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1年中国GDP预期增长6%以上。但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许宪春则更为乐观，3月17日晚，他在人文清华讲坛表示，2021年中国GDP增速有可能达到7%-8%。当晚，他翻开国家账本，以亲历者身份和大家分享了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的故事，同时表示，数字经济等新经济新动能给中国提供了机会，如果中国在新经济新动能的统计理论和方法上总结、提炼得好，在将来的国际标准制定中就会拥有更多话语权。
线上线下近160万观众跟随许宪春教授一起阅读了国家账本。
以下为演讲实录，约1.1万字。（全文读完约15分钟）
非常高兴来到人文清华讲坛和大家交流。我高中毕业后在生产队做过两年多的会计，为生产队记账；后来到国家统计局从事统计工作30多年，为国家记账。今天我和大家一起翻开国家账本来看一看。刚刚闭幕的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2021年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之一是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6%以上。可以从四个方面理解这个预期目标。首先，考虑GDP增长的历史表现。“十三五”时期前四年中国GDP增长速度都在6%以上，2016年增长6.8%，2017年增长6.9%，2018年增长6.7%，2019年增长6%，同时增速呈回落的走势。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我国近期经济增长的潜力大概就是在6%以上，这是制定2021年经济增长目标的重要依据。第二，考虑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和恢复情况。2020年一季度，中国经济遭受新冠疫情的严重冲击，GDP明显下降，二季度恢复正增长，随后逐季回升。制定2021年经济增长目标要考虑这种实际情况。第三，考虑可持续健康发展。2020年中国GDP增速比较低，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增速。由于基数比较低，2021年有可能实现较快增长。但是2021年的增长目标并没有定得过高，既考虑到近期的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也考虑到2021年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长状况，保持和今后的经济增长目标平稳衔接，有利于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第四，考虑高质量发展。2021年经济增长目标要有利于引导各方集中精力推进改革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我认为，2021年的经济增长目标是考虑了众多因素之后确定的，是稳健的、审慎的、有长期打算的，有利于今后可持续健康发展的经济增长目标。但我个人更乐观些。我判断，2021年的经济增速可能会达到7%-8%。2020年一季度，GDP同比下降6.8%，所以2021年一季度GDP增速可能比较快，也许会达到两位数。2020年二季度，GDP增长3.2%，增速也比较低，所以我估计2021年二季度可能会增长8%左右。2020年三季度，GDP增长4.9%，也低于正常水平，所以我估计2021年可能达到6%至6.5%。2020年四季度，GDP增长6.5%，增速高于当前的潜在增长率，所以我认为，2021年四季度GDP增速不会太高，大概是5.5%-6%。因此我认为2021年全年大概是7%-8%的增长。这样判断的依据是什么？这是通过不同的角度考虑的结果。首先，从生产角度看，两大因素将会带动2021年中国经济增长：一是在2020年受疫情冲击比较严重的服务行业，在2021年有较大的增长空间；二是新经济新动能还会继续保持较快增长。2020年，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这三个行业增加值都是负增长，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只增长0.5%，2021年这些服务行业增加值有比较大的发展空间。近些年来，新经济新动能一直保持较快增长，即使在2020年新冠疫情严重冲击的情况下，新经济新动能仍然保持较快增长。例如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在2020年一季度GDP下降6.8%的情况下仍然增长了13.2%，带动GDP增长0.6个百分点，如果没有这个行业的快速增长，GDP下降的幅度会更大。2020年二季度该行业增加值增长15.7%，三季度增长18.8%，四季度增长19.7%，都保持两位数增长，而且增速逐季加快。我相信，2021年新经济新动能还会保持较快增长，虽然它们在国民经济中占比还不大，但其较高的增速仍对GDP增速具有较强的带动作用。从需求角度看，2015年到2019年，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都起到主要拉动作用，但是2020年全年消费需求对GDP是负拉动，特别是一、二季度向下拉动幅度较大，我认为2021年消费需求可能会恢复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投资需求方面，因为我们的政策不急转弯，所以它也会对经济增长保持较好的拉动作用。出口方面，由于中国疫情控制较好，所以2020年三、四季度的出口增长超预期。