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回民的来源和形成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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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回民的来源和形成 上
最近一些年来，西方媒体报道说，中国有860万的回民（1990年的统计数字，现在是980万）生活在中国的全国内地，据说他们是阿拉伯和波斯商人的后代，公元七世纪开始来到中国。西方媒体对中国回民族源的这种说法是否符合历史事实？
中国回族的来源和形成自古以来就有“回回西来”的传统说法，但从来没有看见过像样的研究成果发表，在国内的报纸和媒体上也基本上闭口不言。到底是什么原因？这个问题要涉及到回民族内部的一本从未公开过的地下著作。这本描写中国回民的思想根脉的地下著作，即使是绝大多数的回民，包括底层、中层或上层的回民领袖也没有看过。这就是中国回族的一本写作于清代乾隆年间的传世密作《热什哈尔》。
《热什哈尔》记述了乾隆年间被清政府两次镇压的回民哲合忍耶派，以及他们的苏菲导师的故事。这是一部非官方的、被禁绝的、底层民众的历史文献。由于残酷的迫害，一身褴褛满心悲愤的回民们选择了拒否，这种拒否在文史上的表现形式就是：不使人读。《热什哈尔》一书主要用阿拉伯文写成，这样便拒绝了汉语世界对之阅读的可能。写成后从未刻版，仅仅在哲合忍耶派回民的一些大学者（阿訇意即学者）中传抄。而作者为了进一步守密，书的后半部又改用波斯文，这样继而拒绝了相当多数的阿訇阅读，因为阿訇中识波斯文的毕竟更少。而且钞本更是极其的稀少，它选择了宁肯让这部书湮灭的方式，就像一个高深的隐士，宁可葬身于民间，不肯流芳百世。
“热什哈尔”一词系阿拉伯文rashah，原义是“泄漏出、出汗”；引伸常为“晶莹、烁亮”。约十世纪的诸苏菲主义（即伊斯兰神秘主义）著作中，有一部《原本生活的露珠》，就用了这个词。现在将它的文学含义译为“露珠”。
作者关里爷，只知道他的宗教经名为艾布艾拉曼.阿布杜尕底尔，书中常以“羸弱的仆人艾布艾拉曼”或者“罪过的我、阿布杜尕底尔”自称。另据传说，关里爷为甘肃伏羌人（今甘谷县），家曾住伏羌东关内，“关里”一名由此而来亦未可知。他是十九世纪前叶极重要的回教人物，不仅以学者闻名，更主要的是他曾在哲合忍耶苏菲派史上举足轻重。关里爷逝世后，坟墓曾被清政府毁坏。后来迁修的坟在今张家川回族自治县莲花城。由于对他的怀念，百姓们虽然无法了解他的全部经历，但仍年复一年为他上坟诵经。因此也记住了他的忌日：农历九月初七。他生年不详。
这部书写的是，在清朝康熙年间，有一个甘肃河州(今临夏)的九岁穷孩子马明心走上了宗教寻根的朝觐之路。他徒步穿越烟瘴重重的云南、阿佤国，辗转进入了大沙漠，恐怖的沙暴吞噬了日月星光和同行的叔父，一位也门老百姓救活了这位孤儿，把他送到一个伊斯兰道堂。这个极偶然的契机改变了中国回民的信仰史，从而给汉人和全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带来了轰轰烈烈的大激荡。这座也门传教所是伊斯兰苏菲派(即神秘主义)的寺院，它的教旨重秘密修练和接近先知的私人体验，它浓烈、出世、刚毅、简洁。马明心潜心修习，在也门求学十几年，他出身贫寒，举目无亲，本人是遗腹子，十岁出国，到重履故土并为中国回民传教时已是十八世纪中叶，大约在清乾隆十年。
马明心进入撒拉人地区时，在中国新疆西南角的叶城——莎车宗教文化中心和甘肃河州，当时的甘青边缘贫瘠不堪设想。借着藏文化的喇嘛教与中国文化的孔孟之道之间的这块边界空地，马明心传播了一种名叫哲合林耶（Jahariyyah）的苏菲主义教理。哲合林耶的原意是“高声的”、“响亮的”、“公开的”意思，哲合林耶是在清晨高声念诵经文赞词的，所以也被称作“高念派”。是中国伊斯兰教苏菲派别中四大门宦当中人数最多，传播范围最广，发展最快的一支宗教势力。下属“沙沟”、“北山”、“板桥”、“南川”四个分支门宦。
在此之前，中国的回民更多的是信奉伊斯兰旧教“格底木”的教众，也称“清真古教”，实行教长和阿訇的聘请制。当年，马明心在循化，继而在河州及陇东南传播哲合林耶，内容虽然丰富复杂，但核心内容只是一个：穷人的宗教。马明心背着背筴，奔波于荒旱不可思议的陇山周边辽阔的黄土高原传教，不求报酬，不使穷苦回民有一点负担。到后来他被清政府捕走时，家中只有3孔破窑，数百个麻钱——老百姓们还补充说：这几百麻钱还是他妻子去郭城驿当铺典当他的一件羊毛衫，那当铺老板不仅不收当而且施散了几百钱以表心意时，带回窑里的。
