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再“妖魔化”公职人员了

这一篇大概率会挨骂，但挨骂也要讲。

洪灾正在北方肆虐，已造成众多人员伤亡，按比例伤亡最大的恰恰是公职人员。

吉林省舒兰市3名失联公职人员已确认牺牲，包括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骆旭东、市人民武装部政委周昆训、水利水电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倪峰，市政府办综合二科科长张郅昭仍然失联，正在全力搜救中。

这是监控记录下的他们赶赴救灾现场的最后身影。

在北京，同样有多名公职人员因公殉职，仅门头沟区就有龙泉镇副镇长刘捷、王平镇干部熊丽在抢险救灾一线因公牺牲。

人在自然天威面前无比脆弱，最近几天一些被洪水卷走的车辆陆续被捞起，已经严重变形，还有的被埋进土里。

面对如此天威，没人不害怕，但职责在身，唯有挺身而出。

现实很魔幻，一边是不惧艰险抗洪抢险，大量群众仍处于水深火热，另一边却是热闹而又乱象频现的追星，粉丝闯卡打架、争夺灯牌位置、现场走音、蛋糕倒塌等等都能抢占热点。

追星是个人的自由，相信追星的人群里很多也正在关注着洪水，为不幸遇难的人哀悼，为英雄的牺牲而感叹，只是英雄牺牲、百万群众亟待救援，这一切加在一起却抵不过一场演唱会的热度，从常理上，这很正常，毕竟洪水热度已经过去了。

救灾与娱乐同时进行，这本就是英雄牺牲期待的国泰民安，不必苛责，更不能去挑拨对立，对追星上纲上线。

但当英雄牺牲的热度过去，能否对一些长期被“妖魔化”的群体宽容点呢？就像疫情中曾经被赞美的医护，才过了多久，又重新被“妖魔化”。

今天要说的就是公职人员。

公职人员往往跟公权私用、贪污腐败等词语联系在一起，并不否认这些问题确实存在，反腐败不可能一劳永逸，必须永远在路上，就算当年满怀理想立志为人民服务的青年，在漫长的时间冲刷下，也可能背弃自己的理想，但这样的人终究是少数，在越来越完善的体系监督下，这样的事会越来越少。

客观的说，当今社会，被监管最严密的、要求最高的就是公职人员，不但要跟所有人一样接受法律的约束，还要接受党纪、纪律以及舆论的监督，而且很多法律并不保护公职人员，比如《劳动法》，1995年印发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规定“公务员和比照实行公务员制度的事业组织和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不适用劳动法”。

公职人员一杯茶一张报纸混一天的日子早就是老黄历了，现在加班才是常态，而且平均强度比互联网明显更高，小镇有很多辞去公职到互联网等行业的朋友，普遍认为工作强度下降至少一半，甚至有的认为不到三成，收入起码增加3到10倍。（但辞去公职务必谨慎，起码要在体制内成为佼佼者，再谈辞职）

小镇经历还算丰富，不说听来的，仅有过交集的因公殉职或者猝死的就达到两位数，除非与救灾这类公共事件有关，否则不会有媒体报道的。比如脱贫攻坚，如黄文秀这样牺牲在一线的就超过1800人，能够被全国广泛报道的也不过寥寥数人，脱贫攻坚就是一场战争。

而黄文秀也只是全国300多万驻村帮扶干部中的普通一员。

有些谣言说他们是在作秀，又或者是为了个人前途，更难听的话不说了。的确人的想法、境况不同，确实有不愿意去但不得不去的，内心不满，但无论主动还是被动，都在当地做出了贡献，有的也确实改变了命运。

比如小镇的一位朋友，经过脱贫攻坚的考验已经成为全国最年轻的县长之一，但大多数除了经历和精神收获，并没有获得多少实际利益，没有奖金、没有特殊待遇、没有晋升，因为这就是工作，不像体制外，做了什么就要获得相应的回报，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本就是公职人员必须遵守的。

有时候朋友们聚会，会说一些自己的故事，喝着酒说笑自己的险象环生，说得特别云淡风轻，有的笑称当时都有幻觉了，感觉有小动物走来走去的嘲笑自己，所幸最终获救，听完之后无非痛饮几杯，问一声以后还去不去？

很多例子不适合公开谈论，就不举例了，生死肯定没有看淡，但真要碰到也有些坦然了。

想起这个是因为最近4人私闯罗布泊禁区，全部遇难，遗体高温碳化，非常惨烈，这些人遇难令人叹息，但为了追求刺激、违规闯入禁区，实在过于低估了自然的威力、高估了自身能力。

说些能说的吧，比如加班。

小镇一直觉得，公务员不受劳动法保护，以至于加班极为严重，一群早就觉得加班理所当然的人，很不利于全社会减少加班。

刚来北京让小镇特别不习惯的就是通勤，单程1小时是起码的，而上班时间还是几十年前定的8点，为了减少路上时间，只能早6点前就出门，7点开始工作，晚上7、8点下班都觉得不算加班，每周末总要有一天加班或者值班，每周在办公室起码睡两三天。

让小镇印象最深刻的加班往事有两件，一个是别人的，一个是自己的。

当年有事大晚上去找协调部门沟通，本来是带着气去的，到了一看对方状态很不正常，明显感觉精神恍惚，一问好几天加起来睡了不到10小时，都晚上了还没吃饭，赶紧出去帮找饭，但就这么一会，人就坐椅子上睡着了，是真怕对方出啥事，还观察了下呼吸。

