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上导师深夜收到了“我”发送的不雅照片,能怪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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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隐私泄漏事件格外多。前有超星学习通疑似泄漏1.7亿条用户信息，后有上万腾讯QQ用户被盗号发送不雅照。
很不幸，我中招了。盗号者群发了不雅照片给所有QQ好友，包括我的导师。
前晚退出登录QQ后，手动输入“123456789”，竟也真的能够登录进去。
大面积平台盗号的背后，究竟是谁在威胁我们的账号安全？
50亿美金的罚款是迄今为止全球针对消费者隐私的最高罚款记录，被罚者是Facebook。
2018年Facebook被爆2900万用户的私人数据疑似泄漏，其中1400万人暴露了非常详细的信息。和本次学习通隐私泄漏情况类似，Facebook网站漏洞允许黑客访问用户的姓名和联系方式，以及他们的用户名、性别、出生日期、地点、语言、关系状态、宗教、家乡、当前的城市、教育和工作。
相当于，把你所有的人际关系谱全部批漏，上至你的父母关系，下至你的当前工作关系，甚至把前男女朋友关系全给泄漏。
那么，这些隐私都是怎么被泄漏的呢？由于本次学习通和QQ事件目前暂未出官方定论，我们可以从扎克伯格为Facebook数据泄漏举办的听证会来分析。
注：下述观点来自于中国传媒大学马澈老师论文《隐私、言论与平台规制——基于扎克伯格听证会的议题分析与思考》。
第一，“数字监控”
在听证会上，议员们指责Facebook正在通过各种手段对用户进行监测，获取用户信息，侵犯了民众的个人隐私。目前发现的监测范围和手段包括:通话信息监测、设备窃听、跨账号追踪(用户使用Facebook账号授权登录其他应用即被监测用户在其他应用账户上的信息)、跨设备追踪(用户的其他设备)、影子账号(不是脸书用户，从第三方购买个人信息，等等。
第二，数据泄漏
在本次超星学习通事件中，1.7亿条用户信息如何被集中采集，截至目前，官方并未给出定论。而在Facebook的听证会上，脸书应用开发者Kogan承认获取了8700万用户信息，并将其贩卖给第三方公司。
第三，数据共享与转移
Kogan对数据转移出售违反了脸书的规定，是明确的违法行为，扎克伯格在证词中承认了脸书所犯的错误，没有尽到及时发现和控制的责任。
上述是Facebook隐私泄漏事件的还原路径。
但是，即使没有这次大规模的学习通隐私信息泄漏和QQ被盗，也无法掩盖我们隐私信息常规化被泄漏、被交易、被商业化利用的事实。
写下此文的前一个小时，播播还接到了一位来自境外、号称是某局、操着一口广东腔的骗子电话。
约翰·阿奎拉和戴维·伦菲尔德在《决战信息时代》中指出：未来的冲突将越来越依赖并围绕信息和通信内容展开。
必须承认的是，进入以数据流动为特征、以智能连接为纽带的数字社会，信息隐私可被大规模抓取或传播，无孔不入的智能监视技术正驱动着新的社会控制。
四川大学学者黄琪提出，我们的隐私权在具体数字实践活动中被冲击殆尽，生存境遇岌岌可危。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技术壁垒消解：隐私危机普遍存在
在数字传播中，信息隐私不再是孤立的点，而是集群立体式的，且可以随时产生、实时更新、深度结合。智能技术不仅可以直接抓取到用户的初始隐私，甚至可以对已公开的看似无关、分散、零乱的数据信息，通过深度结合与智能连接等手段挖掘出隐藏在面纱背后的个人隐私。
这也是为什么大数据可能比我爹妈还更懂自己的原因，它能够将各平台细微末节的信息整理，形成每个人的用户画像。
在享受到数字社会的便利与福祉的同时，用户不仅要让渡个人信息乃至隐私，还会在活动过程中时刻产生个性行为数据，大量用户的多维数据汇集成数据海洋，让数据的搜集、分析、处理、利用成本大大降低，获取“全本”而非“样本”数据的目标基本已无技术壁垒。
超级全景监狱：无感的监视社会
美国学者马克·波斯特根据后现代语境下的技术统治霸权，提出“超级全景监狱”这一新型统治模式。在这一社会，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界限不断消融，人们时时刻刻都处在被监视、窥探与把控中。在数字空间，个人已被自动生成为数字ID,每一次行为痕迹都在“第三只眼”的窥视之中，形式多样的监视技术深入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注册用的个人身份信息、点击浏览习惯、偏爱嗜好、行动轨迹等私密数据随时可以突破限制被搜集或利用。
