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已矣 我心孔怀｜怀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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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者已矣 我心孔怀
——记已逝的同事（下）
文｜李全修
请先看上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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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并不如烟
谢老师：教育界的“数学大王”
谢崇德老师是第一个带我下乡“走教”的同事。其时，他年纪不过三十一岁，却已是名噪大冶的数学老师，被称为“数学大王”。解放初，高中毕业时，因为成绩好，他曾发出“头可断，血可流，华大（华中大学）中大（中原大学）不可读”的豪言壮语。不料高考时被检查出患有肺结核，不能报考大学。这给了他致命一击，理想像海市蜃楼一样破灭了。他悲痛欲绝，独自抱着一根电线杆大哭了一场。然后收泪，回到家里，一面养病，一面寻找工作。他读书时就以成绩好闻名，母校大冶中学（今大冶一中）聘请他当了数学老师。就这样，他在无奈之下成了一个“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并且很快就成了一位名师。
他是黄石市教师进修学院的“开国元勋”之一。1960年，在进修学院草创之初、黄秘书到任之前，他可能曾被指定为临时负责人。但领导态度很暧昧，从未正式地、明确地对他说他是一个什么负责人，他本人也就含含糊糊。我们参加工作时，他被介绍是一位负责人，并且都喊他“谢主任”，我也随着喊他“谢主任”，但是至今也没有弄清楚为什么叫他“谢主任”。黄秘书调来之后，我们才知道领导人实际上只有黄秘书一个。尽管连黄秘书也随着大家一起叫他“谢主任”，但那只是叫叫而已，并不含有任何实质意义。这种不明不白的身份一定使他感到尴尬、不快，但他没有表露出来。有一次，不记得为了一件什么小事，他同黄秘书大吵，难以抑制的愤怒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遍体通红（那时正值夏天，因为愤怒，他脱下了汗衫），青筋突起，怒眼圆睁，大声咆哮。黄秘书竟被他的这股气势镇住了，低声嗫嚅，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从这件事，我们隐隐约约窥见了他内心的不满。当时，大家因为对黄秘书的强迫命令作风不满，都暗中为他的“冲冠一怒”而感到“人心大快”。
我参加工作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跟随谢老师“巡游”大冶各乡村中学。他像一位兄长一样领着我走进新的世界，带着我慢慢熟悉将要担任的工作、将要共处的人群和将要生活的环境，帮我解除对将要承担的教学任务的畏怯。他涉猎广泛，一路上不停地和我说东道西，讲许多有趣的事，使我忘记了长途跋涉的辛苦。当时，概率论正时兴，他就以扔铜板为例向我介绍什么是概率论。那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谢老师从外貌到性格都非常鲜明。他长着一副张飞似的“凶”像，年纪轻轻就开了顶，只在头顶的制高点长着稀稀拉拉的头发，络腮胡子却格外茂盛。我们常跟他开玩笑，说他的头发长错了地方，并且叫他“谢胡”（谢胡是当年频繁访华的阿尔巴尼亚政府总理）；理发员最怕给他刮胡子，因为太茂密，砍伐起来太费功夫。他的眼睛很大，当他笑的时候没有什么特别，但是当他发怒时，两眼圆睁，眼珠就像要裂眦而出了，很有些怕人。他吃饭像风卷残云，别人还在慢慢品味，他已抹抹嘴巴，鸣金收兵了。他走路带着一股风，急匆匆地，好像总在赶路。他的思维总在跳跃，有时你正跟他谈话，他突然就走了神，眼睛定定的，好一会才回过神来，茫然地问：“你说什么？”有时，几个人正在闲谈，他突然跑过来，无头无脑地咕隆几句什么，不等别人反应过来，他已掉头匆匆走开了。
