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能行，别人凭什么也能行？

昨天《帮越南，就是帮未来的我们》谈了下越南，道理很简单，中国想要更进一步，需要更庞大的市场，也需要更庞大的生产力，只有全世界向前共同发展，才能支撑14亿人口的中国人普遍过上中等发达国家的生活，大概相当于现在的西班牙。

我们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就是要开拓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总得有其他国家效仿、见效吧？

越南尤其北越，跟两广地区有很多相近之处，近些年越南在方方面面学习中国，打开越南高层政策文件，风格极为熟悉，而在全球互联网，越南网民也对中国颇为推崇，可以说越南是最认同并践行中国式发展思路的国家，相邻的云南、广西都会从越南的发展中受益，有什么理由阻碍越南发展呢？

留言中有一些反对声音，核心其实就一点：越南发展起来之后，如果过河拆桥怎么办？

不得不说，中国人有一个普遍优点，那就是对自己取得的成绩很谦虚归结为幸运，认为以后再进步困难重重，反而对别人更加宽松。

中国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后发国家，发展到今天经历了多少，有太多环节随随便便就能卡死一个国家，这就是一场突围，谈何容易。

就拿工业化的基础钢铁来说，铁矿才是天赐之物，作为仅次于原油的第二大宗商品，倘若没有原油还可以靠煤炭、水电乃至后来的风能、光伏，总之不至于没办法，但铁矿无可替代。

偏偏钢铁的分布非常不均，中国铁矿资源储量位居世界前列，总量位居世界第四，但人均还不到世界平均的三分之一，能够开发利用的也不到一半，品质差运输距离又远，单凭国内铁矿根本无法支撑过去几十年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

我们只能高度依赖海外进口铁矿石，但西方大航海几百年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就是围绕煤炭和钢铁，在铁矿这条产业链上已经形成了一系列完备的产业公司和贸易公司体系，铁矿储量最丰富的南美洲和澳大利亚更是被深度把控，绝不可能把经营了两三百年的产业链控制权拱手相让。

我们在铁矿石定价权上经历了多少磨难、付出多少代价才终于突破，而这还是在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铁矿石进口国、最大钢铁生产国的情况下，还花了几十年时间。

简单梳理下，夺取铁矿石定价权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被动接受，第二阶段由被动变主动，第三阶段正在进行中。

第一阶段：2003年到2010年，被动接受

全球铁矿石从1981年开始有一个议价谈判机制，由铁矿石主要供应方和需求方参与，主要供应方主要是三家：澳洲力拓、必和必拓和巴西淡水河谷，而主要需求方则是中国、日本、韩国、德国等工业发达国家。

基本形式是每年由需求方的1家钢铁厂代表全球钢铁厂与三大矿山的1家进行谈判，以谈判结果作为全球推广的价格，全球其他钢铁厂只能接受。在这一机制下，三大矿山显然掌握定价主动权，基本上三大矿山开一个价，走个形式全球钢铁厂就得认，这叫“首发价格无条件跟随”机制。

2003年底，宝钢第一次代表中国钢铁业参与铁矿石价格谈判，当时中国粗钢产量约占全球50%、铁矿石进口量约占总贸易量的70%，都是世界第一，但根本没有话语权。

2005年，淡水河谷跟日本新日铁谈，涨价71.5%；

2006年，必和必拓跟德国蒂森克虏伯谈，涨价19%；

2007年，淡水河谷跟中国宝钢谈，涨价9.5%；

2008年情况有了一些变化，原本淡水河谷跟日本新日铁、韩国浦项谈，决定粉矿涨65%、块矿涨71%，结果力拓对谈判结果不满，这是铁矿石长协机制建立以来少有的情况，于是力拓与宝钢重新谈判，要求粉矿上涨79.88%，块矿上涨96.5%。

从2008年谈判结果看，我们很吃亏，价格大涨，但从长期战略角度看，反而说明三大矿山内部不再一致，开始为了短期利益闹内讧，以后的分歧一定会越来越大，那就有了操作空间。

果不其然，经过2008年的金融危机，全球钢铁企业大面积减产，铁矿石从卖方市场向卖方市场转向，中国提出了降价40%以上的要求，但力拓抢先与日本新日铁谈，确定粉矿降价33%、块矿降价44%，这个结果中国很不满意，于是找到了三大矿山之下的全球第四矿山FMG重新谈判，敲定粉矿降价35.02%、块矿降价50.42%，力拓对这个结果不予承认。

虽然最终因为金融危机影响迅速消退，全球钢铁业复苏，中国最终还是按照日本的首发价进口铁矿石，但持续30年的长协机制加速瓦解，到了第二年，三大矿山巨头先后放弃长协机制，一直要求推行与现货市场紧密挂钩的季度定价方式，当时全球钢铁厂集体反对，无奈人家手里头有矿，只能接受。

站在当时，几年内确实确实成本更高，但三大矿山联盟瓦解，过去的年度定价模式被季度定价替代，就给了重塑利益结构的机会。

于是进入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2011年至今，由内而外，变革突围

总结第一阶段的问题，西方国家几百年的经营打造的牢固利益链是核心难点，但我们自己也有问题，主要是三个方面：

一是各自为战，力量分散。2003年宝钢第一次代表中国钢铁业参与全球定价谈判的时候，宝钢的铁矿石进口比重高达全国的三分之一，而到了2009年，宝钢仅占6%。

自入世以来，全国各地大量兴建钢铁厂，全国跟钢铁有关的企业高达数千家，产能极度分散，钢铁企业隶属关系复杂，钢铁又是很多地方的支柱产业，不容有失，很难找一个龙头出来。