每年都听到有人猝死，见怪不怪了，唯一做的加强锻炼，再常备一些药物，随身带着一盒西洋参含片就是那时候养成的习惯。

有一阵子连续加班40多天，凌晨睡、6点起，一碗泡面2个小时吃不完，为了提高效率，还专门买了一个华为带耳机的手环，就可以一边打电话一边干活了，结果一年就坏了，又买了一个，不能怪华为质量差，一年两万个电话，机器又不像人抗造。

但这些加班，跟真正在一线奋斗的朋友们比却又差了许多，无非是多打几个电话、多沟通一些事、多跑跑罢了。2020年疫情爆发，好几位朋友第一时间就冲到了武汉一线，付出很多，也见证了很多牺牲。

公职人员当然不是圣人，小镇也一直极度反对把公职人员圣人化，这与妖魔化一正一反，但都有大害。

是人就有私心，终究要生活，当然会抱怨加班太多、老不晋升、工资不涨、不够养家、没有时间陪家人、在家里抬不起头。外交部门更是辛苦，隔几年就要派驻国外，根本顾不上家里。有人会把外交官的生活想象的很美好，或许某些国家的外交官确实如此，但中国外交官大概率是全球最辛苦、相对待遇最差的，然而却是最尽职的。

今年4月，苏丹撤侨，其他国家外交官早就先跑了，而中国外交官始终坚守岗位，毛宁说“有危险需要撤离时，使馆永远撤在最后”，也确实做到了，瘦小的女外交官身着防弹衣戴头盔组织撤侨，说到做到。

感谢电影《万里归途》让更多人了解到中国的外交官，现在非洲尼日尔面临战争，有朋友正在尼日尔使馆坚守，说不害怕是假的，但职责所在只能道一句“自己多保重”。

还有很多很多部门，他们的故事并不像外交事务那样适合展示，小镇曾经待过的几个单位，去世人数就不说了，但仅仅是普通部门，而不是本就冒着生命危险的警察、消防员、应急等特殊岗位。

危急时刻，在专业应急人员冲上去之后，最先调动的一定是有编制的。

比如刚刚过去的疫情防控，社区临聘人员和网格员换了一波又一波，社工也干不下去，严重的时候，就靠调派的公务员和事业编撑下来，睡桌子睡行军床24小时生抗，嗓子哑了还得每天打几百个流调电话，冒着被感染的风险开着私家车接送密接，在隔离酒店一住就是几个月。

干了这么多按照企业标准没有功劳也得有苦劳，怎么说也得有点奖金或者晋升下吧，并不会，事实上由于这两年带头过紧日子，加上财政不太好，反而降薪了。

很多人“妖魔化”标志，要求取消编制，搞绩效考核、末位淘汰，那请问，这种程度的付出，按照市场价需要给多少钱？

别拿职业道德说事，这些付出仅仅是中国公职人员的常态，并非全世界的共性。上个月韩国暴雨死了44人，结果大邱时长却冒雨坚持打高尔夫球，面对记者质问，他理直气壮地反问“难道公务员就不能休息了吗?哪条法律规定公职人员周末不能打球，我的周末就是自由的”。

澳洲大火，总理莫里森照常去夏威夷度假，在阳光灿烂的沙滩与朋友痛饮，回国之后无非轻描淡写地道歉而已，还说之所以度假，是为了给女儿们一个“小小的惊喜”。

得克萨斯州雪灾，面对民众的求援，科罗拉多市长公开训斥民众，他说“政府不欠你们什么，弱者就该灭亡”。

俄乌冲突正在进行，乌克兰的高官照样全世界度假，最后无非打个补丁，说今后不出国度假了。

如果这一切发生在国内，会如何？如果灾害第一时间，当地官员没有出现在第一线，又会如何？

有人会说，这些国家是小政府，还要赞扬公是公、私是私，真的小吗？这些国家的公职人员占总人口的比例，远高于中国，收税的时候怎么不见小？无非是权利要大、责任要小而已。

绝大多数公职人员，本就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中国公职人员的作风，与老百姓的作风是一致的。

就像同样面对山火，加拿大、澳大利亚放任十几万平方公里森林持续燃烧，给全球新增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达到惊人的千亿吨，而中国人选择团结起来，短短半个月就破灭了重庆明火。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屠龙的少年也有可能变成恶龙，但比例呢？

贪腐一定在缺乏监督的地方更加严重。

有很多公务员朋友辞职去了企业，不少从事企业内部审计和监察工作，简单地说就是抓出企业内部贪污腐败的蛀虫，对比来看，论贪腐的严重程度，民企要比国企、政府更加严重，当然这或许成了所谓的“潜规则”、“明行规”，企业老板也得权衡，抓得太严没人干活。

公职人员本就来自于人民，对公职人员“妖魔化”，实际就是在抹黑人民和社会，是在对我们的社会进行解构。

期待有一天，能够就事论事，把认真负责的大多数人，与贪赃枉法的少数人区分开，而不是混在一起，让兢兢业业的大多数人为少数人分担骂名，这不公平，水混了一定有人浑水摸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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