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弄死了父亲|口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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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弄死了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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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蔡錚，1965年生於湖北紅安。
1981-1984年於黄冈师专英語專業學習，毕业后回老家务农。
1985年10月參軍，服役於北京空軍某部。
1990年退伍后于老家中学任教。
1991-1994年於華中師大歷史系攻讀碩士學位, 毕业后就职于北京图书馆。
1996-2000年於芝加哥伊利諾斯大學攻讀社會學博士學位。現居芝加哥北郊。
著有短篇小说集《种子》（长江文艺，2013）、散文集《生命的走向》（长江文艺，2013）。
亲历
我们弄死了父亲
文|蔡铮
秋季学期结束后，我、清平、还有他同校的国栋一起去省府参加研究生考试。第一场考试出来，我发现我忘了按要求装填一份手稿。 那失误让我焦虑得夜里无法入睡。第二天我感觉极差，简直不想再考下去了。最后一场考试考完，我精疲力竭，头晕眼花，像要死了。
考完最后一门我们坐车回县城。平生第一次我晕车。我头痛得要炸，五脏六腑都要吐出来。我不能坐，只得站着。一年的准备就这样报废了，得再准备一年。压力这么大，我还能挺住吗？为了准备考试，肯定耽误了教书。学校恨本校正式老师考研，我一个代课老师考研，他们容得下？玲玲就要跟人结婚，我只有干看着，我无处可逃；父亲病得要死，我也没法救他。要是再考一年又考砸了呢？
头痛、恶心、呕吐、绝望让我感到生不如死。
汽车在弯弯曲曲上上下的土路上颠簸着，颠了六个小时才到县城。县城街道上昏昏的街灯都亮了。下了车，清平说：“我们占卜一下吧。我有个硬币，看你选国徽还是选麦蕙。许个愿，丢一下，看显的是国徽还是麦蕙。哪回我想知道些什么，这么一卜，十回十准，那才巧。”
国栋说：“我知道我没戏，我先丢。麦蕙上。”他接过硬币，往上一丢。叮的一声，硬币落在地上。他们两人都哈腰去看。看完，清平没吱声。国栋说：“我早知道是这个结果，我不在乎。”
轮到清平。他接过硬币，给它哈哈气，大声宣布，“国徽上。走！”他把硬币往地上砸去。硬币跳上跳下，转了几个圈，躺下了。他哈下腰去看，然后伸直腰大叫：“半点不差！我没戏。明年吧。”他捡起硬币塞给我，“该你了。”
我根本不信这个，又害怕这硬币核实我害怕的结局。有点希望总是好的。考前清平就老丢，丢的结果老是没戏。他老叫我试，我不敢。这时我还是不敢。
“试试嘛。我们都是跟你陪考的。我们都知道只你一人能上。”清平说。我说，“我知道就我上不了。我也不信这个。” “试试嘛！”国栋也催。
我抵挡不住这苦劝。我接过硬币，大声宣布，“国徽上！”我把硬币高高抛起。丁！白色的硬币砸在水泥路上，然后沿着路面朝前滚。他们两人都跟着硬币跑。那硬币滚了几十米才终于停在路边。他们两个都哈了腰去看。
