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
1867年
1868年是日本启动明治维新的年份。该年4月，明治天皇发表《五条御誓文》，宣布要“万机决于公论”“广求知识于世界”。清廷也在这一年，得到了一个“广求知识于世界”的大好机会。在刚刚卸任驻华公使的美国人蒲安臣的率领下，清廷的第一支外交使团，正式启程前往欧美。所谓“修约”，即国与国之间建立以条约为基础的近代外交关系。自然，这要求清廷必须抛弃传统华夷观念下的羁縻之道。1868年是清廷与英法俄美四国定好的《天津条约》修订之期（修订的范围包括通商、征税、居住、传教等诸多方面）。为应付这次修约，清廷组织封疆大吏，做了两次外交政策大讨论。[1]第一次是在1864年。地方大员们意见空泛，谈来谈去，无非是清廷若能自强，则洋人不敢生事，并无多少可以具体落实的细节。与清廷关系密切的洋人赫德与威妥玛，则针对此前种种不守条约的情况，向总理衙门呈递了《局外旁观论》与《新议略论》，建议清廷遵守条约、进行外交改革以适应国际环境。经过讨论，总理衙门部分接受了他们的意见，承认正视和遵守条约的重要性。第二次是在1867年。为应付次年就要到来的修约，总理衙门给各省将军督抚下发文件征求意见。奕䜣在文件里说，自道光二十年以来，传统的羁縻之道在应付“夷务”方面越来越乏力。这次修约，如果洋人的要求实在太过分，到了“万不可行”的地步，朝廷自然不会迁就，就算与洋人决裂也在所不惜，总理衙门也不会有别的意见。但决裂要有预备，目前的预备并不充分，所以只要还有可能，“无妨暂事羁縻”，仍不如暂时与之订立条约，“以待异日之自强”，韬光隐晦等到国力的强大。简而言之就是：条约是要修的。但具体如何去修，总理衙门并不想独断，而是希望有一个“集体决定”。毕竟，独断往往意味着要独自担责。[2]他们承认眼下打不过洋人，所以“现在必应羁縻”，但朝廷与洋人“将来必应决裂”，所以不妨利用“臣民义愤”，来曲线将洋人驱逐出境。其中，奕譞提供了一种具体办法。他说，大清百姓之中，必有“感慨悲歌之士”愿意为朝廷分忧，朝廷应该指示地方督抚，想法设法鼓励这些“以灭夷为志”的百姓，鼓励他们焚烧洋人的教堂，抢劫洋人的货物，诛杀来华的洋商，凿沉洋人的舰船。如果“夷酋”来总理衙门控告，“则以查办之词以缓之”，用我们一定严厉查办来应付。“日久则以大吏不便尽治一省之民为词以绝之”，然后就一天天地拖下去，以地方督抚没办法管控住辖下的每一个百姓为由，将所谓的处理拖到天荒地老。奕譞说，如果各省都这样干，会比用武力击败洋人更有效。[3]另一类则以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等地方督抚为代表。这些人的主张是：目前形势所迫，只能与洋人修约来维持关系，至于万全之策，“则自强而已”，只有改革自强这一条路。对激进派的驱洋策略，李鸿章大泼冷水，说“民心”是靠不住的，强调若要与洋人作战“未有不恃兵而专恃民者”，只能依赖切实的军队实力，不能依赖虚幻的民心。他还说，自己统帅军队围剿捻军，尚且感觉吃力难以即可肃清，“奚敢侈言远略”，哪里敢奢谈什么驱逐洋人的长远之计。即便要战，“目前兵力财力固有未逮”，也是不可能赢的。[4]十年之后，在给友人的私函中，李鸿章仍然是相同的看法——“施之与洋战……不但淮军文武无此可靠之才，九州内亦少中意者”[5]，要与洋人作战，不但我的淮军不行，全大清的军队目前都不行。总理衙门综合所有回奏，得出的结论是与洋人讲和、对洋人设防二者不可偏废。现在还不是与洋人决裂的时刻，要继续用条约对他们实施“羁縻”。而要想利用好“条约外交”这项武器，知己之外还须知彼。于是，派遣一个正规的外交使团出使欧美，就被总理衙门提上了日程。此事也在1867年由总理衙门下发文件，向各省督抚将军征求意见。总理衙门在文件中说，西洋各国都已按照条约互相派驻了使节，“而中国则并无此举”。各国驻清使臣多次要求大清对外派驻使节，本衙门的回复一直是：各国在华有传教通商之类的事情要办，所以需要派驻使节；大清在外国并无应办之事，所以无需派驻使节。但这样做的后果，是这十多年来，“彼于我之虚实无不洞悉，我于彼之情伪一概茫然”，这不符合兵家的知己知彼之道。而且，外国使臣在我大清任性胡为，我们在外国却没有使臣，也就“不能向其本国一加诘责”，这也是一个大问题。但文件又说，要派遣驻外使节，也有两大难处。第一是远涉重洋，很少有人愿意去，去了之后要吃要喝要办公，费用也不小，而且分驻各国，筹款更加不容易。第二是语言文字不通，万事都要仰赖翻译，也没有办理外交事务的专业人才。