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这篇有一定阅读难度，但是不要紧，不理解的可以提问，后面也会更多展开。为了刺激经济，上周国家发改委发布一项政策《关于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的若干政策》，其中明确提到：“引导外卖等互联网平台企业进一步下调餐饮业商户服务费标准，降低相关餐饮企业经营成本。引导互联网平台企业对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所在的县级行政区域内的餐饮企业，给予阶段性商户服务费优惠。”这引起了资本的恐慌，担心某团定价权上限受到限制，再加上对于“灵活就业人员”的重视，如去年专门推出《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也从用工成本和劳动保障角度对某团盈利产生了挤压。在双向压力下，某团在2月18日股价暴跌，一度暴跌超16%，半天时间市值蒸发超千亿元。
监管的动作引起了种种声音，有的支持，有的反对。但小镇觉得，各种分析没有点到本质。很多对于国家为什么加强平台监管的分析，仍然停留在西方框架，而不是从中国社会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去分析，比如剥削的变化。马恩对于剥削的论述不多展开了，核心就是资本剥削获得了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马恩的论述内核没有变，但需要与时俱进了。比如在数字时代，因为技术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已经产生了新的剥削形式。资本的剥削披上了技术、数字乃至方方面面的外皮，更加难以察觉。了解新的剥削形式，有助于加深对国家关于平台经济、灵活就业监管的理解，也有利于思考在数字经济大发展的当下和未来，如何实现共同富裕。现在，消费和生产（或者说工作、劳动）越来越难以区分，一些原来是取悦自己的消费，已经异化为生产，成了工作的需要，能够创造生产价值，于是也就产生了新的剥削。比如一百年前的女工，买丝袜是为了取悦自己，而非工作需要，一名女工不穿丝袜也不会影响她获得相应的工作收入，当然这个收入已经是被资本计算过后的，用以实现劳动力再生产。到了现代社会，在很多职业场合，丝袜已经成为女性必需，属于工作必备，类似的还有高跟鞋、化妆或者衣服、包包，这些原本的消费已经成了生产（或者说工作）的一环。如果说这些还存在消费和生产的混淆，难以区分，那么情绪成了剥削的重灾区。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了微笑服务，尤其服务行业，更是重灾区。随着民航的发展，空姐也从20多年前光鲜职业变成了普通服务业，丝袜成为工作标配，微笑服务也是，航空公司之间激烈的竞争，对高出行人群的争夺，压力落到了空姐身上。在一些短视频平台，经常可以看到某些白金卡用户胁迫空姐，看上去似乎文质彬彬，但背后是空姐敢怒不敢言，因为白金用户的一个投诉，可能将影响半年甚至更久的职业生涯。女性被剥削程度还体现在女性每天都要花大量的时间修饰外表，比如化妆，这都是成本。女性在外表的修饰过去确实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消费，从过去的“女为悦己者容”到“取悦自己”，但现在很大部分是为了工作，是为了满足社会对女性的要求。
据美国的一项调查显示，女性一生花在化妆上的时间平均为3年。这就意味着女性即使从事与男性相同的工作，也要消耗更多的时间，化妆已经成了负担，而非纯粹的享受，这一点在日韩更为突出。如此，化妆也就有了生产的价值，也就可以被剥削。
又比如外卖员、窗口、网约车司机、客服、中介等等，工作对情绪的要求越来越高。
过去资本的剥削肉眼可见，提高单位生产效率、降低单位产品报酬，又或者强制加班、压缩休息时间等等，这些是很容易就能感知到的剥削。很多人工作中感觉特别疲劳，这个疲劳很大程度不是肉体而是精神，为了满足公司严格的服务要求，为了不被投诉，无论任何情况下，都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对顾客微笑、微笑再微笑。为了释放压力，唱歌喝酒刷抖音熬夜不肯睡，没有时间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身体也一直强撑着，回家以后对亲近的人控制不住情绪，等等这一切难道不是付出吗？但是几乎没有谁会为情绪的投入支付报酬，好像在工作之外，投入情绪已经成为理所当然的。但这种理所当然前提是劳动者自觉自愿，但很显然，劳动者是被迫的，只不过这种被迫是被各种条条框框要求的。