谢老师讲课极富特色。他平时同人交谈嗓门并不大，但在上课时就完全是另一番风景了。讲课时，他精神百倍，全身心都投入进去，忘记了一切。嗓音高得像吵架，与其说是“讲”课，不如说是“吼”课。他站在黑板边，憋红着脸，使劲地把“X”、“Y”拖着很长的腔调、起伏有致地“吼”出来，音波有力地敲打着每一个听课者的耳鼓，令你无法思想开小差。如果你以为他只有“粗豪”，那就错了，实际上，他讲课心细如发。他的思路格外清晰，板书也格外整洁有条理，那一手妩媚的粉笔字美得令人惊叹，你简直难以相信那会是出自这位“张飞”之手。虽然听他的课，简直要震耳欲聋，但是他的课又确实讲得好，所以从来都是极受欢迎的。
他不仅是“数学大王”，对中国古代文史也知晓很多。他读过私塾，背得许多古诗古文，肚子里装着许多“笑林广记”和私塾里流传的“屁文”，是我们茶馀饭后有趣的谈资。他的旧体诗写得颇有灵气。他曾将自己写的旧诗抄了六首给我，现在照录在下面，以见其才气。
（一）对 镜
果然团镜似诤臣，黑白分明太认真。
壮志岂随须鬓改，鞠躬尽瘁为人民。
（二）五十初度
五十虚年一瞬间，文章义理岂初谙？
苍苍两鬓精神旺，峭壁悬岩尚可攀。
（三）读“颂歌四首”
四首颂歌实可夸，小心护惜已笼纱。
未能借得江城笛，吹作人间五月花。
（四）赠罗熙老师
十年同教学，日久见心真。
气狭常规我，才鸿独羡君。
西窗频剪烛，东阁喜飞樽。
半百复为别，还期万里征。
（五）访熊达未遇
未遇幽人又独回，贪看新事立斜晖。
儿童学习雷锋后，也为农家送积肥。
（六）种葵花
短锄携出理泥沙，种子深埋手自爬。
为使老年常锻炼，墙边忙种几葵花。
1989年，他的学生正筹备为他庆祝六十大寿，不料一次医疗事故突然夺去了他十分健康的生命，令人哀叹不已。
闫老师：无奈的“套中人”
阎希文老师，襄阳人，生于1922年。据说，解放前曾任襄阳日报主笔、县参议员、三青团干部。因为有这些“历史问题”，他把自己变成了“套中人”。他的形象是个“套中人”，冬天穿着又长又厚的棉大衣，低低地戴着深色的呢帽，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他的行为也是一个“套中人”，平时不跟任何人来往，深居简出，总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与同事见了面，只是笑笑，点点头，从不说话、寒暄。开会的时候，总是坐在不显眼的地方，安静地听别人发言，自己轻易不开口。万不得已轮到要他发言，他就或者附和别人，或者说几句不关痛痒的活。他是一个经常被人遗忘的人物，可能这正是他所追求的。我想，以他这样的历史，能够逃过肃反和反右，很可能就与他采取的这种“套中人”的策略有关。
他唯一引人注目的是有一种怪异的近乎病态的习惯动作，坐着的时候，总是以大约每秒钟一次的速率不停地眨着眼睛，与此同时，面部的肌肉不停地抽搐，右手食指则不停地在腿上画，如同古书中所载“咄咄怪事”的故事。第一次看到他这个样子，人人都会感到惊愕，觉得他简直是个“怪物”。一些年轻的女教师和女学生第一次看到他的这种习惯之后，先错愕不置，接着便“掩口胡卢而笑”。面对这种情形，他总是一脸苦相，显得无辜而又无奈。
但是在“四清”运动的斗争会上，他突然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被揪出来站在桌前，接受斗争。大家呼着口号，喝斥他老老实实，坦白交待。他却不为大家的虚张声势所动，眼也不眨了，脸也不抽搐了，平时躲闪的眼光直视着大家，拒不承认专案人员抛出的材料。于是大家高呼口号。专案人员说：“你的反动历史材料我们早已掌握了，现在就看你是不是老实交待！”于是群众又高呼“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狠“打”他的态度。但是他根本不把这些放在眼里，竟然一反平日胆小怕事、畏畏缩缩的常态，颇带不屑地一边伸出右手做着掀揭盖子的手势，一边反将一军：“那你们就揭嘛！那你们就揭嘛！”这实在有些出人意外，弄得发言人一时语塞，大家就忙以高呼口号来“救场”。这次斗争会，使我们看到了他的另一面，大家私下议论，看来他很不简单，并不是一个大家认为的猥猥琐琐的人，而是久历风雨、见过大场面大阵仗的人。他平时“套中人”的表现，不过是为了求得苟安，一旦连苟安都不可得，他就无所畏惧了。
