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地方政府一把，让更多企业活下来

原本觉得疫情管控放松之后，经济能好起来，在年初也确实出现了很多复苏的好迹象。

比如饭店指数，这是小镇姑且代称的，并没有系统研究。通过与北京餐饮从业者交流获知，今年一季度北京餐饮业还是很红火的，而且是人均100以下、100-300、600元以上三个档位都很好。

按照北京物价水平，100以下是日常聚会，属于消费复苏，100-300是比较频繁的沟通需求，而600以上多半是高端商务。但很快就发生了转变，人均100-300元的餐厅生意骤降，600元以上的也出现了明显下降，这说明非消费也就是投资下降，相比大家期待的，实际没有那么多可以做的生意。

这是一个挺有预见性的小指标，果然从2季度开始，社会投资、融资等都大幅下降，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倾向于收缩，确保现金流，减少新投资、挑选合作伙伴和项目、削减经营成本比如裁员、降薪等等。

并不是没有投资机会，也不是不想赚钱，过去几年的后遗症需要时间消除。

比如地方财政恶化、赤字增加、地方债不断增大。这带来的影响非常大。

疫情前地方财政已经比较困难，对土地财政依赖很大，而且一定要注意土地财政并不仅仅体现在土地出让金里，实际上通过“调入资金”这个渠道，已经把部分土地出让金转移到了一般财政预算收入里面，从不完全统计来看，至少县这个层级，从土地出让金调入的占一般公共预算的比重在20%左右。

换言之，在评估地方财政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时，不能够仅仅只考虑土地出让金，还应该把调入的部分加进去，就算按20%计算，假设某地土地财政依赖度是100%，那么实际依赖度需要调整为（1+0.2）/（1-0.2）*100%=150%。

想想房地产行业的骤变，可想而知对地方财政的冲击有多大。

疫情三年，地方收入锐减，但支出大增，导致赤字增大、债务上升，不仅严重削弱了地方政府刺激经济的能力，还影响到全社会方方面面。

比如刚刚发布的《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简称“31条”，有一条叫“完善拖欠账款常态化预防和清理机制”，要求“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不得以内部人员变更，履行内部付款流程，或在合同未作约定情况下以等待竣工验收批复、决算审计等为由，拒绝或延迟支付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款项。”

这一点很重要，即使在疫情前，换了主官就不认前任的账，拖欠甚至拒不还款的情况就屡见不鲜，而很多项目，都是企业垫资先做，政府后续根据项目进度付款。疫情冲击下，账期大大延长，对企业带来的影响极大，小镇自己调研知道的，就有某企业承包了基础设施项目，投入巨大，一直要不到回款，这个企业家激动之下轻生。

并不是地方政府不想给钱，疫情大大加剧了地方财政的困难度，很多地方是彻底没钱了，甚至还利息都成了问题，就算想给也给不了，还得把有限的资金尽可能用于“三保”（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支出），然而企业拿不到回款，继续经营肯定受到影响，也会打击到再投资的积极性。

目前走访到的民营企业，不分行业、大小，特别普遍的态度都是还是要继续搞新项目，但回款是第一位的，关心合作伙伴的可靠性，做政府相关项目的特别关注当地财政健康程度和一贯的信誉度，总的来说更加倾向于长三角、珠三角以及少数几个城市。

企业如此，自然会影响到就业者、服务业等方方面面。

另外还出现了一些地方要求企业承担更大责任问题，说白了就是往外掏钱，目的一样、手段有所不同，有的是商量、有的是劝导、还有的是直接硬来，想尽办法找企业问题，对企业更多罚款等等。

本地政府对本地企业，还会考虑不要杀鸡取卵，要考虑可持续问题，更担心的是异地执法，对外地企业下手，一旦出现影响可想而知。

虽然说，谁家的孩子谁带，但也必须考虑地方财政和债务问题对整体经济的影响，总得解决。

这个问题争议很大，有的建议中央还是要帮地方还债，因为中央政府债务负担较轻，还是有进一步发债余力的，中央信用高，发债的成本更低，能够帮助地方用低利率债务替换高利率，还能让地方喘一口气。

