铮铮如铁自由身，鲁迅终为我辈人。四十三年前告我，一言万世定犹新。
这是学者周策纵1999年写下的一首诗。周在注释中说：“五十年代中期胡（适）先生曾告我： ‘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绝不会为外力所服，鲁迅是我们的人。’今言犹在耳，恍如昨日也。”按“四十三年前告我”一句，胡适说这段话的时间，当是1956年。那时节，许广平正在以“个人执笔，集体讨论修改”的方式撰写《鲁迅回忆录》。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
胡适说“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大约是在说鲁迅的精神底色，或者是在说鲁迅的人格秉性，而非具体指向鲁迅1930年代公开发表的那些文章。比如胡秋原在1931年曾提出“自由人”的观点，认为知识人应该超越阶级与党派，站在自由独立的立场发生，革命文学、浪漫主义文学及其他文学应可共存。鲁迅在《论“第三种人”》中便嘲讽了胡秋原。鲁迅说：自由人也好，第三种人也罢，“一定超不出阶级”，其作品“又岂能摆脱阶级的利害”。鲁迅的这种观点，胡适便未必认同。1959年，胡适在给吴相湘的一封信中，也提到了这一点。他说：“陈独秀若不脱离北大，若不因偶然的事永离北京，他后来的思想可能不会……，而中国思想与政治的演变也可能完全大不相同。鲁迅也是如此。他若不离开北京，可能不会演变到后来那样子，我看他一九三五年给胡风的信，很感觉他晚年很痛苦，但已无法子解放自己了。”同年四月，胡适还致函雷震说：“你们在台北若找得到《鲁迅书简》，可以看看鲁迅给胡风的第四封信（注：该信的主要内容，是鲁迅向胡风倾诉自己遭遇各种摆布）。”胡适既然遗憾鲁迅“演变到后来那样子”，便说明他并非真的认为鲁迅在具体的思想上与自己同调。他将鲁迅归入“自由主义者”，只能是就鲁迅的精神底色和人格秉性而言。更具体而言，便是“绝不会为外力所服”的反抗精神。鲁迅比胡适年长10岁。两人间的友谊，始于1918年同为《新青年》杂志撰稿。鲁迅曾劝胡适多写文学作品，理由是“现在创作文学的人太少”；胡适也曾在日记里赞叹“周氏兄弟最可爱，他们的天才都很高”。遗憾的是，鲁迅后来与胡适越走越远。1925年的“女师大事件”中，鲁迅首次公开写文章，不点名嘲讽了胡适，说他“将自己的魂灵枭首通衢，挂出了原想竭力隐瞒的丑态。丑态，我说，倒还没有什么丢人，丑态而蒙着公正的皮，这才催人呕吐。”嘲讽的缘由，是鲁迅支持北师大的学生，胡适等17名北大教授则反对北大评议会以程序不合法的投票结果宣布北大独立，反对北大“自己滚到党派政争的漩涡里去”。那时节，北京的高校里正弥漫着一种极不好的风气。用北大校长蒋梦麟的话说便是：“学校里的学生竟然取代了学校当局聘请或解聘教员的权力。如果所求不遂，他们就罢课闹事。教员如果考试严格或者赞成严格一点的纪律，学生就马上罢课反对他们。他们要求学校津贴春假中的旅行费用，要求津贴学生活动的经费，要求免费发给讲义。总之，他们向学校予取予求，但是从来不考虑对学校的义务。他们沉醉于权力，自私到极点。有人一提到‘校规’他们就会瞪起眼睛，噘起嘴巴，咬牙切齿，随时预备揍人。”蒋梦麟便曾因未能满足学生们的要求，被他们封锁学校关在了校长室里。女师大的事件，最初的起因也是如此——新校长留美归来，试图整顿学校纪律，先是开除了三名迟到数月的学生，后由禁止学生介入北洋政府与国民政府的政争，遂遭该校“学生自治会”条列九条“罪状”，宣布剥夺其校长资格，查封校长办公室，将其驱逐。再后来，便发生了学生被强制驱离，校长亦宣布辞职的结果。鲁迅在1925年主动斩断了与胡适的友谊，此后再无一信致胡适。写文章谈及胡适，也总是语带嘲讽，如讥笑“作序只能推胡适之”。1927年顾颉刚给胡适写信，劝他不要去北京，理由是“这几年，周氏兄弟假公济私，加以（孙）伏园、川岛（章廷谦）们的挑拨，先生负谤亦已甚矣”，剔除掉顾言辞里的立场，仍可见鲁迅与胡适之间的交谊已恶化得很严重。不过，胡适对此似乎不以为意。1926年，他曾致信鲁迅劝他与陈源停止论战；1929年，他又曾称赞鲁迅的《水浒传》研究“很细密周到，我很佩服”。1933年，鲁迅再次公开撰文，点名骂胡适，说他是颠倒黑白、为虎作伥却又标榜仁义道德的“帮忙文人”——“嘴里吃得着肉，心里还保持着不忍人之心，又有了仁义道德的名目。不但骗人，还骗了自己，真所谓心安理得，实惠无穷。”同年，鲁迅还曾痛骂“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缘由是胡适在答记者问时说了一句“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1936年又嘲笑“新月博士常发谬论，都和官僚一鼻孔出气，南方已无人信之。”对于这些言论，胡适皆无回应。1936年10月19日，鲁迅去世。各方政治力量皆有动作。左翼方面，据夏衍披露，当时通过“文委”和相关团体，连夜组织了一支以“文委”所属各联为主的送殡队伍。包括了学生、店员、女工、家庭妇女，这支队伍粗粗估计大约会有五、六千人，“由于事前考虑得比较周到，所以鲁迅出殡在几百万上海人中成了一次政治性的大示威。”国民党中央党部则就鲁迅的去世向媒体下达了一份文件，“兹指导两点于下：一、鲁氏在五四运动时，提倡白话，创作小说，于文化界自有相当之贡献，此点可予以赞扬。二、自转变为左翼作家后，其主张既欠正确，写作亦少贡献，对于这点，应表示惋惜之意。至盲从左翼分子之无谓捧场文字，利用死者大肆煽惑，尤应绝对禁止刊载。”超脱于政治党派之外的知识圈，对鲁迅的评价则是众说纷纭。
