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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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华网

1994年的春夏之交，卢旺达发生了摧毁性的种族大屠杀。

虽然屠杀的技术含量很低——大部分都是用砍刀完成的，但是它的速度令人瞋目结舌：一个原本人口750万的国家，至少有80万人在仅仅100天内遭到杀害。

这是自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以来死亡率最高的大屠杀。

——摘自《向您告知，明天我们一家就要被杀——卢旺达大屠杀纪事》

1995年，大屠杀一年之后，本书的作者来到了卢旺达东部基本古省，一座建在奈阿卢布耶石山上的教堂。

现在教堂成了纪念馆，人们决定保留现状，让所有的尸骨保留死亡时的状态，以此来警示后人。

那里简直是末日的场景：腐烂的尸体覆满室内，躺在祭台上，蜷在墙边，裹在缠腰布里…四周散落着眼镜、皮鞋、围裙、箱子、脸盆、水罐、床单、项圈、书籍…

他们的皮肤黏附在骨头各处，很多骨头与身体分离，被凶手或者野兽、虫子之类的食腐动物肢解。

一个裹着印花包布的妇女躺在离门不远处，她的胯骨瘦削而隆起，双腿稍稍张开，一个孩子的骨架从她的双腿间延伸出去。

她的躯干已经被掏空，肋骨和脊柱戳穿了腐烂的衣物。她的头后仰着，嘴张着，一副怪异的景象——一半痛苦，一半安息…

这些死者和杀死他们的凶手之间，可能是邻居、朋友、同学、同事，甚至是姻亲。

凶手们在奈阿卢布耶杀了一天，他们砍断了幸存者的跟腱。

然后他们在教堂后面举办宴会，用大火烘烤从受害者那里抢来的牛肉，痛饮啤酒，在猎物们的哭喊着中睡过去。

第二天，他们醉醺醺的回来再次开展杀戮，日复一日。

而教堂外的苗圃，以死亡为肥料的颓废花朵在尸体间奇异绽放。

这一幕是说不出来的感觉：厌恶、惊诧、悲伤、哀痛、惋惜、不解、耻辱…

所有的感觉，回应都没有任何意义，重要的是人们想搞清楚，这些恐怖、愚蠢、纯粹、令人发指的恶为何会发生？

卢旺达生活着三个主要的民族。

卑格米人，他们是最先定居的穴居人，他们的后代被成为特瓦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不到1%。

胡图族和图西族是在卑格米人之后迁移过来的，他们的起源和先后顺序已经不可考。

但是这些更多的源于传说而非事实，也有人说刚刚相反。

神话传说加上白人的牵强附会，人们认为图西族是养牛的，有着更加精致的椭圆形脸庞，高鼻梁大眼睛，有高级血统。他们占总人口的约15%。

而胡图族是种地的，地位比图西族低下，圆脸、黑皮肤、塌鼻梁、厚嘴唇。他们占总人口的约84%。

但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胡图族和图西族人说着同样的语言，信奉同样的宗教，相互通婚，混杂而居。

他们自己都区分不了自己。

卢旺达的历史，是持续不断权力斗争的历史，图西族曾经在一段时间统治，凌驾于其他黑人之上。

1957年3月，一个由9名知识分子组成的群体发表了一本小册子——《胡图宣言》。

该宣言被看做卢旺达的民主思想，他们称：图西族是外来的入侵者，卢旺达应该是多数的胡图族国家。

他们坚决拒绝废除种族身份证，以免出现“对建立在事实真相上的统计规律的阻碍”，好像凭胡图族和图西族就可以自动标示一个人的政治立场。

1959年11月，卢旺达中部的吉塔拉马省，一个胡图族的酋长被袭击，传言他死了，但事实上他还活着。

酋长遇袭24个小时内，一群胡图族流窜团伙袭击了若干图西族当权者，烧毁了图西族不少的房子。

一周内，暴力席卷了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

从此之后，暴力袭击时不时就会降临在图西族身上。

他们以数着年，跳房子的方式过活：1959年、1960年、1961年、1963年等。

有时候在他们不觉得恐惧的时候，会跳过好多年直接穿越到1994年。有时则会放慢速度，度日如年。

1990年，一支自称“卢旺达爱国阵线”的叛军从乌干达入侵卢旺达东北部，对哈比亚马纳政权宣战，同时呼吁结束暴政、腐败以及“制造难民”的种族排斥。

从此以后，每当“卢旺达爱国阵线”入侵，无辜的图西族就会被迁怒，被杀害，从公务员、教师开始，再到富人，再到穷人…

大屠杀早就被策划，但直到1994年4月6日，哈比亚马纳总统在机场上空遇难身亡，点燃了筹谋已久的引信。

屠杀于第二天黎明在基加利街上爆发，并迅速蔓延到整个国家。

从乡村到城市，所有胡图族被要求尽快清除“蟑螂”。任何胡图族，如果流露出同情图西族，也会被清理掉。

他们就这样拿起了砍刀，开启了杀戮：邻居之间，同学之间，同事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医生护士与病人之间，商人和客户之间，姻亲之间…

