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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极为重磅的座谈会,关系未来

镇长本人 大树乡谈 2024-04-24
上周,最高层召开了一场重要的座谈会“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为开好这次会议,总书记亲自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在座谈会上,总书记强调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座谈中特别强调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和平性,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这几天小镇一直在思考这场座谈会。

关注小镇比较久的读者应该知道,小镇更换的新头像中的“三环”,代表“新技术、新经济、新文化”,也多次撰文谈文化对中国未来的重要性,比如去年8月分享的《百家争鸣之后,中国需要一次彻底的“文艺复兴”》,形成切合中国特色的创新型思维认知体系,也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被“卡脖子”的现实问题。

昨天回得早,跟爱人一起看某国产动漫,突然想到一个问题,近些年中国动漫创作飞速提升,而日本动漫越来越衰弱,尤其是感觉越来越小、越来越没有精气神。

从这个点出发,有利于理解传统文化对一个文明未来的重要性。

日本现在方方面面都显得非常小,电影、文学、动漫等等都很小,格局更小,很少见能够反思社会问题的作品。著名导演是枝裕和的作品公认充满人文情怀,比如描写次子回归老家的《步履不停》、以多起婴儿错抱事件为主题的《如父如子》,还有描写靠犯罪维持家计的《小偷家族》等等,但究其本质,不过是勾兑的比较好的鸡汤罢了。

整个日本文化艺术界普遍存在逃避责任与现实的问题,文化是风向标。

过去的日本人不是这样的,这些现象的背后揭示了一个严重问题:对一个社会非常重要的很多关键支柱,在日本已经死了。

对天皇的盲从死了,从古典到现代再到后现代的哲学和思想理论死了,政治死了,文学艺术也死了,本来还能指望经济快速发展继续维持社会活力,然而钱也没有了。

自日本经济泡沫瓦解以来,日本政府通过大量增加政府债务,将海量资金投入民生,没有因为经济泡沫的破裂和长期停滞影响到民众生活。但数据做不得假,据日经新闻网近日报道,2023年3月毕业的大学生截至4月1日就业率高达97.3%,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数据。

按理说,就业率这么高,理应是用人单位拿更高薪资抢人才对,然而日本应届大学生平均薪资增长基本停滞,只说明一点:日本的企业没钱了,不愿意拿更高薪资去押注未来的可能性。

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迹象。

很多日本出现的问题,不同国家也正在经历,比如低生育率和高贫富差距,韩国要比日本严重得多,但韩国仍然保持更多的活力,最起码对于社会的批判从未停止,日本怎么了?

想来想去,与日本自始至终就没有真正的自我,一直通过外界来锚定自己高度相关。这种模式优势是吸收外部先进经验特别快,不需要有一个非常痛苦的不同文化的摩擦、调整过程,“黑船事件”后,日本迅速全盘西化,此后日本现代化进程,也一直简单粗暴的把外来事物和经验本土化。

相比而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要痛苦得多,传统与外来之间的冲突极为激烈,从“天朝上邦”到“中体西用”再到“全盘西方化”,在反复的摩擦下终于将外来经验融入中国传统,完成了“中国化”。

日本这种简单的“拿来主义”就出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就是缺乏思辨,根基不稳,稍遇挫折就会逃避现实。

更加严重的是,日本为了快速完成社会改造,以应对时代挑战,没有时间去等待社会、思想、文化、民众意识等方方面面的进步,而是采取了极为简单粗暴的模式:强制礼制

不去做任何民众教育,也不等思想启蒙,不管民众能否理解,道、德、仁、义全然不管,直接一步到位降低到纯粹“礼”的层次,制定了具体到令人发指的行为规范,只要做到了这些行为规范,就认为符合了社会的要求,久而久之,具体的礼仪规范与社会关系牢牢绑定。

比如日本文化中特别强调层级关系,如“前辈”和“后辈”,制定了非常周密的行为规范,各有各的职责,日本一期综艺节目就调侃了这一现象,日本艺人不分年龄或名气,谁入行早就是前辈,前辈在饭店碰到后辈就要请客,哪怕入不敷出也必须去做,否则就是破坏了约定俗成的社会要求,就不再是前辈,甚至威胁到职业生涯。

还有更严重的,日本女性婚后丈夫表现得极为顺从,也有一整套礼仪要求,比如丈夫出门或回家,妻子要跪坐送上拖鞋,与丈夫出门也要落后丈夫一步等等,然而据日本调研统计,日本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已婚女性盼望自己的丈夫早点死。

这是中国人难以理解的,外在的表现竟然与真实想法背离到如此程度,有爱的“言行”,却无爱的“本质”,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说日本“有小礼,无大义”。
类似的问题出现在所有的社会关系中,甚至包括萍水相逢、擦肩而过的陌生人之间。

比如有一个有些荒唐的案例,比如某日本男性为避免性骚扰的嫌疑,选择动手殴打女性。站在日本人的角度其实不难理解,日本人有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比如“性骚扰女性”,一旦越过,全社会所有人包括陌生人都会按照日本社会形成的规矩,与这个人断绝一切往来,这也正是日本的“耻文化”。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这种问题有非常深刻的思辨。

如《道德经·第三十八章》言“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只重具体的礼仪,是最下乘。

王阳明也有“良知说”,认为人性本善,人人都有良知,只不过是在后天成长中被污染,就有了“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谓致知即是致良知”。

还有“论心不论迹”与“论迹不论心”的思辨,而日本显然把“论心不论迹”彻底抛弃,把“论迹不论心”发挥到极致,用种种严苛、具体的言行举止的“迹”,去代表人“心”,做不到社会要求的“迹”,就认为这个人的“心”有问题,就要大肆贬斥乃至社会性死亡。

日本也有一些人反思过这一普遍的社会问题,如1906年出生的日本小说家、评论家坂口安吾,其作品《堕落论》就大量批判了日本的伪善,呼吁日本人彻底堕落,只有这样才能回归人的本性,提出要“正确地堕落在正确的道路上”。

但这一点点微弱的反抗显然无用,日本已经形成了用规则、规训、约定等等外物规范一切的地步,社会关系成为了重压,一个人社会关系越复杂,需要尊重的强制约束就越多,既然现代社会已经可以不用再跟任何熟人打交道,可以无限简化为只跟陌生人或者网络人、虚拟人打交道,那消极避世反而成了解脱。

也就有了日本人普遍的拒绝社交,数以百万年轻人“家里蹲”,每年数万人“孤独死”。

到了现在这种地步,已经很难打破这种不断强化的死循环。当然这是理论、宏观上的推演,人是多元的,一定有人能够摆脱这种循环,就像在越来越小、脸谱化、简单思维的日本动漫界,仍然出现了“善恶不是非黑即白”,人物塑造更加饱满、复杂的《鬼灭之刃》,虽然小镇对此并不感兴趣。

回到开头,一个文明当然要与时俱进,吸收更多经验,但决不能简单套用,必须明白自己到底是谁,以我为主去吸收、改变。

千年邻居日本,就是反面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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