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劳动模范”池幼章自传 | 第三章：“春天里的冬天”

必读：池氏文化精粹辑要（2018年12月31日收录）

池氏网推荐语：

写小说，当老师，生产皮鞋，做汽配……他不管干什么都能干出自己的特色；

实事求是，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厚德载福……他的人生格言里深藏着跌宕起伏的人生；

他是改革开放的先行者，他是市场经济的积极探索者，他是曾经跌入深渊仍然仰望星空的人；

年近七旬时，转型升级再出发；如今，他的企业是吉利控股集团的核心供应商；

在台州企业界，他是“教父级”人物；他被“汽车英雄”李书福尊称为老师，被德国《法兰克福报》誉为中国当代杰出企业管理者；

他叫池幼章，1936年出生，现任浙江利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仍活跃于一线。

在昨日发布其自传开篇的基础上，我们将持续发布，欢迎各位宗亲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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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幼章宗亲近照

“全国劳动模范”池幼章自传（三）

三、春天里的冬天

作者：池幼章

1952年，台州农校搬迁到黄岩，改名为黄岩农校，校舍就设在清朝末年建的东岳庙内，这个东岳庙当时还保留着牛头马面和十八层地狱。1953年，新校舍落成，住进了当时全台州最好的校舍，大家都非常高兴。房屋周围都是橘园和水稻田，那是我们的实验基地，范围相当大。与丹崖山头比起来，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办学条件好了，新校舍给我们带来新的希望，我因为在丹崖的两度冤屈，总是忐忑不安，仿佛头顶上悬着利剑，随时会斩下来，但也怀着一分欣喜，憧憬着未来。

这时，教语文的老师是方白，他爱好文学，且有相当高的文学修养，上起课来娓娓动听，我非常喜欢听他的课。因小学基础打得好，在丹崖时又阅读了大量文学作品，所以我的作文写得很不错，方老师次次表扬我，还在本子上写着这样的评语：“你的作文不是一个中学生所能写得出来的，很不容易。”“你的进步是飞快的，多读多写，努力走上文学的道路，迈进文学殿堂。”这对我在精神上是极大的安慰，学习上是极大的鼓舞，于是我雄心勃勃，开始写起小说来。方老师对我青眼相看，这份恩情我永远感激他。当时，那些世故很深的大同学与我都隔隔不入，与我趣味最相投的同学只有两个，一个是同班的“难友”张士荣，也被卷入圣母军案，他喜欢写诗，字写得很好，我十分佩服，因而成为莫逆，直至于今。另一个是黄中的叶小春（哲明），他是我的篮球朋友，芝香村糕饼店的“小老板”，他也喜欢写作，我俩很有共同语言，曾合作写过一篇小说，叫《毛糙老四卖猪肉》。我与小春相处得很亲密，1953年，他考取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读大学期间还经常写信给我。他的信寄到自己家里，他妹妹叶春妹，原是我黄中同学，就一次一次来通知我到她家里拿信。我的母亲和她的母亲是结义组妹，我俩从小虽非指腹为婚，但双方母亲已给我们定了娃娃亲，我们都心照不宣的。每次到她家拿信，她的母亲看见我都非常热情，像对自己的儿子一样。叶春妹对我也十分殷勤，体贴关怀无微不至，日久天长我就以拿信为名，常常到她家里去，几天不去，就心里空落落的，渐渐地对叶氏母女产生了一种依恋。

因为丹崖的阴影笼罩心头，我颇有点自卑感，不敢接受春妹的热情。为摆脱阴影，忽然想到求助于《人民日报》，于是在1953年我18岁那年，写了一封长信给《人民日报》社，倾诉了我在丹崖的冤屈，请求他们的帮助。后来，接到《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一封回信，大意是：要相信校方一定会实事求是地对待这些问题的，你要相信组织。也许是《人民日报》编辑部把我的事反映给校方，不久，政治老师李昌先找我谈话，很亲切地对我说：你还是一个未成年的学生，即使有这些事也只属于教育问题。过去了，不会揪住不放再算老账的。他叫我要放下思想包袱，努力学习，学好本领今后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我听了后大受感动，顿觉精神舒畅，身心都得到解脱，人也乐观开朗起来，不再整日闷闷不乐了。于是我更努力地读书，走文学道路将来当作家的决心更大，信心也更足了。孰知后来李昌先老师也被打成了右派，还是极右，弄得晚景非常悲惨。我至今还常常想起这一番颇有人情味的谈话，这番话对孤独无助受尽歧视的我正是莫大的安慰啊！我非常怀念而且同情李昌先老师。