苏菲派，阿拉伯文Sufi，原意为“羊毛”，伊斯兰教称谓的一神教神秘主义，产生于七世纪末，它以《古兰经》和《圣训》的禁欲、守贫、苦行、克己为依据，是对于原教旨主义和宗教繁琐哲学的批判，主张内心省悟以及体验，是一种渴求人与造物主之间直接沟通的思想。现在老的伊斯兰苏菲派主要流行于土耳其国内以及隶属于伊斯兰的逊尼派和什叶派。苏菲派对中国的传入，使回民中开始有了“门宦”和“道堂”制度，这种苏菲派实质上是一种信仰者的组织；它占据着一隅之地，与统治者的王权霸道分庭抗礼。由于过多的苦难和贫困，中国的许多伊斯兰民众几乎全力支持苏菲派，是因为苏菲主义派别往往反映着最底层贫苦民众的生存现实，苏菲主义派别的异端色彩，使它也成为国家统治者及其伦理哲学的异端，苏菲派的思想渊源及朴实信众的感情中，存在着一神论世界观的朴素诉求。
传说中，马明心的妻子一生推磨纺线，直至官军来时自尽都穷苦终生。苏菲（suf）原义为“羊毛衫”，指套着粗羊毛衫云游的求道者（元代汉文文牍泽为“选里威土”（阿语：乞丐、穷人）学术界旧译“托钵僧”）；马明心活着时，他在大西北民众中的形象，是一个穿着妻子手织的羊毛衫在穷乡僻壤中奔走的苏菲老人家。
和马明心同年赴阿拉伯求道的，还有另一位甘肃临夏少年马来迟。马来迟也是孤儿，他的身世被渲染上多重神秘色彩，他极为聪明，精通多种语言，回国后在西北创立了苏菲的虎非耶（Khufiyyah）门宦，原意是“隐藏的”、“低的”，所以也被称作“低声派”。这两派前后传入中国，也都用中国的伦理来支撑教义，并在中国大西北的黄土地上丰富和完善自己。回教派别繁多，但论教门的鼎盛和对后来历史的巨大影响，谁也比不上马明心这一支“哲合林耶”门宦和马来迟的“虎非耶”门宦。这两大派别的恩怨纠葛，也超出了回教的宗教史，一直持续到今天还耿耿于怀。这一教派用彩画修饰清真寺和拱北，所以有“花寺门宦”之称。花寺派是低声轻吟地念经的，显得较为谦和温文尔雅。这一门宦以平和的身态从河州迤西飞快地发展，教化了一大批居住在青海的原喇嘛教的藏民皈依了回教。时值乾隆盛世，天下太平，这也是回教苏菲主义传入中国的时间这么短暂，却能流派纷呈，原旧教的信徒争相改换门庭的时代背景。
归根结底，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什么宗教，都只能是穷人的信仰，首先须在穷人当中播种和发轫。受苦人对现世的牵挂依恋甚少，用来生或另一种假托的、极高的所在很容易将他们召引过去。这就是宗教的超越性。苦难和百般迫害，对没有坚定信念的族群来说通常就是消亡的开始。但对拥有自己主体文化的人群来说，苦难只能增加其向心力和深厚度。马明心的哲合林耶对西北最底层、最穷困的回民有更大的吸引力，西北回疆大部分地区生存环境极为恶劣，再勤俭也难以温饱，人们传宗接代本身就是受苦受难的永恒循环。哲合林耶的教义让人超越俗世，舍去肉身，用心灵接近天国，它无疑有着特别的召引力。
在教门林立、百步一寺的中国大西北的“小麦加”河州，一派的坐大，难免引起宗教内部的摩擦和纷争。马明心与马来迟各自传道时开始尚还友好，其后二人开始唇枪舌剑，两派教众也发生了冲突。看到这里，使人不能不联想到伊斯兰教的逊尼派和什叶派，联想到法塔赫和哈马斯。平心静气而言，在大西北这块土地上，无论是马明心还是马来迟，都是中国回族的有功之臣，就像无论是逊尼派还是什叶派发展壮大，都是伊斯兰教的伟大胜利。可在现实中，眼前的利益之争往往遮住了人们远大的目标。今天的逊尼派与什叶派以刀戈相见，而二百年前的花寺门宦上告到官府，官府判决是将马明心一派逐出河州地区。至乾隆廿七年，马明心在循化与父子世袭的花寺新教主马国宝(也是回教史上的杰出人物)为争取哲合林耶单独立寺的自由发生争执，官方再次介入，将马明心逐出循化，并让该地的撒拉族人(另一信奉伊斯兰的民族)具结，永不准外人前来传教。由此可见，清廷已开始注意到这支宗教观点强悍的伊斯兰派别，并开始叫上了劲，认真对付起来了。
事情很明显，两大门宦中的虎非耶派（花寺派）和哲合林耶派，前者与官家关系良好，地位得到了认可；后者斗志旺盛，声势浩大。哲合林耶在力争自己应有的传教、立寺的自由时所表现出来的狂热和强悍，使人看到了伊斯兰圣战的无比威力，他们视花寺回教同袍为敌仇，终于招致了官府的武力镇压。西北回、汉及各族人民一连串的浩劫就此启端。清廷从乾隆而起，官方都将老教和温和的花寺苏菲新教派视为正统，斥新教(哲合林耶)为邪教，以坚决打击和镇压。
