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恩人｜那个时代，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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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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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手记
父亲的恩人
文｜蔡铮
父亲一生有很多恩人，他常向我们念叨。想起父亲，就时时想起他的恩人。
父亲的第一个恩人大概是我姑爷，父亲的姐夫。姑爷二十来岁即在汉口开一家制帽厂，农忙时常回家来帮忙。那年父亲九岁，伯父失踪，祖父病死，奶奶的双眼几乎哭瞎。奶奶领着父亲守在家里。
姑父来看他们，必拎一挂肉，丢下肉就走。他家距我们家五六里。他赶走不为别的，只怕奶奶把肉做给他吃。祖母说，我想你陪我坐坐呀，他这才坐下来。留下来吃饭，他不沾他带的东西，说：带给你们吃的，都做给我吃了，那我带来干吗？
那时我家里有五斗田，跟人共一口塘取水灌溉。到了夏天就干旱，干极了就抢水，谁车出水来水就是谁家的。从塘里车水，得三架水车，六到十二个人，一级级地车上来。那人家里长工多，田里一干就车水。父亲孤儿寡母，又请不起那么多人，如何跟人争？但田里没水，一年的口粮就没了。奶奶看着塘里的水少下去，田里发干，便托人到带信到汉口去。汉口距家一百余里，奶奶眼见塘里的水少下去，急得直哭，因为最快三天他才能回来，等他回来，塘里已干了，那眼看就要到手的粮食就会是一田枯草。
信带出去的第二天天黑时，从对面山上走下来一大帮强人，扛着三架大水车。他们跑向那水塘，架起水车，喊着号子就车起来。号子嘹亮齐整，喊得那争水的长工全散了架，干脆丢下水车不车了。那领头喊号子的就是高高大大大的姑爷。
到要收割时，奶奶又只有请姑爷带人来帮忙。定好七月十八号。那天一早，奶奶打开门，见姑父和七八个人坐在门前的石阶上打瞌睡，奶奶有点不高兴，说：怎么不趁凉快去割呢？姑爷忙站起来，说：娘，割完了，我们昨夜闲着没事，就趁月亮割了。祖母大喜大惊，赶忙请他们进屋，瞒怨他为什么不让他们进屋喝水歇息，姑爷说他们带了茶，外面凉快，不愿天不亮就惊醒他们。
后来姑爷把父亲带到他的铺里做学徒，又担心父亲弟兄一人，个子矮小，受人欺负，业余便把父亲送去习武。
姑父是父亲的恩人，又是父亲的英雄。他没上过大学，却是个师爷（律师），常替人打官司，打官司从未输过。他能言善辩，几次从杀人不眨眼的土匪刀口下说出一条活路。他无所不能，像棋下得满汉口没敌手。但正是这像棋要了他的命。
据说那是解放后要搞合作社时他到省政府开会，开会前大家围观人下棋，他也凑上去看。原来是省政府主席在与人下棋。这主席是我们邻村的，姑父打小认识。看了一会，见老乡就要输给人家，他一时忍不住就多了一句嘴，教了老乡一着。第二天姑父的一个好朋友一大早就慌忙火急地赶来对着他的耳朵说那主席认为姑父泼了他的面子，已派人扛了枪来抓他，那些人正在路上，快想法躲一躲。说完匆匆离去。