勉强派一些人出去，搞不好会变成中行说那种“汉奸”（注：汉文帝强迫中行说出使匈奴，他到了匈奴之后，即利用自己对汉朝的了解助匈奴侵汉）。去年本衙门派了斌椿带着几个同文馆学生去“泰西各县”游历，体察他们的风俗人情。但这种事情很随机，“未可再为仿照”，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搞。对外派遣使节这件事，又非常紧要，“未可视为缓图”，不能一直拖着不解决。所以，“究应如何亦希公商酌定”，请大家一起来讨论下，这个事情究竟怎么办才好。[6]显然，总理衙门的立场是有必要对外派驻使节。但“夷夏之防”深深地镌刻在大清读书人的脑子里，也深深地影响着朝堂上政务的实际运作。为免成为众矢之的，奕䜣们只能小心翼翼避开“独断”，向各省督抚将军们寻求一个“集体决策”——在该份文件中，除了对外派驻使节，总理衙门还列出了如下事务，要求各省督抚将军一同商议：（1）外国驻华公使以何种礼仪觐见皇帝；（2）是否应该兴办“铜线铁路”；（3）内地是否可以允许设立通商行栈，内河是否可以允许航行通商轮船；（4）是否可以允许洋人在华“贩盐挖煤”；（5）如何应对洋人在华“开拓传教”。这大体相当于希望以集体决策的方式，拟订一份全面的改革方案。不过，总理衙门似乎有点急不可待，没有等待所有督抚将军提交反馈，即已于1867年底决定由美国人蒲安臣率一个正规使团前往欧美。所以，在两江总督曾国藩、湖广总督李鸿章、直隶总督官文等人的反馈奏折里，能见到的只是他们对蒲安臣使团的“事后表态”。曾国藩说，刚刚直到总理衙门“已奏派志刚等出使西洋”，这是好事，此后对外使节源源不断，即便有很多人不合格，又怎知其中不会有苏武、班超这类人才呢？[7]李鸿章说，谕旨“派美使蒲安臣往外国办理交涉事件”，此事甚好，总理衙门制定的办法也“至为周密”。[8]官文的立场则有些模糊，他赞同总理衙门提到的无驻外使节带来的种种弊病，也赞同总理衙门“上年（派）斌椿、本年（派）志刚赴泰西诸国游历”，但觉得这种事还是“偶一为之”就好，不必弄成制度性的东西。[9]1868年2月，清廷的第一支正规外交使团自上海出发。6月抵达华盛顿；9月抵达伦敦。1869年1月抵达巴黎；9月前往瑞典、丹麦和荷兰；10月抵达柏林。1870年2月抵达圣彼得堡，23日，劳累过度的蒲安臣骤然去世；10月，使团返回中国。使团的人员构成是这样的：美国人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被清廷任命为“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是使团的领导者；英国人柏卓安(J.MeL.Brown)与法国人德善（E．De.Champs）被任命为左右“协理”，充当蒲安臣的副手；中国官员志刚、孙家穀随行，另有秘书随员20余人。由欧美人士率领一支清廷外交使团出使欧美，可谓一幕鲜见的外交奇景。组建这样一个奇特使团的决定，是在1867年底公布的，当时就引起了北京外交界的震惊。蒲安臣本人也很意外，因为在清廷的正式任命发布之前，他并未接收到任何明确的暗示。上海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认为，总税务司的赫德是促成此事的重要推手：“这一决定……乍听之下……当时使我们不能相信。……我们可以肯定的说，无论发表的如何突然，蒲安臣的任命是经过长期和缜密的考虑的。我们的记者说，‘此事是同赫德商议之后才提出的’。我们相信，这个计划是发自赫德的头脑。”[10]
查《赫德日记》可知，他不是此事的直接提议者，但却可以算间接的推动者。因为他曾长期敦促总理衙门向外国派遣使节，总理衙门也曾就蒲安臣使团一事征求过他的意见：“向海外派遣代表的问题，竟成为我在每次前往总理衙门时一定要谈论到的事情。……几天以后，在总理衙门的宴会中，柏卓安(J.MeL.Brown)告诉我，总理衙门已经在考虑派蒲安臣为前往各条约国家的代表，并问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当即说这种想法应当予以支持，第二天，我前往总理衙门极力表示赞同。”[11]
