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的窟窿，不能让企业和老百姓来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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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以来，今年可能是财政最紧张的一年。

自从上世纪90年代分税制改革，一半左右的财政收入归入中央，中央再通过转移支付平衡各省财政，再加上房地产的带来的庞大土地出让金，总的来说无论中央还是地方财政能力大为提升。

但今年情况截然不同了。

先从收入角度看，对地方财政来说，收入无非三项：税收、非税收入以及转移性收入。近年来随着产业和纳税更多向发达地区和少数城市转移，越来越多的城市尤其是县城税收锐减，更多依靠非税收入和中央转移支付维持，其中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是非税收入的大头。

2022年上半年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仅为2.607万亿元，同比下降29.7%，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仅为2.36万亿元，同比下降31.4%。在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占比超过90%，可见地方对土地财政依赖度之深。比如专门研究地产的中指研究院曾经统计过全国主要城市2017年到2021年的土地出让金相比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例，测算结果显示，诸如杭州、佛山、南京、武汉、西安等城市均超过100%，成都、郑州、三亚、厦门等也超过80%。

这些地方城市化率基本在70%以上，已经进入城镇化的后期，但土地出让金仍然是地方财政的主要来源，那么规模更小、城市化率更低的城市呢？多数产业经济不发达的城市，土地出让金占地方本级财政收入的比重甚至高达90%以上。

所有人都知道，土地财政不可持续，城市的土地是有限的，买房的需求是有限的，人口仍然在减少、越来越多的人向更发达的城市聚集，总有一天多数地区的房子卖不出去。但是人是有惰性的，组织或者说政府也有，只要日子还过得下去，就缺乏改革的动力，就懒得动，就得逼到死角才能想办法改变。

从长远和整体看，土地出让收入下降不是坏事，可以倒逼一些地方转变发展观念，从过去靠卖地发展经济的“走捷径”模式走出来，想办法走出一条依靠创新和改善营商环境的正途。既然土地财政已经靠不住了，那越早转型越有利。

但是在短期，这将对各地城市发展、治理以及民生等产生巨大冲击。

今年稳经济的任务非常艰巨，国家下了很大决心，要求中央和各级政府带头过紧日子，但是为了稳经济、稳就业、稳民生，就必须加大对经济主体的扶持力度。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全年退税减税约2.5万亿，其中安排了1.5万亿的留抵退税，虽然留抵退税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总体来说到现在已经执行到位了，从上半年地方财政可以看到：今年上半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7.9%，但假如把留抵退税剔除，那么仍然能同比增长4.7%。

受多种因素影响，2022年上半年全国31个省市财政盈余全部是负数，就连去年上半年唯一有盈余的上海，也透支18亿元。全国财政收支透支超过1000亿元的省高达22个，去年GDP前六的省，上半年透支分别高达2912亿元、2493亿元、2109亿元、1252亿元、3370亿元、3694亿元。

从中央到地方，财政困难没有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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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振经济，除了像美国那样不考虑后果的大放水以外，所有的办法几乎都已经用了，能打出去的子弹也都打了，但信心一直没有提起来，大量的资金在空转，以至于央行回收了数千亿流动性。而从微观看，最近大家应该也没少收到推销贷款的电话吧，甚至连明显违规的所谓“房贷替换”都直接说出来了。

国家针对经济的种种卡点，比如疫情防控中的一刀切、不顾经济等等问题，也都进行了动员。

5月25日召开了直达区县的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预计参会人员超10万人，这是全面部署，要求各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利用好现有的资源。

7月开始，中央三次点名经济大省要“勇挑大梁”，要求关键省发挥带动作用。

7月初总理在福州召开的东南沿海省份政府主要负责人座谈会，福建、上海、江苏、浙江、广东5个省份主要领导参加，这5省吸纳了70%的跨省农民工就业，对中央财政净上缴中贡献超过8成，是稳财源、稳经济、稳就业的关键；

7月底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经济大省要勇挑大梁，有条件的省份要力争完成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

8月16日，总理在深圳再次召开经济大省政府主要负责人座谈会，这次是广东、江苏、浙江、山东、河南、四川等去年GDP排名前六的省份主要领导参会。

这三次中央点名，安排给经济大省的核心任务就是要保障国家财力，稳定国家经济。毕竟参加7、8两个月会议的8个省，GDP合计超过全国的一半，其中河南和四川情况特殊，在2021年排名中央财政净补助规模的第二三名，其他6省，尤其是广东、江苏、浙江、山东4省在地方对中央财政上缴中贡献超过6成，是中央转移支付的主要弹药来源，因此中央要求这四个省必须完成财政上缴任务。

可以说，今年广大中西部、东北等地区能不能渡过难关，经济和社会能否保持稳定，担子就压在这几个经济大省身上。

就拿最近发布全县公交停运的郸城县来说，2021年财政收入仅为13.66亿元，来自上级的补助收入也就是转移支付竟然高达40.93亿，如果没有足够的转移支付资金，后果可以想象。