姑父这才忽然想起老乡是将军，是主席，下完棋他脸色难看得很。现在是他们的天下，到处已莫明其妙地杀了好多人。日本人来了可以躲到乡下，乡下起了土匪又可以躲到城里，这会他们铁桶江山，那里躲去？他躲过了，这些兵痞不会拿他的家人出气？急得没了辙，就喝了硝镪水（硫酸），想以一死救家人。家人急送他到协和医院。他人活了下来，但喉咙烧坏了，只得在腹部开个孔，灌些汤水，如此活了三年才死。其实那天根本没人来抓他，不过是他一个生意上的敌人用的计策，透假信给他的真朋友。这是聪明一世的姑父一生中做的唯一的蠢事。
姑父有两个儿子，在父亲看来都是天才，一生下来就什么都知道。只是生而知之的表哥们二十五六岁时在汉口找不着对象－－大概因为出身不好，只好到乡下来找。那是七十年代初，那时大城市里的人到乡下来找对象就象英国王子到平民中来挑王妃，看中谁便是谁；又象农夫到自己的菜园子里摘片菜叶。父亲便介绍了我们大队最出色的姑娘与他们认识。可是平民瞧不上王子，于是表哥们一片菜叶都没摘到。没摘到一片菜叶的表哥们从此与我们家没了往来。
我从未见过两个表哥，很想见见。但读大学时拿了门牌号码去汉口统一街四处找却老找不着他们，好像他们迁到下水道里藏了起来。听父亲说，姑妈特别漂亮，我想表哥身上该有她的影子，很想验证一下。几年前二哥终于在汉口见到了大表哥大表嫂，还有表侄女、女婿。表哥表嫂都放了长假，在家等待假期结束通知，已等了三年，边等边搓麻将。好在他们的房子已由政府退还，有他一份，他们出租给人，有点收入，不至于因等待而毙命。表侄女据说抽烟，一口黑牙，开口闭口“你的个斑马养的”，找了个小警察，跟她颇有共同语言，也开口闭口“你的个斑马养的”。二表哥过的好一点，因为二表嫂戴眼镜。戴眼镜的表嫂一见人上她家就满脸都盖上镜片，两个表哥就没什么往来。二哥也就没有去过二表哥家。二表哥有俩个戴眼镜的姑娘。不知戴眼镜的表侄女们上过大学没有？
父亲的另一个恩人是干爷。干爷在我认识他时是大队的贫协组长。贫协组长是多大的官我不知道，只知道大哥早年想转正时总要请上他，大概不是因为他是干爷，因为饭桌上连真爷－－父亲的位置都没有，父亲只能跟我们一道在灶房吃他们吃剩下的。别的被大哥请上我们家来吃饭的都成天不在自己村里干活，成天在别人家里吃饭，干爷却是总在自己村里犁田，回自己家里吃饭。请他吃饭时他总在犁田，他总要拖，拖到最后。他要把那该犁的一点犁完，把牛牵回去，系到树荫下，上了草，才跟我一道走。他好像总在想着心事，满脸的皱纹揪得紧紧的。
干爷救了父亲的命。五九年父亲在修水库时忽然浑身肿了起来，肿得象皮下打了气。可每天还得吃米与水为一比八十的稀饭，一日挑八十担土，从天亮干到天黑，稍一偷懒就要挨斗。干爷一天看到父亲，说我给你个条子，你赶快拿这个条子到黄谷村学校去报到。他拿出笔来，在一张红纸片上打个叉，写上自己的名字。那时他是大队书记。他跟父亲一样，只能写自己的名字。父亲有些发昏，以为让他换个地方干活，反正不行了，他准备死在那儿，那儿离家近一点。
他揣了红纸条，按干爷说的到那学校。原来那是一个临时医院，里头已住满人。父亲把条子交给管事的，马上有个医生来查看他。医生说你再晚来一天就谁也救不了你，立即给父亲开药。药一会就端上来，是三两黄豆稀饭。父亲巴不得一口倒进肚里，但医生在旁盯着，不许他吃快，跟他讲要慢吃的道理－－有许多人哽死了。从此后父亲就在那医院里住了下来。他跟所有病人一样，只吃一种药：黄豆稀饭。早上三两，中午三两，晚上又是三两，吃完就躺着或在院子里走走。这药真灵，几天下来人就活了过来，硬朗了起来。