赫德赞成此事，是因为他一贯主张清廷应尽快从离群索居中脱离出来，多在国际上主动抛头露面；清廷必须在欧美各国的首都有自己的使节，以便及时准确地将自己的意见转达给欧美，而不必再扭扭捏捏、由驻北京的欧美国家使节代为转达。这些意见，与奕䜣主持的总理衙门存在着共鸣。但赫德与总理衙门的这种共识，并不足以将美国人蒲安臣推上清廷使团领导者的地位。造成这一奇特任命的根源，是清廷基于“华夷秩序”的另外一层考量。1858年《天津条约》规定清廷与欧美各国可以互派使节后，但多年来只有欧美国家单方面对华遣使，清廷没有任何动静。这种毫无动静，即是一种为维护“华夷秩序”而采取的鸵鸟政策。华夷外交在礼仪上强调“天朝上国”的荣耀（跪拜），近代外交在礼仪上强调国与国之间的平等（握手鞠躬）。不向欧美各国派遣使节，就回避了礼仪冲突。回避了礼仪冲突，也就回避了近代外交对传统华夷秩序的挑战。清廷以各种软性手段，抵制欧美各国驻华使节“觐见清廷最高领袖”的要求，也是基于相同的原因。如此，一方面为了应付修约必须对外派遣使团，另一方面又不愿放弃华夷秩序下的天朝荣耀，让外国人来做清廷使团的领导者，就成了兼顾二者的最好办法。正如总理衙门在奏折中所言：“用中国人为使，诚不免为难；用外国人为使，则概不为难。”[12]
原因很简单：（1）让清廷子民做团长出访欧美，自然不能跪拜欧美各国君主政要，否则就是丢了“天朝上国”的脸面；但清廷子民在欧美不跪拜，清廷这边也就不好再要求欧美驻华使节以跪拜之礼觐见清朝皇帝。（2）让欧美人士做团长出访欧美，他行跪拜之礼，荣耀可以归于“天朝上国”；他不行跪拜之礼，清廷也可以说该行为不代表“天朝上国”的意志，可以解释为尊重欧美人士的习俗。总之，不但可以规避欧美来华使节的援引，也不会伤害到清廷的面子（清廷不认为这只是面子问题，总理衙门在奏折里用了“国体”一词；也可以这样理解：对清廷朝野而言，皇帝的面子即国体的一部分）。（1）可免行礼者尽可能免，待将来谈判落定再说。
（2）须按照欧美各国礼仪无法推托者，须提前严正申明这是西方之礼，与清廷制度不符，“中国无论何时，国体总不应改”。
（3）蒲安臣因欧美人身份受到各国礼仪上的“优待”时，希望蒲能“将中国体制先为声明”，以免将来各国跑来责备大清“无报施之礼”，也就是避免各国使节借机拿“我们都没让蒲安臣跪拜”来说事。
（4）蒲安臣“无论何项大小事件”，都必须告知志刚和孙家穀二人。颁给蒲安臣、志刚与孙家穀各一枚木质关防，也就是赋予他们分别向清廷汇报情况的权力，来作为牵制。总理衙门还告诫志刚和孙家穀，到了海外，要尽量避免觐见各国君主，不小心偶然遇到，彼此也不要行礼。总之，不能给那些来华的外国使节抓到把柄。[13]
对这些训令，蒲安臣是不以为然的。比如，总理衙门建议使团不要将国书直接递给政府首脑，这样既可以回避跪拜与鞠躬之争，也可以避免各国驻华使节反过来要求直接递国书给清朝皇帝。但蒲安臣在美国选择了接受约翰逊总统的接见并亲递国书，递交国书时行的也是鞠躬握手之礼。之后在英、法、瑞、丹、荷、普、俄等国，也是如此。因为蒲安臣是外国人，随行历练的中国官员志刚和孙家穀，倒也不觉得握手鞠躬太过丢脸。志刚在日记里宽慰自己：“礼从宜，使从俗，亦礼也。”[14]
事后来看，以洋人为钦差大使这一“奇策”，在维护“天朝上国”面子这件事情上，确实收到了“奇效”。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在1869年向总理衙门递交照会，以蒲安臣使团在欧洲行握手鞠躬之礼为由，要求清廷准许各国驻华使臣也以握手鞠躬之礼觐见同治皇帝。总理衙门的回复是：（1）蒲安臣是洋人，他的行为没有可类比性，现实仍是中外国情不同，礼节亦不同；（2）皇帝年幼太后摄政，不方便接见。[15]为了上国荣耀而让一名外国人担任使团首脑，无疑是一桩极为危险的事情。那是五年之前，清廷试图通过英国人李泰国，自英国购回一支现代化舰队。但李泰国有着自己的盘算，他拿了清廷的钱，却致力于组建一支名义上属于清廷、实际上只听命于李泰国的私人舰队，结果酿成了让清廷损失惨重的“阿斯本舰队事件”。蒲安臣之所以能得到清廷的信任，其实也正是因为他在“阿斯本舰队事件”中给了清廷许多提点，且以美国驻华公使的身份参与斡旋。这些提点与斡旋，是清廷得以控制事态、及时止损的关键。但即便如此，让一个外国人做钦差大臣仍是有风险的。在旧金山，蒲安臣发挥演讲特长对外界说，自己的出使，意味着中国已经走上了和平与进步的道路，这个伟大民族向近代文明的光辉旗帜伸出双手的时机已经降临，这样的日子已经来到。在纽约，他继续鼓舞欧美世界与中国接触，说清廷已经睁开了她的眼睛：“她……站出来，向你伸出手。她告诉你，她乐意在她悠久的文明上嫁接你的文明。……她告诉你，她乐意与你做生意，买你的东西，向你出售商品……她邀请你们的商人，她邀请你们的传教士。她邀请传教士把熠熠生辉的十字架插在每一个山头上。”[16]
