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看曹操如何颠倒黑白、指鹿为马
建安十三年六月，曹操废除东汉帝国的三公制度，改以丞相与御史大夫总揽朝政。
然后，曹操自任丞相。
八月份，曹操杀太中大夫孔融全家。
丞相军祭酒路粹，奉命撰写了一份文件，给孔融罗织了一系列罪行。
文件如此写道：
总结起来，共计四条大罪：
（1）有不臣之心。在北海相任上有不臣之心，以孔子后裔自居，扬言“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刘）”。
（2）对朝廷不满。当着孙权派来的使者，说朝廷的坏话。
（3）衣冠不整，不尊重皇帝。身为九卿重臣，“秃巾”（带巾不加帻）出入宫廷。
（4）散播反动言论。说什么父亲对于子女没有恩惠，子女只是父亲情欲宣泄的副产品；母亲对于子女也没有恩惠，母亲生育子女，如同将器物从瓦罐里倒出来。两人还互相吹捧，祢衡赞孔融是“仲尼不死”，孔融誉祢衡是“颜回复生”。
这四条罪状，运用了四种指鹿为马的手段。
第一种，颠倒黑白。
曹操指使路粹，说孔融在北海相任上有不臣之心，经常念叨“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天下未必要姓刘），这是典型的“贼喊捉贼”。
东汉末年，曾出现过两个以匡扶汉室、讨伐董卓（及其余党）为宗旨的“关东同盟”。一次发生在初平元年，以袁绍为首，可称作“第一次伐董统一战线”，让袁绍、曹操、袁术等人，成为了最大的得利者，借助“同盟”的名义，他们顺利实现了其割据政权在理论上的合法性。随之，这些人开始致力于互相攻伐，力求在关东消灭异己（也就是不服从者）。
出于对“第一次伐董统一战线”已然变质的不满，初平四年，以徐州刺史陶谦为发起人，另一批关东地区的地方官员和知名士大夫，决定组织成立一个新的同盟，起兵西迎汉献帝还都洛阳。这个新同盟，可以称作“第二次伐董（董的余党李傕、郭汜等）统一战线”。
这个同盟的具体参与者，如下表，孔融亦在其中。
这个新同盟的出现，严重挑战了旧同盟成员们的利益，尤其挑战了袁绍“盟主”的政治地位。所以，在袁绍的指使下，掌控兖州的曹操，出兵徐州，摧毁了这个旨在“勤王”的新同盟。
破坏勤王行动者，指责勤王者有不臣之心，是为颠倒黑白。
第二种，偷换概念。
曹操指使路粹，给孔融扣了一顶“谤讪朝廷”的罪名。
实际上，孔融所批判（也就是所谓的“谤讪”）的对象，乃是曹操，而非朝廷。
建安元年，孔融响应朝廷的征召，前往许都出任将作大匠一职。作为一个“爱汉室”之人，此时的孔融，对迎回汉献帝的曹操颇有好感，在诗里写下了“瞻望关东可哀，梦想曹公归来”“从洛到许巍巍，曹公辅国无私”这样的句子。曹操成了伟岸、正直和忠义的化身，成了汉室复兴的希望所在。
但这种好感未能持续太久。自建安元年开始，孔融不断举荐与自己的“爱汉室”政治立场相近之人进入许昌，但大多被曹操变相弃用，或遣往其他割据势力（如盛宪），或赋予无足轻重的虚职（如谢该）。建安四年，孔融所举荐的名士边让，竟被曹操杀害，他与曹操的关系，就此走向破裂。
从这一年开始，孔融成了曹操政治上的反对者。比如，曹操提交奏疏，要求以“修贡职，多行僭伪”的罪名，将荆州牧刘表定性为叛逆，孔融也提交奏疏，明确反对曹操的主张，理由是“前些时候朝廷刚刚颁布诏书，申明袁术篡逆的罪恶，现在马上又宣布刘表篡逆，恐怕不但起不到遏制僭伪的目的，还会给天下人造成一种天下已经大乱、帝位人人可争的坏印象”（《崇国防疏》）；曹操与袁绍决裂，孔融也会在许都散布袁绍集团难以战胜的论调。
建安九年，曹军攻破邺城，曹操去到袁绍墓前洒酒祭奠“哭之流涕”，曹丕去到袁绍家中抢夺袁绍的儿媳甄氏。孔融闻知这桩丑闻后，给曹操去了一封信，内中讽刺道：“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曹操问典故出自何处，孔融回复：看到今天发生的事情，推论从前罢了。
当然，最让曹操切齿痛恨的，是孔融一再站在“爱汉室”的立场，阻挠曹操集团的扩张。平定冀州之后，曹操由兖州牧改任冀州牧，占据了汉帝国资源最富庶的、人口最密集的地区（曹操见崔琰时曾言：“昨案户籍，可得三十万众，故为大州也”）。同时，为了让“冀州”所辖区域尽可能变大，曹操又指示人提议变更汉帝国现行的行政区划，恢复所谓的“古九州制”——按照“古九州制”，古冀州除了现冀州所辖地域之外，还要并入现幽州、并州的全部，司隶州的东半部，以及兖州、青州的一部分。其面积相当于日后曹魏帝国疆域面积的约三分之一。
冀州牧曹操如此热心“古九州制”，如此这般扩张冀州的辖域，其用心可以说是非常明显了。
“爱汉室”的孔融做出了反击。他以与“古九州制”相呼应、想配套为由，紧跟着抛出了一份恢复“古王畿制”的提案。这份提案以《周礼》为依据，主张“方千里曰国畿，其外五百里侯畿”，意即：以皇帝所在的都城为中心，周围方圆千里之内，是属于皇帝的直辖区，不能用来分封诸侯。如此算来，以许都为中心，周边的兖州、豫州的全部，司隶州的东半部，荆州的北半部，就必须全部直属中央，归皇帝直接管辖。