目前，我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比如欧盟、美国，疫情还比较严重，所以上半年我国的出口还会保持比较好的增长，也会对经济增长起到重要的拉动作用。但是下半年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如果全世界疫情得到控制，可能有一部分出口需求会被替代。但是总的来说，我认为2021年GDP增长还是比较乐观的。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多次提到国内生产总值。例如，在总结2020年工作时，他指出，面对历史罕见的冲击，经过艰苦努力，经济恢复好于预期，全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3%；在回顾“十三五”时期发展成就时，他指出，“过去五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国内生产总值从不到70万亿元增加到超过100万亿元”。无论是对过去工作的回顾还是对未来发展的展望，都采用了国内生产总值这个指标。在宏观经济管理中,GDP这个指标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个家庭有一个小账本，一年有多少收入，收入中多少用于购买消费品，多少用于存款，购买股票、债券，多少用于购买房产，有多少资产，有多少负债等，是这个小账本需要盘算的。一个国家有一个大账本，一年经济规模有多大，收入如何分配，多少用于消费，多少用于储蓄，储蓄又如何安排，多少用于非金融投资，多少用于金融投资，有多少资产、多少负债等等，这些是国家大账本所要盘算的。GDP是这个大账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本身也构成一个账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中说“GDP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GDP有很多用处。它是反映经济发展情况的重要工具。第一，通过GDP可以观察经济增长的走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经历了三个大的周期，第一个大的周期是1981年至1990年，1984年经济增速达到了15.2%，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增速，之后在波动中回落，于1990年落到谷底，为3.9%。第二个大的周期是1990年至1999年，1992年经济增速达到峰值14.2%，之后缓慢回落，1999年落到谷底，为7.7%。第三个大的周期是1999年至2020年，2007年经济增速达到峰值14.2%，之后回落，2020年落到谷底，为2.3%。过去我们一直在纠结经济增长的第三个大的周期什么时候结束，大家都不敢判定，但现在我们可以断定2020年就是第三个大的周期的谷底。我们看到的GDP增长速度走势图是一条曲线，但实际上它的背后是波澜壮阔的历史，都有政治、经济、金融、卫生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在发挥着作用。第二，通过GDP可以观察经济规模的变化。比如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我国的GDP总量只有3679亿元，1986年迈上1万亿元的台阶，2000年跃上10万亿元的台阶，2012年跃上50万亿元的台阶，2020年跃上100万亿元的台阶。从中国经济规模的变动，一定程度上看到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第三，通过GDP可以观察人均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1978年我国人均GDP只有385元，1987年上升到1千元的台阶，2003年上升到1万元的台阶，2007年上升到2万元的台阶，2015年上升到5万元的台阶，2020年上升到7万元的台阶。人均GDP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发达程度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发达国家的人均GDP都很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都很高；发展中国家一般来说人均GDP都比较低，人民生活水平也比较低。第四，通过GDP可以观察经济结构的变化。以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化为例。改革开放以来，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呈明显上升的走势，从1978年的24.6%上升到2020年的54.5%，上升了近30个百分点。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呈现明显下降的走势，从1978年的27.7%下降到2020年的7.7%，整整下降了20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但是从2006年开始，也呈下降的走势，从2006年的47.6%到2020年的37.8%，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三次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发展程度越好，它的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会越高。