那几年远近饿死了很多人，我们大队没有几个。父亲已前脚进了阎王殿，是干爷把他拉了回来。如果没有干爷那张条子，自然就没有了父亲的下半生，也就没有我和二哥。我不知是不是那时起干爷才成为干爷。
八十年代以后哥哥还为转正的事不断请客，但再没请过干爷，不仅因为干爷什么官也不是，而且因为转正的事已与土皇帝不相干了。前年哥来信说干爷的大儿捐了二十万，重建了村小学。他的大儿子早年出去当工人，默默无闻，现在天津做了经理，想必很成功。但我不知干爷是否还健在？如健在，也该八十多了，他是跟他的儿子一起过呢还是一个人呆在老家？
六十年代村里来了个姓韩的女医师。女医师五十来岁，是下放来的，带着医箱。她孤单一人，住在小队的仓库里。仓库的一角有她一张床，一个小炉子。她跟村里妇女一道劳动，空余给人看病。父亲那一年没饿死，一双耳朵也还直挺挺地健在，就是忽然连打雷都听不见。本来耳朵于他没什么大用，反正按人家的手势办事就没错，还省了听母亲的骂；但父亲还想养几个孩子，听不到孩子的笑语他可受不了。
于是就想治好。找了好几处医师，医师都象刚从水里爬上岸来的狗一样对他摇头摆脑，他便有些绝望。父亲向来瞧不起女的，那女医生来了好久，他都懒得去看她。后来还是那医生来找他，说想帮他治治。她让他每天下工后去扎银针，说她从前跟人扎过，很管用。父亲将信将疑，反正费不了多少功夫，又不费药钱，就决定试试。开始几天，父亲老搞忘了，到了傍晚她就背着医箱来找父亲。扎了十几天，父亲就感到耳朵里象刺开了一个小孔，漏进一点光线，一点声音。
于是他主动去找她。大忙时，有回父亲一收工就去找她，远远看到她瘦骨伶仃歪歪倒倒进了仓库，门关上了，父亲就想，她今天太累了，受不了，肯定是要关门早点休息。父亲便在仓库外老远的地方站着。不一会仓库门又开了。换了衣服的韩医生出来招呼他进去。父亲问：你不歇歇呀，今天就算了吧。韩医生说：一天都不能耽误，这也是歇呀，你不也累了一天吗？父亲的耳朵里的小空越开越大，韩医生也越来越高兴。就在这时她突然被调走。临走她给父亲介绍了一个公社医院的医生，千叮嘱万叮嘱要父亲一定坚持去扎针，说坚持下去一定会好。父亲也去找过那医生，那医生不大热情，且医院隔家太远，他就懒得去。他的耳朵就半聋在那儿。
“要是她不走就好，”三十年后，父亲还反反复复地念叨，“多好的人啦，她来给你看病，一滴开水都不沾你的。总是自己吃了夜饭才来。一个人做饭，拿个小煤烟炉子，烟熏火燎的，多难哪。”大队当时有个兽医，是邻村的，他到谁家去给猪看病，不吃点东西是决不离开的。若是刚吃过早饭来给猪看的病，你要上工，要把门关上，他还是不走，他趴在你家桌上打瞌睡，直等到你回来给他做了中饭吃了才肯走。
韩医生不知来自何处，也不知去了何方。好人好医术，到哪儿都会受人爱戴，应该会有好结局吧？
七五年左右，我们队上的牛全都瘦的只剩骨头架子和没毛的皮。四处的青草不是被刨去沤做肥料就是被人刨去做了柴火，牛没青草可吃。农忙下来，牛得补点补点。于是当地政府与邻县联系，让队上的牛到他们那儿山里的农场去放牧。
