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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危机不可避免,国家、个人又该如何破局?

镇长本人 大树乡谈 2023-01-02
昨天《距离全球经济危机还有多远?》分享了关于全球经济危机的一些基础性的东西,今天才是关键,会在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说一些关于中国经济和未来的大白话。(本文共1万字,免费部分保持往常5千字篇幅,另附1个赠送名额)
首先,必须承认一个现实,全球经济危机已基本不可能避免,无非规模有多大、持续有多长、哪个国家受害最重,既然是危机,就不要妄想全身而退。
有些残酷但现实的话,还是要早点听进去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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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全球经济危机基本不可避免了?
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尤其是2022年,对世界主要国家来说“软着陆”已经成为一个极为关切的目标,先不说能不能实现,这种说法总给人一种好像“软着陆”就能无损的感觉,就像把新冠病毒从“乙类甲管”降级到“乙类乙管”似乎就不严重了。
但是好好想想,中国“甲类传染病”一共也只有霍乱和鼠疫两种,这都是让人类把恐惧刻入基因的巨魔;而“乙类传染病”一共也只有27种,艾滋、炭疽、狂犬病、肺结核、伤寒、猩红热、黑热病、痢疾、登革热、非典、麻疹等等,光看名字是不是恐惧感就上来了?
新冠肺炎或者改名后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毒性在乙类中或许是最小的,还不如禽流感,但是传播力太强了,R0突破20,比此前传染力最强的麻疹还要高。
正确面对未来,一定要搞清楚“软着陆”到底什么意思。
想想飞机着陆,从天上到地上,高度不断降低,总不能越飞越高反而叫着陆吧。只不过“软着陆”就是尽可能有控制的慢慢降低高度、放缓速度,这样才能实现平稳的降落,检修加油之后再次起飞;而“硬着陆”极端点就是坠毁。
所谓“软着陆”就是在飞机出现失控的时候,尽可能控制降落速度,尽可能减少损失,而不是毫发无伤。
在人类诞生交易之后的漫长岁月,都是通过市场自然调节实现供需平衡,这一点在19世纪末西方国家经济危机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20世纪30年代全球经济危机之前,受限于人类漫长岁月低下、稳定的生产力,所以人们往往认为供给决定了需求,当生产的商品增多,自然就有人消费。比如中国古代几千年来,粮食永远不够,但凡粮食生产多一点,人口就能飞速增长,最典型的是清代,中国农业发展达到一定高度,农业种植技术和各种基础设施相对完善,更有番薯、马铃薯、玉米等高产作物引进,在短期内就从7千万人激增至4亿。
人口的增长就可以理解为对更多粮食产出的消费,漫长的岁月有多少粮食都能消费掉。
回到19世纪西方经济危机。在工业革命支持下,英国实现了各个部门的机械化,生产力大增,产出了更多的商品,在刚开始的时候自然非常繁荣,但劳动者的收入增长一定小于资本的增长,于是就出现了供给大于需求,商品价格大幅下跌,大量企业开始倒闭,由于叠加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及向全球殖民获益,出现了“大繁荣”与“大萧条”并存的格局。(具体参见《距离全球经济危机还有多远?》)
但在这个过程中基本还是依靠自然调节实现的平衡。商品供应多了,那就按更低的价格卖,谁的成本太高扛不住那就倒闭退出市场,由资本更雄厚、技术水平更高、成本更低的市场主体接手,于是就出现了3次商业衰退和2次商业恢复。有的部门一直下行,比如农业,受美洲廉价农产品的输入冲击,欧洲农业收入在1894年跌到最低点,直到1910年还没有恢复1873年的水平。
概括一下,在市场自然调节的情况下,经济总是呈现周期性的增长、过热、出清、衰退再到复苏,周而复始。
但这一切在1930年代全球经济危机出现了逆转,核心是凯恩斯主义的诞生,越来越多的国家不愿意忍受经济周期性的下行,何况在当时复杂的国际环境下,谁能够维持本国的经济,就能够在接下来的大变局中获得更多利益。
于是在凯恩斯主义指导下,政府这个有形的手开始参与到经济的调节,比如当生产过剩,供大于需的时候,政府出手大量购买,甚至为企业和居民提供更多信贷,从而刺激消费,形成了一种政府、企业、居民共赢的格局。
但小镇崇信一句话“世间的一切自有代价”凯恩斯主义非常伟大,但它的伟大有时代性,那就是科技爆发、工业革命促使人类生产力获得极大发展,简单地说就是各国经济高速增长,高速增长可以掩盖诸多问题。