再看一下三大需求结构。改革开放以来，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在GDP中的占比也呈现出明显的波动状态。第五，通过GDP还可以观察通货膨胀的变动情况。我们通常利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来观察通货膨胀情况。还有一个指标也可以用来观察通货膨胀情况，就是GDP的缩减指数，它是名义GDP和实际GDP之比。从生产的角度，它反映所有行业增加值的价格变动，包括农业、工业、建筑业、服务业增加值的价格变动；从需求的角度，它反映全部最终需求的价格变动，包括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的价格变动。我们将两个指标对比一下，CPI反映的是最终需求的一部分，即居民消费需求的价格变动，而GDP缩减指数反映的是全部最终需求的价格变动，是比较完整的价格变动。大家比较关注CPI，因为它直接影响到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在居民收入水平变化不大的情况下，如果CPI涨幅较高，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就会下降，从而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就有可能下降，尤其低收入群体，当CPI涨幅比较高时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生活。比如有一段时间猪肉价格涨得非常快，一部分低收入群体就会少买或者不买猪肉。作为宏观决策者，一定要关心老百姓所关心的问题，所以必须关心CPI，但除了关心CPI之外也必须关注GDP的缩减指数，因为宏观决策者不仅要考虑居民购买的消费品的价格变化，还要考虑公共服务的价格变动、投资品的价格变动、进口和出口产品的价格变动，这些价格的变动关系到经济的平稳运行。GDP的作用还体现在制定经济政策方面。例如，1992年至1996年，中国GDP几乎是连续五年保持两位数高速增长（只有1996年是9.9%，也十分接近两位数），经济出现过热的现象，CPI涨幅在1994年达到24.1%，涨幅非常高，所以国家采取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1998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经济增速迅速回落，国家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2003年至2007年，中国GDP又一次连续五年保持两位数高速增长，经济又出现过热现象，2008年CPI涨幅达到5.9%，也是本世纪以来最高涨幅，所以2005年至2006年，国家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2007年货币政策稳中适度从紧。从国家这个大账本来看，它远比一个家庭小账本复杂，涉及到众多主体。从2018年第四次经济普查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的法人单位达到2100多万个，产业活动单位达到2400多万个，个体经营户6200多万个。我国的家庭住户达到4亿多个，GDP这个大账本要反映所有这些经济主体的生产活动、消费活动、投资活动、进出口活动等等。由于国民经济很复杂，国家这个大账本就非常重要。保罗·萨缪尔森在他的《宏观经济学》中说：“国民收入账户提供的各种数据犹如灯塔，引导决策人将经济航船驶向其目的港，没有GDP这类国民经济总体指标，决策人就只能在纷繁无序的数据海洋中茫然漂泊。”GDP成为中国国家账本的核心指标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采用的是产生于前苏联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简称MPS，核心指标是这个体系中的国民收入。国民收入只反映农业、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业饮食业五大物质行业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不反映金融、房地产、教育文化、科学研究等一系列非物质服务活动成果，它认为这些非物质服务不创造价值。但是，改革开放后，非物质服务行业迅速发展，比如根据后来测算的数据，1984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19.4%，其中金融业增加值增长30.7%，房地产业增加值增长27.7%，其他行业增加值增长15.3%，都高于当年GDP的增长速度，更高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所以MPS中的国民收入暴露出明显的不足，已经不能反映国民经济运行的整体状况，也不能满足宏观经济管理的需求。针对这种情况，国家统计局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研究国民经济核算的另一个国际标准，那就是产生于市场经济国家的国民账户体系，简称SNA，这个体系的核心指标就是GDP。这个指标也有变化过程，原来叫GNP（国民生产总值）后来改为GDP（国内生产总值）。1985年国家统计局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建立第三产业统计的报告》，国务院批准了这个报告，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通知，要求在继续做好国民收入统计的同时抓紧建立国内生产总值核算。