甚至还有胡图族的丈夫，亲手杀害了自己的图西族的妻子…

有人会问，外貌特征不足以区分胡图族和图西族，那么胡图族是如何“有效”的开展屠杀的呢？又或者说图西族不能伪造混在胡图族中吗？

其实根本不需要。

每一个胡图族把图西族的邻居摸得一清二楚，特别是在乡村地区，屠杀都是在熟人之间展开的。

没有任何例外，甚至是刚刚定居的家庭，短期工作的公务员，流浪汉，山谷深处的隐士。

发生在卢旺达尼亚马塔的大屠杀开始于1994年4月11日，一直持续到5月14日。

图西族约59000人口，有近50000人死在屠刀之下。

《与屠刀为邻》的作者，采访了10几个尼亚马塔的幸存者，并写下了《赤裸的生命》。

训练有素的暴徒们带着屠刀、长矛和大棒，在桉树林和纸莎草沼泽地中，一边高声歌唱，一边包围和追捕那些逃跑的图西族。

他们有时候并不是立刻杀死“猎物”，而是残忍的砍去四肢，让“猎物”在饱受痛苦煎熬中慢慢死去。

而图西族白天躲在血水横流、到处是腐烂尸体的纸莎草下，晚上出来找一些吃的，随时等待着死亡的降临。

有时候他们没有力气了，就放弃了逃跑、躲避，静静的等待被暴徒杀掉。

也有的人不能忍受被虐杀，选择去自杀，然而衣不遮体的他们，除了投河之外，哪怕自杀也是困难的。

哪怕躲过了暴徒的追杀，痢疾、疟疾、感染等等疾病，也随时会夺去他们的生命。

卡修斯.尼永萨巴，一名12岁的小学生，他全家都死了，他回忆：“我们”逃到了教堂，但是联攻派民兵踏着歌声来了，他们开怀大笑，抡圆了胳膊，只管一股脑儿地砍人。

联攻派民兵在门前烧死了一些孩子。“我”亲眼看见他们在烈火中扭动挣扎，活活烧死。“我”闻到了浓烈的汽油味和肉被烧焦的味道。

他被一个图西族女士救了。但是这个女士的胡图族丈夫得知她救了一个图西族的孩子之后，一刀杀了他。

让维耶.蒙杨内扎，一名14岁的牧民回忆：“我”的姐姐向认识她的一个胡图族请求，希望不被痛苦的杀死，不受折磨。

他同意了，抡着姐姐的胳膊，把她拖到草地上，用大棒打了她一下。

这时另外一个邻居大喊说她怀孕了。于是那个胡图族人拿刀一下划开了姐姐的肚子，就像打开一个背包似的。这是我亲眼看到的，绝对没错。

让内特.阿因卡米耶，一名17岁的农妇、缝纫女工回忆：有一天，刽子手在纸莎草下发现了妈妈。妈妈递给他们钱，请他们一刀了结了自己。

但是他们把妈妈的衣服扒光，拿走了钱，砍去她的四肢。

妈妈一直在痛苦中躺了3天，要家人喂水给她喝，却不能就此结束生命，到死都没能闭上眼睛。

死亡成了一件非常辛苦，毫无意义的事情。

凶手们每天早上从9点开始杀人，一直到下午4点至4点半，晚上他们就杀掉从图西族抢来的奶牛，啤酒，吃饱喝足，养精蓄锐。

而胡图族的男孩，也跟在爸爸和哥哥们身后模仿，开始在附近的灌木丛杀人。

那段时间，他们红光满面，亢奋异常。大家就突然有了很多钱，以至于要花很多时间来数钱。

他们无忧无虑，心满意足，喝最好的酒，吃最好的肉，以至于酒肉的价格涨了好几倍，但是没有人在乎，抢劫得来的钱财足够他们挥霍。

有人回忆：如果爱国阵线没有占领这个国家，我们也没有逃走的话，我们在杀掉最后一个图西人后就会开始自相残杀。因为我们再也无法停止挥舞屠刀，因为它给我们带来了如此大的利益…贪婪已经传染了我们每一个人。