乾隆四十六年，清政府的不当处理激变哲合林耶，从而导致了著名的撒拉人事变。清政府查出哲合林耶的导师是马明心，于是突袭哲合林耶关川道堂，从家中捕走了马明心，监于兰州。此举酿成大规模的乾隆四十六年回、撒拉、东乡等族民众群起大扑城。浑身褴褛的回回民众圣战者陷循化、克河州；马明心被捕和教民围攻兰州的营救行动，都是石破天惊的西北回变的大事件。马明心被带上兰州城头，望见怒涛一般的回民白帽子，这位中国宗教史上的圣贤之默祷心声已无人能知。他扔下白头巾希望教民撤离，却在临终瞬间看到了自己手创的教门万千挥舞农具的男女攻城愈急，冒死不退，团团围住了兰州，要求清廷释放马明心。清吏惊惶，企图杀一儆百，于是在当年3月27日，把马明心杀害于兰州城墙上。义军悲愤至极，不求生还，寻无水孤山死守，与官军战至最后一人一刀。无一人生，无一人降。
马明心妻子自尽于家，另一妻张氏及女儿被充军伊犁。张氏于除夕夜手刃伊犁清吏一家，大年初一就义于伊犁。其3子充军云南烟瘴地，两人早殁，一人在云南复苏了哲合林耶。上述均可参见钦定官修的军事文件汇编《钦定兰州纪略》。
马明心的殉道，使得哲合林耶这一苏菲主义教派从此牢牢地在中国扎下了根。3年后， 为着给他复仇，哲合林耶掀起了更大规模的一次起义，即乾隆四十九年石峰堡起义。失败后，清廷又官修一部文件汇编，题《钦定石峰堡纪略》。乾隆皇帝一生最引为自豪的“十全武功”，他在晚年自称为“十全老人”，这“十全”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平息西北回乱”。虽经残酷的镇压，哲合林耶像一切宗教和思想一样，以迫害为动力，在被禁绝的隐密地下，悄悄地生存着和发展着。它与清政府之间的仇恨再也不能勾销。同治年间，它又参加了以太平天国为主角的中国人民反清大起义；其道堂——灵州金积堡成了全部大西北反清战争的大本营，直至清朝覆灭。
《热什哈尔》一书，就是这样一支民众中的一个隐名的知识分子，在乾隆四十九年之后到嘉庆年间左右的禁绝清查之中，于潜伏中秘密写成的。它记载了哲合林耶前两代导师——马明心以及继承人穆宪章的一些事迹。《热什哈尔》一书流传以后，民国期间的哲合林耶知识分子纷纷效仿，用阿拉伯文记述教史。其中有名的著作有《曼纳给布》（圣徒的美行）以及其姊妹作《哲罕耶道统史诗》。其它著述包括汉文尚有数种；都是后来治中国回族史、中国苏非主义研究、哲合林耶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对象。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回教哲合林耶派决定公开自己的秘籍。承三联书店的积极支持，《热什哈尔》一书与人们见面了。而其它资料的整理翻译和深入研究，也正由《热什哈尔》的译者杨万宝、马学凯的同事们、即回民哲合林耶派的阿訇们进行着。这部《热什哈尔》是中国回民中的一部内部资料。由于回族其它派别内部著述稀少，兼之哲合林耶派拥有的悲壮历史，这部书被称为中国回族第一书，它将在学术界引起的重视。而它证实的历史良心和它对被压迫人民的慰藉，才是意义深远的。
如果认为故事到此结束了，那也就一了百了，没有意义了，自清代以来，伊斯兰文化与中国官方文化内蕴着高度的紧张，特别在西北，成为最具异质性的文化。
归根结底，中国本土的伊斯兰教派赋有自己很鲜明的特征。近代以来，由于当局的闭关锁国政策，中国穆斯林与外界交流并不是非常充分，因而发展出了不完全同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一些教派和传统。仅就中国的伊斯兰界而言，创造了广为人知的苏菲派四大门宦：虎非耶、哲合林耶、格底林耶、以及库不林耶。大西北的回民子孙在同满清悲怆斗争中，展示出了气壮山河的精神力量，其中哲合林耶由于其泣血凄绝的悲壮历史和坚韧卓绝的殉道精神而把它升华到了极点，从而与中原的儒家主流文化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形成了巨大的社会感召力。
于是，著名的当代回族作家张承志被其所感染，撰写了《心灵史》为其呐喊：“也许，主为了证明，在欧洲选择了犹太人，主也是为着证明，在中国选择了回民。”张承志说。
哲合林耶是当代中国回民的“新月旗”。哲合林耶文化及精神是正统中国文化的异端。哲合林耶教义的核心，是束海达依主义。所谓束海达依，就是指为伊斯兰而牺牲。正如张承志所说，血是宗教的种子。从根本上来说，哲合林耶实际上就是中国回民民族前仆后继的伊斯兰圣战精神。