阎老师始终没有承认自己的历史问题，但是“四清”结束时，仍然给他下了“历史反革命”的结论。
文化大革命中，他虽然是一只“死老虎”，但毕竟是一个货真价实的“老反革命”、“牛鬼蛇神”，他被红卫兵剃了怪头：剃光四边，只在头顶正中留下一撮高高竖起的卷毛，就像俄罗斯著名画家列宾名作《查波罗什人复信土耳其苏丹》中的人物。剃玩头，立即被赶到一间堆放劳动工具的小屋里独自居住，强迫每天参加劳动。在武斗盛行的某天夜晚，他还曾突然被红卫兵押出去执行“假枪毙”，一声枪响，被吓得瘫软在地下，魂飞魄散。
1970年，一天上午，大约八九点钟，工宣队王师傅发现他没有参加劳动，就到他住的小屋里去叫他。敲门不应，用力踢开门进去，发现他侧卧在床上，已经没有了气息，一摸，尚存微弱的体温。他死得没有预兆，死得很孤独，也死得没有痛苦。他的妻子和儿子们得到消息，送他到火葬场，陪着他走完了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段路程。
他至死都没有承认自己是历史反革命。多年之后，他终于得到平反。
他有三个儿子，对待他们，他很严厉。他不让自己的孩子与他人来往，老把他们关在房里，逼着他们读书。若不听话，就关着门抽打。这也许是他对孩子的一种保护措施。在他的严格管教下，三个孩子都循规蹈矩，彬彬有礼，从不招惹是非。他们的天分很高，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是学生中的佼佼者。可惜的是，在那样的时代，作为“黑五类”的子女，早已决定了他们可悲的命运，无论他们多么品学兼优。
杨用宏：执着的翻案者
杨用宏老师是又一种类型的人物。他是湖南人，家庭富有，岳父在当地有权有势。解放前几年，他岳父拉起了一支队伍，刚刚成人的他在这支杂牌军中当了一名军官。陶铸的哥哥曾经是共产党员，后来脱党了，当时也在这支部队中。解放战争中，通过陶铸的关系，这支队伍宣布起义，被解放军收编，原来的军官都被当作起义人员对待，予以安置。杨用宏年仅二十出头，想继续学习，就安排进了华中大学，成了一名大学生。大学毕业后，他当了教师，曾在湖北省函授学校任教，1961年调来黄石市教师进修学院，成了我的同事。
在“镇反”、“肃反”中，他被定为“历史反革命”。他不服，近十年间不停地向上面写申诉信，申明自己是起义军官，而不是历史反革命。他的信石沉大海，没有回音，他不气馁，继续写。他直接给陶铸写信，把厚厚的申诉材料装在自制的硕大的牛皮纸信封里寄出去，也不知时为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是否能够收到。他常对所在单位的领导讲：“我的问题不是你们能够解决的，我也不是为了解决我一个人的问题，我要为整个起义人员翻案。你们不用管我。”虽然多年的努力毫无结果，但他从不放弃努力。他不低头，也不认命，不像阎希文老师那样“套”着自己，逆来顺受，他充分表现了一个湖南人倔强执拗的个性。
大概因为脑子里整天想着翻案的事，他常常呆呆地出神，独自坐着，眼光凝固，微微摇晃脑袋，时而皱眉，时而瞪眼，时而紧咬嘴唇，时而翕动嘴巴，好像念念有词，面部则变换着各种表情。看到他这种神经兮兮的样子，就知道他又在构思申诉信了。
