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有一项重大人事任命，出现了第一位出身证券系统的证监会主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过往的历任主席基本出身于银行系统，这是继李云泽之后，打破金融系统惯例的又一项人事任命。
新任主席作风极为硬朗，在证券系统任职时曾主持问题券商风险处置、严打“老鼠仓”，还提出“金融监管无缝隙”。
之前分享的《金融改革进入“深水区”，未来将走向何方？》一文，有近三分之一篇幅谈的是金融体系人事逻辑的变革，但由于屡屡审核不通过，就删去了，现在第二个实例有了，有些话就能再放开一点了，之后会对人事这方面的变化单独分享。今年初刚刚举行了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这次会议上总书记的讲话用词极为严厉，参考过去的类似讲话报道，一般谈的比较全，方方面面都会涉及，反腐败只是其中特别重要的一部分。然而三次全会的讲话中，反腐败成了中心，其他部分少了很多。列举部分内容：“反腐败绝对不能回头、不能松懈、不能慈悲，必须永远吹冲锋号”；“要加大对行贿行为惩治力度，严肃查处那些老是拉干部下水、危害一方的行贿人，通报典型案例，以正视听、以儆效尤”；“坚决清除系统性腐败风险隐患”“铲除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阻断腐败滋生蔓延”等等，用词也严厉了很多。而在前几年，类似讲话和报道，更倾向于强调“反腐败取得压倒性胜利”“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风向变化极为明显。
自十八大以来，反腐力度不可谓不大，各级纪检监察系统和司法系统的“战绩”就不一一列举了，防腐的体系建设也有了巨大进步。但也有读者留言询问，既然反腐力度这么大，为什么腐败问题还是这么严重，甚至感觉更重了？感觉更重，与反腐进入更深层领域，查得更严、更细有关，毕竟腐败是人性，绝不可能根除，只能不断加强，永远不能松懈。一是权力更加集中，公众获得的信息更加充足，两者叠加使得腐败更加隐蔽。这一点的逻辑是这样的，即使在互联网诞生以后，想要获得一些信息仍然很难，比如10年前，想要了解体制内的一些常识性的信息都找不到，需要千方百计打听，但是现在打开各种互联网平台，有大量的体制内人员现身说法，虽然其中有一些虚假信息，但是只要花一点时间，再主动联系一些人，完全可以获得相对准确的信息。这就意味着对于大多数岗位的“祛魅”，其实公职人员的所谓“权力”或者说“特殊地位”，跟公众不了解的想象有很大关系，总会觉得在这种地方上班，能跟谁打交道，就觉得这个人很有能量，最起码惹不起，颇有些人利用这种神秘性牟利。但信息高度公开之后，有几斤几两就很清楚了，现在也很现实了，能解决问题才行。在这种情况下，加上权力进一步集中，于是行贿也会更加聚焦，这也会导致监督的难度变大，客观上会导致更多的腐败。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因素，比如公众和社会监督仍然不足，虽然这几年有一些互联网反腐，但看起来热闹，实际因为互联网反腐或者民众举报惩治的案件占比仍然很低，主要还是靠纪检监察系统，纪检监察再强，也无法取代民众和舆论的监督，这块短板一时半会补不上。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第三点的新型、隐性乃至跨境的腐败形式，就在2023年的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就首次点名了“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今年初的三次全会再次点名。而且还新提出了“跨境腐败”，过去打击跨境腐败主要是国资委和发改委提得多，但这次上升到了中央纪委全会的高度。新型腐败：今年反腐专题片《持续发力
纵深推进》的第四集《一体推进“三不腐”》提到了央行原副行长范一飞案，就是典型的新型腐败。
范一飞的弟弟经营了一家投资公司，想要向范一飞行贿的，就会提供一个稳赚不赔的投资项目或者金融产品，由范一飞的弟弟以投资作为幌子，从而获得海量利益，而且很多时候甚至都不出钱，只是签一个虚假协议。隐性腐败：玩法就很多了，还是以纪检监察系统公开通报的为例，比如设立影子公司安排特定关系人当“白手套”，又或者股权代持、代理销售、量身定做招投标、到企业调研站台等，总之就是掌握权力的人藏在后面，如果没有行贿人的配合，想要定罪难度很大。跨境腐败：主要是涉及境外人员或者赃款、腐败分子逃往境外，去年广东就办了一件案子，首次以“对外国公职人员行贿罪”起诉并宣判，中铁隧道局的两人被判有期徒刑。具体的案件就不多举例了，了解反腐难度更大就可以了。这些新出现的腐败形式，导致查办的难度大增，而且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新型腐败在金融领域里特别突出，毕竟金融玩的就是钱，金融领域的腐败很难抓，而金额又特别大，尤其是相比贪腐金额，由于金融的特殊性，给整个国家、社会带来的危害更大。比如原银监会副主席蔡锷生案，如果只是自己贪污一些也倒罢了，但他在任期间信托业大举扩张，他2013年退休卸任时，信托业资产达到8.73万亿，是他2005年上任时的43倍，2015年信托业资产规模甚至超过了保险业，成为中国第二大金融行业。而以信托业为代表的非银机构的迅速崛起，加上蔡锷生的有意放纵，带来了严重的“影子银行”风险，他的所作所为对金融安全乃至国家安全带来的危害难以估量。所以至少从2018年的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开始，金融反腐就被列为重中之重，成为几乎唯一被专门点名的特定领域。2023年二十届中央纪委全会列出了更多重点领域，但金融一直排在首位。比如2023年二次全会“深化整治金融、国有企业、政法、粮食购销等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的腐败”。2024年三次全会“深化整治金融、国企、能源、烟草、医药、基建工程和招投标等领域腐败问题”。而且针对这些新型、隐性、跨境腐败查办难度大的特点，最新的反腐做法也一改对行贿者放一马的传统做法，强调“受贿行贿一起查”，还要“完善对重点行贿人的联合惩戒机制”。
严惩行贿人还引起了舆论的反对，有人认为对行贿人严惩反而不利于反腐，因为行贿人出于保护自己免于处罚的目的，会包庇受贿人。但需要注意的是，这里强调的严惩行贿人，重点是长期行贿，尤其是老是行贿拉党员干部下水的行贿者。这也是跟新型、隐性、跨境腐败的特点有关，如果长期行贿者总是被放一马，那大不了换个目标，继续拖其他官员下水，威慑力太弱。怎么解决“政商勾连”的问题，也是这些年反腐的难点，“政商勾连”的危害性极大，很容易形成利益集团，而且往往把政治和经济混在一起，出现如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会议强调的“资本向政治领域渗透等破坏政治生态和经济发展环境”的严重问题。所以，在今年的三次全会上，“把严惩政商勾连的腐败作为攻坚战重中之重”，而在这句话之后，紧接着的就是强调“金融”等重点领域。现在金融、资本圈出现了很多问题，也让大家钱包遭受重创，解决这些问题靠传统救市是没用的，真正的救市必须把底层问题解决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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