在过去可能是各种规定，但由于没有完备的监控系统，就算真的没有微笑好、情绪不对，也不容易进行监督和处罚，如果处罚，也需要具体的人去执行，就容易产生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但进入数字时代，信息的全面搜集和利用，让对情绪的剥削变得格外简单。在数字时代，平台可以通过数字化的方式来实现对劳动者的全面监控，以数据和算法，把每一个劳动者的表现具体为考核和排名，而考核和排名直接关系到派单和收益。而数字时代强者越强更加剧了这一情况。所有的平台都在拼命争夺更多用户，谁的用户更多谁就更有把握活下去，而平台的劳动者就是平台去争夺用户的抓手。于是就“卷”起来了，比如外卖员，无论怎么优化提高送餐效率，算法一定会不断提出更高要求，无论外卖员如何微笑服务，今天的表现永远是明天最低的要求。
平台把这种矛盾归结为算法，或者劳动者口中的“系统”，这个系统是众多人集体完成的，谁都不对系统负全责，每一个人都只是完成自己的工作，而最终的系统就成了表面上的剥削者。剥削也就披上了技术的外皮，比如网约车的高峰订单、特定区域加价，还可以引入游戏机制，比如外卖的骑士长。于是就形成了稳固的软控制。任何想赚更多钱的人，就必须按平台规矩来，对用户更加微笑、提供更多服务，投注更多的情绪。既然劳动者的情绪已经关系到平台去争夺用户，而用户多少正是平台经营的关键，那么情感和情绪这种本来无偿的劳动也就可以生产价值，能够生产价值也就出现了可以被剥削的剩余价值。而上面对于情绪的剥削，仍然只是新剥削很小的一部分。众多互联网公司，如果看营收规模并不大，甚至还要补贴处于亏损状态，但为什么估值或者市值这么高？为什么有资本愿意一直投，核心就在隐形的价值。而在数据掌握上，个人相比资本处于绝对的劣势，而随着时代发展，劣势越来越大。倘若在过去，资本掌握的信息与普通人可能是10:1，而现在成了1000:10、10000:10，甚至更加悬殊。这种极为悬殊的数字资源差距，就使得剥削更加隐蔽，甚至带有了一种正义性。就拿开头的外卖来说。看看某团的财报，我们看到过去几年，某团外卖骑手们赚的钱基本都给了骑手，甚至平台还要补贴，看上去平台或者说资本成了好心人，给劳动者创造就业岗位，还贴钱。正如前面所说，种种控制变成了系统和算法，能够更加针对性的指挥更多人的同时，也将这种指挥与控制隐藏在复杂的系统设置中，比如数字监控、考评、算法等等。数据和流量的价值更多留在了资本手中，而这些才是支撑平台高估值的根本，这些价值并没有给到平台的劳动者。平台给劳动者的补贴，实质是从剥夺走的剩余价值中拿出了一小部分。而之所以补贴，也不是资本善良，而是为了建立以算法为基础的软控制，为了与其他平台对抗，更甚至是为了应付国家监管要求而已。一些与数据联系更密切、更掌控资本需要的能力的人可以分润更多，比如程序员们，于是劳动者的收入、地位差距拉大了，劳动者更加分化。但因为劳动者的分化、一些对劳动者的补贴以及剥削的隐蔽、数据资源的悬殊，越来越多的人更难以看清剥削的本质，把本应该指向资本、最终剥削者的抗议，投向了同样被剥削的人，这样的人被称为“中产”。这就是当下资本、平台治理的复杂性，如何让更多的人认清本质，将传统反抗资本剥削的理论升级，适应时代变化，设置一套基于数字时代的新的机制和保障体系，让大多数普通民众能够更大程度对抗已经进化的新剥削。作为普通劳动者，我们大可不必为资本喊冤，更不要拿着一点小恩小惠就觉得满足了。我们更应该关注，劳动者的劳动时间有没有减少、单位时间收益有没有增加、整体收入是否增长，劳动者的技能和职业有没有持续发展，而不是简单看一个个资本或者平台公布的总体薪酬数量的变化。所以，也不必听那些平台说什么给灵活就业人员上社保会导致倒闭，我们更应该问问：那些市值、流量价值到底从哪里来的？这些价值有没有让普通劳动者享受到？说白了，平台的价值就来自于一位位骑手、司机、用户等等劳动者和消费者。所以新时代的资本剥削，不仅仅剥削旗下的劳动者，还剥削消费者，把消费者贡献的数据、隐私据为己有，变成了数字时代可以获利的生产资料。那么要求这些资本或者平台承担更大社会责任，理所当然，不必可怜。国外已经开始这么做了，比如欧洲有国家已经要求Uber必须把司机当做自身雇员、提供劳动保障，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呢？
倘若让平台把抽成更多用于劳动者的劳动保障，而不是用来去烧流量、提高估值、获得更多资本投资，或许平台的发展会更好。现在已经开始行动，比如要求网约车平台必须标明抽成比例，就是要把隐藏的剥削放在阳光下。当然这仅仅是第一步，流量的、数据的、资本运作的价值还未涉及，但不要急。毕竟资本和平台也需要时间完成转型，这个过程注定不舒服，但却是必要的。改革也需要稳扎稳打。未来一定要让更多被剥削的大众了解新的剥削形式，这也有助于争取更多数人支持改革，避免舆论干扰。不必为平台担心，倘若一个被认为是未来的行业，连依法提供保障都认为会导致倒闭，那这个行业的发展是有问题的，应该早日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