从未见面的父亲不知流落何方，母亲又坐牢劳改去了，茕茕孑立，形影相吊，连一个可以倾诉心曲的兄弟姐妹都没有，孤独啊，寂寞啊，心田好似荒芜的沙漠，多么渴望雨露的滋润！就在这时，一个纯情、专一、热烈的同龄少女降临了，她同情我的遭遇，理解我的处境，欣赏我的才华，赞美我倔强的性格，给我以体贴关怀，处处爱护我，时时鼓励我，一份柔情，一份纯真的爱，如玉液琼浆滋润着我这荒漠的心田，我陶醉了，陶醉于赤诚的、热烈的、专一的初恋。爱是巨大的动力，使我开朗起来、兴奋起来，热情洋溢地对生活充满了信心，觉得前途无限光明。孤独、压抑、苦闷的我一去不复返，我在爱河中涅槃了。我振作起来，兴奋地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迸发出不可抑止的创作热情，我要成为作家，一定要成为作家，来回报春妹的爱。

我永远记着逆境中那一句句温柔的话语，一声声亲切的问候，一次次默默的相伴，那柔绵的小手传递的一份温暖、一份期许，她支撑着我走出人生的低谷，我要勇敢地面对生活，创造出业绩来证明我自己。

我们热恋着，白天要上课，晚上几乎夜夜见面。我上了一节夜自修差不多时，门房老头悄悄地推开教室门，朝我点点手，我就知道春妹来了，马上放下书本，一起来到田野上，橘林里。暮春时节，橘花盛开，犹如夏夜的繁星，密密麻麻地缀在碧黝黝的天幕上，空气里满是带蜜味的芳香，浓得化不开。夜晚，静谧的橘林里，弥漫着甜蜜蜜的橘花香陶醉了初恋的少男少女，我们忘情地谈论着，童年的美好，少年的冤屈，文学的奥秘，海阔天空，漫无边际。她总是听得十分专注，时时用一个热烈的吻来表示她的同情、理解和支持。我们谈得最多的还是文学的奥秘、创作的乐趣、光辉的理想和美好前途的展望。在纯净的理想世界里没有茫茫人世，扰扰尘寰，只有我俩的灵魂在精神的圣殿里谱写着我们的“神曲”。见面时还没有说完的话，就写信，黄农与黄中近在咫尺，但我们鸿雁频传，这些书信如果还在的话，足足可以出一本集子了。

春妹家开着黄岩最大的糕饼店——芝香村，在城关就有四家分店，当时还没有开始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状况还相当好。她知道我经济上的窘迫，学校的伙食仅能填饱肚子，每夜来看我时，总忘不了带一包高档点心，还不时的变换着口味。这些糕点我真舍不得吃，带回寝室里，熄灯以后躺在床上慢慢地咀嚼，细细地品尝，让甜味儿缓缓地渗入心田。

有一次，我病了，而且病得不轻，校医室里没有适用的药，要我自己去医院买。药很贵，身无分文的我正在束手无策时，春妹知道了，她毫不犹豫地把她母亲储蓄券上的私房钱去领了出来，送来给我买药。她的一片深情使人无法拒绝，而且医病也刻不容缓，我只有赧然接受。直到我祖上留下的七分橘园的橘子成熟后卖掉，才勉强还了这笔钱。其实她的深情又岂在这些钱上！

这是我一生中最快乐最幸福的时光，充满了阳光，充满了信心。因为有了心心相应的爱，我不再孤独、寂寞，我开始雄心勃勃地为理想而奋斗。我永远怀念这人生的春天，这刻骨铭心的初恋。

