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到底在怕什么？

1932年对中华民族而言非常艰难，东北被霸占，整个国家和民族沦陷在苦海之中，国内军阀混战，人心惶惶，不知道未来会如何。

为了提振信心，当时创刊已有30年的《东方杂志》向全国各界知名人士发出400多封征稿信，期望这些当时国内顶尖的精英人士、大知识分子，能够好好地“做一回好梦”，给苦难中的国人以慰藉。

征集的只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国家、一个是个人：

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的？

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

最终共收到160多封回信，刊登出来了142封，回信者全部来自大城市，男性占138人，大学教授、教育家、艺术家、官员、实业家、银行家、记者、作家、律师等在当时堪称上流社会的占比超过80%，考虑到当时求学之艰难，这些人基本都属于“贵族阶层”。

没有一个来自于农民、工人、小职员，虽然后者才是绝大多数，但在当时他们的声音不重要，而女性显然也没多少话语权。

这些回信者是当时中国最大红利的获得者，但从回信来看，除了少数做实业的，大多数不过是脱离现实的温室花朵，对未来国家的畅想不过停留在1516年《乌托邦》的水平上，能够想象的基本是没有阶级、没有国家、没有压迫、没有区别的所谓大同社会。

真正能够落在实处、可以为之奋斗的梦想，少得可怜，甚至提及“法治”“参政权”这种务实权利的知识分子竟然只有1人，当时是一名大学教授，但荒谬的是这个人后来在抗日战争时期投降日本，做了汪伪政权的走狗。

总的来说，虽然这些人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在全世界都属于顶尖的一批人，但思想极为幼稚，对于中国的未来也极为悲观。比如巴金、茅盾、钱君匋等都认为中国没有未来，林语堂的梦想不过是能有一个安居乐业的小小净土，然后躲在里面。

更有的认为中国不可能实现独立，最终一定会被日本占领或者国际共管。

好在真正为中国的未来而努力奋斗的，不是这些被民国捧在天上的所谓“精英”，他们不事生产、不关心公众、不愿意做具体而又繁琐的事情，他们不满于现状、充满悲观，但又总想轻轻一跳就一劳永逸的解决一切社会问题。

这是一群典型的投降主义者。

1932年的中国真的如这些“精英”想的没有希望吗？以至于这些拿着相当于平均收入至少10倍高薪的知识分子们，对中国的未来如此悲观。

当然不是，13年后，不可一世的侵华日军就被赶出中国，17年后新中国成立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18年后迎战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并战而胜之，奠定了中国陆战无敌的赫赫威名，39年后新中国重返联合国并成为五常之一。

100年后的2032年，有多少人会怀疑中国的伟大复兴，成为至少与美国并驾齐驱的世界强国？

1932年回信者学识很高，但并不代表他们能够正确认识现状和未来，他们找不到出路很正常，因为他们根本不了解现实，待在自己的“象牙塔”里，就算头发掉光了也想不到出路。

真正拯救中国的奋斗者们在做什么呢？

打开《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从1930年到1933年，毛主席一直在调研，到一线去寻找解决办法。

例如1930年5月“寻乌调查”，把全城近2700人研究透了，甚至详细到宗教徒22人都是什么宗教的，地主有多少户，人口多少、土地多少、口碑如何、倾向怎样？

而对于重点的农村人口和土地关系，更是细分为大地主、中地主、小地主（破落户和新发户）、富农、中农、贫农、手工工人、游民、雇农等等，几乎把每家每户都调研了，还细细梳理出了三类23种具体剥削方式。

之后还有东塘调查、兴国调查、 长岗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等，根据这些第一手的调查情况，形成了有针对性的解决策略。比如1935年提出转变对富农的策略，明确要求“富农可与贫农中农分得同等土地，过去分坏田的原则是不对的；但富农土地完全不动的原则，在苏区尤其在南方苏区也是不对的”，还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发出“改变对富农政策的命令”。

面对农民占绝大多数的社会现状，1932年回信的“精英们”极为悲观，但毛主席早在1927年就认为四万万农民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关键，充满乐观和希望。

