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15日，我正式离任宜都市长到巴东上任县委书记。我当时不知道的是，命运中最大的挑战就在前面虎视眈眈地等着我，我即将与它猝不及防地相遇。到达县城的当天下午，我的第一件事是和县长刘冰在办公室谈了两个小时。刘冰年长我8岁，在巴东多年担任常务副县长、县委副书记、县长，此前当地都是传闻他将按惯例接任县委书记，但是省委考虑到巴东那几年连续发生轰动全国的恶性群体事件，社会生态有问题，决定在全省范围内选干部异地到巴东任县委书记，考察时强调了一个条件“到边远贫困地方任职选年轻干部”，我当时是全省比较年轻的县市长，于是被选中。所以我到巴东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和本来做好了准备接任县委书记而又没有接上的老县长交心。县长给我介绍了巴东的情况，并就最近要紧的工作提出了建议，但是自始至终他的脸没有放下来，没有一丝笑容，明摆着就是不高兴的样子。
一次我下乡到下午5点半回到办公室，刚回县委政府大楼时门口没人，但是6 点钟过一会儿下班走出大门时，居然就有二三十人堵在门口要见我，一共是七八批人，信访内容各不相同。很明显有人给他们通气，发现我回县委政府大楼了，迅速召集大家来堵我。在前半年里，基本上形成了这样一个模式，凡是我下乡或者出差回来，只要一进县委政府办公大楼，出来时门口一定是黑压压的上访人群在等着，我一出门就是一拥而上，扑通一声下跪的，抱住我的脚的，抱住我的膀子的，有时是几拨人同时从两边抱住我的脚和膀子。有一次中午12点半散会出来，被政府大门口里三层外三层数十人围住，我一批一批问他们的基本情况。其间有官渡口镇的两父子情绪激烈，在我正同东壤口的几位上访群众交谈时强行冲进人群扭住我的胳膊不放手，是那种用尽全身力气死死抱住不放的感觉，工作人员劝他们放手让书记带他们到旁边的信访办公室坐下来好好说话，但根本不听。两个工作人员把那位父亲的手掰开欲带他到信访办，我也拿了他的信访材料，承诺到信访办听他反映情况。可这位群众情绪激动，居然以威胁要撞墙的方式非要重新冲进人群将我抱住不可，混乱中他还真的撞到大门旁的柱子导致当场额头出血，他的儿子马上高喊父亲被打出血了，死活他都不管了，其父很配合地假装晕厥状欲倒，现场人多且杂，场面几乎失控。这种混乱情况遇到过好几次，我总是告诉大家不要急，我不会走，我会一个个听大家讲，一个个收下大家的材料，然后扶起跪在地上的老百姓让他们平和地跟我讲。奇怪的是有时我和县长下班后前后脚从大楼门口出来，老百姓一拥而上扑向我，而县长大摇大摆走出去，老百姓根本不找他。
我渐渐地明白，除了正常上访的老百姓以外，还有在政府大楼里上班的人员在指挥这事。他们不光指挥上访人员在任何我回到县委政府大楼的第一时间堵我，还有更阴的招数，就是我刚到巴东一周时间，我的手机号码不知怎的就全县皆知了。从到巴东第七天开始每天收到很多老百姓的直接电话和短信，上班的时候、开会的时候、吃饭的时候都有人打，晚上洗澡的时候也有人打，最晚的电话直至深夜12点多还在打给我。一次我在州里开会，下午4点多，我正在会议上发言，一个溪丘湾的老百姓给我连续打了14个电话，只要不接，就稍隔一会儿再打，就是那种你不接，我一直打，非打到你接电话不可的架势。等我发言结束抽空接了电话，他说你是陈书记吗？我说是啊请问您是哪位？您有什么事吗？他说我是溪丘湾的老百姓，别人说这是你的电话号码我不相信，我要打了试试看，然后说了没几句就把电话挂了刚开始我还纳闷，我才来不久，我的办公室电话号码公开是常理，可是我的手机号码知道的人应该不多啊，怎么会突然一下这么多找碴的老百姓和常年的钉子信访户都知道了呢？一次深夜有个信陵镇老百姓打电话，向我反映家里下水道不通要我安排处理，措辞很不客气，态度很激烈，“你连一个下水道都管不好，当个狗屁的官！”我听他说完之后忍不住问了一句：“您是怎么知道我的手机号的呢？”他说是一个干部告诉他的，再问是哪里的干部时他就支吾着挂了。邮箱里有人干脆直接警告我：“你来的时间不长，搞这么多名堂，整了这么多人，别以为你是神，你没来，巴东也在天天吃饭，也吃得好好的。”我终于明白了，我身边还有这样的干部，在等着看我的戏，甚至已经开始在导演这场戏了。你不是表现得亲民吗？让你亲个够吧。你不是说干部要贴近老百姓吗？让你贴个够吧。