我们来看一下哲合林耶在近代以来的几次殉教史：
清乾隆四十六年（１７８１），哲合林耶的苏四十三起义，对清朝发动了第一场卫教圣战。官府逮捕并杀害了哲合林耶的创教人马明心，自苏四十三以下，约三千名战士殉教，被俘者无一投降，悉数被屠，苏四十三等被刨挖祖坟，烧毁扬灰。循化和孟达峡以西的哲合林耶信众皆被斩尽杀绝。马明心在二十几个县里的哲合林耶被剿杀了十之八九。然而，哲合林耶获得了圣徒马明心拱北，它鼓舞哲合林耶奋斗至今达两百余年。
清乾隆四十九年（１７８４），哲合林耶的田五于四月十五日起事。二十四日，田五殉难。七月初四，清军攻入石峰堡，时值开斋节，回民正在礼拜，没有抵抗（据张承志考证），两千多穆斯林殉教，三千多战士和妇孺被俘。七月初十，底店惨案发生：官府告示回民迁徙，在押送中“共正法回民一千二百六十八名”，底店妇女幼童二千五百余口，全部赏给满清官兵为奴。从此哲合林耶完全潜入地下，进入深不可测的恐怖黑幕之中。
乾隆皇帝在这次回乱之后，随即下旨训导地方官府：不要再划分新教旧教了，要“设法化导”，莫再激起矛盾。然而，大清后期，回民的反抗始终未有平息过，闹出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同治回乱”。
清同治年间，西北回民大起义。首先举事的是陕西白彦虎，打遍西北五省，他最终率部反出中国，上演了一幕悲壮的“出埃及记”，在今哈萨克斯坦境内定居了。虽沉默低调但教众最广的“格底木”旧教也杀出了杜文秀，让湮没已久的云南大理国辉煌复活；甘肃金积堡的马化龙则在陕西回军已呈颓势的危急关头举起了义旗。最终，起义失败，杜文秀吞食孔雀胆独赴官营，马化龙自缚出金积堡，弃另一官营不去偏投血仇最深的湘军刘(锦棠)营，愿以一家八门三百余口人命换取陇上回民的生存机会。同治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哲合林耶的十三太爷马化龙自缚出金积堡东门，走进官营，请以一家八门三百余口性命，赎金积地区回民死罪。在酷刑拷打五十六天后，马化龙被凌迟至死，身首异处，其家门三百零二人壮烈殉教。哲合林耶教派惨遭屠灭。
再以后，就更不能为人们所知了。１９４９年回民宁夏起义、１９５２年回民固原起义、１９５８年又一次回民宁夏起义，都接连被镇压，哲合林耶沙沟派教主马振武冤死狱中。 最后，就是那震惊国内外的１９７５年对云南沙甸回民的大惨案事件。
中国的清代统治者对回民的反抗如此屠杀和残酷镇压，是因为从来没有把回族当作一个单独的民族来看待，左宗棠平定新疆之乱对当地的伊斯兰信徒相当宽宏友善，但在镇压西北回变时却杀得血流成河、尸横遍野，原因就在这里。孙中山的五族共和之“回”，也是指的新疆的维族而不是回族。一直到1949年建政，也曾经举棋不定，后来总算把回族确认为一个单独的民族。以阶级斗争起家和敌视一切异端的执政党当然不屑于学会与少数族群友好相处，于是整个50年代从大西北到中原腹地河南省回民骚乱此起彼伏，直至回民的精神领袖马震武在全国政协委员的任上被执并死于狱中，人们看到的是一幅殉难者的图谱和一种文化的宿命。
看来，原来在十八世纪曾只属于哲合林耶派的殉教思想和受难思想，现在已经普及渗透于回民全体之中。这是一条完整如一的精神脉络。哲合林耶为中国回民提供了他们最宝贵的气质，也使各支回民都染上了深刻的悲观主义。同治十年是西北和西南各族民众反清战争大失败的象征。哲合林耶在同治十年所遭遇过的一切惨剧，其实各地各派别的回民也大都承受过——只是，中国回民中没有任何一个集团能像哲合忍耶这样牢记历史。也许中国底层民众的任何一个民族或集团都不能像哲合林耶这样牢记历史。
二
从一部书，讲到一个民族的精神，又从这个民族的精神，挖掘它的根脉来源的形成的历史。这就是中国回民民族的来源问题。
中国回民民族的精神根脉来源于西方的伊斯兰文明，这是毫无疑问的了，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回民的人脉是否也同样的来源于西方的伊斯兰世界？清朝康熙年间，中国的伊斯兰教有一本名作，即假托清初三杰之一的刘汉英撰写的《会会原来》，也称《西来宗谱》一书。这本书不同的名字还有《天方回回西来》，以神话历史故事的形式讲述了中国回民的由来。
