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推荐 | 霸权与调适: 危机语境下政府通报文本的传播修辞与话语生产

霸权与调适: 危机语境下政府通报文本的传播修辞与话语生产

——基于44 个引发次生舆情的“情况通报”的多元分析

李彪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青年学者）

传统语境下政府以“官方”相对模糊修辞为代表的精英话语阶层在危机中掌握信息渠道，并通过塑造传统媒体的传播框架来再生产或合法化自己的意识形态。

但在互联网赋权多元主体的语境下，政府进行危机公关时所呈现的话语霸权模式不得不进行重新调试与让步，其所依附的话语文本的传播修辞与意义生产也需要进行“编码”层面的意义再调适与关系再生产。

01研究方法

( 一) 研究对象

选取2015 年1 月1日－2018 年12月31日发生的44 个舆情事件中的政府通报文本。文本选定主要依据以下两个标准: 一是来自于官方通过自媒体平台或新闻媒体发出的“情况通报”; 二是“情况通报”发布后并没有短期内促使危机消解，反而造成了次生舆情。本文的舆情事件来源于《中国社会舆情年度报告》中1256 个事件。

( 二) 研究方法

基于本文研究对象为话语文本，因此使用的方法为共词分析和定性比较分析。

（三) 研究设计

三个步骤: 一是使用Python 中jieba 包的中文分词工具对所有通报文本进行分词，并计算词频和标注出相关词性，从而得出基本分析语料库; 二是以每一篇情况通报为共词单元，构建共现词矩阵，绘制出高频关键词的关系图谱，对高频关键词之间的共现关系进行分析，对高频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和多维尺度分析，并总结政府通报文本传播修辞与话语生产特点及模式; 三是对影响政府通报文本发展成为次生舆情的结构性因素进行定性比较分析。

02分析结果

( 一) 标题的传播修辞: 结构单一与表达过于理性

对标题进行词频分析，词频最高的词依次是“情况通报/说明/声明”“关于”“事件”等三个关键词，这三者恰恰构成了固定的修辞结构——— “关于XX 事件的情况通报”，这种修辞模式倾向于对事实本身的诠释与意义建构，追求所谓的事实本体和表达理性。互联网时代，公众已实现了话语的“自我赋权”，如果依然保持这种他者视角，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很难形成有效、平等、开放的对话。

( 二) 文本的话语生产: 事后补救导向与话语霸权立场预设

图中核心的高频词依次是公安、调查、工作、情况、现场、发生、发现、依法、成立、人员，说明政府通报文本诉求核心并不在于沟通对话与建构社会认同，主要是单向度的自说自话，更多地表现以事后补救工作为话语诉求，而对事实细节、事实过程的话语建构较少，根本没法满足危机初期核心信息缺失的公众需求。

从三类词性的高频词可以看出，政府通报文本的话语建构主要具有三个明显表达特征: 一是事实处理优于事实真相; 二是管理取向优于沟通对话取向; 三是话语霸权者身份优于平等对话者身份。这些政府通报文本对应的危机管理模式也相应地有以下几种:一是过早对事件进行定性，不仅不利于事件解决反而会激化矛盾; 二是民众关心的危机处理结果的回应也相对较少；三是对危机处理采用刚性管理，缺乏柔性管理策略，如词频较高的词“执法”“拘留”等。

( 三) 高频词凝聚子群: 话语生产“模式化”与危机传播“仪式化”

7 类块模型代表了当前政府通报文本七种话语生产模式:( 1)维护公共治安模式: 主要用于热点案件的情况通报，话语生产主体多为警方，常用的高频词有“案件”“扰乱”“互联网”“记者”“发布”“鉴定”“嫌疑”人等7 个。( 2) 利益相关方突出模式: 主要用于人员伤亡事件的情况通报，突出利益受损方情绪稳定，常用的高频词有“家属”“法律”“有人”“展开调查” “死亡”等。( 3)法律权威生产模式: 主要用于社会公共事件后的行政与法律举措，一般使用相对模糊的修辞格“依法”“执法”来凸显事中与事后举措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4)事件诱因突出模式: 主要用于公共危机事件的情况通报，强调社会结构复杂性，追查事件原因，常用的高频词有“涉事”“原因”“过程”“视频”“情况”等。( 5)领导威权生产模式: 主要用于灾祸事件事后现场救援处置的通报，常用的高频词有“现场” “负责人”“高度重视”“公安”等。( 6)管理举措展示模式: 用于公共事件事后应急举措的情况通报，强调危机应对的行政程序和合法性，常用的高频词有“成立”“处置”“领导”“救治”“组织”“政府”等。( 7)组织形象修复模式: 强调事后救援和形象修复，但只有两个词(“修复”与“救援”) ，两者在很多政府通报文本中只是简单提及，并未进行展开，但这恰恰是危机应对所必需的举措。

以上三者每一组高频关键词都可以组织一个常见的、拥有固定修辞结构的话语文本，说明这类政府通报文本具有修辞共性和价值偏好，具有较强的话语生产模式化与危机传播仪式化特征。

( 四) 高频词多维尺度分析: 核心诉求缺失与过度迷信话语霸权构建

从第1 象限集中的高频关键词来看，“警方通用型”话语表达主要围绕的是“法律”要素来建构话语的，如执法、依法、法律等。法律虽然庄重，具有高度的威权性，但过于“冰冷”与“无情”。 