幸运的是，胡图族人忙着抢夺战利品、洗劫搜寻房屋、拆房顶，这大大“浪费”了时间，使得“效率”降低。

否则的话，可能这些幸存者等不来最后的救援。

直到1994年7月初，“卢旺达爱国阵线”抵达，才结束了大屠杀。但在5月份，75%的卢旺达图西族已经遭到杀害。

“卢旺达爱国阵线”7月初进入布塔雷和基加利后，100多万胡图族逃窜，他们感到恐惧，害怕“卢旺达爱国阵线”会像胡图力量对待自己的“敌人”一样对待他们。

那些往南逃的人进入“绿松石”部队的控制区，向北去的150万人涌向杰赛尼省以及扎伊尔的戈马的边界区。

在行进时，他们用手攥着，用车载着，带走一切可以带走的财产。

至于他们没法带走的东西，都被破坏了。他们掀掉屋顶，拆坏窗户、砍断水管，破坏办公楼、工厂、学校、电塔、住宅、商店、种植园…

数千名儿童在路上被遗弃，还发生了踩踏事件。

流亡的队伍流行霍乱，他们像苍蝇一样死去，一英里接一英里整整齐齐被捆扎的尸体在路边堆积起来。

想象一下：100万人，在这片广阔的黑土地上，穿行于炊烟之中，而他们身后就是复苏的巨大尼拉贡戈火山，熊熊烈焰染红了夜空，滚滚浓烟覆盖了白昼。

全世界对“图西族”的灭绝袖手旁观，但这一近乎完美的地狱场景却被播放到了全世界。

如果你仅仅是看到、读到有100万难民在这个地球上受着煎熬，你会感到十分心疼，甚至你会错误的认为他们是出逃的受害者。

但是如果你听到的故事更加直接，知道这些人手里都血债累累，这样恐怖就得到了平衡。

一名被派往戈马的波斯尼亚记者曾经注视着火山祈祷：上帝啊，如果现在火山爆发，烧死这些凶手们，我相信你是公正的，我在余生每一天都会去教堂。

但是，神的惩罚是远远不够的。

几年后，200万卢旺达难民，陆陆续续的回到了家乡。

他们中有些人受到了审判，但大多数只是被关了几年就释放了，还有些人可能连惩罚都没有受到。

他们就这样，大大咧咧和幸存者生活在一个空间下。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有人始终执着于一个答案，人为什么会变魔鬼，但是没有答案。

《与屠刀为邻居》的作者去采访凶手，他得到这样的回答。

一个人如果不停地杀人，就会渐渐习惯与此，不知不觉变成了野兽。有些人，当他们发现屠刀之下已经没有图西人可杀的时候，会威胁彼此，在他们脸上，你能看到想要杀人的需求。

他们忘却一切， 首先忘却的就是智力。日复一日的行程让我们不去思考自己在做的事情。每天去了又回，没有任何想法。

“我们”去狩猎，因为这就是“我们”接到的指示，一直干到收工。“我们”是手指挥头脑，而且无论怎样，“我们”的大脑不再有想法。

在逃亡刚果的路上，“我们”备受饥饿和贫穷的折磨，可“我们”还在继续搜寻毁弃的房子，寻找被遗漏的图西人。“我们”还没有对此产生厌恶。

“我”知道自己不会被惩罚，杀人没有后果，我非常适应。我从杀的第一个人开始到最后一个人为止，“我”没有对任何一个人感到抱歉。

当法庭审判那些凶手，他们都有意识的推脱，不是“我”，而是“我们”，是身不由己，迫不得已。

他们也后悔，后悔的不是自己曾经拿起屠刀，而是事情办得不够干净利落。

他们甚至觉得自己已经遭受了几年的牢狱之灾，就应该得到宽恕。

伊利班扎.恩塔基鲁马纳牧师被指控主导了对百名会众的大屠杀。

他在1997年7月中旬逃到了美国，他的儿子是一个心脏病外科医生，因此牧师和妻子获得了“绿卡”。

有记者去采访牧师，他矢口否认。不过这家伙被最终被联邦调查局逮捕，等待法官的判决。

宽恕，可以吗？可能吗？

这个问题其他人没有资格回答，死难者已经不会开口说话，除了剩下的幸存者。

一位幸存者，奥黛特说：那个把我姐姐的头砍掉的人，应该减轻它的刑罚吗？不行！即使那个救了我孩子的卢塔甘达（他参与了屠杀，但救了奥黛特的孩子），也应该在公开场合绞死，我会去看的。

当然也不是没有人性的光辉时刻，一个叫保罗.路斯沙巴吉纳的涉外酒店经理（胡图族），凭着他超高的周旋技能，全力以赴保护避难的客人，直到他们被拯救。

保罗不觉得自己特别，这些只是他力所能及的，他只是迷惑不解，这么多人都欣然选择不人道的行为。

保罗有一颗难得的良心，而且他知道孤独将与其相伴。

卢旺达还有没有希望，需要读者自己去判断。

1997年4月30日，差不多就是《卢旺达大屠杀纪事》写完的时候，卢旺达电视台播放了一段画面。

两天前，一伙种族灭绝分子在杰赛尼的一所寄宿学校杀害了17名女学生和一名62岁的修女。这是一个月内对学校发动的第二次袭击。

这些少女们从睡梦中被叫醒，并被勒令按照胡图族和图西族区别站开。但是女孩们拒绝了，她们说她们自己仅仅是卢旺达人，她们因此被不加区分的枪杀。

卢旺达已经不能再承载更多的牺牲者了，我们是否能从这些女孩身上获得一些勇气呢？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是社会是大多数人的观念决定的，历史是广大民众书写的。

也许吧，历史给人们的唯一教训就是：人们从来也不会在历史中吸取教训。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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