队上二十几条牛，得有一个人去照看。这个人必须吃得苦，跟人合得来，又是跟这些牛一样累干了要歇着的。队上选中了父亲。在山里放牛很舒服，只早上把牛赶出牛棚，傍黑把它们赶回牛棚。白天只在山坡上坐着，看着牛就行了。累了一夏的牛都很老实，只专心致志地吃草，渴了就到山下的小溪里去喝水，草足水饱之后就躺下来休息。父亲已是十几年没离开过家，这农场距家有四五十里地，全是生人，自然寂寞。
更麻烦的是吃饭。他得跟农场的人一道吃饭。农场都是青年人，饭还未熟就早拿着盘子筷子敲敲打打守在饭堂门口。大师傅把饭锅往那台子上一端，这些等红了眼的青年人就都象饿急了的猪一样扑上去，头碰得咚咚，盘碰的叮当，眨眼间一锅饭就没了，只剩几个瘦小的还在那儿刮那锅。接下来等菜。菜不过是南瓜，一端出来又是一哄而上。每人只有一个大盘子，一个小盘子，有的盘子满满的，有的盘子只一点点。父亲又弱又老又生，只在一边看；等瘦人走光，他想去弄点锅巴，走近一看，连锅巴都没了。以为那大师傅还会做，可大师傅拎起空空的锅，丢到厨房，锁上门就走了。
大家都只顾着赶忙扒自己抢到的饭菜，谁也没望他一眼。队上是给了农场钱米让他搭伙的，可他只得吃从家里带来应急的炒米。吃了炒米渴得难受，又没开水喝，整个农场没有开水。他只得到山脚下的小溪里跟牛一道喝水。下午场长来看他。场长是个老人，自己回家吃饭。他赔礼说他不在，他知道那些年轻人多不懂事，不讲理。
晚上开饭他就站在旁边，他一来就没人敢那样抢。他站在锅边，先给父亲盛上，然后叫做饭的分饭。“待老人就要象待你自己的老人一样！人家来了是客！你们不是畜生，是吧？怎么这点礼都不懂？”他教大师傅每餐先把父亲的那份饭菜留下，又给父亲一个水壶。
从此父亲才有一口饭吃，有口水喝。但每餐都是南瓜，父亲受不了，他就弄了些花生米，叫大师傅专为父亲炒了。他不在，那些年轻人不等花生米出锅就抢去吃了。他就又只得从他家里带些菜，装在罐头瓶里带给父亲。
他时常到父亲放牛的地方来陪父亲聊天，一遍又一遍地为他拿那年轻人没办法向父亲赔礼，“这些年轻人，没出过门，没受过苦，又没有文化，只有求你担当一点。”他有三个女儿，都出嫁了，只有一个老伴在家。得他的照顾，去时跟牛一样瘦弱的父亲两个月下来身体好了许多。父亲回来后常说，没有那老场长，他怕不能活着回来。这个人怎么这么好呢，问他为什么待他这么好，他说，哎呀，老蔡，都上了年纪了，那个不出外？放了牛回来，父亲说这样的人一定要去填填情，于是大哥便买了几个罐头翻山越岭去谢那场长。他还连连为他没照看好父亲赔礼，罐头收下了，却要哥带回一些山里的特产作为条件。
父亲年轻时常“推脚“，即推着小推车搬运货物。一年冬天，他和同村的三个人从河南推黄豆回来的路上忽然下起雪来。开初还可以慢慢走走，不一会就前后不见人，雪封了路，雪盖了天。他们看见路边有一户人家，就只得把车推到人家屋子侧面背风的地方歇下。三人都无计可施，望着天上的雪直往下垮，愁死了。
本来以为可以就着月亮一天赶回去的，这里前不巴村后不着店，身上的钱花光了，怎么办哪！正愁时那人家门开了，一个细细瘦瘦的妇人出来，一见他们就说“哎呀，客呀，怎么还站在外头！怎么不进屋里来？还不快进来！”他们见是妇人，不敢进去，忙说身上什么钱也没有了，只有这些人家的货。妇人说：“看你们说哪里去了！我当家的也在外头跑，你们就只当回家了。快进来，进来。”接着叫一家老人小孩出来迎接他们，帮他们把货弄进去。马上给他们烙饼烧汤。夜里又安排他们歇下。他们都以为歇一夜，明天太阳出来就可上路了。