二是对金融工具过于排斥，错失金融化浪潮。金融是一个放大器，必须善加利用，然而过去我们对于金融非常保守，具体到铁矿石更是一边倒的反对金融化。

比如2008年铁矿石普氏价格指数刚推出的时候，五矿商会就明确发出通知，要求会员企业不得参与铁矿石的掉期交易，当然这种考虑也有正当性，毕竟在对金融还不了解的时候，参与金融游戏风险比较大，尤其当时刚发生了全球金融危机，但应该做的是顺应趋势，加紧学习而不是自缚手脚。

2009年在日照成立了国际铁矿石交易中心，计划推出中国版的铁矿石价格指数，然而很快就被叫停，此后对铁矿石金融化的趋势就很少有人长期跟踪了，实际把金融浪潮这个机遇拱手相让，2010年普氏价格指数被三大矿山选为铁矿山定价依据。

三是攻防手段单一。三大矿山利用种种舆论工具撬动人和社会心理，从而实现价格操控。那种简单粗暴的因为火灾、环保等停工停产的招数不多说了，说件复杂点的。

虽然铁矿石海运成本相对陆路低很多，但运输成本仍然很高，甚至出现铁矿石的运费高于成本（离岸价），那么反应海运成本的重要指标“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BDI”就很重要了，于是澳大利亚的两拓在海运市场上大量租船炒作抬高BDI指数，大幅带动铁矿石价格上涨。

知道问题在哪，就解决了50%的问题。

此后几年，中国干了几件大事：

第一件事：大规模整合全国钢铁业。

按照“三步走”对钢铁产业进行大规模重组，组建10大钢铁集团，计划到2025年全国钢铁业六成以上产量集中在十大集团。

典型的宝武合并：2013年调宝钢总经理马国强出任武钢集团总经理，2015年升任武钢集团董事长，2016年宝钢、武钢合并，一举成为世界第二大钢铁集团。

随后是鞍本重组涉及到央地合作，在推迟16年后于2021年正式挂牌重组。

第二件事，加强金融，协同人民币国际化，争夺金融定价权。

2013年10月18日。中国版铁矿石期货合约终于在大连商品交易所正式挂牌交易；2018年5月4日，在3月26日上线人民币原油期货之后，正式引入境外交易者业务，人民币铁矿石走向国际化，这还是国内首次已经上市的期货品种对外开放。

2017年，巴西淡水河谷在与中国的铁矿石贸易中，已经开始常态化使用人民币结算。

2019年，在第19届中国钢铁原材料国际研讨会上，大连商品交易所总经理分别于三大矿山代表进行了会谈，会谈后不久澳洲力拓也同意以人民币计价方式开展铁矿石贸易，最后的必和必拓也选择跟进，至此以人民币计价打破了2010年以来以普氏价格指数为依据的美元计价体系。

注意这也与人民币国际化的思路转变有关，调整后从重视结算转为重视计价，争夺定价权。

那么问题来了，三大矿山怎么就愿意妥协了呢？这就是第三件事，我们也可以逐个击破铁矿石供应商。

第三件事：由小到大，分化瓦解。

从2008、2009年三大矿山和FMG之间的分歧可以看到，铁矿石供应商也不是一条心，虽然三大矿山巨头掌握了全球铁矿石海运贸易量的70%，那还有30%啊，只要不是一家垄断，那就可以分化瓦解，一家家去谈，中小铁矿供应商乐得跟中国签订长期稳定的贸易协议。

整合好中小供应商后，再做巴西工作，巴西淡水河谷同意人民币结算之后，另外两家也只能跟进，这就是商业利益，不管什么立场，总不能跟根本利益过不去。

2020年5月11日，宝武实现了与全球三大铁矿石供应商铁矿石交易的人民币跨境结算，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与力拓的跨境结算，还是首次使用区块链技术，这也就越过了swift系统的长臂管辖。

区块链可绝不仅仅是所谓的虚拟货币，大有可为，这里暂且不展开。

到了这一步，历经多少重大改革、打破利益、重塑利益，还抓住了国际环境的巨变，才开始掌握主动，能够影响到铁矿石的全球定价，而建设一个工业化强国，又需要多少种原材料呢？

何况，中国更加掌握铁矿石定价的主动权，也跟中国钢铁蓄积量接近临界点有关，从发达国家历史经验看，人均钢铁蓄积量达到10吨，可认为工业化基本完成，此后对铁矿石的消耗急剧下降，主要依靠存量钢铁回收重新冶炼。

虽然中国由于国土巨大、人口众多，隧道、桥梁、道路、住房等用钢更多，但人均钢铁蓄积量到15吨也就差不多了，这几年中国每年钢铁产量都在10亿吨左右，快到临界点了。

再加上，人类科技进步呈现替代钢铁的趋势，越来越多的性能更高的新材料涌现，也降低了对铁矿石的需求。

举铁矿石这个例子，仅仅是让大家能够更直观感受工业化之难，不要觉得中国能行，其他国家也能行。

想清楚这一点后，大可以把防备心态松一松。

谨慎是好事，过于谨慎就误事了。

大可以更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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