现在在中国境内分布的回族，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各地都有，但较清晰可判的是，西北地区的回族与东南沿海地区如泉州，广州等地的回族具有不同的人群组成成分，但他们确实有着共同的习俗和群体心理特征。回族在中国的逐渐形成过程中，他们逐渐使用汉语作为民族语言，但还保留着少量的已放弃了阿拉伯语或波斯语词汇。这种现象又是民族融合在语言上的一个产物，首先是回族的本初构成人群的复杂性和他们在中国所处的环境不宜于再使用阿拉伯语或波斯语，其次是使用汉语使他们更易于与占主导地位的汉族交流，更易于吸纳汉族和其他使用汉语的民族从而达成本民族的衍生繁荣。宗教则成为联系他们内心的一条纽带。宗教似乎很容易成为固化民族的坚实力量，对于犹太人也如是。
回民被看作为一个单独的民族，是很晚的事情。所以，人们所说的“回民”，并不包括维吾尔族、东乡族等其他九个信奉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实际上，新疆近期的民族分离骚动，也没有得到西北回民的支持。一位回教领袖说:我们知道关于“东土耳其斯坦”的想法，但我们并不打算加入这个运动。
从历史的角度来谈话这一问题。众所周知，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于公元570年诞生，于公元632年去世，他在40岁时，也就是约公元609年正式向世人传播伊斯兰教。根据中国的历史书籍记载，伊斯兰教正式传入中国的年代是唐朝的唐高宗永徵2年，即公元651年。在唐宋两代，阿拉伯和波斯穆斯林商人，政府使节旅行家和伊斯兰传教师陆续来到中国，在中国的沿海一带和丝绸之路沿途从事商业和传教活动，扬州，杭州等大城市定居下来。他们所到之处，均修建有清真寺，他们以清真寺为中心而居，很明显这些穆斯林的先驱以清真寺为中心，主要从事商业活动和伊斯兰教的传播工作。在这些早期来华经商和传教的穆斯林的不懈努力下，伊斯兰教是中国继儒教，道教和佛教之后广为传播的一个宗教。
在中国伊斯兰教得以广泛迅速传播的第二高潮是公元十三世纪初叶蒙古人西征期间，一批批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先后被蒙古征服者迁移到中国来，其中或以驻军屯牧的形式，或以工匠，商人，学者，官吏，传教士的身份来到中国。这些人的到来使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达到了高潮。由于伊斯兰教的简单易行和其对人类今世与后世生活具有一整套符合理性的完整学说，
《明史》中记载：“元时回回遍天下”，真实体现了伊斯兰在蒙古人统治的元朝的发展盛况。蒙古军三次西征后，成吉思汗的大军荡平了各国的边界，使中国、中亚、西亚连为一体，黑海以东葱岭以西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民族都臣属蒙古，缔造了横贯欧亚的蒙古大帝国。每次胜利后，蒙古统治者都将大批阿拉伯人、波斯人和中亚各族人迁徙到东方，他们中有被签发的军士、工匠，被俘掠的妇孺百姓，还有携带家属部族归附的上层人士，和东来经商的商贾。促成了频繁的人员和物资交流，导致穆斯林大批来华，显空前之景，这就是元代官方文书中所谓的“回回”。比如花剌子模都城玉龙赤杰之役，就有10万工匠迁徙东方，撒麻耳干城之役被俘工匠3万人，还签发3万青壮年从军。因此《世界征服者史》一书指出：“今天，许多真主的信徒已经朝那边迈步，抵达极遥远的东方国家，定居下来，在那里成家，以致多不胜数”。
在以后蒙古军征服南宋的战争中，这些东来的回回军士被编入“回回军”、“西域亲军”及“探马赤军”中，参加统一中国的战争。有的平时分军屯戌，战时抽调作战。如大量编入“探马赤军”的回回军士就被作为蒙古军的前锋和驻戌守卫。
等到南宋被征服，战争平息，元朝建立后，自1273年始，探马赤军就地入社，“与编民等”，编入驻地的居民户籍，称作回回户，转入屯垦牧养的经济生活。有的取得普通农民的身份，有的仍作为屯戌的军户。回回军士农垦的地区，当时散处西北、西南和中原各地。其中宁夏、陕西、甘肃等地是主要地区。据《元史》记载，1288年，元世祖命回回人忽撒马丁为管领甘肃、陕西等处屯田。《甘宁青史略》也记载，1291年，“以甘肃旷土赐回回昔宝赤·合散等俾耕种之”。合散曾任甘肃行省参知政事，替他耕种的是下层的回回军士。今河南、山东一带，元代也有较多的回回屯田。在云南，屯聚牧养的回回人和当地各族人民共同兴修水利灌溉系统。元代聚居江南的回回也不在少数，仅1260年就迁徙甘肃凉州寄居回回于江南各卫。上述的回回军士对元代农垦事业的发展和西北、西南的开发作出了贡献，但他们绝大部分没有家眷随行，在各地留居后，与当地汉、蒙、维吾尔等族居民通婚繁衍，成为中国回族穆斯林民族的主要来源之一。