根据国务院的要求，国家统计局于1985年建立了国内生产总值统计制度。刚开始建立这个统计制度的时候，只是为了弥补国民收入不能反映非物质服务行业发展的不足，它还是一个附属指标。但是后来发生的一系列情况，促使国家统计局不断改进GDP核算方法。1991年苏联解体，东欧巨变，所有前苏联国家和东欧国家都放弃了MPS。过去我们算国民收入时还有一个和社会主义国家比较的问题，但是这些国家纷纷放弃了MPS，转而使用SNA。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是在199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1992年，国民收入统计还在继续，但是这时候国内生产总值已经由附属指标上升为主要指标，国民收入从主要指标变成附属指标。1993年国家统计局制订了《国内生产总值指标解释及测算方案》，这个方案及相应的统计制度彻底放弃了MPS的国民收入，GDP在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中的核心地位正式确立起来。受传统的MPS影响，我国过去不重视非物质服务活动统计，所以过去这方面的统计非常薄弱。为了健全资料来源，开展了一系列普查和统计调查制度改革。为了完善GDP核算方法，开展了一系列核算方法改革。第一项普查是第三产业普查。1993年至1994年首次进行第三产业普查，普查年度是1991年和1992年两年。当时成立了全国第三产业普查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办公室下设几个小组，我是方案制定组的组长。这次普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过去服务业统计的薄弱环节。普查之后，国家统计局对GDP进行了重新测算，1991年GDP上调了1430亿元，完全是第三产业增加值的调整，GDP上调的比例是7.1%，第三产业增加值上调的比例是24.7%。1992年GDP上调了2275亿元，上调的比例是9.3%，第三产业增加值上调的比例是33.1%，也就是上调了1/3左右。这足以证明，改革开放初期，在传统的MPS体系下，非物质服务业没有得到充分的反映。2003年，国务院决定建立经济普查制度，每十年进行两次普查，在逢3和逢8的年份进行。但是第一次经济普查是在2004年进行的。普查动员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获得了非常翔实的基础数据，国家统计局利用这些基础数据，同时结合核算方法的改革，对普查年度GDP数据进行了修订。第一次经济普查后，2004年的GDP上调了23002亿元，上调的比例是16.8%，这个调整比例是历次普查最突出的，其中第三产业增加值上调了21297亿元，上调的比例是48.7%，这个调整比例也是历次普查最突出的。第二次经济普查后，2008年的GDP上调了13375亿元，上调的比例是4.4%，第三产业增加值上调了10853亿元，上调的比例是9%。第三次经济普查后，2013年的GDP上调了19174亿元，上调的比例是3.4%，其中第三产业增加值上调了13683亿，上调的比例是5.2%。第四次经济普查后，2018年的GDP上调了18972亿元，上调的比例是2.1%，其中第三产业增加值上调了20126亿元，上调的比例是4.3%。在第四次经济普查时，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是上调的，但是第二产业增加值是下调的。为了保证数据的连续性和可比性，国家统计局采用一定的方法，对普查年度以前的GDP历史数据进行了修订。这也是国际惯例，目的是使GDP历史数据更加接近实际情况，为宏观经济分析和管理提供更加客观科学的依据。除了普查之外，国家统计局还进行了一系列统计调查制度改革。比如，2012年开始开展了企业一套表联网直报统计调查制度改革，建立了联网直报系统，企业通过国家统计局联网直报的门户网，直接填报表报送给国家统计局。企业一套表联网直报的范围有六类，包括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资质的建筑业企业、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企业、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企业一套表联网直报统计调查制度改革首先实现了统计指标的一体化设计，各个专业统计指标的定义、口径、范围基本实现了一致。其次，由于通过互联网进行直报，国家统计局可以直接获取企业的数据，中间环节不允许任何改动，避免了中间环节对统计数字的干扰，这对于提高基础统计数据的质量非常有好处。还有没有干预呢？还有，但是干预的成本大大增加。第三，联网直报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减少了过去纸质报表在录入、汇总过程中的一系列误差。为了不断改进和完善GDP核算方法，提高GDP核算水平、数据质量和国际可比性，国家统计局开展了一系列核算方法改革。例如，2016年开展了研发支出核算方法改革。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但是也积累了一系列矛盾和问题，比如资源过度消耗问题、环境污染问题、劳动年龄人口减少问题，等等。有什么新的要素来驱动经济持续发展呢？那就是创新和技术进步。而研究与开发是推动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有效措施。在过去的GDP核算中，研发支出是作为中间投入处理的，无论是企业、高校还是科研机构的研发支出，均不计入GDP。