少校的，但其他三座坟茔呢，他们叫什么名字，他们的家人在哪里？知道他们死在这里了吗？对此，我们一无所知。
令人非常失望的还有，墓地上没有大榕树，没有小寺庙，也没有坟茔的痕迹，只是一片光溜溜的耕作经年的山地。老人说：当年这里是有一个小庙，庙门前有一棵大榕树，树冠能覆盖两亩多土地。它们都毁于战后的一次火灾，残存的树干和寺庙的梁柱变成了全村人的柴火。如果没有曾经此事的老人指引，谁能看得出，这片种着油菜和豌豆的红土下，埋葬着几位英勇战死的军人。
带路的老人告诉我们棺材的来历。在他的指点下，我们在山下的傣族寨子里找到了那口棺材的主人家。主人姓罕，傣族的姓氏，祖先曾是怒江的土司，战争期间仍是此地的第一富户。那是一副杉木棺材，本是罕家老爷为自己备下的寿材。在当地人眼里，最好的棺材是冷杉做的，那板子是傈僳人从几百里外海拔很高的片马背来的。那口老寿材在当时就值700大洋。
战争结束后的1947年，美国军方派出专门的小组来寻找梅姆瑞的墓地。他们能找到这里也真不容易，那时这里还没有公路。估计美国人也曾像我们一样，在一个叫大塘子的地方满山遍野地找，他们前后来了两次，第二次才找到这个地方。给我们带路的老者说：那几个美国人是专程来取遗骨的，但当棺木从土中挖出来打开后，所有在场的人都惊呆了：怒江峡谷多雨且炎热，但躺在罕老爷家的朱漆棺材里的梅姆瑞少校完好如初，就像睡着了一样，连制服都是整整齐齐的。
接下来的事情，按照中国人的习俗是完全无法接受的。美国军队派来的人员接到命令就是把少校的遗骨运回去，而少校的遗体竟然如此完整，肯定让他们大出所料。想必他们不想回去请示，再千辛万苦地走第三趟。于是他们雇了村里的三个年轻人，用刀子把少校的骨头取了下来，在当地的方言里，称为“片”。这三个人有两个在多年前去世了，最后一位竟然是在我们到达之前几个月去世的，就是带我们进村的那个中年汉子的父亲。
这可能是那场战争留给当地人最稀罕的记忆。他们至今还在讲：那遗体不臭，片下来的肉精丝丝的，像火腿一样。路边有个老者至今还在感叹，埋在庙前的梅姆瑞，多好的风水，如果埋的不是美国人，而是中国人的话，他们家恐怕要出大人物的。
梅姆瑞少校的遗骨运回了家乡，在美国又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军人葬礼，而他的遗体的另一部分，仍又装回了那口中国人赠送的最好的棺村，重新埋进了他为之牺牲的土地，并且永远留在了这里。
从一张老照片开始的寻找，竟以无法想象的传奇结束。但故事还不算完，在那棵菩提树烧死，在那小庙被拆掉之后，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像那树、那庙都不存在了一样，我们也同样忘记了那些曾帮助过我们、甚至牺牲在我们土地上的美国军人。少校的骨骸移走之后，插在墓前的标志牌也不在了，农民年复一年地耕作，犁掉了仅存的几座土丘，再也没有人提起他们。
但是，那片土地没有忘记。在墓地旁，长出了一大片无比茂盛的红叶子灌木，周围的山上都没有，只有这种植物，只在那里有。我也曾在别处见过这种植物，但都没有这里的叶子，没有这里的红，红得深沉，就像刚刚流出的血。我们摘下三片树叶夹在了书里。
高原的阳光耀眼地灿烂着，我们立正站在三位军人的墓地前，立正在那个美丽的山间台地上，孙敏深深地向烈士们鞠了躬；我扣好衣领，扶正军帽，举起右手，为他们行了标准的中国军礼。我想少校梅姆瑞在天堂看得见我们。六十年之后，在他阵亡的地点，仍有中国人向他行军礼，他的灵魂会感到欣慰的。他一定也还了礼，不过是美国式的，他还像离家时的照片上那样年轻，那样英俊。他永远都会年轻下去，因为他的生命为了中国停止在了那么年轻的时候。
在后来的时间里，那三片红色的树叶，跟随我们走完了中国远征军光复滇西国土的全部旅程，那本应该是梅姆瑞要走但没能走完的路。在畹町的国境线上，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我们民族第一次将侵略者赶出国门的地方，我们再一次打开了红叶，此时，它的颜色已经由鲜红变成了暗红，就像凝固的血液。
再后来，三片红叶被寄到了美国，由江汶转到了梅姆瑞少校的女儿手中。我们请江汶转告她：葬礼照片中，有一位胖乎乎的中国军人，神色凝重地挤在美国军人当中。他就是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上将。他代表着与梅姆瑞少校一起战斗的几万名中国兄弟。
1945年1月9日，中国政府正式授予梅姆瑞少校“云麾”勋章，这枚勋章的签发人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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