元代伊斯兰文化发展的另一个因素是其等级制度。如所周知，元代等级森严，公开按种族排序。在当时种类繁多，名目不一的色目人中，以回回人为最多，因而有时也用回回人代称色目人，位居元代社会的第二等，地位仅次于蒙古人，高于汉人和南人。其中部分色目人在经济、政治上都跻入主流和统治阶层。这当然是穆斯林来华的具有诱惑性的因素，也是吸引下层人们皈依伊斯兰的现实原因。东来的回回人，后来不仅成为中国穆斯林少数民族形成的主要来源，而且也是伊斯兰教在中国得以发展的重要社会基础。因为有了回回人，才使中国穆斯林人数激增，从而使伊斯兰教由在蕃客内部父传子继而走向社会，成为一种独立的宗教信仰。
东来的回回工匠大多从事纺织、建筑、武器、造纸、金玉器皿行业，他们的迁入，促进了元代手工业的进步。回回人生产的织金棉缎“纳失失”是蒙古贵族做礼服的主要原料，为此在荨麻林（今河北张家口市西洗马林）设立织造“纳失失”的匠局，安置以撒马耳汗人为主的3000户回回工匠。另外在弘州（今河北阳原）也设置“纳失失”局，内有西域来的300余户工匠，向中原的工匠传授织造技术。此外，回回炮匠阿老瓦丁、亦思马因所造回回炮（抛石机）能发射150斤重的巨石，元朝政府特设回回炮手军匠万户府，向汉人教授回回炮制造技术。回回商人在蒙古兴起以前就联袂结队来往于蒙古高原与西域、中原各地，控制着游牧区与农业地区之间的贸易。由于蒙古西征后交通便利，以及可以享受优惠政策，促使回回商人大批前来中国经商。上述回回工匠与商人，也有不少在当地与汉族等通婚生子，繁衍后代，他们和入仕中国的一些回回上层人物，同样成为中国回族穆斯林的来源之一
你只要随便翻阅有回民定居的各省的省志，就可以清楚看到，这一回民大批定居的历史现象出于元代。
比如，回回最早进入湖北，是在宋元交替之际的襄阳之战期间。公元1267~1273年间，元世祖忽必烈先后调集数十万大军围攻襄阳。令“赛典赤行省事于兴元（今陕西南郑县），转给军粮”《元史.世祖本纪四》。令亦恩马因携其所制回回炮“送襄阳军前用之”《元史.世祖本纪四》。赛典赤、亦恩马因均系回回，其所部也是回回，他们应该是最早进入湖北的回回人。
回回最早在湖北定居下来，也开始于元代。元世祖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湖北州郡悉为蒙古大军攻占，一些回回上层人士陆续被派往湖北充任各级地方官员。如湖广行省平章政事阿思兰，湖广行省左丞马合谋、沙班，湖广行省宣抚使博兰台，荆襄宣抚使扎马儿，湖广照磨阿都刺，襄阳路总管府达鲁花赤阿刺罕，武昌县达鲁花赤职马鲁丁等。阿都刺“居中兴路（今江陵县）录事司”《新元史》卷二十七。职马鲁丁“徙居武昌”《新元史.丁鹤年传》。阿刺罕去世后，由其子将他“葬襄阳城西万山之原”《魏国忠懿公神道碑》，见《清河集》卷六。
再比如，安徽回族的由来，远可追溯到唐宋，那时很多阿拉伯、波斯商人往来于都城长安（今西安）、中原和沿海经商贸易，安徽境内有淮河、泗水、古运河、长江等，因而成为往来必经之地。“自今安徽西北，入河南东南以赴洛阳，西入关，达长安……皆有大食或波斯贾胡往来贸易，斑斑可考”（金吉堂《中国回教史研究》下卷第一章）。唐开元年间（公元713~715年），即有一波斯商人于睢阳郡（今安徽砀山、河南商邱一带），因“老疾”葬于淮上（参见〈太平广记〉卷420李勉条）。
到了宋代。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阿思不哈国王所非尔入贡京师，神宋大悦，留淮泗之间，……散来人于山左右淮泗之间垦种”（《咸阳王抚滇功绩》）。古城寿县回族也代代相传，其祖北宋中期开始迁入。寿县城北有紫顺街，原名紫城街，其西曰“回回街”，宋时穆斯林不足200户、千余人，并建有清真寺。又据石觉民先生1936年的调查，言定远县王回岗（今二龙回族乡）南清真寺存一宋代古碑，碑载该寺建于宋时（石觉民《王岗回民调查记》，载《晨熹》第二卷第三期）。可见，唐宋时回族先民在安徽已有活动了，并且有了一定数量的定居。
到了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元朝廷曾将两淮（淮南东路、淮南西路）早回回炮新附军匠600人召至京师（北京）。可知当时两淮一带回回军匠之多。淮南西路首府即今合肥市，隶属于它的有今安庆市、巢湖地区大部分县市、六安地区大部分县市、定远县、怀远县、凤台县等；淮南东路首府即今江苏扬州市，隶属于它的有今滁州市、嘉山、来安、全椒、泗县、五河、天长等县。后来“随处入社、与编民等”，这些回回军匠所居地为回民聚居区。元世祖（公元1260年~1294年），还令在寿县芍陂屯田（今寿县安丰塘一带），屯田户达14800余人（《寿州志》）。