凯恩斯主义说白了就是向未来借债,只不过由政府这个更能抗压的超然主体来承担、提供债务,并建立了一整套金融体系,让企业和居民也能够更加方便地增加债务,同时尽可能降低不确定性对金融体系带来的冲击,比如现代银行系统、保险系统等等。
但正如“明斯基时刻”所指出的,经济好的时候,投资者乃至消费者愿意承担更多风险,大量借贷导致整体债务增加,风险越来越大,但当经济增长放缓超过一定平衡点,后面新增的信贷就连现有债务的利息都无法承担,这套体系就会崩溃,就会出现恐慌,导致放贷人尽一切办法尽快收回借出的资金,于是这套精致的金融体系也就瓦解了,挤兑一旦发生,就算政府也兜不住。
2007-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就是典型。危机爆发之前的2007年8月11日,全球各国央行在48小时内注资超过3262亿美元救市,美联储甚至一天内三次向银行注资380亿美元,之后每天各种救市政策不断,甚至组织力量接盘,但是都没用,近百年累积的大炸弹,哪这么容易被浇灭。
日本也是类似的情况,日本在1980年之后与美国的摩擦加剧,出口受阻陷入严重出超困境,国内消费严重不足,所以日本被迫在1986年实施“扩大内需”政策,其中一个核心就是房地产,纸面财富越来越大,高峰时号称东京一座城市的楼价能够买下整个美国,全日本楼市估值相当于全球股市总市值的两倍。
结果呢?1989年在房地产虚假繁荣带动下,资本价格严重过热,与此同时美联储启动了第二轮加息,基准利率从1988年3月的6.5%上调至1989年5月的9.8125%,而日本在1989年初基准利率才仅为2.5%,实在太悬殊了,必然导致大量资本流失。
对比下现在,美联储是4.25%到4.5%区间,中国5年期以上LPR为4.3%。
日本不得不采取加息,到1990年8月增长到6.25%,但仍然比同期的美国低3.5%左右,雪上加霜的是,1991年日本政府突然开征地价税,直接导致房地产泡沫破裂。
或许有人觉得日本在短短2年时间大规模加息、开征地价税,导致房地产“硬着陆”极为不智,网络上有很多嘲讽或者引以为鉴的声音。
但小镇还是要为日本政府说一句公道话,截至目前,世界主要经济体,唯有日本实现了半个“软着陆”,但没能再次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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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中国之前,用最后一个章节谈谈国外是如何应对经济危机,如何实现着陆的,毕竟中国从来没有经历过经济危机,中国有形之手太强大了,这就导致中国有能力把凯恩斯理论应用到极致,但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只不过被高速增长掩藏起来了。
最近几十年,值得参考的经济着陆,只有美日。
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由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主持,当时凯恩斯主义已经失效,沃尔克认为继续采取宽松手段不仅不能拉动经济恢复增长,还会导致大量资金在金融体系空转,那些在虚假的投机繁荣中获利的人永远不会清醒,问题只会越来越大。
所以保罗·沃尔克采取了“杀死通胀”严厉改革,美国利率一度达到20%,如此决绝的急刹车,当然导致了“硬着陆”,短期内美国经济更加困难,很多美国人断供、商品滞销、生活困难,美国失业率在1983年6月达到近百年最高的10.8%,这次改革也导致支持保罗·沃尔克的卡特总统败选。(参考《经济如此困难,中国会重新刺激房地产吗?》)
当时很多投机的既得利益者极为愤怒,指责保罗“冷血”“残杀”,但事实证明,加速让市场出清,才能迎来更繁荣的未来,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1984年美国GDP增长率达到7.2%,此后也保持着3%以上的增速。
保罗·沃尔克在1987年卸任,当时改革成果已经被验证,日本在改革前面临的是与美国类似的情况,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投机带来虚假繁荣,日本债务危机越来越大,继续宽松下去将会带来更大危机。
尤其是,日本并非完全主权国家,受制于美国,受创的美国急于回血,也瞄上了日本。
日本迫于内外压力,效仿了保罗·沃尔克,以加息刺破经济泡沫,但由于日本毕竟不是美国这个全球霸主,日本泡沫破裂后果更加严重,仅土地和股票损失就高达1400万亿日元左右,相当于日本3年的GDP。
一夜之间,大量日本人高杠杆购买的房子变成了“负资产”,而当时日本政府又要求必须向银行补交抵押物,几代人被困在房地产上。
这显然也是“硬着陆”,为什么说日本实现了半个“软着陆”呢?