我还要感谢黄岩农校图书馆，能购进这么许多“非专业”的文学书籍。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丁玲、周立波、赵树理等等，国内的名家名著应有尽有。我从《呐喊》、《彷徨》到《屈原》、《子夜》、《骆驼祥子》以及《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暴风骤雨》、《李有才板话》等等都看了一遍，最入迷的《家》、《春》、《秋》是看了又看。当时中、苏友好，出版了许多俄罗斯、苏联作品，《死魂灵》、《安娜·卡列妮娜》、《战争与和平》，以及《父与子》、《罗亭》、《前夜》、《贵族之家》等屠格涅夫六大名著，还有以《小公务员之死》为代表的契诃夫短篇小说，都使我大开眼界。西方经典文库中令人眼花缭乱的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以及《少年维特之烦恼》、《巴黎圣母院》、《红与黑》、《茶花女》等世界名著，以《羊脂球》为代表的莫柏桑短篇小说，还有《冰岛渔夫》以及杰克·伦敦，海明威等等的作品，几乎大学中文系的必读书我都浏览过。这一方面使我汲取了丰富的营养，为我以后搞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则不断地坚定了我走文学道路的决心。母校使我终生受益，我感恩母校。

黄岩农校属于中等专业学校，学制五年，进校时是小学毕业程度，毕业时已是高中程度了。我是插班生，从二年级起，读了四年，1954年年底就到毕业的时候了。当时的制度是很严格的，十多门功课必须全部及格，有一门不及格的就只能算肄业，拿不到毕业证书的。我虽然常在上病虫学时偷偷地看小说，还是门门及格而且名列前茅。全班四十人，能拿到毕业证书的不到一半，我却是其中之一，多么高兴，多么自豪！当时中专毕业生是包分配的，农校毕业的一般都到政府农业部门工作。想到有工作了，可以自立了，可以一心一意地搞自己热爱的文学创作了，就时时兴奋地编织着未来的美梦。春妹更为我高兴，她说我的苦日子终于熬出头了，从此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一往无前，鹏程万里。

就在我们沉浸在毕业的欢乐之中时，却一下子从春的温暖跌入了冬的严寒：分配工作前的政治审查这一关终于来了。因为要参加政府机关工作，即所谓当干部的，所以政审相当严格。于是必然地又翻老账，“写反动标语”、“参加圣母军”，在丹崖发生的事一件一件都翻了出来，政审干部找我谈话叫我写一份思想认识材料。年青人出于政治上的幼稚，又不愿永远这么含冤受屈，于是申述了当时写粉笔字时的笔误详情，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对于根本不沾边的圣母军组织，与我绝对没有关系，谈不上参加，更谈不上当什么“国际宣传部部长”，我认为这是有人在陷害我，希望组织给我调查清楚。

这样的思想认识材料送上去，当然不符合要求，不会有好结果的。第二天，政审干部把我叫去，狠狠地训了一顿，说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到这时候还想翻案。“老实告诉你，你自己都签了字的，还翻得了吗？”我原以为叫我写思想认识，就实实在在地把我的真实思想写出来，根本没想到这是要翻案。我小心翼翼地说了自己的想法，这位政审干部听了，不无同情地摇摇头说：“你啊，真糊涂，当时为什么会签字？已经签了，还有什么可说呢？”我想到会为此而不能分配，没有工作，没有饭吃，急得哭了起来。

好在这位同志还是颇有点人情味的，叹了一口气，对我说：“事已至此，其它都不用说了，你成绩不错，培养一个人也不容易，好在这些事都发生在十八岁之前，你还未成年，现在就看你的态度了，你要想仔细。今天只有深刻认识自己的错误，彻底检讨，才是你唯一的出路，否则我们也没有办法。”于是这最后一个寒假人家高高兴兴地过年，我却极其痛苦的一遍又一遍地写检讨，谈认识，硬给自己子虚乌有的“罪行”套上一顶又一顶的政治大帽子，一直到妄想变天，推翻新中国，反党……还要挖自己的阶级本质，什么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立场反动等等等等，直到春节前才胆颤心惊地把这份“思想认识”交了上去。

政治这个东西真是高深莫测，瞬息万变，连政治老师都摸不透，李老师说的恐怕只是他的主观愿望，现实可完全不是如此的啊！过年时，无论春妹怎么安慰、开导，我总是忧心忡忡，食不甘味。

我无望地等待着命运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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