“过了！看哪，国徽！”清平大叫起来。我害怕看那结果，落在后面。他们叫我走近亲自看看。我走过去。那硬币歪靠在路边，几乎是竖着的，国徽朝外。我说：“这不算，不是朝上，是站着的。”清平说：“我们的都不那样，就你的那样。当然算！国徽露出来了哇。你该放心了。打一开始我们就晓得只你一人能上！”
奇怪，我真有点高兴。可我为他们不安，“干嘛不再试试？”清平说他试了一百回，结果都一样。我劝他别把这当回事。
我跟清平上他家去吃晚饭。清平一推门就高声宣布：“蔡铮考上了！”他父亲忙说：“恭喜恭喜！我算过你的八字，是这样说的。你要转运，我早知道了。”清平爱人也大叫着说：“恭喜恭喜！”我忍不住要笑，只得澄清。他们不管这些，只一个劲地向我道贺。他老娘给我们下了面。尽管我还恶心，却能吃下些热面了。
第二天一早我乘车回家。小镇上春节气氛很浓。到处都见红纸红灯。过去五年我都没在家过春节。这种气氛使我想起小时过春节时闻到炸丸子的香气和穿上新棉衣的的那种兴奋。
回到家我先去父亲房里。父亲躺在床上。我坐在床前，抓住他的手。他手冰凉。一见我，他脸上有了一点笑，那笑让我心里发颤。他用细弱沙哑的声音问我考得怎么样。我不能为了安慰他而骗他，只得摇头。我想大笑，用笑驱赶满屋阴冷的悲哀。可我装不出来。悲哀淹没了我。我不能把头伸出那悲哀。
他说：“你早该晓得那不是正路。你怎么能跟刚出学的比呢？正路是找教育局的领导，说我喜欢教书，求他们给你转正。叫玲跟你结婚。唉，一想起两个老大了还是光棍我就睡不着。”我叫他别为我们担心，安心养病。“我不担心？我是土埋到颈的人。你们还要成家立业啊。我死了闭不了眼啦。”
他开始叹气。
我问他感觉怎么样。他说他口里发苦，头晕，眼看不清。我摸摸他的脸，很烫，我摸摸他的脚，他的脚肿得像里头装满水。“医生来过没有？”他说来也没用。我问他有没有药，他说药都不管用，只打针最有效。他指望着他自己好。我问二哥上哪儿去了。他摇头。我很恼火。大哥二哥怎能看着父亲病成这样管都不管呢？连个医生都不请？他们就想他早点死？我把父亲抱着坐起来，然后去找大哥二哥。
在大哥家里我找到二哥。大哥屋里很多人，他们正在做年糕。大哥二哥见了我都一脸笑。 大哥问：“考得还好？”我冷冷地说：“没指望。”他笑着说：“你怎么知道？高考完了你也说没指望。算命的说了，你要转运了……”我打断他，生气地问：“你怎么能让爷躺在那儿不管？连个医生都不请？连点药都不给他拿？”大哥脸上的笑一下僵在脸上。我转向二哥，几乎对他吼起来，“你怎么能这样待他？”
二哥低了头不吭声。大哥冷冷地说：“我们能怎么样？他七十了。医生请都不来，我们求了又求才来，要不他早死了。我们就想让他活着等你回来。我们尽了力。你回来了，你该照顾他。说我们容易。你要不瞎掰，当了军官，他保证一高兴什么病都没有；有病，你也有钱给他看。他最爱你，你为什么不负责管他？老二尽了力。这么些年，他有点钱就花在父亲身上，到现在还是光棍。都指望着你。你呢，像个花花公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北京的事我就不说了。你回来就知道找女孩，不给家里钱还从老二这儿拿钱。我们能怎么样？我教书这么些年，没拿到一分钱，我欠了一屁股债；老二一年也就两三百块收入。你不管怎么样一个月还有七十块。你就不能省几个钱给父亲看病？该你去请医生给父亲看病了！”
