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要给一切奋斗者落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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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城市都有城中村，尤其是大城市。

一般各种声音往往将城中村跟拉丁美洲、印度等国家城市贫民窟联系在一起，态度比较负面，倾向于拆掉。

但小镇有些不一样的看法：城中村确实需要改善乃至逐渐拆除，但不能过快，步子太大未必是好事。

在中国，有一个维持社会稳定非常重要的机制，那就是农村的耕地。中国目前有数亿农民工背井离乡，经济稍有波动，首当其冲受影响的就是农民工。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2000多万农民工返乡；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仅仅当年就有近3000万农民留乡返乡，接下来的2021年和2022年仍然为数众多。

在这样的巨大冲击下，中国社会大局仍然保持稳定，关键是农民在老家有地种、有房住，心里也有底气，大不了回家嘛。

正因此，中国一直对耕地红线卡的很死，对农民的宅基地和耕地更是三令五申不得妄动，就是要留下农民工返乡的根，抵御风险冲击，这就是中国城市不会形成贫民窟的根本法宝之一。

就在2020年12月28日，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就特别强调了上面提到的这个作用。总书记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个长期过程，农民在城里没有彻底扎根之前，不要急着断了他们在农村的后路，让农民在城乡间可进可退。这就是中国城镇化道路的特色，也是我们应对风险挑战的回旋余地和特殊优势。”

这是乡村，那么城市有没有类似的稳定器呢？

小镇觉得就是城中村。只是这个稳定不是有退路，而是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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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生活成本远大于农村，城市越大往往生活成本越高。中国人非常勤劳，愿意到大城市辛苦工作，改变自己和后代的命运，这正是中国梦的体现。

城中村确实没有规划，相当一部分堪称“脏乱差”，居住条件也不理想，对于快速发展的大城市来说，在城市核心区域及周边，有这么一块像是“牛皮癣”一样的地方，确实糟心。一是损害城市整体环境，二是觉得城市有限的土地资源没有充分利用。

更重要的是，很多人担心，如果城中村不尽快解决，当城市发展壮大，拆迁费用越来越高，那人员密集、房屋众多的城中村就很难拆得起了，越往后就越难以解决。

于是很多城市都在对城中村进行大拆大改，把原本的城中村改成商业区、办公区或者居民小区等等，这个过程确实大大提高了城市核心区的整体环境，也带动了经济的增长。

但这种快刀斩乱麻的方式，与一直放着不管，都不是什么好的做法。

最突出的就是生活成本问题。

比如某座比较大的城市，在多年前有大量的城中村，那个时候一天的工资就够交一个月的房租，城中村成为了进城务工人员、刚毕业的年轻人以及囊中羞涩者的根据地。

低廉的房租、人口的聚集，也使得其他生活所需同样便宜，也诞生了非常独特的城中村生态，各种小吃、店铺林立，非常具有人间烟火气。

很多曾经在这些城市奋斗过的人，可能已经离开了、或者住进了更好更大的房子，但对于那段城中村的生活仍然充满怀念，亲切的仿佛第二故乡。

极为低廉的生活成本让大量外来人口得以在大城市立足，更短的通勤距离也让就业更加便利，在巨量的较低成本劳动力供应下，形成了遍布城市的各种中小型制造业和加工厂。几年后，越来越多的人获得了更高的收入，他们为了自己和后代享受更好的生活条件，慢慢从城中村搬到了城市的小区，实现了从外来者到落户的过渡。

诚然，城中村有各种问题，但城中村绝非一无是处。就如农村的一亩农田、一块宅基地是农民工心中的压舱石，大城市里的城中村也是低收入者在大城市筑梦的奠基石。

的确，城中村已经成了一些大城市的老大难问题，也有一些城市已经进行了比较彻底得清理，也确实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比如杭州进行城市环境大改造，大大提高了城市整体环境，旅游等其他产业收入大增，极大促进了城市发展；又比如北京经过多年整顿，各类小胡同、大杂院等有了明显改善，更加符合首都的城市定位。

但是城市的发展经验不能盲目学习。如杭州、北京等城市的大规模提升改造，是基于自己城市的发展战略和比较优势，已经有了新产业，也需要对城市产业结构乃至人口结构进行调整，市民普遍的收入水平也可以承担更高成本的生活方式，有预见性的改造当然更加顺畅，可以称为“腾笼换鸟”。

但是其他一些城市呢？是否因地制宜了呢？

大拆大建之后，新的产业并没有跟上，在城市核心区域再难以找到便宜的住所，还带来了群租等新的问题。

比如，过去城中村的出租屋大体是一室一卫一厨，一个月200多元；拆除之后，只能去小区找房子，两室的隔成四室、三室隔成五室，每个隔间租金提高到了近千元，整套房子价格更是暴增到3000乃至5000，居住的地方距离市中心更远了。

短短几年，居住成本如此暴增，但是产业的升级、城市劳动者收入水平提升很显然跟不上。当一个月仅仅房租就从过去的二十分之一暴增到四分之一甚至更高，因为人口的分散，吃饭等生活成本也进一步提升，其结果必然是大量人口的流失。