有论者认为，蒲的这些言论“并不是完全符合事实和负责任的”[17]。确实，蒲口中的那个张开双臂拥抱世界的清廷，在当时并不存在。西方人士在中国办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也说，“奢谈什么古老的东方帝国张开双臂欢迎最年轻的西方国家，她的臣民焦急期待进步的新时代和西方的启蒙等等”，都是荒谬绝伦的事情，“事实上，帝国官员与臣民都害怕任何的变革，不在中国居住的人不可能认识到中国大众，无论穷富，对政治所持的漠视态度。”[18]这些夸张的言辞，确实有些不负责任——如果有人受到蒲的鼓动前往1860年代的清朝寻梦，他大概率是会感到失望的。蒲安臣当然也知道，清廷内部仍是教案频发，并不存在“邀请传教士把熠熠生辉的十字架插在每一个山头上”这种事情。但他的这些话，也并不全然是信口胡言。作为一名驻华公使，他长期与奕䜣主持的总理衙门往来，对奕䜣主持下的这场改革是怀有期望的。他言辞里那个张开双臂拥抱世界的国家，与其说是庞大的清廷，不如说是那个小小的、他最熟悉的总理衙门。那张开双臂拥抱世界的清廷形象不是事实，却是蒲安臣对清廷的一种期望。在公开场合，他不止一次说过类似意思的话：“我希望中国的自治能够得到保持，我期望他的独立能够得到保证，我期望他能够得到平等的待遇，从而使他能够得到与所有国家同等的权利。”[19]条约中，美国保证不干涉清廷内政，另有涉及保护华侨、自由移民、宗教信仰自由等条款。尤为重要的是，美国政府在条约签订之后，即知悉其他国家，表示美国将不承认任何干涉清廷内政的行为，且要求美国驻欧洲各国公使协助蒲安臣使团顺利完成此次出访。故梁启超称赞该条约“实最自由最平等之条约”[20]，萧一山也认为这是“中外订约以来最合理之事”[21]。日后，清廷用以抗议美国排华的法律依据，即是该条约。美国人则批评蒲安臣，说他为了讨好加州的一小撮人道主义者和政客，“就拱手把美国让给成群的亚洲人”[22]。值得注意的是，《蒲安臣条约》的签订，存在着某种擅做主张的成份，因清廷并未训令蒲安臣与美国去做具体磋商，然后达成这样一份条约——蒲安臣与美国签订该条约是1868年7月，总理衙门批准承认该条约是1869年11月。当然，也不能说蒲安臣完全是在恣意妄为，毕竟，清廷给他的训令里，也有遇到“彼此有益无损事宜”可由蒲与志刚等人妥商再报送总理衙门批准办理的规定。在这种模糊的规定里究竟要走出多远，既取决于蒲安臣的操守，也取决于他的野心。[23]因《蒲安臣条约》中“不干涉内政”一条有直接针对英国的意图，英国朝野对待使团十分冷淡，部分媒体甚至抱有敌意。所以，直到10月份，使团才得到机会礼节性拜会了外相斯坦利，到了11月份，才在一种冷清的气氛中获得维多利亚女王的接见。恰在此时，国内发生“扬州教案”，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调军舰开往南京威胁两江总督曾国藩。清廷交涉数月无果，遂令蒲安臣使团借访英之机，直接与英国政府交涉。依赖蒲对欧美外交规则的熟悉，交涉成功，武力冲突也被化解。中英两国还订下协定：此后再发生同类事件，即按此次的办法处理，“不得擅调兵船向地方官争执”[24]。英国外交部也发表官方声明，承认擅自调兵威胁中国地方官员的行为欠妥，重申尊重中国的主权和司法权，但保留使用武力“以便保护（英国民众）生命财产受到迫切的危害”的权利。[25]该官方声明发表后不久，又发生英驻中国台湾淡水领事吉必勋擅调兵船、向台湾地方官勒索白银的事件。清廷依据协定照会英国政府。英国政府遂令吉必勋缴回所索银两，向淡水中方官员赔礼道歉，且将其革职，“以告诫领事人员不要采取肆无忌惮的暴力行动”[26]。这种处理结果，对清廷来说，无疑是一种非常新奇的政治体验。在英国的成功让蒲安臣兴奋不已。在给友人卫三畏的信中，他说道：“我在这里获胜。报界、政府和公众都同意《蒲安臣条约》的观点。”[27]将该条约中的合作准则推广到欧洲，似乎正是这位前驻华公使的一种政治野望。1869年1月，蒲安臣前往法国，但与拿破仑三世政府的商谈没有什么实质成果。九个月后，他放弃了在法国推行《蒲安臣条约》理念的努力，率团前往瑞典、丹麦和荷兰。然后在同年的11月抵达柏林。使团在普鲁士受到了非常正式的壮观接待。首相俾斯麦与蒲安臣的会谈结果，是普鲁士出具一份照会，承认“中国本宜存自主之权”，愿意与清廷和平相处，互相通商，“助中国自主之权”[28]。蒲安臣很兴奋，在给卫三畏的信中说，“美国、英国和普鲁士这三个中国的贸易大国一致”[29]，他们都认同《蒲安臣条约》的精神与准则。中俄关系的独特之处是双方存在着边界纠纷。俄国此时与清廷在西北和黑龙江流域的关系十分紧张，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会见中故意与蒲安臣大谈无关痛痒的美俄关系，对中俄关系避而不谈，这令蒲安臣感觉交流十分艰难。2月18日，蒲安臣突然病倒，多方诊治均不见好转。“病势日加，犹日阅新闻纸，以俄国之事为忧。盖蒲使长于海面商政，而至俄国，则与中国毗连陆地将万数千里，而又各处情形办法非一，恐办法稍差，失颜于中国；措语未当，贻笑于俄人。乃日夜焦急，致病势有加无已。”[30]