而且从央地财权、事权上也说得过去，毕竟这些年对地方提出了更多的发展要求，不再仅仅是考核GDP增长，还要考核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环境保护、共同富裕、乡村建设、民生保障等等方方面面，地方要做的事越来越多，支出自然越来越多。

但地方政府支出的增速远远高于收入增速，自然导致地方债务问题越来越严重，虽然财政税收分成还是要以中央为主，但中央掏出部分资金帮助地方也说得过去。

但反对的一方担心的也很现实，那就是如果中央替地方还债，那以后一定会有侥幸心理，觉得欠债不怕反正上面还，一定会出现不管不顾多借债的问题，这就导致做错了事没有代价，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所以，现实考虑，要想破解当前问题，需要帮助地方解决财政和债务问题，也确实有能力，但又如何避免做错事不用付出代价呢？

还是有办法的，那就是分类。

一定要明白，地方政府收入下降、支出上升，并不完全是地方政府的责任，尤其过去三年不可控因素带来的影响才是关键，确实存在一些地方不顾回报率乱搞项目导致严重的债务问题，也确实存在判断失误想要赚快钱结果被套牢。

但也必须承认，房地产的骤变不是任何单一地方政府的责任，大家都有责任，某个地方的政府也不可能靠自己就让房地产出现如此巨大而猛烈的变化，导致财政收入锐减。

疫情爆发也是不可抗因素，地方财政必须为抗疫、纾困提供更多资金支持，这些骤增的支出也不是地方政府的责任，不说表功，起码这不是错。

对于这些不是地方政府过错而增加的支出，以及因此带来的债务增加，还是有必要帮助解决的。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怎么把错综复杂的债务分类，搞清楚到底哪些债务是为了抗击疫情出现的正当支出，还要剔除房地产行业骤变带来的财政收入下降的影响。

还是有办法的，比如著名经济学家白重恩就提出一个方法，大致做法如下：

梳理2019年以前各地财政收入、支出变化趋势，考虑近几年调整发展目标比如环保要求进行加权，大致能够估算出如果没有疫情，各地财政、收入应该是什么水平。

把这些统统算出来，然后扣掉所有与土地财政有关的收入和支出，就可以得到一个排除掉土地财政变化的预测收入和支出。

推测值与实际值的差值就是地方政府因为房地产行业骤变、疫情冲击所付出的额外成本，这些钱整体上不是地方政府的错，那么由中央帮着偿还，不会导致做错事不付出代价。

当然会有一些偏差，但是治理大国，有时候需要烹小鲜很精细，但有时候就得搞出来一套比较容易操作的方法，比如中央帮地方还债，到底还多少合适的问题。

当然这笔钱一定要加一个条件，要求拿到钱的地方政府必须优先用来偿还拖欠的账款，尤其是优先偿还中小微民营企业的欠款，毕竟大企业大平台还是有更多融资渠道，也有的是钱。

当然还有很多需要细化的，比如要防止有些神通广大的借机套取资金，这就要增加更多限制条件，比如查看企业注册时间、往年经营情况等等，只要想做一定能最大限度的避免被窃取。

让更多中小微企业活下来，一定能够改善企业对未来的信心，资金转起来了，大家就都有钱了，经济也就好转了。

这要比一些专家提出的全民发钱效率高得多，也不会带来更严重的新问题。

这个钱其实也并不太多，三年疫情合计大概在4万亿元左右，而由于机制和技术的进步，比如中央资金直达机制、更多部门数据联网、金税四期等等，这次发放的资金要比2008年更加精准，发挥的效果会比2008年更好，负面影响也更小。

工具箱里是真的有很多工具，而且一定有效。只是使用这些工具需要更多时间准备，多给点耐心、多给点时间、多一点对未来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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