那就要看泡沫破碎后的下半场了。
本来日本希望效仿保罗·沃尔克的做法,加速市场出清之后,通过向企业和居民再次提供贷款,促进经济复苏,当时日本也将中国视为摆脱经济危机的关键,在上世纪90年代掀起了新一轮对华投资热。
日本政府低估了“硬着陆”对日本人心态的影响,一夜之间从投机的繁荣跌落谷底,失业之后偿还房贷已经很艰难,有的还要补交抵押物;企业也更加谨慎,也不想增大杠杆。
日本企业和居民都出现了普遍提前还贷的局面,哪怕从1995年开始日本政府引导短期利率向下,大力推动货币宽松,甚至最终到1999年直接零利率,仍然刺激不动。
从个体角度,面对风险提前还贷当然是正确的,但是众多个体的理性选择,导致日本金融体系出现严重问题,如此下去,硬着陆之后,日本必将迎来大萧条。
但最终日本并没有出现大萧条,虽然说日本陷入了30多年的失落,出现了全民低欲望,不婚、不生、不买房、不社交,日本国家也出现少子化、老龄化,经常被国内一些人拿来作为反面教材。
但是日本国民福利维持住了,社会保持稳定,常年稳居全球宜居排行榜前列,日本人均预期寿命也从1990年的71岁增长到2021年的84.5岁,长达20年蝉联世界第一,日本总和生育率即使到2020年仍然维持在1.34,高于同为东亚国家的中国(1.3)、韩国(0.84),需要注意的是,2021年中国总和生育率已跌至1.15,而日本仍然保持1.3。

我们可以说日本这些年经济停滞,被中国超越,但是作为一个连完整主权都没有、自然资源极为匮乏的国家,做到这些已经足以称之为成功实现了半个“软着陆”。
日本的核心做法,就是由日本政府站出来代替企业和居民承担更大债务,但与美国不同的是,日本政府增加的债务更多用于对企业纾困、向居民提供更多的公共福利,从而维持更低的失业率,保证居民的基本生活质量不会因为泡沫破灭而过快下降。比如日本2020年失业率11年来首次上升,但也仅为2.8%,但到2021年稳定在2.8%,2022年11月已降至2.5%。
于是也就诞生了所谓的世界三大泡沫之一的“日债”,我们可以对日本有很多复杂的看法包括仇恨,比如日本在美国压力下不断扩充军费,但日本好的做法我们更应该学习。
但日本这套策略坚持了30多年,也已经到极限了。自倒幕运动以来就形成了在外国资本渗透下的派阀政治,二战后丧失自主权受制于美国,在中国制造业迅速崛起的压力下,日本大量支柱产业持续丧失,就连汽车产业都岌岌可危。

比亚迪正大举进军日本,已成为刺激日本新能源汽车发展的“鲶鱼”
又遭受美国加息、新冠疫情、全球大宗商品暴涨,旅游立国、氢能立国战略纷纷失败,饮鸩止渴的“安倍经济学”结果安倍本人都被杀,现在还被美国裹挟着走向与中国对抗的不归路,未来极不乐观。
但我们学习日本,归根到底是为了解决我们的问题,接下来进入中国部分,好好分析下中国过去发生了什么,现在的问题症结在哪里,未来怎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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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凯恩斯主义诞生,人类彻底抛弃市场自然出清的思路,利用政府这个有形之手,将危机不断延后,中国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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