这就是焦裕禄曾说的“坐在办公室里全是问题，走到基层去全是办法”，一个传承数千年文明不断、拥有亿万国民的国家，怎么可能没有未来？

26年前的1998年，也不好过。索罗斯甚至妄言“中国经济撑不过1998年夏天”。

当时刚刚经历了经济软着陆，第一次面对通货紧缩的挑战，东南亚金融风暴、日元贬值、俄罗斯金融危机、科索沃战争外部冲击一个接一个；国内更是压力巨大，国有企业严重亏损、银行账面不良贷款率高达20%甚至30%以上，是世界前百银行平均水平的十倍以上，工人下岗失业率极高，又要面对前所未有洪峰的巨大挑战。

在这种情况下，1998年出现了关于中国经济未来的大讨论，当时参与讨论的层次比较高。一开始悲观的声音比较强烈，当时很多人质疑8%的增长率还能维持多久，当时比较流行的观点是“继续追求高增长已不现实”，认为要做好21世纪头10年年均增长降到7%的准备，还有的认为最多10年中国经济就会遭遇成长断层。

具体的理由论据就不多说了，感觉上跟现在有的人的说法不多，比如认为未来继续改革释放生产力的空间已经不大了，缺乏新的支柱产业等等。

比较有意思的是关于房地产改革，当时激烈讨论的是要不要允许居民贷款购房，担心如果居民贷款买房会赖账。当时厉以宁明确提出批评，认为消费者只要有条件就一定会加快偿还欠款，应该把住房和汽车两个产业拉起来，带动经济增长。

当时的改革重点之一是国有企业改革，但改革是在条件并不成熟的情况下推进的，如邵宁评论的“需要支付改革成本的时候发现财政并没有准备足够的资金，职工大批下岗时发现社会保障制度还没建好，出现国有资产流失时发现国资管理的责任并不明确。”

但照样一路走过来了。

事实上当时认为可能是未来峰值的1999年，实际GDP增长速度是7.7%，而这也是未来15年的波谷，进入21世纪头10年，GDP增速基本保持在10%以上，而人民币汇率也从上世纪90年代8时代，进入6时代。

现在相比1998年，条件好了太多。

1998年都能够有信心提出“中国未来是光明的”。

那现在，当然更有底气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

凭什么不可以呢？

“年轻人相信国家的未来，却不相信自己的未来”还情有可原，毕竟几十年了，跨越式发展的机遇少了很多，门槛也更高了，年轻人压力越来越大。

但匪夷所思的是，吃足了中国发展红利，已经到了社会一定层次，还接受了良好教育的人，却出现了一种奇怪现象：总把贬低中国当成客观，如果有谁说在哪些方面中国已经今非昔比，就要被批评自大。

比如有些人谈“韬光养晦”，认为中国对外太强硬了，引起了某些国家的不满，所以中国才被针对等等。

这不知道是在侮辱谁？如果一个霸权国，对于另一个国家的国力变化，还需要这个国家自己去说才能发现，进而调整应对策略，这样的国家是不是太愚蠢了？

10年前，还不太容易找到只有中国能够做到的，但现在还剩下多少“工业明珠”？只有中国能够做到的越来越多。

不要过于高看社会意义上的某些“精英”，他们对于中国和世界的认知可能停留在过去不知道哪个时间段，或许是10年前又或者20年前？具体根据年龄而定，太多“精英”早早地封闭了思维，拒绝了解新事物，对于当前社会的无知程度令人惊诧。

比如颇有些人仍然拒绝相信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壮大，甚至在中国周边都不敢想能够获得战争胜利，哪怕把数据怼在脸上，也仍然拒绝相信，但他们也拿不出客观的论据，只是一再重复悲观的观点。

贬低绝不是客观，更不是清醒。

不顾事实的贬低，到底在怕什么?

只有敢于承认自己哪些方面强，才能发现哪些还有不足。强的就去研究为什么强，总结可以推广的经验，不足的就去研究可能是因为什么问题，从而查漏补缺。

而搞清楚这一点，待在办公室里拍脑袋显然是不行的，需要进行更多研究，笼统地说不行是最简单又最懒惰、最无用的。

脱离实际的自卑，与盲目自大，都是投降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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