听大哥这一说，我的怒气全憋了回来。我只能对自己发火。我连去参加考研的住宿费路费都是回家找大哥二哥要的。我转了许多地方去借钱，有的说没有钱，有的我见了后又不好意思开口，最后只得回家找大哥。他们替我找人借的。
我只有生自己的气，只好说：“好，我去请医生。”
大哥说：“我们请不动他，他可能买你的面子。”二哥一句话也不说。我只得出来回家。
父亲已起来了。他坐在桌边，抱着火坛。我不知如何安慰他。要是我有什么好事，那会是他最好的药。我有什么好事？女孩跟人跑了，工作也没多大希望，考试又考砸了！没一样让人振奋的！
我劝父亲吃点稀饭，他说他一点也不饿，吃什么都苦。我坐在他身边，抓着他的手。他手上的骨头只包在很薄很糙的皮里。他突然说：“希寿明理，我也该学他。”
我心里揪痛，想对着他大叫求他不要那样。希寿是隔壁村里的，跟父亲差不多大，得了肺癌。他有六个儿子，没人能给他治病。住院一个月就得上万，儿子们一年都只千把块钱的收入，又都有家有口。一天夜里他爬进猪栏，喝了“一扫光”。第二天人家看到他死在猪栏里，口里鼻里眼里都流紫血。死前他痛得啃地抓地，门牙都啃掉了，手指甲都抓掉了，地上抓啃得一道道血印。村里的人都夸他说他为后人着想。也有人说他们家故意把药放那儿，把他放在没人看到的独屋里好让他寻死。我一想到那老人死前的痛苦挣扎就心里发颤。
父亲这么一说让我害怕。我对他大吼：“别想那些！你跟他不一样。你的病很好治，要不了多少钱。”
我不知他听没听到。他只是自言自语，“跟后人添麻烦有什么活头！”
他的话让我心痛如绞。我又对着他的耳朵吼叫：“有什么麻烦！治你的病费不了多少钱！” 他只是摇摇头，满脸愁苦。
父亲得马上看医生。下午我就去请胡医生。
镇上有家医院。到那儿去看病得从这个窗口跑到那个窗口，每个窗口只有一个小洞，小洞里头的人都没好气。而医生开药也往往是看他们什么药得及时出手，什么药能多多获利而不是根据病人需要。只要不开刀，大家都怕去那医院。
胡医生在街边开了个诊所。他原是个赤脚医生，后来他从个函授学校搞了个文凭。我入伍前他的诊所只是个铁皮牛棚，现在已是栋小三层楼。据说他的钱多得数不清。他儿子被同班同学敲诈， 每天从家里偷些钱去讨好同学。直到学校发现，他儿子已给了同学上千元，他却从没发现柜子里少了钱。
他的诊所不仅是个诊所，也是过往行人歇脚的地方。过往行人可到他屋里喝杯茶，要是吃饭时间，他会拉人上桌吃饭。要是谁家有急病要他半夜赶去，刮风下雨他也会马上赶去。
他特别会打青霉素。你感冒了，他会问：“要不要打针青霉素？”当然。他就说：“把裤子脱了。” 连脸上有个红点点他都要你脱了裤子给你打针青霉素。打青霉素成了他包医百病的绝招。打一针他收费八块，比医院便宜许多。
我到诊所时他正吃中饭。他完全变了样。他的脸虾红，肚子吊了出来；他的声音更加洪亮； 他笑得更加迷人，一笑连眼都没了。他热情地请我吃饭。我说我刚吃过，让他先吃。他老婆便给我泡了一杯茶。
屋中原来挂毛主席像的地方，挂着他某函授医学院的毕业证书。那证书跟我五年前看的一样，只是那张变黄的纸是镶在一个金色镜框里，原来是贴在墙上的。那证书下面列的是他毕业的考分。“病理学：95分； 药理学：98分；医学理论：90分；医学实践：99分。”
他吃完，摸出一块手绢揩了揩油嘴，然后转向我，“蔡老师有什么事吗？”
我很吃惊：他不知道我为何而来。我有些慌张，说：“我父亲病了好几天，能不能麻烦你去看一下。这些年来多亏了你，看来还得麻烦你。”
