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研究 | AER 收成好，能远谋：农业与思维的长远性
本期专题
发展与政经：农业生产与“文化”
导读
不同时间偏好的人思维的长远性也不同。而思维长远性的水平可对经济体的长远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今天介绍的文章从农业生产的角度切入，探讨了人们思维长远性的形成机制。该文作者发现，不同地区自然条件的差异深刻地影响了各地区人群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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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信息：
Oded Galor and Ömer Özak. The Agricultural Origins of TimePreference. 2016.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6(10): 3064-3103.
时间偏好（time preference）是影响理性人行为的一个要素。其中，能够推迟享受（delay gratification）的长远性思维（long-term orientation）常带来正面的效应：小到促进身心健康，大到推动国家的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和人力与物质资本积累。
研究者注意到，各国人民的时间偏好有较大差异。而现有的理论还无法很好地解释这些差异是如何形成的。Galor 和 Özak 讨论了时间偏好和经济发展在人类历史中共同演进（coevolution）的机制。他们认为，由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决定的农业投资自然回报率（natural return to agricultural investment）的差异是导致不同地区时间偏好有别的一大原因。
文章的实验分析依赖大航海时代（即公元1500年后的百余年）的一个自然实验（natural experiment）。在该时期，“新”“旧”世界的农作物交流（crop exchange between the new and old world）对许多国家的农业生产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根据各地的农作条件（agro-climatic characteristics），新引入的作物不同程度地改变了各个地区的农业投资回报率。
作者首先构建了一个较复杂的动态模型来阐释农业投资如何影响家庭的消费，就业和代际间的时间偏好传承。最优投资规模取决于增加投资带来的边际回报与减少当前消费和生育所造成的边际损失的平衡。父辈的投资经验会传递给子代。作者经过推导发现，当父辈享有高的投资回报率，子代也就继承更具长远性（long-term oriented）的投资模式。随着一个社会中长远性投资的人口之比例上升，整个社会的长远意识也相应地增加，达到一个更佳的动态均衡点（steady state）。
依据模型，作者提出如下假设。农业投资自然回报率的变化会影响一个国家平均的时间偏好。如果一国在前工业化（pre-industrial）时代享有利于农业投资回报的气候条件，该国国民在现代的经济行为会更具长远性。此外，如果一国的农业生产力在大航海时代中得到较多提高，该国国民的经济行为同样会在此后表现出更多的长远性。
为了检验模型推导出来的假设，作者首先用一个新颖的方法度量了世界各地区的热量产率（calorie yield，如下图）。给定大航海时代前的农作物潜在产率，作者认为农作物交流带给某国农作物产率的影响是随机分布的。当某国原生农作物的生产率较引进作物的生产率为低时，大航海时代的农作物交流会拉高该国的农作物的潜在产率（potential crop yield）。
个体的思考长远性以一个0-100的指标衡量，作为实证部分的因变量。在控制了地区固定效应（regional fixed effects）和各种地理-气候特征后，作者估计了作物产率和大航海带来的作物产率变化对于某国国民经济行为的长远性的影响。接下来，作者利用欧洲的第二代移民者母国的农作物产率做了第二轮估计。在估计时，他们控制了个人的收入和教育等变量。
两个基本实证模型均发现，数百年前某地区农作物的产率较高会显著提高地区人民当下的思维长远性。与本专题介绍的第一篇文章类似，该文也用多个巧妙的稳健性分析提高了基本结论的可信度，值得读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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