1870年2月23日，蒲安臣病逝于中国钦差大使任上。
蒲安臣使团
出使之前，蒲安臣特意为中国制作了一面黄色的国旗：“蓝镶边，中绘龙一尺三长，宽二尺，与使者命驾之时以为前驱。”[31]自此，龙旗成为晚清中国的一个象征。中国也第一次以主权国家的面目，出现在国际社会中。蒲安臣以他的演说才能，将中国打扮成了一个温和、开放的形象。每到一处，他都极力欢呼中国正准备冲破传统的铁幕，投入世界的怀抱，投入到近代文明中来。可惜的是，这一形象营销，虽然在欧美取得了成功（当然也有很多批评），却并未能够反哺中国。他演说中的那个正在走向开明的清廷，仍对近代文明抱持着极大的敌意。同治皇帝的师傅倭仁，即断言欧美国家毫无文明可言：“彼等之风俗习惯，不过淫乱与机诈；而彼等之所尚，不过魔道与恶毒。”[32]
五十岁的总理衙门中级官员（总办章京）志刚，随蒲安臣使团出访欧美期间，遍览美国、英国、法国、瑞典、丹麦、荷兰、德国、俄国的风土人情，见识到了工业革命后喷薄而出的种种近代文明。这些见闻，被志刚写入了日记，后来整理出版为《初使泰西记》一书（出使官员写日记，是总理衙门的要求，回国后日记须作为资料上交给总理衙门）。与此前随赫德前往欧洲的斌椿、张德彝等人不同，志刚在总理衙门任职，是一位典型的洋务派官员。所以，他有一种很自觉的使命感。他的欧美之行，非是为了走马观花，也非是为了域外述奇，而是要着眼于寻找那些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东西，将它们的存在和运作模式记录下来，以便回国后让清廷效仿。亦即他在日记中所言：“若使人能者而我亦能之，何忧乎不富，何虑乎不强。”[33]
如果人家有的好东西，我们也能够有，何愁国家不会富有，何愁国家不会强大。基于这种心态，在出洋之前，志刚已阅读过一些西学书籍，对欧美和近代科技也有一些浅显的认知，赢得了恭亲王的好感，评价他是一个“结实可靠、文理优长，并能洞悉大局”[34]之人。也是基于这种心态，志刚的《初使泰西记》里很少记录饮宴游玩，也很少记录奇观异景，他将主要笔力，留给了那些他认为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事物；这些事物当中，又以近代科技为主。比如，他详细记载了美国轮船“China”号的结构与动力系统；也详细记载了旧金山的造船厂、铸币厂、炼汞厂如何运作；也详细观察了巴黎的煤气灯、比利时的“藕心”大炮、伦敦的泰晤士河隧道、美国造“司班司尔”步枪、德国的甜菜制糖工艺、俄国的橡胶工厂；他还观察了显微镜、印刷机、农业机械、自来水管道、吊车、钢材轧制、织布机、空中索道……这些记载，其详细程度，到了将整个铸币流程，从铁砂入槽到钱币出炉，一步步都写下来的地步。[35]这种详细是有选择性的。选择的标准就是这些技术对大清的“国计民生”究竟有没有好处，究竟值不值得引进。志刚在日记里说得明白，“奇技淫巧而无裨于国计民生者，概不赘述”[36]，对那些他认为无益于提升大清“国计民生”的东西，一概不做过多的描写。可以说，在1860年代的清廷内部，志刚是一位难得的有见识、有理想、愿意做事的中级官员。他试图通过自己的日记，将那些他认为好的、对大清国民有帮助的近代技术文明，统统给搬进来。但也并不是没有遗憾。一个人能否获得对事物的正确认知，既取决于他是否有能力获取充分的信息，也取决于他是否拥有处理这些信息的正确的思维工具。《初使泰西记》这本日记，展示了一个愿意开眼看世界、且努力开眼看世界的晚清官员，如何孜孜于信息的获取；却也展示了一个传统知识分子，因未能掌握正确的思维方式，在面对新事物时，那些“独立思考”的苍白无力。这种苍白，见于他在伦敦参观“万兽园”时所发的感慨。“万兽园”即著名的伦敦动物园，始建于1820年代，1847年之后对公众开放，是当时世界上最宏大的动物园，用志刚的话说，是“珍禽奇兽不可胜计”。他用了好几页纸来记录自己的所见，结论却是：“虽然，博则博矣。至于四灵中麟凤，必待圣人而出。世无圣人，虽罗尽世间之鸟兽而不可得。龟之或大或小，尚多有之。龙为变化莫测之物，虽古有豢龙氏，然昔人谓龙可豢非真龙，倘天龙下窥，虽好如叶公亦必投笔而走。然则所可得而见者，皆凡物也。”[37]
