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惠岭
2020年6月20日，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的任免名单，蒋惠岭正式卸下了“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的职务。这意味着，他的“撤退”计划即将完成最后一块拼图。21日，若干自媒体都转发了蒋去职最高法、加盟同济大学法学院的消息。更有自媒体在转发这则消息时激动过度，用了“同济大学法学院要腾飞！”这样一个颇有些耸动的标题。
其实严格说来，蒋并不算是完全意义上“从官场撤退”，因为他卸下最高人民法院的厅局级领导职务后，即将接下“同济大学法学院院长“一职——依旧是个实打实的副部级大学的中层领导干部。从北京到上海，看似孤身南漂，但蒋惠岭应该不会感到孤单。在他之前，他的一位老同事，原任最高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副庭长的孔祥俊，已经先一步辞官南下，现时正担任着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院长一职。
从最高司法机关的庙堂撤退，来到仍旧处于体制内的法学江湖，可以预见，蒋惠岭应会和他的老同事孔祥俊一样，游刃有余。
毕竟，大学的官场，相对于真正的官场而言，“复杂”指数和生存难度都是直线下降的。中国的大学，至少在表面上，还维持着“象牙塔”的外在构造和基本的斯文体面。学界虽然向来是官场的附庸，然而，这对于经历过官场捶打的蒋和孔来说，完全不是问题，甚至，他们过往的历练和经历还是某种跨界的优势。
可以预见，赶在退休之前从厅级高官华丽转身为名牌大学教授之后，蒋惠岭将会用他半生积淀的司法资源和法治经验，助力同济法学院掀开发展的新篇章。
就笔者目力所及，“从官场撤退”后在法学界“混”得最成功的，当属张保生教授。2004年底，即将49岁的张保生卸下教育部社政司科研处处长的职务，空降到教育部直属的中国政法大学担任了副校长。如果你以为张保生是为了升官（从处级到副厅级）才来到中国政法大学的，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从职级上看，他的确被提拔了，但他的目的似乎并不在此。易言之，他来法大主要并不是来当官的，而是来做一名教授的。事实证明，张保生能够将“副校长”和“教授”这两个角色都驾驭得很好，尤其是“法学教授”这个角色。在他的主导下，中国政法大学的证据法学科发展势头强劲，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和积累，现在已经成为法大的招牌专业之一。而张保生，也早已不再是当年教育部大衙门里的一个小处长，而成为了国内证据法学科的“老大级大佬”，门下桃李芬芳，著作光环耀眼。
当然，要论从官场撤退最彻底又最成功的一位学者，在我的心目中，还另有其人。
蔡定剑先生曾长期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任职，官至副局长，后辞官回到母校法大，成为一名普通的宪法学教授。
蔡定剑先生长期致力于选举制度、预算制度、民主治理等宪法和宪制课题的研究，在学界声誉斐然。他不仅是一位坐而论道的学问家，更是一位身体力行的实践家。他关心社会的弱势群体，长期为消除社会上的就业歧视等不合理现象、保护弱势群体的公民权益而鼓呼努力。他的努力和付出，令他的影响力大大溢出了法学界，而成为了一位受到世人尊敬的公共知识分子。也因此，在他2010年11月因病逝世（年仅54岁）之后，无数人放出悲声，赶去为他送行。
蔡定剑先生去世半年后，“蔡定剑宪法学教育基金”在中国政法大学正式成立。时至今日，该基金支持下设立的“蔡定剑宪法学优秀学生奖”、“蔡定剑宪法学优秀论文奖”，已经成为国内宪法学界的重要奖项。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本文所提到的这四位从官场撤退的学者，无论是蒋惠岭、孔祥俊，还是张保生、蔡定剑，他们都曾与中国政法大学有过交集，都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中国政法大学的校友。这是一个有趣的巧合。
每一位从官场撤退的官员，都有自己的撤退理由和撤退时机的考量。有的是真撤退，有的是半真半假，有的则可能是以退为进。无论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官本位的社会里，从官场撤退都是需要勇气的，因为这往往意味着仕途的终结，意味着从庙堂到江湖，意味着要来一次人生的“断舍离”。
那些在多年的官场摸爬滚打之后，在尝到权力的痛快滋味之后，仍然怀有“学者心”和“教授梦”的人，当他们决定舍弃仕途而投身学界的时候，我愿意相信，他们对学术仍然怀抱着一份敬畏与赤忱。
因此，对于他们的这一选择，除了祝福，我没有更多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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