为了节省资金支出，各地确实动了真刀子，比如深圳龙岗区通过收回全区编制人员奖金、编外正式工奖金以及离退休人员退休费等，一次性收回6.5亿元，投入到疫情防控工作中；深圳罗湖区也从体制内公职人员身上收回6.1亿元，同样用于疫情防控。

昨天讲《经济下行，铁饭碗也要打破》绝不是空话，山西小县试点也不过是刚刚开始。

但是这还远远不够，其他各省也必须政府带头过紧日子，尽可能做到财政收支平衡，否则光指望几个经济大省出力不可能完成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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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走捷径”往往是很多问题出现的关键。

一个地区经济长期起不来，与所在的地区有关但与地区也无关，更看当地有没有形成有利于产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其中的关键在于政府，如果政府能摆正自己的位子，真正想搞好当地经济，还是有办法的。

以安徽芜湖为例，2019年芜湖市GDP是3586.5亿元，到2021年已经增长到4302.6亿元，增速安徽第一，即使在全国普遍困难的2022年上半年芜湖市仍然实现了8.94%的增速，关键就在于芜湖营造了非常有利于产业发展的政商环境。

有很多具体做法，比如从去年3月开始，每周举办1次“畅聊早餐会”，每次有一个主题，利用早餐时间与企业家和各界代表交流发展问题，方便企业家及时反映问题。上周六第60场“畅聊早餐会”举行，聚焦芜湖专业航空货运枢纽港建设和快递物流业发展，不仅市委书记参加，也邀请了安徽省相关部门的领导出席。

第55场早餐会，聚焦芜湖首位产业

又比如提出服务企业的“百分之一工作法”，目标是帮助芜湖本地企业平均利润率在现有水平上提高1%，或比周边同类城市利润率提高1%，为此想尽办法调整政府治理和服务。这也得到了国务院的公开表扬。

还有山东，虽然经济总量全国第三，但由于以国企或国企改制为主，民间经济并不发达，存在“省强民不富”的问题，但近几年特别重视县域经济发展，有很多县在细分领域做到了极致，比如胶州铁塔（最高时占全国铁塔市场60%左右）、寿光蔬菜（2021年蔬菜产量占全国11.3%）、平度泡菜（韩国超过90%泡菜来自平度）、曹县汉服（销售额占全国三分之一）、青州花卉（多种花卉产销量居全国前列）、金乡大蒜（出口占全国70%以上），等等。

一个县域只要发展好一个产业，就足以支撑全县发展甚至还可以带动周边地区，造福一方，这才是正道，但走正道很辛苦，更多的地区往往痴迷于所谓的“捷径”，实际走上了“邪路”。

疫情暴发以来，全国很多地方财政紧张，国家三令五申一定要稳经济，一定要稳住市场主体，想尽办法让市场主体活下来，只要企业活下来就能够提供就业，等到经济复苏就可以创造更大价值。

但是对很多地方而言，俯下身子服务企业这是难以想象的事，根本看不起企业家，更是屡屡阳奉阴违，把中央好的政策走歪了。

比如中央讲减税降费、留抵退税、优化营商环境、少打扰企业经营，结果有的地方反而加大了对企业的检查频率，提出的要求更多更杂，极大增加了企业的负担。

又比如事到如今仍然不想着如何搞好经济，还是习惯性的走土地财政、大搞房地产，甚至某县举办房地产展交会时，还公开讲“我们各位同志、各位领导，要带头购房，买了一套买两套，买了两套买三套，买了三套买四套”，虽然这句话确实是为了活跃现场气氛，但是在当下环境下，是否妥当呢？又会产生什么样的负面影响呢？这又是否违背“房住不炒”？

除了继续搞土地财政这个已经非常习惯、来钱特别容易的路子，一些地方还把罚款、收费的传统手艺“发扬光大”。

中央的确要求各地想办法平衡财政收支，但根本目的是为了稳定经济，而不是为了平衡而平衡，结果一些地方本末倒置，不但不想办法减轻企业负担，反而想尽办法从企业身上薅羊毛，让企业填窟窿。

在罚款收费上，思维活跃太多了。

有的地方，把景区观光游览车和摊点未来30年的经营权整体转让，挂牌底价17亿；还有的把给机关、事业单位、学校、国企的食堂送菜的30年特许经营权拍卖了，起拍价1.8亿。类似的做法不胜枚举。

的确没钱了，收不上土地出让金，于是就把能换钱的一次性透支了，先渡过当前难关再说。但是有个问题，以后怎么办？又或者等经济平稳了，又会不会想办法把经营权收回来？

这种拍卖还算好的，起码“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但有些吃相就着实难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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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20年疫情暴发以来，就有一些城市把罚款作为弥补财政窟窿的“有效做法”，甚至有的城市在公开会议上喊出来“不允许任何企业把利润带走”的口号，实际执行的时候已经不是只收利润的问题，而是照着营业收入去的，企业亏损严重，也造成了很大舆情。