大意是：万兽园里的动物种类，确实是多。但其中并没有“四灵”里的麒麟、凤凰、神龟和真龙。那麒麟与凤凰，得有圣人才会出现。这里没圣人，所以找遍所有鸟兽也不会得到麒麟与凤凰。乌龟倒是或大或小有不少。龙不能豢养，他们肯定是没有的。总之，这万兽园里养的，仍全是些凡物。志刚承认万兽园的宏大，对它的“珍禽奇兽不可胜计”也有好感，也感兴趣（否则就不至于用好几页日记来记录自己的所见），偏偏又要在这段日记的末尾，发这样一段议论，说什么“伦敦动物园再好，毕竟也没找到中国四灵传说里的麒麟凤凰和龙”。这是一种极值得玩味的文化心态。当这种文化心态，与志刚陈旧的传统思维方式结合到一起，就不免会产生出一些匪夷所思的“独立思考”。比如，他在去美国的轮船上，对蒸汽机做了一番仔细观察，然后利用自己传统的知识结构，就蒸汽机的运作原理，写下了这样一段神奇的论述：“如人之生也，心火降，肾水升，则水含火性，热则气机动而生气，气生则后升前降，循环任督，以布于四肢百骸，苟有阻滞违逆为病，至于闭塞则死，此天地生人之大机关也。识者体之，其用不穷。此机事之所祖也。”[38]
将蒸汽机与中国传统医学里虚幻的“心火肾水任督二脉”捆绑在一起，然后得出一种共通于天地人的原始规律（大机关）。这样的思维方式，是后世武侠小说主角顿悟神功时常常用到的桥段，竟也见于务实的洋务官员志刚大人的日记之中。在波士顿，志刚参观了一家纺织工厂。这是一家有两千多名工人的大厂，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纺织印染机器。志刚详细记录了这些机器的具体结构、如何运转、人力多少，产量几何。他完全不排斥将这些机器引入中国，且在日记里说，洋人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跑来大清要求通商，就是因为他们使用了这些先进的机器，所以货物一天比一天多，必须去寻找销路；“若使西法通行于中国，则西人困矣”[39]——如果我大清也引进这些机器，那这些洋人就没钱可赚了。表达完欣赏之情，纠结的文化心态又浮现了出来：“是由利心而生机心，由机心而作机器，由机器而作奇技淫巧之货，以炫好奇志淫之人。”[40]这些机器好是好，也应该引进到大清。但终究是出于牟利之心（利心），才会想着要发明这样的机器（机心），再用这些机器，来制造出许许多多充满了“奇技淫巧”的货物，来引诱那些有着“好奇志淫”的贪欲的人。后来，在法国的里昂，志刚又一次参观了当地先进的纺织机器，并对机器的运作有细致描述。末了，他说，自己未能有更多的时间，去了解各国纺织机器制造方法上的不同，日记里也没能将它们的区别写明白，所以感到很遗憾，希望“识者谅之”，请读日记的人多多谅解。表达完遗憾之情，纠结的文化心态再度袭来。他在里昂听说了自动织布机的发明者“雅卡尔”的故事。故事里说，雅卡尔倾尽家财来发明织布机，心力交瘁后取得成功，“法存而命亡”，刚把织布机发明出来自己就去世了。志刚明明很欣赏雅卡尔的织布机，却依据自己的知识结构，对雅卡尔做了这样一番批判：“古人谓：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虽道家言，固不诬也。盖机心为道家所最忌，而造机器者恶乎知之？虽知而不已，谓机器成而享其利也。若无命，而家资之罄且不能偿，而利于何有？悲夫！”[41]
大意是：中国的道家典故说过，给混沌开窍，开到第七窍混沌就死掉了。这话是没错的。“机心”这个东西道家最为忌讳，造机器的人不可能不了解。了解这一点还不收手，以为机器造好之后自己可以享受它带来的利润。却不想一想，如果把机心全部打开，命就会没了。命没了，耗尽的家财也得不到补偿，好处在哪里呢？真是可悲！日记中，志刚写下了自己在巴黎观看西洋舞蹈的感受。他先是做了一番赞叹，然后总结说，西洋舞蹈虽好，但不符合清廷国情，因为“中国之循理胜于情，泰西之适情重于理”[42]，这些舞蹈只能在西方跳，不可引入国内。访欧期间，志刚还听闻了海滨浴场有群聚“洗海澡”的盛况，男性只穿泳裤，女性加穿背心。他“遥闻其事而艳之”，但艳羡之外，却另有一番纠结的思辨。志刚说，洗海澡很好，但不符合中国国情，因为“欧洲之人大率血燥，故心急、皮白、发赤而性多疑。虽不赴海澡，亦必每日冷水沐浴而后快”，中国人体质与他们不同，“中国重理而轻情，泰西重情而轻理”，所以中国人不可群聚洗海澡。[43]通观整本《初使泰西记》，可以发现志刚的认知，始终处于某种撕裂之中。