涡阳县义门集清真寺建寺碑文载，该清真寺始建于元末顺帝年间（公元1333~1368年），这部分居民由河北沧州、山东等地迁来。《凤阳府志》载，朱元璋登基后曾于宫中设宴款待其原恩邻“季巴巴、王妈妈”等。“巴巴”是对回族中朝觐过或德高望重者的尊称，必为回族。朱元璋起兵于濠泗，正是回族聚集之地，开国大业也多仰仗回族将士，有“十大回回保洪武”之说。
进入明代之后，西域人来华的机会逐渐减少，回回色目人和汉人通婚的人数渐多，他们的后代就成为名符其实的中国回民。这一系列变化必然反映到他们的生活习惯、思想情感和语言之中。至今，西安回民还把“妈妈”称为“娜儿”，把“父亲”称为“达”和“拜岱儿”，“叔母”称为“娅娅”，“爷爷”称为“巴巴”，把“朋友”称为“朵斯地”，把“五角钱”称为“拐毛子呆”等等。显而易见，许多语言仍保留着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痕迹。这些外来词及其引伸，在西安回族语言中出现的很多。
清朝，是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主流文化关系的转捩点。鉴于回回与明朝的特殊渊源和较为稳定的地位，他们自然容易同情并参与清初的“反清复明”举事。这就决定了有清一代当局与伊斯兰教之间基本的敌对态势，并预示了穆斯林在清朝及其之后的悲剧命运。
自清朝开始，由于腐朽的大清王朝内贪官污吏泛滥，对包括回族人民在内的各族人民横征暴敛，和收取各种没有名目的苛捐杂税，因此，引起了包括回族在内的中国各族人民的强烈反抗，而腐朽的满清政府则为保住自己的残暴专横统治，在采取残酷镇压政策的同时，在中国各民族中挑拨离间，煽动民族矛盾，企图利用民族矛盾来达到他们的罪恶目的，在这之中，由于回族具有坚定的信仰，且始终保持着团结一致，因此，遭到了清王朝的残酷屠杀和迫害，致使中国西部地区和其他回族聚集区十室九空，并有许多人被迫从城市的繁华地区迁移到许多人烟罕至的不毛地区，他们原有的财产被清朝政府的贪官们所没收，他们的儿女被当作奴隶卖到不同地区。
清代同治元年，西北回民大起义之后，居住在渭、洛、径三河流域的近百万回民被统治者驱逐、屠杀一空。西安城内的回民虽因未参加起义而保全了性命，却不准出城达18年之久。他们被严格地限制在西北城隅中一个狭小的生活区，越界者就会被反动团练处以铡刑。统治者的残酷镇压给回族群众带来了一种向心力。在这种向心力的作用下所产生的民族心理特征，要求他们在语言上下意识地保留一些自己的东西，以区别于其他民族。也许正是这种向心力才使这个古老而又年轻的民族在强大的汉文化包围中保持了自己的民族特性，保持了神秘的中近东、亚细亚民族白皮肤、高鼻梁、深眼窝和矫健的外形，保持了他们的民族信仰，并使这一切和汉文化达到了空前的和谐和有机的结合。
中国回族穆斯林在遭受到如此残酷的非人性迫害情况下，许多人便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向往伊斯兰故乡和发源地——阿拉伯半岛和波斯与中亚地区。很自然，他们中也就产生了他们的祖先来自阿拉伯和波斯之说。中国回族穆斯林中只有少数一部分是来华经商、传教的阿拉伯、波斯商人和传教士的后裔。但绝大多数回族是中国信仰了伊斯兰教的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后裔。这可以说是千真万确的历史事实，如果有一些回族学者在研究回族的历史时，忽视了科学求证和重视事实的原则，只片面地引用部分史书中有关中国穆斯林的最初活动，而牵强地将中国回族穆斯林的族源与阿拉伯、波斯和中亚穆斯林联系在一起。硬是牵强地说中国九百多万回族穆斯林全部是公元七世纪来华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后裔，这是不对的。