国民经济核算国际标准2008年SNA把研发支出调整为固定资本形成，就是作为投资需求的一个构成部分，计入GDP，这样就可以反映研发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了。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改进和完善国内生产总值核算方法，体现创新的经济价值”。为了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工作部署，结合国际标准的建议，2016年，国家统计局进行了研发支出核算方法改革，将能够给所有者带来经济利益的研发支出不再作为中间投入，而是作为固定资本形成计入GDP。这项改革之后，2016年的GDP上调了1.3%，历史数据也做了修订。但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研发支出很少，所以对当时的GDP影响不大。地区GDP统一核算改革也是一项重要改革。从1985年建立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开始，我国一直采取分级核算制度，国家统计局计算全国GDP，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局计算本地区GDP。由于采取分级核算制度，再加上GDP作为地方政府政绩主要考核指标，导致很长时间内，地区GDP汇总数据高于国家数据，这种情况直接影响到政府统计的信誉，导致一些国内外学者、机构质疑中国官方GDP数据。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加快建立国家统一的经济核算制度。为了落实党中央的决定，国家统计局在2019年正式实施了地区GDP统一核算改革。这项改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改革核算主体。过去是分级核算，现在是国家统计局统一组织、领导和实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局参与地区GDP核算。二是完善核算机制。国家统计局统一领导地区GDP统一核算工作，组织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局制定地区GDP核算方法，制定和规范统一核算工作流程。三是规范数据发布。各地区GDP数据由国家统计局统一发布，或者国家统计局授权各地区统计局发布本地区GDP数据，不再像过去那样由各个地区统计局自行发布。这项改革实现了地区GDP汇总数据与国家GDP数据之间的基本衔接，提高了地区GDP数据质量，提高了政府统计的信誉。
此外，1992年建立的季度GDP核算制度和2015年的季度GDP核算方法改革、2012年建立的部门服务业财务统计调查制度、2013年的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改革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也对健全GDP的资料来源，完善GDP的核算方法，提高GDP的数据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前，新经济新动能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新情况，宏观经济管理需要了解这些新情况，以便制定相应的政策来促进新经济新动能的发展。但是，新经济新动能的发展给政府统计带来了一系列挑战，比如数据支出核算方法的挑战。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我国数据收集、存储、加工、开发应用的能力不断提升，促使数据迅速增长，在企业的生产经营、政府治理、居民生活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曾经带领我们研究团队调研过11个省的60家新经济企业，许多新经济企业反映，数据资产已经成为它们的主要资产，而传统资产包括厂房、设备等，和数据资产相比，作用在下降。数据已经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今后的作用会越来越大。在现行的GDP核算中，数据支出是作为中间投入处理的，因此在GDP中得不到反映，从而数据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得不到反映。目前的国际标准还没有对数据支出核算方法进行改革，但我相信将来一定会改革。再比如，互联网网站提供了大量的免费或低价的服务，现在我们通过手机可以获得大量信息，享受音乐、戏剧等各种各样的免费或者低价的服务，这种免费或者低价的服务背后是企业盈利模式的创新。企业通过免费或低价的服务吸引流量，然后通过广告和其他方式获得收入，以这种收入来弥补免费或低价服务的成本。这种盈利模式就是以一种生产经营活动的收入来弥补另一种生产经营活动的成本，这和用自己的生产经营收入来弥补自己的生产经营成本的传统生产经营模式是不一样的。由于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或者低价的，在现行的GDP里得不到反映或者得不到充分的反映。所以GDP核算方法针对这方面的新情况也需要改革。传统的经济统计理论和方法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欧美国家，因为其传统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给这些国家的学者、政府统计工作者总结、提炼传统经济统计理论和方法的机会，所以国际标准的制定由他们主导，我们在其中起的作用很少。但是，新经济我们并不落后，甚至在一些领域走在前面，这实际上给我们的学者、政府统计工作者提供了总结、提炼新经济统计理论和方法的机会。