我把原来一个月一次的县领导信访接待日制度，改成了每周一次。我亲自坐镇，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每周一次县委书记信访接待日，县委办提前发通告，组织大家集中上访，我坐在那里一批一批集中接待。有时候原定的半天时间过去，一看信访接待室外面还是黑压压的，就马上安排下午的活动取消继续接待上访群众。尽管我这样下死决心消化信访积案，仍然逐渐感觉到巴东的积案矛盾似乎永远消不完，就像一个哭闹的小孩，你越是去哄他，他越发哭闹得厉害。到巴东以后，我对干部一直严格要求，但是对老百姓，即使是缠访闹访的老百姓也一直保持着充分的怜悯和耐心。我在心底坚定地认为没有捂不热的石头，没有暖不热的心，但是巴东的现实就是这么让人无奈。那个阶段巴东的群众不仅仅是好上访，而且是好极端访。最难受的是2012年5～6月，一个多月发生了4 起群众自杀事件，有长江大桥跳桥的，有法院门口割腕的，有村委会喝农药的，有野三关跳崖的，都和老百姓反映诉求得不到满足有关。人命关天，每一起都是闹到我这里才最终收场。感觉到人民群众面对党委政府的心态是“我不得不找你，但是我不相信你”“不给我解决问题就在你面前耍横，甚至横到以命相拼”。当初面对的那个困境是我人生中最大的挑战，我以前工作过的地方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恶劣的民风民情。这就是典型的“塔西佗陷阱”了：当执政者遭遇公信力危机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颁布什么样的政策，社会都会予以负面反馈。2012年6～7月，我终于顶不住患上了重度焦虑和抑郁，这是我记事以来第一次住进医院，生病前后的过程几乎说得上是到鬼门关走了一遭，关键时刻是爱人给我力量最终陪我闯了过来。后来得知，在我向州委请假去解放军精神卫生中心住院治疗半个月期间，刘冰县长专程赶到州里与时任州政府主要领导也是他多年的好兄弟商议，及时向省委组织部反映我的病情，提出我患了精神病，不再适合担任县委书记。
当时的州委肖旭明书记在省委组织部那里坚定地认为我没有大问题，他委派时任州委常委、组织部长周静专程赶到医院看望我，安慰我，说相信并支持我早日康复返回工作岗位。其实我当时住院时已经和爱人商量做好了辞去职务的准备，肖书记和周部长的鼓励给了我很多信心。至于刘冰县长和州政府主要领导的这些背后操作，我当时并不知情，多年后才通过其他渠道得知。2015年6月我被党中央表彰为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后，在东湖梅岭礼堂省委中心组向省四大家领导讲“严以修身”的学习体会，当时已经是省政协副主席的肖旭明同志特意等到散会后留在礼堂大门外跟我打招呼，他握着我的手说：“行甲，看到你今天的成绩我好高兴，我为当年曾经顶住压力保护了一个好干部而感到欣慰！”
（节选自陈行甲《在峡江的转弯处：陈行甲人生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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