从遍布于中国全国各地宏伟壮丽的清真寺的建筑风格来看，中国沿海地区的清真寺，如中国泉州的圣友寺，广州的怀圣寺，和杭州的凤凰寺，其建筑风格基本上保持了古老阿拉伯建筑风格，新疆地区的古老清真寺如喀什的艾提卡尔清真寺等则完全采用的是波斯的建筑风格，而中国内地，如北京的牛街清真大寺，东四清真大寺，西安的化觉寺，宁夏同心清真大寺等，完全采用的是中国古老的建筑风格。在改革开放以来新建的清真寺，如宁夏银川南关清真寺，甘肃兰州西关清真寺等多采用的是现代气息的阿拉伯建筑风格。而新疆地区的清真寺是由于受到了波斯伊斯兰文化的影响，所以多采用的是波斯的清真寺建筑风格。而中国内地的古老清真寺只所以都以中国古老建筑风格建成，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大批汉族和其他民族群众信仰了伊斯兰教后，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而完全按照中国的建筑风格建造的，因为当时由于交通不便，文化交流没有当今时代这样迅速和频繁，因此，中国新信教的穆斯林只能按照中国的建筑风格修建清真寺。
还有一点，伊斯兰教是一个世界性宗教，它属于世界各族人民。因此，伊斯兰教关于各民族的服饰和建筑风格并没有确定专门的模式，而是完全尊重各民族自己的优秀文化和良好习惯。所以，在当今欧美一些国家清真寺的建筑风格为欧美式。如德国慕尼黑清真寺则完全采用的是欧洲式的建筑风格，以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独立清真寺，菲律宾棉兰清真寺，印度尼西亚爪哇九贤清真大寺等，均具有明显的地方建筑风格。
从人种学的角度来说，中国的回族并非外来民族，而是千百年来一直在中华民族这片神州大地上生息繁衍，并为华夏文化的发展与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中国本土人。现今只要到阿拉伯国家旅游学习，经商或到麦加朝觐的人都会看到，中国回族穆斯林与阿拉伯和伊朗，中亚穆斯林具有明显的区别。众所周知，中国回族与汉族一样，都是黄皮肤，小鼻子，黑眼睛，黑头发，而阿拉伯人，波斯人则多为白种人，尤其伊朗人则属于古亚里安人的后裔。阿拉伯和波斯人都是高个子，大深眼睛，大高鼻子，白皮肤，所以中国回民与阿拉伯人和伊朗人之间的区别太明显了。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城市，或大街上，一个不戴白帽和盖头的回族男女，在长相上同汉人、蒙古人完全相似。所以，说中国的回族完全是公元七世纪迁移到中国的阿拉伯和波斯人的后裔是站不住脚的，也是根本不符合历史和科学的。
而在历史上，人们为了区分内地的回民与新疆地区的维族，一般把新疆的维族和来华的阿拉伯与波斯穆斯林称之为“缠回”，即缠着头巾的回教徒，把内地的回民称之为“汉回”，所谓“汉回”就是信奉了回教的汉族。所以，回族的真正起源是中国本土信仰了伊斯兰教的汉族人的后代。其中的另一个证据就是，中国许多地区穆斯林的婚嫁仪式与丧葬仪式与汉族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一切均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习俗，在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中是没有这种习俗的。而在中国的部分地区，则将这些传统习俗取缔，其原因是由于近代中国穆斯林受到的残酷迫害，因此，为了保持穆斯林的纯洁性，以伊斯兰教中没有这些习俗为名，将其全部革除。
事实上，在蒙古人兴起以前，中国的回回或许大体上还是来华定居的中东人的后代，原因是他们定居在一起，也很少和外人通婚。那时的回回，很可能是有比较明显的民族、种族特征。但蒙古人的崛起，改变了情况。蒙古人的一支，成吉思汗的孙子之一，居住在从今天阿富汗到宁夏的地区。宁夏（西夏）是他们的主要集聚地。他们皈依了伊斯兰教，并且强迫属下居民也都皈依伊斯兰。西夏和蒙古人显然是和汉人一样的人，同一个人种，他们的后代也就看上去还是没有什么大的区别，这些昔日西夏国被转化成穆斯林的国民就直接成了今天宁夏附近广大回民的祖先。
从现实来看，中国的回民也有自己的文化危机和现实危机，宗教信仰显然并不能化解一切问题。回回和汉人一样，也有理想的冲突和利益的冲突。清朝乾隆时期花寺派与哲合林耶的教争贯穿了两个多世纪，直到1993年，在花寺派的宗教中心宁夏西吉，仍有极端教徒枪击旁门的教寺，此案于1994年才了结。令人惊疑的是，被判刑的主使者竟是几个知书识墨的回族宗教学者(判刑15年的首犯竟是马震武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