他把小指头勾起来掏着牙缝，走到桌边，拿出一个账本，一边看着，一边问：“他还好？”
看他漫不经心的样子，我很恼火。但我没钱，我是来求他的。我小声说：“他不大好，他得打一针。他说你打的针特有效。”
他打开账簿，“上个月我给他打了一针，你老二还赊着。他说你会带钱回来。今年的账我想结一下。你老大老二共欠我一百二十八块。你想结结帐？”
我感到尴尬极了，不知说什么好，只好说：“对不住，我今天没带钱来。”他一挥手，“你们兄弟我信得过。不过呢我直话直说：他那病没治，他到了年纪。我今天给他打一针，明天呢？他在受苦。我说呀就算了。到了他这大年纪哪个不让他算了？你们兄弟已经做够了，让他活了这么久。再在他身上花钱也没多大用。”
我只想抽他几个嘴巴。他只担心我们付不起药费。这个驴子鸡巴操的。他老早就给父亲判了死刑…… 我压着火气，再也不好开口叫他去给父亲打针。可我总得给父亲带点什么吧。他叫我买瓶很贵的补药。那药太贵，我不敢赊太多账。我只叫他赊我一盒麦乳精和一瓶他说可能有点用的药。
拿了药我朝回走。很冷。天一会黑下来。树都灰暗，小山灰暗。走在灰暗的路上，我感到天垮在我身上。父亲病得不行了，这个家伙不来看他，我们又不能送他去医院。要是我在部队提干了，我可把他接去住住；在我那儿，他可享受免费医疗……
回到家，我把药给父亲。他摸着那麦乳精的精致盒子，“这很贵吧？还为我花钱做什么？你要存钱成家。去退了！”我说：“我已交了钱，不能退。不贵，喝完我再去拿。”他说：“再莫在我身上花钱！”
春节来了。我盼着春节的喜气能让父亲高兴点，可春节的气氛让我更加悲哀。我难抑对灰暗前途的忧虑。我没什么可安慰父亲的，我只尽量多跟他呆些时。我回家后几天里他好了些。初四以后他又病得更厉害了。他双脚发烫，他痛得哆嗦，痛得牙齿叩得格格作响。他大声呻吟。他是能忍的，不痛到极点他不会呻吟。我抱着他的脚，神经绷紧，绷得要裂。我去西边房里叫醒二哥，问这怎么办。他说一向是这样，父亲能扛得住。
我回到父亲床上，只有紧紧抱住他的双脚。他剧烈的颤抖、脚不时的痉挛和他的大声呻吟让我害怕极了。我叫醒他。他睁开眼，用微弱的声音说：“好痛…… 你睡去吧，莫守着，没事。” 我实在受不了，我的头要裂了。我什么也做不了，我受不了这折磨。我只得跑到二哥房里去跟二哥睡。
我不能让他这么下去。他只需要一点点有效的药。我们没钱，没人可借我们钱。只要百把块钱就可把缠在他身上的病魔赶跑。我得到县城去设法搞点钱，请医生来给他打一针。
我决定初七去县城。我清东西时父亲坐在屋角用浑浊的眼看着我。我从屋里向外走时他站起来跟到门边，靠在门上，用微弱的声音问：“你上哪儿？吃中饭没有？”“去县里。”我已跟他说了好几遍，我不知他为何反复问这个问题。“哪里？”他好象是跟自己说话。我得赶忙。我跑了几步，回头一看，他还站在哪儿满眼忧戚看着我，好像等我回答。
我回到学校，到宿舍放了包就去找会计。到了会计家门口，我却不敢去敲门。他手上有钱吗？他可能要我去找校长签字，校长可能不在家，这样他就有借口不借我钱。那太尴尬。我只是个代课的，我有权找学校借钱吗？十号就会发工资。再等三天。父亲的病一阵阵的，但愿他能扛过这三天。我在会计家门口走来走去。一会我想大步走到他家叫他赶快借点钱给我，一会我又觉得没必要去遭这个眼。我正犹豫，会计出门倒水，吓了我一跳。他叫一声：“蔡老师，新年好！你这么早就来了！后天正式开学。老师九号夜里开会。” 我也回问声好，慌忙逃开了，好像要偷东西却撞上了主人。