孔融当然不是真的想要恢复“古王畿制”，曹操也不可能把兖州、豫州的地盘从嘴里吐出来。他的目的，只是要阻击曹操的“古九州制”（因孔融等人的反对，“古九州制”延缓至建安十八年才被付诸实施，彼时，孔融早已被曹操所杀）。
建安十三年前后的孔融“与孙权使语”，具体内容为何，史书中无任何记载。孙权在建安十三年有“老贼欲废汉自立久矣”之语；作为一个“爱汉室”者，孔融与来许都的孙权使者谈话，他所“谤讪”的，当然只会是他所反对的曹操，而不是他一心想要维护的汉室朝廷。
将“谤讪曹操”等同于“谤讪汉室”，是为概念偷换。
图：影视剧中的孔融，被塑造成了一种猥琐的形象
第三种，割裂、隐瞒情境。
曹操指使路粹，指控孔融衣冠不整不尊重皇帝（不遵朝仪，秃巾微行，唐突宫掖）。
此事发生在建安二年。这年春，袁术称帝，给了曹操一个解决杨彪的机会——杨彪家族“四世太尉”，与“四世五公”（四代人出了五位三公）的袁氏家族齐名，是汉献帝时代朝堂上很有影响力的人物，建安元年，献帝新到许都，大会公卿，“兖州刺史曹操上殿，见（杨）彪色不悦，恐于此图之，未得宴设，托病如厕，因出还营”，见到杨彪不高兴，就担心他会在朝堂上伏兵诛杀自己，可见曹操对杨彪这种有影响力的上一代政治人物的忌惮心理。
以与袁术存在姻亲关系为由，杨彪被曹操扔进监狱严刑拷打，欲将其坐实为袁术的同党。听闻消息的孔融，“不及朝服，往见太祖”（《续汉书》），朝服都没来得及穿，都跑去朝堂见曹操。这次“不及朝服”，就是所谓的“不遵朝仪，秃巾微行，唐突宫掖”。
见到曹操之后，孔融提出了严正的抗议。孔融说：“杨家四代人有德行，为海内之人敬仰，《周书》上说‘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何况因为袁氏而归罪杨家？”曹操无言以对，只好说“国家之意也”，拿“国家”为自己的私心打掩护。孔融很不客气地回应：“假使成王欲杀召公，则周公可得言不知邪？”——别胡扯了，那周成王要杀召公，周公难道可以推说自己不知道？（周公辅政周成王，是实际的权力掌握者）。
此番风波，虽然未能如愿诛杀杨彪，但杨彪被逐出了许都中央。杨彪失势，围绕在杨家周围的门生故旧，也随之解体。曹操达到了消除许都朝堂有影响力者的核心目的。
将事情发生的具体背景略去，然后对人进行标签化审判，是为割裂、隐瞒情境。
第四种，捏造一个“你的意见”，然后再来批判“你的意见”。
曹操指使路粹，给孔融安了一项“主张不孝”的罪名，理由是孔融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父亲生下子女不能算恩惠，子女只是父亲情欲宣泄的副产品；母亲生下子女也不能算恩惠，只是如同将器物从瓦罐里倒出来。）
孔融究竟是不是真的说过这样一段话？
可以知晓的有两点：
（1）孔融本人践行“孝道”。《后汉书.孔融传》里说他“年十三，丧父，哀悴过毁，扶而后起，州里归其孝”，是一个有“孝名”的人。
（2）曹操当年为孔融罗织罪名时，并没有能够从孔融的书信文章中找到载有此类含意的词句。所以，当他因杀害孔融而引起知识圈舆论的谴责时，只好如此自辩：
大意是：我杀了孔融之后，很多人不满，觉得我杀错了好人。其实你们不知道，你们全被孔融这个人的外表蒙蔽了，不知道他是个“乱俗”之人。本州的人讲，平原的祢衡受了孔融的影响，到处讲父母生孩子对孩子不算恩情，孩子在母亲腹中相当于物品放在瓶子里，还说若逢饥荒年份，与其把粮食给那无情无义的父亲吃，不如拿来养活旁人。这种人，如今公开诛杀在集市上，我还嫌太晚。我现在把这些事公布出来，你们不要再被孔融这种人迷惑了。
这是一篇非常“愚蠢”的解释（当然，曹操也是面临了不小的压力才会写这种文宣来解释），它透露了三点重要信息：
（1）当时的知识分子圈，并未流传所谓的孔融关于“孝道”的“反动言论”，所以曹操才在文宣里说知识圈“不复察其乱俗”，才要特意“以此事列上”。
（2）曹操未能从孔融处找到“反动言论”，否则就直接在解释文宣里说了。
（3）扣在孔融头上的关于“孝道”的“反动言论”，实际上出自祢衡之口。
且不论以言论文字杀人是否正当——中国古代的文字狱大拿乾隆，也知道文字狱不符合当时的主流价值观，知道在自己的谕旨里假惺惺地强调“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也不论祢衡的话是不是真的存在，是不是遭到了曲解。
单就上述资料所透露的逻辑而言：
祢衡说过某些话+祢衡与孔融交好、受过孔融的影响=这些话是孔融说的。
荒唐不荒唐？可笑不可笑？
是为捏造一个“你的意见”，然后再来批判“你的意见”，再来杀你。
以上种种，形象地向后人展示了一个常识：如果一个人拥有了无可制约的绝对权力，他想要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是多么地容易。也形象地对后人提醒着一个常识：如果被批斗者没有任何机会发出辩解的声音（如孔融），那么，那些加于其身的罪名（如曹操指使路粹所撰写的文件），往往也是不可信任的。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