可第二天一早起来，天哪，门都打不开！半人深的雪，丢在门外的推车一点影子都没有，还上什么路！他们更不安了。白吃白喝人家的，他们一家在灶下吃麦米稀饭却给他们吃麦米饭，连那孩子都吃麦米稀饭。他们哪咽得下？急得跺脚。人家存粮不多，这样吃下去不吃空了他们？那妇人说：“客呀，你们不要担心，就当是在自己家里。我当家的也在外头跑，也遇上过这样的事，人家怎么待他，我们怎么待你。歇在我们家是我们的缘分，有我们一口，也有你们一口，千万不要见外。”
他们呆到第四天，就是死也不能再呆下去了。见他们去意坚定，老汉弄来稻草，给他们从脚跟到腿根绑上稻草绳，密密两层。他们先是不愿被绑，老汉非要给他们绑不可，并叮嘱他们不到家一定不要松开。他们趟着齐腿跟的雪，走了一天走回来了。那草绳还真管用，里头的裤子一点也未湿。半个月后路干了他们才去取车和黄豆。那黄豆架在离地的干燥地方。他们只给那家一点米，他们还死活不要。
我们小时家里常常连轧米的钱都没有。轧完米，父亲就只好叫加工厂管轧米机的挖些糠以抵加工费。那管轧米机的是我们队上的和尚。和尚跟大哥差不多年纪，幼年丧父，长得瘦瘦小小的，背有点驼，脸上总挂着怜兮兮的笑。轧完米要过秤，论斤两收费，和尚总是略提一提秤就叫出了斤两，一百斤叫的是八十，八十叫的是六十。
父亲背驼，时常吐血，家里挑米挑水只有大哥一人能胜任，但他在学校教书，常不见他的人影，父亲只有自己来，否则家里没吃的。有时赶上和尚回家，见父亲一步一步挣扎着望前走，和尚就接过父亲的担子，给父亲挑到村子后面才把担子交给父亲。他常对着父亲的耳朵大喊：“你养那些儿有么用！”又常对着我们摇头：“养你们这些儿干什么！”在他看来，父亲根本不该挑那担子，那肩挑背扛的事早该由我们接替了。
和尚还在，他娶了一个细瘦贤惠的媳妇。他们的孩子如今该念中学了吧？也不知他们是否还在读，成绩如何？
父亲在去世前的好几年时常病倒。村里形成规矩，凡有老人病了，每家都得买些礼品去看望。在我离家五年后回到家时，父亲指着春台上的罐头，药酒，砂糖，糕点等，说；“这些情怎么填得了！欠人家太多了，总是人家来看我，东西不断，都吃不完。”虽然许多东西并不很贵，但村里人并不富，自己病了也不过买这些东西补养。父亲不安的是，他老病，一年要病十几次，每次都象要死，每当病得厉害一点人家就都送带东西来看他。
父亲走了，小村还停泊在那儿。我高中毕业后的二十年里，村里只有两人上了高中，其中一个是我侄女。村里破烂的公共茅房倒了，无人能扶起；村前那口塘淤积得快平了，也无人有力去掏泥。村里田地没见增多，各种税收名目却日新月异，款数也日高一日，好几家缴不起苛捐杂税，只得锁起门落荒而逃，从此没了踪影；又有些我小时的同伴滞留在家，因贫穷而未能娶亲，故而计划生育政策在我们村里非常成功，小村在过去的二十年人口未见增长。
父亲的恩人太多了。父亲时常为自己永远报答不了而不安。父亲的许多恩人如今恐怕都辞世了，有些还活在那儿。父亲不在了，我能替父亲做些什么来报答他的恩人呢？
（原载《今天》2001春季号，选自蔡铮散文集 《生命的走向》）
蔡铮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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