我决定去找战友张辉。他在车队开车，手头应该有钱。到了他家，我又不好意思开口。他刚花十来万买了一部大卡车；他父亲刚退休，下面还有三个弟弟；他还一天到晚跟女孩混。我从没找他借过钱，这时我也不想让他为难。他若不借我钱，我们的关系会受损。还是不试的好。
他父母见了我喜坏了，说我是张辉朋友中唯一的一个读书人。他们说要是张辉只跟你这样的人交往该多好，可他一个初中毕业，哪能交到你这样的朋友！他别的朋友只知道钱、女人和赌博。他父亲说春节期间他从没喝过酒，今天我来了，瞧得起他们，他要陪我喝。张辉的父母对我的真诚让我感动，我就更不好意思开口向他借钱了。
在张辉家吃喝完了，我有点晕，俩手空空回到学校。
我想不出可以找谁借钱。我学生的父母不能借；清平和名望都想找我借钱，钟波应该有闲钱，但他是帮我找工作的人，不是借钱给我的人，况且，他老婆当家……
就像只关在密闭的小屋里的燕子。我想从这边出去，撞在玻璃上；我想试试那边窗户，又撞落在地。我不甘心，在屋里盘旋着找出口，最后还是跌在地上。我累了，呆了，简直忘了我想干什么。我从县城东边走到西边，从南边走到北边。街上的人们肩膀上扛着脑袋匆忙走动，没人知道我要一点点钱去救父亲的命。
九号晚上在一个学生家吃过晚饭后我回到学校。老师都聚在一间屋里开会。我刚进去不一会，副校长叫我出来。到了走廊，他说：“我们找了你一天。你叔父上午来说你父亲去世了。”
我脑子里炸了一下，“你是说我父亲病危吧？”
“不，他去世了！”
不可能！他们是想让我早点回去。父亲不可能去世！
他说我可以回去，等事情办完后再来。
我呆站了半天，慢慢回过神来。父亲去世了？什么是去世？去世就是说他到了另一个世界，就是永远活不过来了，再也听不到我，再也看不到我，再也不会开口说话。不可能，父亲不可能这会儿去世，他肯定是昏过去了。好多天他没吃东西。只有我知道他是虚脱了，除了我没人会救他。他正等着我回去救他。我得赶快回去把他从另外一个世界拖回来。
很黑。班车都停了。回家最快的办法是骑车。我得找一辆自行车。同房有一辆。我叫他出来。我说我父亲去世了，我得借他的车骑回去。我以为他会一口答应， 他却说：“这么黑你怎么能骑这么远？太危险！我不能让你这么干。你要骑回去，我只能让你明天早上骑。现在借给你，你出了事我负责不起！你父亲去世了，你现在或明天早上回去有什么差别？”我得马上把父亲救活，我要赶回去，越快越好，迟一步就晚了。我没法跟他说这些，他会以为我疯了。他坚持为了我的安全，决不许我这么黑骑车回家。他那车是刚买的，花了他一个多月的工资，每天外出骑了回来他就把它扛上三楼，放在房里，宝贝得不得了。我很惊奇，我这么急需车他却不借。我没法说服他。他说他愿意给我点钱。我只得接了钱，跑下楼。
我不知到哪儿去好。张辉出车了，不然可找他送我回去。现在谁能借我一辆自行车？玲的父亲有一辆， 可我宁死也不愿上她家。战友吴强住在汽车站附近，他可能有辆车。我便去找吴强。到了他家门口，见门口没车。吴强说他去替我找他舅兄，他舅兄有辆车，但他住在七八里外的地方。他走过去，再骑回来，那太迟了。他说战友腰元刚结婚，住在附近，他们肯定有车。他马上带我去找腰元。腰元还真有辆车，可那是女式的，他妻子半夜要骑它去棉纺厂上班。我只得作罢。吴强叫我去他家过夜。我谢了他，告辞出来。