中国最早的鲁迅研究者李长之，于鲁迅去世后写了悼念文章，一再表达自己对鲁迅的敬爱之情及未能再见一面的遗憾。但他出版于鲁迅去世前夕的专著《鲁迅批判》，却对鲁迅有着尖锐的批评（该书付印前曾送鲁迅阅看）。内中说：“鲁迅不是思想家。因为他是没有深邃的哲学脑筋，……他的思想是一偏的，他往往只迸发他当前所要攻击的一方面，所以没有建设。”对鲁迅的文学造诣，李长之的评价也不高：“他缺少一种组织的能力，这是他不能写长篇小说的第二个原故，因为长篇小说得有结构，同时也是他在思想上没有建立的原故，因为大的思想得有体系。系统的论文，是为他所难能的，方便的是杂感。”但李长之仍给了鲁迅极高的评价，说他是：“国民性的监督人，青年人的益友，新文化运动的保护者。”清华大学中国文学会也在校内举行了鲁迅追悼会。但追悼会的筹办并不顺利。学生积极，大部分教授表现冷淡，很多人没有出席，有人甚至以“唱昆曲”为由拒绝参加。追悼会由中文系主任朱自清主持，闻一多也在会上发了言。朱、闻两人是文坛名人，但都没有谈及鲁迅的文学成就。朱自清以“鲁迅先生近几年的著作看得不多，不便发表什么议论”为由，回避了这个问题。他对鲁迅的赞誉集中在“救救孩子”的呼吁上，说“他的一生中他始终帮忙青年人，所以在死后青年人也特别地哀悼他”。闻一多与鲁迅没有私交也无私怨，他对鲁迅的赞誉是：鲁迅与韩愈一样，都是“不劝人做好事，而是骂人叫人家不敢做坏事”。追悼会上，闻还说了这样的一段话：“鲁迅因为个性的关系，仇人很多，和他认识的人，除了那些喜爱他那种性情的人以外，十有八九都是他的仇人。”林语堂便是闻一多口中被鲁迅视为仇人者的一员。鲁迅去世后一个月，林写了《鲁迅之死》一文作为悼念。内中如此剖白自己与鲁迅的恩怨纠纷：“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我请鲁迅至厦门大学，遭同事摆布迫逐，至三易其厨，吾尝见鲁迅开罐头在火酒炉上以火腿煮水度日。是吾失地主之谊，而鲁迅对我绝无怨言，是鲁迅之知我。《人间世》出，左派不谅吾之文学见解，吾亦不肯牺牲吾之见解，以阿附初闻鸦叫自为得道之左派，鲁迅不乐，我亦无可如何。鲁迅诚老而愈辣，而吾则响慕儒家之明性达理；鲁迅党见愈深，我愈不知党见为何物，宜其刺刺不相入也。然吾私心终以长辈事之……。”这段剖白的意思很微妙。简言之，林语堂在人格上高度肯定鲁迅（“是吾失地主之谊，而鲁迅对我绝无怨言”），却在思想立场上拒绝认同鲁迅。“初闻鸦叫自为得道之左派”、“鲁迅党见愈深”等语，更透漏出对鲁迅卷入党争的不满。作为《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人，陈独秀对鲁迅也有评价。1932年陈独秀被捕入狱后，曾对濮清泉说：“我对鲁迅是相当钦佩的，我认他为畏友，他的文字之锋利、深刻，我是自愧不及的。人们说他的短文似匕首，我说他的文章胜大刀。他晚年放弃文学，从事政论，不能说不是一个损失。”1937年出狱后，陈独秀又发表《我对于鲁迅之认识》，作为迟到的悼念。内中写道：“鲁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国有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进的。在民国十六、七年，他还没有接近政党以前，党中一班无知妄人，把他骂得一文不值，那时我曾为他大抱不平。后来他接近了政党，同是那一班无知妄人，忽然把他抬到三十三层天以上，仿佛鲁迅先生从前是个狗，后来是个神，我却以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这段话里，有一种“过来人”特有的沉郁。陈独秀的“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之说，与胡适当时对鲁迅的评价，可谓异曲同工——鲁迅病逝后，苏雪林曾致信胡适称“鲁迅的心理完全病态”。胡适在回信中为鲁迅辩护：“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他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些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如此批评，一定可以发生效果。”胡适还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
作为一个自1925年以来屡次遭到鲁迅写文章嘲讽叱骂之人，胡适有足够的立场说这样的话。他在1950年代抛开政治立场与思想分歧，说出“鲁迅是我们的人”，便是一种“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的持平之论。（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