所以经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刚和朋友讨论的化妆品，下一秒淘宝或京东就给我推荐了化妆品，而且品牌恰巧是刚讨论过的。
并且，在大数据时代, 隐私侵权却会以“无感伤害”而存在。所谓无感伤害, 即侵犯公民隐私权行为客观存在, 但隐私主体没有感知这种伤害。无感伤害的产生基于大数据存在的客观特征。一方面, 大数据时代, 公民所有的言行几乎都会留下数据痕迹, 成为数据库的一部分。另一方面, 数据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留存于数据库中后, 是否被使用和如何被使用当事人并不知晓, 这是最可怕的地方。即使基于“隐私政策”许可范围的“合法使用”, 也有可能因为“隐私政策”的霸王条款、格式性条款等原因而存在侵权可能。
数字时代的物理时空消解、主权边界模糊、国家-社会混同、生物-数字的双重人性等社会趋势，使得隐私保护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
市场力量失灵：虚幻的保护承诺
作为权力结构中心的数字平台，虽然基本由私营机构掌握，在市场环境中参与运营竞争，却扮演着社会公器的角色。有学者将隐私保护看作个人的理性经济决策问题，认为市场机制可以实现个人隐私的最佳保护。然后，市场机制也常有失灵的情况存在。
个人(用户)并非如百度CEO李彦宏所说的“愿意用隐私交换便捷性和效率”,而是在数字语境中，个人在与数字平台企业的隐私谈判上存在明显的力量不对等，个人只能在“要么接受、要么走人”的选项中选择其一，几乎没有议价的空间。
如若选择进入数字平台享受服务红利，个人就必须让渡隐私信息，而个人信息一旦进入数字空间，基本上就会脱离原力束缚。大部分平台网站虽然发布了隐私政策，但现实中并没有采取相应措施兑现保护承诺，无法对用户的隐私安全产生实质性作用。
至少，在没有爆出大面积隐私泄漏的时刻，我几乎很少去阅读隐私政策。不是因为看不懂，也不是因为不想看，而是因为我知道即使不同意隐私政策中的部分内容，我没法和平台去讨价还价。
于我这样的普通用户而言，面对冗长的格式化隐私政策，我只能选择要么接受被监控，要么选择放弃使用平台。通常情况下， 99%的我们会选择前者。
从上文隐私泄漏的“监控、泄漏、转换”三个关键环节来看，若想有效解决这一问题，不能寄希望于单方面，最佳的解决办法是依靠一个隐私保护共同体，发挥集体的力量。
政府发挥主导作用，调和市场矛盾
市场逻辑下，由于企业和用户对于“个人信息”本质属性的不同认识以及企业盈利需求和用户免费使用需求之间的矛盾，导致双方在市场逻辑下无法对话，不利于维护个人信息安全。政府作为市场中的最高管理者，可以利用宏观调控的手段，有效化解两者矛盾。
公民自我赋能，发挥现有法律框架的应有效果
公民应从加强个人信息保护意识、了解个人信息泄露渠道等角度出发，加强个人对数据信息的掌控能力，以发挥现有法律在保障个人信息安全方面的应有作用。加强个人信息保护意识，掌握保护信息安全的主动权。了解个人信息泄露渠道，增强反侵害能力。
企业对大数据技术做出调整
企业作为大数据技术的直接掌控者，应对现有技术框架做出改善，以化解人类在大数据技术开创的新时空观下没有有效方式维护个人信息安全的尴尬处境。通过技术路径，建立可遗忘的“数字化记忆”。最终，在技术框架中嵌入实时反馈机制，将个人信息决定权交还给个人。
编辑/羽生生
图/网络
引用文献：
黄琪.隐私权过时了吗——数字社会隐私保护的困境与应对[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7(02):104-114.
鲁佑文,马亚鑫.信息源与风险源: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安全困境及应对[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41(11):81-85.
马澈.隐私、言论与平台规制——基于扎克伯格听证会的议题分析与思考[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42(01):2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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