简直像在一场恶梦中，到处遭堵。谁堵住我？什么堵住我？谁能堵住我？现在我要回去，回去救我父亲。没人能堵住我！路在这儿，我可以走回去！
我决定步行回去。
县城隔家七十里地，得六七个钟头才能走到，等我走到家已是明天早上四五点。父亲急等着我去救命，不能耽误，我得拦辆车。不时有卡车和小车开过。我手上有十块钱，谁要是带我，我就把这十块钱给他； 到我家的班车只要一块钱。我一边走，一边回头看。看到车灯扫过来，我就站到路中间，挥着那十块钱的票子拦车。车子开近就喇叭狂响，直冲我撞过来，谁也无意停车。我只得跳到路边，车子扬起的灰尘象巨浪一样盖住我，让我半天才能冒出来喘气。我试了几回，没人停，只得坚定地快步朝家走去。
走了一会，我就累了。悲痛让我疲软无力。我又开始拦车。要是拦下一辆车，一个半小时我就能赶到父亲身边，奇迹就会发生。
我站在路边，见车来了就挥手狂叫。又拦了几辆，还是没车停下。整个世界对我痛苦的焦虑和紧急需要完全漠不关心。失败了几次后我又怕拦车了，这太让人丧气。省下力气走路吧，不再回头望车。我走，走，走了好久再回头看县城，好像在原地踏步。不行，还得拦车。总会有热心人会停车带我。
这回我站到公路中间，就是他们撞死我我也不让路。我不让路看他们朝哪儿开！终于有辆吉普停了下来。
“日你娘！你找死？”一个家伙吼叫着。我忙跑过去，说我是河滨中学老师，刚听说我父亲去世了，我得赶回家。“进来再说吧!” 我忙爬上车。他们让我坐到中间。一个说：“我们是公安的。说吧，你为什么拦车? 老实交待，别想骗我们！”他们都散发一股酒气。我又说了一回我拦车的理由。他们叫我出示工作证。我说没有。他们便问我一个月多少钱，校长叫什么，我教什么等，完全是审问犯人。我只得一一回答。他们不相信我一个月只七十块。我说我是代课教师。他们更加怀疑：全县的老师都削尖脑袋想往里钻的学校会请代课老师？审问了好久，他们审累了。一个终于口气温和了点：“你怎么不等明天早上回去？”我说我不能等。“你疯了！这么黑谁敢停车？都被打劫的搞怕了。好些开车的就是停车后被杀了！只有我们敢停！我们有枪。我们就要找打劫的！”他们说不到我们镇上，只到占店。占店隔我家只有三十来里地。我初中老师李良清在占店中学教书，我可以去找他借车。我便问他们是否知道李老师。一个说：“他是你老师？好人啦！”
他们把我放在学校附近。我一下就找到李老师住的小平房。李老师见到我非常高兴，马上问我怎么来的，吃夜饭没有，有什么事。
我说父亲去世了。他眉头皱了，“这么个好人怎么就死了？”我说我要用他的车回家。他有点吃惊，“过了夜再回去吧。太黑了，别傻。”我说我必须现在就赶回去。他便进屋把车子推出来，“我什么也看不清。你眼睛好，慢些骑。看车来了躲远些。哎，好老人怎么就死了？”我没心情多说，接过车骑上就出了校门，上了公路。
风很冷，直割耳朵。在微弱的星光下，我沿着公路快速南下。到了小镇，我得骑车上小路。田间小路看不清，我摔倒无数次。近了小村，我浑身汗透了。狗开始叫唤。挂在农户门前的红灯笼给村子些光亮。
我一推门进屋，有人惊叫一声，“聋子，你最爱的幼儿回来了！”听到这，我眼泪奔涌而出。娘高声号哭起来。
父亲躺在屋子靠墙地上一堆乱稻草上的被子里。我在他身边跪下，忙去摸他的额头，他那儿冰凉如铁。我摸他的手，也冰凉如铁。我把手伸到他破旧的袄子里摸他的肚子，还是热的！我一阵惊喜。他还活着！他正等着我来救他！我忙抹掉泪去掐他的人中。在所有人的号哭声中，我悄悄使劲掐他的人中。我掐着，看着他的脸，想看到他复苏的迹象。可除了我按压牵动他的脸部皮肉，没有别的动静。我按了又按，压了又压，直到开始冒汗，直到手指发酸，他的口眼都还是紧紧闭着，没有半点反应。我的眼泪又重新涌出来，模糊了视线。我在心里号叫：父亲，父亲，我来晚了！我来晚了！