他的长相与谢崇德老师很相像，不熟的人常将他们两人搞混，连他的老师石声淮教授也错把谢认作了他。不过他的头发比谢老师更少，整个头顶完全是一片不毛之地。他长得更壮硕，虎背熊腰，粗胳膊粗腿，活脱脱一个花和尚。本来是一副恶相，胖脸上却偏偏生了一对不伦不类的酒窝，笑起来也有鲁智深的妩媚。就因为长着这样一个常在电影、戏剧中出现的“反面派”的形象，还曾经闹过一次误会。那是在1962年，蒋介石正叫嚣反攻大陆，其时，杨老师正好到位于深山中的毛铺去辅导，独自一人提着藤篓行走在深山中。当地民兵看见他一副反面人物的相貌，就把他抓了起来，说他是“美蒋空降特务”。这虽然是个笑话，但也折射了当年的历史面貌和社会心态。
人都是复杂的，杨老师不仅有倔强执拗的一面，也有温柔随和的一面。他与人交往很随意，很大气，很好相处。对一些比他年轻而业务精通的人，他由衷佩服，不吝赞美之词；对自己的老师石声淮，他恭敬地执弟子之礼，温驯得像一个孩子。他食量很大，困难时期总吃不饱，但是，从农民收过的地里好容易掏来一点苕根，做成苕饼，却不吝于同大家分享。他其实是一个很磊落、很豪爽、很义气、很可爱的汉子，只是由于历史的误会使他时不时陷入“神经兮兮”的状态。
孙老师：“为民请命”，险遭不测
孙玉山老师曾经是个新闻人物，一个曾经试图“为民请命”而险遭不测的人。
他是大冶山区人，具有山里人特有的执拗个性。1955年，他从大冶师范毕业，教了一年小学，1956年考入华中师范学院政治系。在他读二年级时发生的一件事，使他一夜之间成为全国知名的新闻人物，同时也因此而祸从天降。
1957年秋或者1958年春，中央领导董必武来到了武汉。当年，中央领导的行踪都是保密的，不知道孙玉山通过什么渠道得知了董老来汉的消息，竟萌发了给董老写信的念头。当时大学生正在进行“鸣放”，城乡差别大、农民生活苦、政府忽视农民，是农村来的同学念念在兹的话题。孙玉山来自山区农村，对农民生活苦有着切身的体验，他决定趁董老来汉的机会，写信给董老，反映农村的真实情况，并对党的农村政策提出尖锐的批评。也不知通过什么渠道，他的信居然转到了董老的手上，而且董老还居然亲笔给他写了回信，向他解释党的农村政策，指出他看法的偏颇。对董老的答复，他不服气，不满意，又给董老写了一封信，批驳董老的观点，并且极不客气地就董老信中的用语加以指责、质问。董老的确是一位忠厚长者，看到这个毛毛糙糙的青年无理的指责和无礼的言辞，不仅没有动怒，反而再次回信，耐心解释，并就用语的问题给他上了一课。
董老与他的通信是在私下进行的，本来谁也不知道。孙玉山却沉不住气，得意洋洋地向人展示董老的来信。这个消息很快就被《中国青年报》的一个记者知道了，找到孙玉山，拿到了他与董老的来往信件，很快以整版的篇幅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出来。我当时正读高三，极有兴趣地读了这些信件，印象最深的就是关于用语的辩论。在董老的第一封回信中，在解释农村政策时，用了“我党”、“我政府”的字眼。孙玉山抓住这一点毫不客气地质问：你口口声声说“我党”“我政府”，难道党是你的吗？政府是你的吗？对于这种“冒犯”，董老并不生气，在回信中耐心解释：所谓“我党”就是“我们的党”，“我政府”就是“我们的政府”。并且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你在来信中常说“我国”，我能据此质问你“难道国家是你的吗”。读了他们的来往信件，我当时的感觉是，孙玉山太冲，也太幼稚，缺乏语文修养，而董老则是“宰相肚里能撑船”。后来我从事语法修辞教学，讲到人称单数与复数的活用时曾多次举此为例。
信件的发表使孙玉山一夜之间成为名人。他为此尚未得意多久，就开始了反右，学校对他进行了批判，并要划他为右派。他只好向董老求救。董老立刻知会学校，说孙还是一个青年学生，是属于认识问题，可以进行教育，而不宜戴右派分子帽子。董老的援手使他躲过了一劫。
1960年华师毕业后，孙玉山被分配到黄冈大学教政治。1962年，黄冈大学下马，为照顾家庭，调来黄石市教师进修学校。在我们同事期间，他爱抬杠的执拗性格仍然依旧。不两年，他被调到了一所初中。
（下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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