这项工作做得好，在今后新的国际标准的制定中，中国就有可能拥有更多的话语权。但是，关键要看我们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如果我们抓不住，总结、提炼新经济统计理论和方法的机会又会让给别人了，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有紧迫感。还有一些领域的核算方法，国民经济核算国际标准已经进行了改革了，我们还没有做到。比如计算机软件支出核算方法，在2004年第一次经济普查时国家统计局已经进行了改革，但是只把在市场上购买的计算机软件支出计入GDP，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大量的自己研发、使用的计算机软件支出还没有计入GDP，按国际标准的建议，这部分支出也应该计入GDP。所以计算机软件支出核算方法还需要进一步改革。
GDP是整个国民经济核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民经济核算还有一系列其他重要指标，包括国民总收入、国民可支配总收入、国民总储蓄和国民财富，它们从不同角度反映国民经济的运行状况。
我国正在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衡量高质量发展不能光靠GDP。比如，GDP不能反映资源消耗的成本、环境损失的代价、就业和失业状况、收入分配是否公平、人们的健康状况等。任何一个统计指标都有它确定的适用范围，我们在使用统计指标时不能超过它们的适用范围。许多人批评GDP存在不足，但是我认为，我们应该在它的适用范围内正确地使用它，在超过了它的适用范围的方面采用其他指标。比如，GDP不能反映资源消耗的成本和环境损失的代价，可以用单位GDP能耗、PM2.5等指标来反映；GDP不能反映就业失业情况，可以用调查失业率等指标来反映；GDP不能反映收入分配是否公平，可以用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基尼系数等指标来反映；GDP不能反映健康状况，可以用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等指标来反映。总之，要形成一个科学反映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来共同推动、引导高质量发展。
前面我给大家翻了一下国家账本，我还想给大家讲一个关于GDP这个大账本的一个小故事。
客观地讲，从诞生那天起，中国GDP数据经常受到国内外学者、机构的质疑。最先对中国GDP数据提出质疑的是世界银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世界银行派一个代表团对中国统计体系进行考察，写了一个报告叫《转换中的中国统计体系》。这个报告最基本的结论有两条：一是中国统计体系虽然进行了一系列深入改革，但是还存在很大的缺陷，调查范围仍然主要限于物质生产领域，调查方法仍以传统的全面行政报表为主。二是中国虽然进行了许多重大改革，但是仍保留着传统价格体制的许多本质特征，许多产品的价格仍然处于政府控制之中。根据这两点结论，世界银行认为中国官方GDP数据被低估了。1994年，世界银行发表了一个报告《中国人均GNP》，将1992年中国官方GDP数据上调了34.3%，认为中国官方GDP数据只反映了中国实际经济规模的2/3，而1/3被遗漏了。世界银行的调整很具体，包括三个大的方面：一致性调整、范围调整和估价调整。其中一致性调整和范围调整是针对中国统计体系缺陷的调整，而估价调整是针对传统价格体制的影响进行的调整。此后世界银行公布的1993年至1997年中国GDP数据均是利用它调整后的1992年GDP数据和中国官方发布的经济增长率数据推算的结果。
但是整个九十年代，中国的统计体系、价格体制都进行了深入改革。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统计体系相应地进行了深入改革，拓宽了统计调查范围，已经不局限在物质生产领域，而推广到非物质服务业了。例如，1993年至1994年开展了第一次第三产业普查，弥补了服务业统计的薄弱环节，普查之后1991年的GDP上调了7.1%，1992年的GDP上调了9.3%。九十年代，中国的价格体制进行了深刻改革，实施了以市场为主体的价格体制。如果说九十年代初世界银行对中国GDP数据的调整还有一定的依据的话，那么在九十年代末期已经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对世界银行的报告进行了详细的研究，1999年年初，国家统计局和财政部组成代表团到世界银行进行磋商，针对世界银行报告对中国GDP数据的调整逐项与世界银行进行讨论。
比如，农民自产自用的粮食也是创造GDP的，这部分粮食怎么估价？中国统计制度规定，农民自产自用的粮食采用市场价格和政府收购价格的综合平均价估价。世界银行报告认为，中国政府的收购价格低于市场价格，所以市场价格和政府收购价格的综合平均价格就低于市场价格，从而中国低估了农民自产自用粮食的价值，世界银行把这部分粮食的价值上调了20%。我们解释说，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政府为了鼓励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政府收购价格非但不低于市场价格，而且高于市场价格，所以市场价格和政府收购价格的综合平均价格不是低于市场价格，而是高于市场价格，世界银行再往上调整农民自产自用粮食的价值就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了。