他们告诉我父亲去世前后的经过。
早上父亲一个人在家。母亲来看他，发现他大口喘气，不停地蹬脚。她尖叫起来。邻居们便都赶来。咏桃奶奶说他要走了，得把他盘到地上。父亲抬起手，指着床边的缸。谁也不知道他要什么。他们忙叫人去找大哥二哥。大哥二哥来时父亲已不能说话，他张开嘴张开眼却发不出声，只指着床边的缸。大哥二哥忙在屋里地上铺上稻草，把他抬到那草上。一到那草地上，他的眼就慢慢闭上了，接着就断气了。断气时是十点钟。那时我正在县城街上漫无目的地晃荡。
下午他们打开那床边的缸，发现那盒我给父亲买的麦乳精。他们这才明白父亲原是要喝那麦乳精。他以为那可以救他的命！父亲不想死！他不知道那麦乳精不过是些糖水，他留它到紧急关头。可没人理会他，他们只想把他快点挪到地上，死在地上。他无力反抗，无力发声。没人想去救他。他只不过虚脱了，要是给他打一针，他就会没事。而今，十三个小时过去了，再也不能把他从另外一个世界拖回来了。要是我在家就决不致如此！可我为什么不在家呢？为什么？为什么？
他们说我去县里的那天晚上他还在问：“幼到哪去了？怎么不回来吃饭？” 我为什么不给他说清楚我是去县里？也许那时他就感到了死亡的恐惧，他要我，他最爱的儿子，呆在他身边，挨他近点，在他跟死神搏斗的紧要关头帮他一把？
我突然很害怕。父亲死了，他的身体在这儿，他的灵魂离开了身体，在这个屋子里盘桓。村里人挤满了屋，他们都来陪父亲过夜。他们也在陪我。他们分担了我的恐惧。我坐在稻草上，只想挨他再近些。我哭过后脑子有些发空发木。
第二天早上，新做的棺材抬了进来，放在父亲身边。棺材得马上上漆。守夜的得上大哥家去吃早饭，然后回家休息。得留一人看父亲。我留了下来。
屋里只有我和父亲。我拿着漆刷，给父亲的棺材上漆。父亲静静地躺在屋角那堆乱草上。一片黄纸盖在他脸上。
父亲，我的父亲，你这辈子是怎么过的啊。你九岁就没了哥哥，没了父亲。十岁就得犁田。犁把比你还高，你拖不动犁就坐在田头哭。十三岁你从楼上摔下来，摔断背脊骨，在家躺了半年，活了过来，从此就成了个驼背。六十年代，你差点饿死；你活了下来，却从此聋了。你一辈子老挨饿，只在近年才有饱饭吃，病痛常让你不能进食。 冬天里你从来就没穿暖过…… 为了护我，你不知跟母亲打过多少回。那回母亲一冲担杀在你头上，血流了你一脸，我伏在你膝上大哭，你却抹着脸上的血，笑着叫我别怕。母亲打了我后我不吃饭，你追着我，端着饭碗哄我吃饭……只要有了点好吃的，你总要留给我和二哥；犁地捡了几个花生，放牛捡了几个野果子，你都装在口袋里带回来一颗颗给我们。小时每天晚上老是你给我洗脚，给我讲故事，然后把我背上床去；夜里我尿了床，你总是把我挪到干的地方，自己睡到湿处。 ……我去部队，一去五年，让你只能天天看我的照片……我这么大了还让你日夜操心…… 你病了，我们只能看着你受病痛折磨，让病痛把你折磨至死！……父亲，我可怜的父亲，你不给我半点报答你的机会……
我的心揪结绞痛，眼泪汹涌而出，我放声大哭。我边哭边刷，边刷边哭。我看不清刷在哪里。我只是刷着，刷着，刷着。
进棺材前父亲得洗个澡。我帮忙给父亲洗澡。看到他只剩皮包骨我吓坏了！他的骨头突出如木乃伊！我做梦也没想到他竟会这么干瘦！