这些人口虽然看起来确实是收入比较低的、承担不起大城市生活成本，但这些人一方面为整个城市的运行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保障，当他们大量离开，必然导致城市各项劳动服务价格提升，进一步拉高整个城市市民的生活成本；另一方面，人是有主观能动性的，这些人里面有多少几年后本可以在城市定居呢？

更何况，互联网时代信息流传速度非常快，当一个城市生活成本暴增、收入提升远远跟不上的时候，很多原本想到这座城市拼搏的人自然就换地方了。而随着这些劳动力的流失，原本被这些劳动力撑起来的产业也将面临更大的生存危机。

于是恶性循环就发生了。造成的结果非常复杂，比如房子卖不出去了、房价开始下滑，政府难以获得足够的土地出让金，拆掉城中村兴建的大量办公楼、商业区大量空置，进一步导致原有人口的流失，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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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是必要的，城中村也是需要治理的。

但是规划时可能没有充分考虑“黑天鹅”事件的影响，在城市发展规划中未来风险意识不足，尤其针对过去几十年从没发生过的事。

这不能怪规划者。2020年突发的疫情打击到了很多城市，中美贸易战、国际形势突变进一步激化，直接导致当初制定的宏大规划卡在中间。

如深圳、东莞的城中村尾大不掉确实是一个难题，但也为城市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力，庞大的劳动力人口支撑起了庞大的东南沿海产业集群。

更何况，中国的城中村绝不是国外的贫民窟。

中国的制度决定了任何地方政府决不会漠视任何民众的需求，中国仍在上升期，仍然有大量的机会；而中国人更是勤劳自强，哪怕自己不能留在这座大城市，但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的拼搏也足以让家人生活更好，到县城、城区乃至更大的城市定居，实现家庭的跨越，为下一代提供更高的发展平台。

小镇去过很多城市，看过CBD也去城中村。不同城市的城中村非常不同，相比高楼大厦更具有当地特色。让小镇印象最深的就是三亚的老城区老街，已经是几年前了，不知道这两三年棚户区改造后如何了。

当时的老街，当然算不上整齐，但是非常有生机，相比东边繁华昂贵的酒店沙滩，小镇觉得三亚的老街才是当地居民真正的生活。

当然，不能光说问题不说解决方案。

第一：城中村需要持续规划和治理。

不让城中村变成贫民窟，首先必须纳入城市治理，提供必要且安全的城市基本服务，包括水电气网下水道，也包括安全和监管。

城市和乡村的核心差别，不在于楼造得如何，关键在基础设施和治理体系，只要这两个有了，就不可能变成贫民窟。

什么标准呢？就是无论城市小区还是城中村，在这个城市喝同样的自来水、用同样的电和燃气，享受同样的通讯和网络，遇到问题可以得到一样的政府帮助，这些城市基本的服务已经足够了，而这些也就是城乡融合所要做的。倘若城市内尚不能实现，又何谈乡村振兴？

但是优化必须持续进行的，但不宜一刀切，谈妥一片拆除一片发展一片。根据城市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和劳动技能提升水平，结合城市产业转型，逐步调整，让外来劳动者、本地市民和城市经济之间不要断档。

对于其他尚未拆除的，要进行持续地改造。比如北京前几年对胡同进行了大规模的优化，一大核心就是厕所工程，大大提高了居住质量。

城中村仍然是一个奋斗的地方，要提高品质但更要兼顾劳动者的承受度。城市要给一切奋斗者落脚的地方。

第二：大规模兴建适合低收入劳动者的廉租房。

对于已经大拆大建的城市，无论再怎么反思也晚了，更应该想想如何渡过难关、实现此前发展规划，尤其在新冠疫情仍然持续的情况下。

恰好，今年房地产本就要进行一定刺激，而保障房更是一大重点。发展更适合较低收入劳动者居住的过渡性住房，刺激房地产市场、卖出更多商品房，这两个并不矛盾。

不必担心发展廉租房会导致商品房卖不出去，这两个对应的人群完全不同，当一个人有了足够的收入一定会努力在城市定居，有了足够的人口，还愁房子卖不出去吗？

只是在修建这类过渡性住房的时候，一定要接地气。小镇觉得一定要在靠近核心区域的地区兴建，绝对不能太远，这类住房核心就是要为城市发展提供动力，让更多劳动者能以更低的价格在城市近中心地区生活，就必须充分考虑职住平衡。

有两种房型即可：一是仿照城中村带独立厨卫的一居室，二是在一居室基础上增加一个卧室。至于外部可以采取一些降低居住体验的大长廊、压缩室内面积等等。

也可以在合同上进行一定的约束，这些相信专家比小镇想的更周到。但关键居住价格一定要低，哪怕政府补贴一些，只要在30-50年内收回成本并且维持运营就足够了，才能承担起过去城中村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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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城市对外来劳动者充满温情，任何人都能感知到，又何愁人不来呢？

一个健康的城市生态系统，就好比池塘，一定要有大鱼、小鱼、虾米、水草和微生物，假如把其他都赶走只剩下大鱼小鱼，那最终池塘终归成为一潭死水。

希望城市的治理者能够更多关心城市的底层，他们虽然不起眼，但就是这个池塘的微生物，维持整体水体的蓬勃生机。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们无法预知未来还会发生什么，相比激进的一步到位，小步快走或许更加稳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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