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太缺资本了

外资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远不是规模可以体现的。外资有更高的比例作为风险投资，风险投资对于科技创新极为重要。

4月政治局会提到一句话“积极发展风险投资，壮大耐心资本”，这句话瞄准了中国一大病根：中国钱很多，但资本太少。

从商品和生产力角度，要建立内外双循环；

而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角度，关键是推动“资金-资本-资产”的三资循环，“三资循环”来自于今年3月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局长在两会上回应记者提问。

需要注意的是，与过往金融口领导不同，李局长特别讲政治，比如去年6月的陆家嘴金融论坛，李局长强调的是“金融机构需要进行三观改造”，而这与后来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确定的总基调一致。

同理，3月两会时，李局长首先谈“三资循环”，这也应不是他的原创，而是更高层面的共识，只是由李先对外表述，搞清楚先后非常重要，决定了这一理念执行的力度和范围。

当然，目前还只是提出这一理念，一针见血的点明了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尚没有具体的行动措施。

即使在4月刚刚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也尚没有进一步明确，只是将这一部分放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部分，更证明了“三资循环”目的是为了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但要壮大新兴、未来产业，也要利用先进技术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后者尤为重要，4月总书记视察重庆，就明确提到“支柱产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而在重庆召开的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也更强调各地因地制宜、打造特色产业。

正因为目前尚没有具体措施，更有必要了解到底什么是“三资循环”，为什么要说中国缺资本？

从去年开始，一直有强烈的声音呼吁中央加大刺激，也就是大放水，但中央不为所动，关键原因是放水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当前中国金融体系出现了严重的堰塞湖，市场上其实有海量的资金，但是并没有进入市场流动。

比如大量资金停在储蓄账户，银行贷款放不出去，这根本上是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个体需要养老、预防风险等，不得不储蓄，如果解决了后顾之忧，花钱不需要教；而近几年经济遭遇一些困难，更加剧对风险的厌恶，于是愿意投资、消费的更少了。

而从直接原因上，对于风险和未来的预期，影响极大。从2008年到2017年，中国居民存款基本保持稳定，在4-6万亿元之间起起伏伏，2017年还是一个相对波谷，降到了4.6万亿元。

然而之后有两个关键的激增年。

一个是2018年第一次翻倍。从2017年的4.6万亿元，很快激增到2019年-2021的10万亿元左右。

另一个是2022年的第二次翻倍。从前一年的9.9万亿元激增到17.82万亿元。

可见从2018年至今，全社会对风险更加厌恶，渴望规避风险。然而科技创新是一场冒险，特别需要风险资本的支持，全社会厌恶风险，自然导致愿意承担风险的资金大幅下降，对于创新的支持锐减。

同时期股市表现也不多说了，股市的不景气导致股权融资难以发展，而疫情之后强调短期刺激，进一步加强了银行在金融体系中的地位，股权融资被进一步削弱。

以上都导致资金转化为资本的循环被严重削弱，也就出现了“钱多本少”的问题。

生物医药领域就是典型，一度中国生物医药领域融资额超过美国，这也带来了这几年的创新产出，但很快融资额连续暴跌，现在已经远远低于美国，在这方面，如硅谷显然更乐于做“0-1”的事情。

不仅是资本少，长期、耐心资本更少。

这也是去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的“促进长期资本形成”。

证监会前任易主席在任时，主抓的一件事就是中长期资本入市，早在2019年就纳入了十二项重点工作之一，但是证监会职权有限，能被称为中长期资本的，基本不受证监会领导，比如养老金、险金、社保基金等等，证监会能管理的也无非券商和基金，就连公募基金也只有一定的权限。

现任吴主席也在两会记者会上强调，中国股市长钱短钱都需要，但更缺长钱，同样缺的是长期主义。

这几年老讲价值投资，但实际上中国股市目前没有价值投资的基础，只有以中长期、耐心资本作为基础，才能够形成价值投资、理性投资、长期投资的基本理念，现在距离这个目标有些远。

与股市类似，想要搞科技创新，同样需要有耐心的长期资本。尤其是科技创新型企业，初创、成长、成熟等不同阶段对于金融的支持需求不同，这也是过去如互联网公司特别看重美元投资、赴美上市的关键原因。

问题基本如此，钱多资本少、长期耐心资本更少。

怎么解决呢？

长期的大目标说起来简单，无非是努力创造有利于大众创新、大众投资的火热环境，建立更加活跃的市场经济文化，还要解决包括知识产权等在内的全新机制体制，等等，反正各种好听的词往上堆就好。

长远来看，当然需要推动资本市场体制机制的改革，要靠市场解决问题，但是这个长期有多长呢？有足够的时间等吗？万一错过战略机遇期呢？

重点是当下怎么办？

比较现实的无非两条：

一是盘活存量资产，这也是近期政策倾斜的方向。比如2022年5月国办19号文《关于进一步盘活存量资产扩大有效投资的意见》，所谓盘活重点就是减少低效率资产的占比，腾挪出更多资产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

但这方面的政策仍然严重不足，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的倾向不是短期内能够扭转的，而前几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也影响了相关政策的提出。

二是发动国有力量。

继续动用行政力量，强令各类银行贷款、国有资本投资向科技创新方向倾斜，至于民间是否愿意调整风险偏好，也参与到风险投资中，短期内也很难期待了。

但这也会带来新的问题，在科技创新、新质生产力、转型升级等前沿领域，国有发挥的作用将越来越大，从表现上看就是所谓的“某进某退”问题，当下国资需要承担更多风险，需要进行改革，思考怎么解决鼓励创新又能避免以创新为名的腐败问题。

而当科技创新结出硕果的时候，国资显然将分走更大的蛋糕，那么借势又该如何面对必然到来的舆论攻击，又该如何进行利益的平衡？

无论怎么走，都会有新的问题，唯有走一步看一步，兵来将挡水来土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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