经过巡视组、大督查的反复检查，现在有所好转，但“走捷径”已经深入骨髓，现在又开始出现很多新的招数。

就拿不起眼的共享单车举例吧。政府本来就需要为市民提供便捷的出行服务，当然也包括自行车出行，过去是通过公共自行车。公共自行车看起来免费，但财政支出非常大，毕竟政府直接提供效率很低、也难免出现很多利益瓜葛，有的地方5年时间1辆公共自行车开支超过2万元。

共享单车由企业运营，正是典型的市场化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好例子，也大大节约了政府财政支出，本质就是节约了老百姓缴纳的税金。但现在很多地方确实没钱了，开始向共享单车下手了，以前还仅仅是小打小闹，有一些灰色或者黑色产业链，现在直接以“管理费”或者“特许经营”的名义收取巨额费用。

比如北方某城市，以“有偿使用权”的名义拍卖了3年的经营权，拍出总价超过2亿元，成交价格是起拍底价的10倍；中部某旅游城市，拍卖了5年的特许经营权，4500辆车子收获拍卖金额高达4500余万元，同样超过起拍底价的10倍以上。类似的还有很多城市，从西南到东南，从中部到北部，已成燎原之势。

先不说这种拍卖并不合规，就拿拍卖价格来说，一辆车每天分摊成本高达4元以上，有的地方甚至高达14元，以共享单车微薄的收入显然无法承担，更何况企业仍然在亏损状态。

有的人可能会说，企业可以选择不参与或者不拍高价啊。

这话就有些不接地气了，政府有太多办法可以用在企业身上，甚至有可能价格都已经提前说好了，哪一家要出多少钱，把价格提到多少也都安排好了，企业又怎敢不从？

企业与企业之间也不团结，代表企业参加竞标的人也未必在乎企业花多少钱，更何况企业也担心如果得罪了某地政府，那省内其他城市会不会也得罪了，于是就抱着侥幸拖一会是一会，祈祷采取拍卖的城市不会太多。

但是很显然，柿子总挑软的捏，投诉举报甚至法律诉讼的渠道一直有，但也得作为苦主的企业主动作为，更需要整个行业团结起来，倘若只等着天上掉馅饼，那就是做梦了。

小镇很关注电动自行车、共享两轮出行等接地气的出行方式，因为这些年发现，一个城市对于特别接地气、老百姓特别需要的两轮出行的态度，一定程度上可以用来评估这个城市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思想，也可以反映当地的营商环境，进而一定程度上框定这个城市的未来。

改善财政有很多方法，土地财政、罚款、收费，这些办法确实简单有效，但是在城市间、地区间激烈竞争的当下，损害的是城市的长期发展利益，是典型的短视。

就拿拍卖共享单车经营权来说，这么高的费用企业肯定无力承担，如果越来越多的城市采用这种模式，共享单车这种出行方式可以宣布死亡了，或者仅在少数尊重市场、尊重市民需求的城市运营，那大多数城市怎么解决老百姓的出行问题？财政重新每年花几亿搞公共自行车？

以点窥面，对于提供公共服务的行业都如此，那其他行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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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能光说问题，不给解决方案，其实压低财政支出也有很好的办法，而且见效很快。

比如《经济下行，铁饭碗也要打破》提到的山西小县改革试点。很多城市用于维持财政供养人员的资金支出确实很高，比如试点的河曲县2021年预算支出19.52亿元，其中用于财政供养人员支出达6.74亿元。

但更大、更潜在的支出在于搞各种五花八门的项目，一方面是通过搞项目从银行贷款，用于维持日常开支；另一方面，搞项目也是为了证明领导和部门存在的价值。

所以，立竿见影的办法就是从财政供养人员下手，压减机构数量、领导数量，就算不裁员也不要紧，只要机构少了、领导少了，就少了很多额外的维持费用，更减少了为了证明存在价值的无效项目投入。比如山西试点的河曲县，过渡期后，预计县直部门公用经费支出每年减少1050万元，财政供养人员工资福利、“五险一金”等支出每年减少1.33亿元，合计占2021年财政支出的7.35%。

这才仅仅是刚开始的效果，也还没算减少的各种非急需非刚性甚至没必要的项目开支。如果全国所有的地方都能如此效仿，并且不断深入，又会如何呢？

总之，覆巢之下无完卵，经济大省要多扛担子，才对得起这些年来中西部等地区提供的人口红利支持；中西部等地区也要想办法从过去“走捷径”中脱离出来，不能老想着省事。

改革一旦开始，就不会终止了，宜早不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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