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领域的竞争，将贯穿整个世纪

关于美国的AI潮，小镇已经写了几篇了。简单概括下基本观点：

第一：承认美国技术创新能力，在“0-1”乃至“1-100”层面，美国仍然拥有优势；

第二：由于美国从工程师驱动向金融驱动全面转型，由此带来的工程师队伍、文化、传统等持续衰退，对于美国的复杂系统工程能力的削弱几乎不可逆，因此在“100-10000”的规模化产业化领域，中国要比美国有优势。

因此，在AI利用上，中美侧重点不同。美国更倾向于AI本身，重点是通用大模型，用海量的算力走大力出奇迹的道路；而中国倾向于AI赋能其他产业，通过AI的应用能够立竿见影地推动生产力提升，重点放在专用大模型上。

不同的路径，与中美不同的国情、优势紧密相关。毕竟要想以开发各领域的专用大模型，必须有足够扎实的实体产业为支撑，这绝不是程序员自己能想出来的。具体参见《下一次工业革命，必将由中国引领》《为什么美国如此拉胯，连胡塞武装都不如？》。

所以小镇对于美国的AI潮又或者马斯克的星舰等等，更多报以期待的心态，希望能够有更多的突破，因为任何里程碑级别的新技术、新业态，在带来生产力提升的正面效应的同时，也会对当前社会带来同样巨大的冲击，这个冲击从长期来看不算什么，但是在当下必然会带来种种负面性，能有一个国家在前面探路，未尝不是好事。

而且，复杂工程能力才是难以跨越的护城河。美国掌握技术优势，但是仅仅是优势，要想将优势变为决定大国博弈的胜势，还是要落脚在实体产业上，必须把技术转为具体的产品，并且实现规模化。

就拿马斯克的星舰举例。这的确是人类有史以来体积最大、推力最强的运载火箭，通过捆绑数十台成熟发动机，大幅压低了成本。但是真正想从航天本身获得超过投入的收益，需要的绝不仅仅是几十艘星舰，哪怕仅仅是开发月球，就要以百、千艘计算，全世界最擅长规模化生产的国家是谁呢？

马斯克的成功证明了这条路可行，在科技研发中，一条路证明可行就是最宝贵的，剩下的无非解决具体的技术难题，仍然很难，但方向有了。何况中国在航天领域，也同样采取“全都要”的方式，比如天地往返运输系统“腾云工程”最新进展是，计划采用电磁太空发射的方式，用“宇宙大炮”直接发射空天飞机，如成功实现，成本远低于马斯克的星舰，大概只有传统可回收火箭发射成本的不到2%，效率也更高。

相比上述领域，小镇目前更关心的领域是生物技术，或者说生命科学。这个领域与每个人切身相关，也是当前最短的一块。

是否还记得“21世纪是生物科学的世纪”这句话，这句话被很多人抨击。但实际上是误传，这句话最初是弗里曼·戴森说的，他原话是“生物学是21世纪的科学”，只是后来被误传了，尤其施一公也说“21世纪是生物科学的世纪”，误解就根深蒂固了。

其实原话并没有错，人类目前虽然看起来科技昌明，医学也看似很发达，但实际上人类对人体的认知仍然停留在极为初级的阶段，甚至远不如对地球了解得多，起码人类目前还完成了5%海洋的探索，对地壳也能钻上几个上万米的深坑。

而人类天生就有的肉体，对于人类仍然是一个巨大的谜团，所以说“生物学是21世纪的科学”，其实也是希望在21世纪，人类能够在生物学领域有所收获。

目前，相比AI争夺的明面化、白热化，一个潜在的竞争焦点是生物技术，某国正在这个领域进行切割和阻挠。

比如今年初，有多个生物医药股暴跌，起因就是一份23年12月刚刚提交的法案，《禁止与特定生物技术供应商签订合同的法案》（也被称为“生物安全法案”）。这部法案在今年1月25日在众议院提出，3月6日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已通过，这个法案的进度还要慢于针对抖音的剥离法案。

从过往类似案例看，从草案到美国内部达成共识最终通过，大概需要一年多的时间，但由于今年大选，到底如何就不好说了。

这个法案核心是要制定一个针对生物技术公司的黑名单，按照目前草案要求在法案通过后120天内完成实体清单的制定，并且将每年审查、更新清单。

而最近，英伟达CEO黄仁勋提出了一个观点：人人必须学会计算机的时代已经过去，人类生物学才是未来。

注意“人类生物学”并非一个严谨的名词，实际指的应该是生命科学或者生物技术，人工智能与生命科学有太多共同之处，AI与生物技术的结合，有利于互相启发。

关于更加深层次的考量，尤其涉及其他国家，小镇无法提供准确的信息，只能通过一些间接信息进行推测。

需要关注的是，2023年12月25日，原国家食药监管总局局长毕井泉接受《经济参考报》独家专访，内容是呼吁改革创新药定价机制，从六个方面全链条支持生物医药创新。

虽然毕井泉局长已转任全国政协，食药监管总局也已并入市场监管总局，但要注意毕井泉在医药行业的影响力很大，他在任期间推动的药品监管改革得到了各方高度的肯定。

近期，关于创新药发展的一份征求意见稿，也在网上悄然流传，目前已经有多家官媒公开报道，从各方信息交叉对比来看，网传的内容可信度很高，而目前流传的版本，与去年12月25日毕井泉接受采访时表达的观点极为一致。

这对于正在遭受美国“生物安全法案”冲击的中国医药行业，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创新药是生物医药技术的核心，是以点带面关键的那个点。

前几年中国生物医药领域投资一度超过美国，比如2018到2019年度，早期风投和私募投资达到172亿美元，超过美国，但在2020年后，美国迅速增加投资，而中国的投资下降极快，2022至2023年9月甚至降到了45亿美元。

这就导致一个问题，生物医药的成果需要时间，这几年创新药成果显著，但这是2018年乃至更早期投入的成果，而之后风险投资大幅度下降，必然会导致未来几年创新药成果减少。

而之所以出现风险投资下降的情况，很大程度上与预期收益低有关。核心矛盾点是创新药需要高收益支持，但现实要求创新药降价，尤其医保谈判，如果降价幅度达不到医保部门测算的底价，就不能进医保，也就极大影响了创新药的销售。

毕井泉的观点核心是推动创新药定价的市场化，要奖励激励创新的机制，创新药到底定什么价格要交给市场来决定，一开始可以是高价，但随着市场的开拓，逐步下调，最终达成共识，而不是监管部门直接定一个低价，这显然会打击创新药研发。

这种机制显然不利于创新，只会导致出现大量几乎毫无药效的所谓创新药，比如某些所谓创新药，名头很大，实际有效成分就是少量的西药成分，而这又牵扯巨大的利益。

从最近网传的支持创新药发展的实施方案来看，显然抓住了病根，给的药方就是真正的市场化，而不是财政补贴多少，而且新的政策是全链条的，包含创新药的所有环节。

由于这份文件尚未公开，仅仅是通过经济参考报、证券时报等官媒有所报道，因此就不针对具体条款展开谈了。

只说一个结论：如果保持市场化、激励创新的基本理念不变，那么中国创新药产业必将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时代，这对于中国生物医药领域的进步大有好处。

中国在生物医药领域已经有足够深厚的积淀。医疗人员的技术水平并不弱于任何国家，14亿人的医疗数据也足以支持系统性研究，而大工业在医药器械生产方面也具备足够的潜力，只是过去一直缺少一个能够带动冲锋的先锋大将。

希望创新药能够早日成为下一个新能源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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