出洋给了他充分获取信息的机会，但陈旧的思维方式和知识结构，又让他无法处理这些新获取的信息，对这些信息作出正确的解读——比如他在纽约长岛参观了当地的精神病院，却仍以中国传统医学的“迷于痰”来解释人为什么会患上精神疾病；他在巴黎用天文望远镜亲自观察了月球，却仍坚持将月球解释为“水精所凝也”。于是，就有了前文所呈现的奇景：他一面对获取到的新信息表达赞赏，一面又困在旧的知识体系中，忍不住用一种纠结的心态对之展开批判。[44]事实上，这位五十岁的洋务官员，对待近代文明的心态，已远远超出了绝大多数的同时代之人。他不但不排斥近代文明，且还努力试图以自己有限的认知，对近代文明做祛魅化的处理。“照相机”这个在今天的中文世界被广泛使用的词汇，就来自他的发明。在他之前，中国人对照相机的称呼是“神镜”，对其工作原理的描述是“炼药能借日光以照花鸟人物”[45]。志刚摒弃了“神镜”这个玄幻式的名称，代之以朴实的“照相机”三字，也摒弃了“炼药能借日光”这种修仙式的解释，代之以一种非常准确的描述：“照相之法，乃以化学之药为体，光学之法为用。”[46]
就“开眼看世界”一事而言，在1868年的欧美之行中，志刚用自己的日记，做到了他力所能及的全部。他留下的遗憾，也就是日记中那些纠结的“独立思考”，是他陈旧的思维方式和知识结构造成的必然结果。爱因斯坦在1953年给友人的书信中，总结过现代科学诞生的两大要件，它们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47]
这两个要件，志刚不了解，也不具备。他被困在了“天人合一”“义利之辩”之类缺乏逻辑的知识框架之中。他得到了充分获取信息的机会，却没有掌握处理这些信息的正确思维工具，于是，他的种种独立思考，虽始于赞赏，却仍不免归于荒诞——跳舞与洗澡，尚且有国情不同、体质不同之说，蒲安臣努力塑造出来的那个开明中国终究只能是昙花一现。他的美意，志刚们承接不下。真正有生命力的，反是奕譞、奕誴这些人鼓吹的“臣民义愤”。
[1]李育民：《清政府应对条约关系的羁縻之道及其衰微》，会议论文，2006年。[5]《复刘仲良中丞》，光绪二年九月十四日夜。《李鸿章全集·31（信函三）》，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98页。[10]北华捷报，1867年12月14日。转引自（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201页。[11]（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201页。[14]志刚：《初使泰西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2页。[15]李中勇：《1869年中英、中法请觐之争》，会议论文，2005年。蒲安臣使团引发的外交礼仪后续，亦参见：尤淑君：《﹤出使条规﹥与蒲安臣使节团》，《清史研究》2013年第2期。[16]（美）约翰·海达德（John Haddad）：《初闯中国：美国对华贸易、条约、鸦片和救赎的故事》，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329页。[17]何文贤：《文明的冲突与整合：“同治中兴”时期中外关系重建》，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61页。[18]北华捷报，1869年11月9日。转引自何文贤《文明的冲突与整合：“同治中兴”时期中外关系重建》，第262页。[19] F.W.Williams,Anson Burlingameand the First China Mission to Foreign Powers,Stanford,1912,p.147。转引自何文贤《文明的冲突与整合：“同治中兴”时期中外关系重建》，第263页。[20]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节录》附录“记华工禁约”，中华书局1941年版，第149页。，[21]萧一山：《清代通史（三）》卷下，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61页。[22]（美）约翰·海达德（John Haddad）：《初闯中国：美国对华贸易、条约、鸦片和救赎的故事》，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330页[23]刘华《华侨国籍问题与中国国籍立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7页。