位于第2 象限的主要是“现场救援”型，主要强调的是领导“高度重视”以及现场组织的情况，核心目标是止损，主要用于灾难事故，如火灾、爆炸等; 位于第2与第3 象限的是“突出领导－ 政府型”，主要是厚此薄彼的官本位的思想造成的; 位于第4 象限的则主要是“网络辟谣型”，核心诉求是打击网络谣言，强调的主体是互联网、公安、嫌疑人和事实等，通过“贴标签”和“社会身份”建构的方式来建构官方话语的霸权，达到危机管理的目的。另外，还有5 个高频关键词没有进行有效整合，但恰恰是44 个政府通报文本最为欠缺的部分，即与“家属”的有效沟通以及对公众的社会心理修复这两个维度。

（五) 定性比较分析: “如何说”与“说什么”的自洽性

从上表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 1)在修辞形式固定，即有标题和长篇幅的前提下，强调领导、斥责网上信息为谣言并且使用否认的形象修复策略最容易引起网民的围观和网络群体的聚集。( 2)政府通报文本中动辄将网上信息斥为谣言、采用否认策略都是造成网民转发量激增的核心条件，说明政府通报文本将网上信息定为谣言又没有更多更详细的细节信息披露，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3)发布主体是谁和有无段落这两个条件在政府通报文本修辞中作用不是很显著。( 4)通用型的政府通报文本( 或者说目前主流的政府通报文本行文结构和话语修辞) 在三个条件组合中有两个组合是核心条件，说明这种话语结构已经不适应后真相时代的话语表达，必须进行修辞结构和话语生产空间层面的修正与调试。这说明形式( 标题、篇幅等) 与内容( 细节、谣言与否认策略) 均是核心条件变量，两者具有一定的自洽性( self-consistent) 。

03结论与讨论

在自媒体与危机话语双重语境下，政府通报文本的话语生产依然存在传统语境的表达路径依赖，这种话语霸权生产机制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显著特征。

一是话语生产的是“事实”而非“认同”。互联网时代的公共危机语境下，民众与其说是渴望获取全部的、详实的事实信息，还不如说是期待一个负责任的行动者，事实真相已经不再那么重要，民众更看重的是价值层面的认同与社群层面的归属。

二是传播修辞的是“内容”而非“形式”。从公关修辞学的视角看，公关即组织生产意义，并期待与多元公众构建共通意义空间的过程。而要达到意义共通，必须注重表达方式与话语修辞，新修辞理论认为“如何说”比“说什么”更为重要。

三是言说视角是“俯视”而非“平视”。政府通报文本之所以造成次生舆情，背后折射的是言说者与倾听者的地位与权力关系———高位者向低位者俯视传播，所有的言说都是这种人格关系设定的投射。必须改变以往权力逻辑主导的话语生产机制，转变为与民众沟通对话、情感共鸣和身份认同的双向互动，进而构建为危机语境下主－ 客体“话语共同体”。

四是修辞诉求的是“解惑”而非“解气”。后真相时代民众往往根据自己的价值立场有选择地相信事实，或者拒绝真相，或者相信“另类事实”，“解惑”固然重要，但“解气”已然超越“解惑”成为危机传播管理的第一价值取向，必须在同一个价值层面回应民众的诉求，否则会造成“鸡同鸭讲”式的对话沟通。任何缺乏人文关怀和情感诉求的回应都会被民众打上“冷漠”的标签而自说自话。

五是修辞取向是“管理”而非“关系”。随着社交网络的崛起，民众越来越呈现社群化的网络存在，“圈子”成为一种新的媒介，官方所依靠的传统媒体通路已越来越难以抵达圈子内部，更无法决定圈子的议程设置和引导公共讨论，互联网在公共危机中为大众提供了更大的公共议题讨论空间与媒体“近用权”，而在面对官方话语空间时，民众往往以抱团、群聚的方式，以怀疑、反驳、抵触等姿态行使自己的“近用权”，“圈子”代表的关系管理日益凸显为后真相时代危机应对的主要修辞取向。

随着网络传播带来的“去中心”的话语权力格局日益凸显，政府通报文本话语生产必须进行调适与让步，需进行以下两个层面的改变: 一是在主体层面要克服主客二分( 即官方与民间) 的思维模式，强调主体与客体的共在和主体间对话沟通、融合共生的动态过程，政府通报文本在本质上体现了从属于两种不同位置的主体之间及其生成文本之间的对话关系，表现出交流互识和意义生成等特征；二是在全社会范围内建构对话理性，理性对话并不等于理性表达，表达过于理性给人一种拒人千里的面孔与人设，对话理性就是要确保多元主体之间的平等理解、团结尊重、包容并进的对话，以达成承认、共识和合作，对待意见竞争多样性应该在对话中让意见更加充分、合理地竞争，而非取消意见与意见主体的多元性，甚至放弃对话，试图退回到“压服”时代。危机管理者应该努力将众声喧哗转化为理性对话，在对话中降低损害、补偿利益、恢复秩序和重建认同。

原刊物：新闻传播与研究2019年04期 本文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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