他们在奶奶的坟边给父亲挖了个坑。那块地呈圆椅形；坟头朝东。大哥说这地是父亲挑的。父亲怕冷，那坟地阳光充足；父亲又最爱奶奶。那块地风水先生说是块宝地。可坟坑一挖好，水就渗进来，一会就积了几寸深。挖坑的人只得拿个铁碗往外挖水。水不断漫进，挖不干，他们便只得在坟底垫几块砖头。
父亲当天就被放进棺材。他穿着新做的黑棉袄，口紧闭着。那棺材被钉上了。那棺材被抬到对面山下的坟地边，放进坑里。一锹锹的土落到那棺材上。一会一座新坟就起来了。我们兄弟给父亲叩头。三岁的小侄儿也跟着趴下，头碰在地上，抬起来，两只小手合在一起，再扶到地上，头又叩地。他叩个不住。大哥只得把他拖起来。我们要回去了。大哥哭着说：“爷，跟我们回家啊。”
家里那地上的稻草已收起来了，那得在父亲头七那天烧掉。屋里摆好五张饭桌，门前还放了两张来款待村里人。村里所有人都来了。妇女们都在帮着做饭，她们忙进忙出，洗碗洗菜，端出一盆盆热气腾腾的菜。村人们在叫着劝酒，吵嚷一片。偶尔有人会高叹一声，“多好的人哪！”
我只默默坐在父亲床边。
二十年前我们就有这张床。它是用两个大睡柜拼的，上铺稻草。每年秋天换一次草。刚换草那夜睡在床上多舒服！草又厚又软，还有股稻草香。冷天床上跳蚤满床蹦跳；夏天床上臭虱滚滚，蚊子更不用说。那臭虱最吓人，我们常被它咬醒，父亲便端了小油灯照着抓。一见灯，那红黑的臭虱便夺路而逃，一会就钻进稻草中没了踪影。床边土砖做的踏板上有个夜壶，床边有口装糠的大缸，缸边有个尿桶。我和二哥常把尿尿到桶外，那桶边的地上总是又黑又湿。猪常进来到地上拉屎拉尿；屎可以清出去，尿却没法弄，房里便常有一股骚气。我，二哥和父亲自我记事来就睡这张床。如今二哥有自己的房，这间房会空出来。父亲睡到了棺材里，在那山前的坟地里，奶奶身边。 奶奶会不会醒来，对父亲说：“儿，过来，挨近点。”然后坐起来，掀开被角，伸出手来抚摸父亲冰凉的脸？
下午，最后的两桌饭菜备好了。这两桌是专为做饭的和我们家人准备的。做饭的和我们全家人都被拖到桌边坐下，我也只得坐到桌边。他们都劝我吃些什么。我口里发干发苦。他们说这是白喜，父亲已活到了古稀之年，是他的病致的，我们弟兄尽力了。父亲替后人作想，连死都挑时候；要是春节前那饭菜得加倍；春节刚过，大家肚里有油水，吃不多，省了我们家不少。大哥说父亲想过完这个春节，他如愿了。他们说早走少受苦。 也许他们是对的，活着就得受苦，一死了百痛。而他是我，我是他，他活在我身上。没必要让这悲痛压垮。我喝了点白酒，吃了几口，上床睡了。
第二天早上饭桌边只有我们兄弟和姐姐。大哥说：“把书教好，要是今年没考上，明年再来。你肯定能考上，你该转运了！看相的算命的都说我们这一代会出个人，那就是你！”睡了一觉后我活了过来， 只是疲软无力。但悲痛过了极限，谈到未来时我又忽然看到了希望。
我得赶快回学校去。我得还李老师车。大哥二哥怕我骑车出事，坚决要我搭车。姐姐给了我车钱，叫我把那十块钱还给同房。二哥推着车，送我到镇上。我们一路无话。到了镇上，二哥替我把车放到车顶上。
坐到车上，二哥还站在路边看着我，直到车子开动。
（摘自回忆录《证明活着》，原标题为《父亲就这样被我们活活弄死，埋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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