又如，世界银行认为，中国的村及村以下工业企业通常没有完整的财务报表，不在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调查范围内，而是由有关管理部门采用全面行政报表统计，此外还受到一定程度的偷漏税情况的影响，因此这部分工业总产值被低估，世界银行将其上调10%-15%，增加值做相应的调整。我们告诉世界银行，1995年中国开展的第三次工业普查发现，村及村以下工业总产值不但没有被低估反而被大幅度高估，普查之后国家统计局根据普查资料修订了村及村以下工业总产值和增加值数据，九十年代末期，国家统计局对规模以下工业建立了抽样调查制度，取代了有关管理部门的全面行政报表。所以世界银行对村及村以下工业总产值和增加值数据的调整不符合当时中国村及村以下工业统计的实际情况。
再如，世界银行认为，改革开放以后农村服务业发展非常快，比如拖拉机运输、卡车运输发展的就非常快。由于传统统计调查体系不健全，农村服务业很大一部分被遗漏，所以世界银行把1992年农村服务业产出上调了50%-60%，对GDP影响达到6.5个百分点。我们告诉世界银行，中国开展的第一次第三产业普查，将1992年包括农村服务业在内的服务业增加值上调了33.1%，相应地将1992年GDP上调了9.3%，远超过世界银行调整中国农村服务业产出对GDP的影响。因此，世界银行关于中国农村服务业数据的调整已经不再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我们就是这样实事求是地跟世界银行进行磋商的。我们不是简单地说世界银行对中国GDP数据的调整错了，世界银行对九十年代初中国统计体系和价格体制的认识有些是对的，但是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统计体系和价格体制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世界银行基于对九十年代初的认识对中国GDP数据的调整已经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1999年，我们还邀请世界银行代表团到中国来磋商，并安排代表团到河南省去考察地方的统计工作，还安排代表团到河南省洛阳市的洛宁县考察地方的经济发展情况。洛宁县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在那里，代表团参观了住在窑洞里的几个家庭。这几个家庭都很穷，什么都没有，只有几床破被子还是别人捐赠的。当时世界银行代表团的成员非常感慨，没想到在离北京不远的地方，还有这样的贫困人群。我们为什么选择河南？如果选择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发达的地方，世界银行代表团肯定认为我国发展得不错，GDP就是被低估了；如果选择特别落后的地方，世界银行代表团可能会认为我们是有意的。我们选择河南这样一个经济发展中等，统计水平比较有代表性的地方，让世界银行代表团对中国的统计情况和经济发展状况有一个客观的了解和切实的感受。磋商之后，世界银行完全认可了中国官方GDP数据，而且充分肯定中国有健全的统计制度，在今后的世界银行出版物上直接采用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在双方磋商备忘录里明确注明，今后世界银行每年发布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前，都要先通过中国财政部征求国家统计局的意见。我退休之前这个制度依然在执行，世界银行执行得非常好。这次磋商不仅确立了中国统计体系在世界银行的地位，也维护了中国的实际利益, 避免承担超过中国经济实力的国际义务和不能享受本应享受的优惠待遇。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的王光亚在会见中方代表团时肯定地说：“你们从技术上解决了我们在外交上解决不了的问题。”对中国GDP数据的质疑长期存在，但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随着统计调查制度的改革，中国GDP核算在不断完善。讲这个故事，是希望大家更多地了解中国GDP核算。没有一个国家的专家敢拍胸脯说自己国家的GDP数据100%准确，因为GDP核算太复杂了，把这个大账本核算清楚是不容易的。如果我们的GDP核算能够反映实际情况，特别是GDP走势能够和经济情况相吻合，我认为GDP核算工作就应该值得肯定。
最后，我还想讲一点。GDP是一个宏观指标，国民总收入、国民可支配总收入、国民财富也都是宏观指标，这些宏观指标数据都是宏观数据。国家统计局通过普查、抽样调查和全面调查获得了大量的微观数据，这些微观数据在学术研究、智库研究中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国家统计局和清华大学合作创建了国家统计局-清华大学数据开发中心。国家统计局通过这个中心已经陆续把12类微观数据提供给学者开发应用。现在已经有60多家双一流高校和科研机构在开发应用这些数据，而且有些学者已经取得了不错的研究成果，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比如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的一位博士生利用人口普查数据作的论文，已经在国际上宏观经济研究的顶刊发表。我希望我们的老师、同学们能利用这些数据开展更多的学术研究和智库研究，产生更多原创性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也为宏观决策提供重要的参考，使得国家统计微观数据发挥更好的作用，为清华大学的双一流建设，为全国的学术研究和智库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
我今天和大家交流的内容就这么多，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