[24]志刚：《初使泰西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5页。[25]（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209页。[26]《费正清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64页。[27]（美）约翰·海达德（John Haddad）：《初闯中国：美国对华贸易、条约、鸦片和救赎的故事》，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331页。[28] F.W.Williams,Anson Burlingameand the First China Mission to Foreign Powers,Stanford,1912,p.201。转引自何文贤《文明的冲突与整合：“同治中兴”时期中外关系重建》，第269页。[29]（美）约翰·海达德（John Haddad）：《初闯中国：美国对华贸易、条约、鸦片和救赎的故事》，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332页。[30]志刚：《初使泰西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0-91页。[31]志刚：《初使泰西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9页。[32]（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199页注释4。[33]志刚：《初使泰西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页。[35]尹德翔，《「初使泰西记」中的西方科技与中国思想》，《北方论丛》2008年第1期。[36]志刚：《初使泰西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6页。[37]志刚：《初使泰西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8页。[38]志刚：《初使泰西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页。[39]志刚：《初使泰西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1页。[40]志刚：《初使泰西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2页。[41]志刚：《初使泰西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0-121页。[42]志刚：《初使泰西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6页。[43]志刚：《初使泰西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7页。[44]以上论述参考了吴以义《海客述奇：中国人眼中的维多利亚科学》，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04年版。[45]钟叔河：《最早的照相》。收录于《念楼随笔》，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360页。[46]志刚：《初使泰西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3页。[47]《西方科学的基础与古代中国无缘——1953年4月23日给J.S.斯威策的信》，《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许良英等编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7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