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改动了清帝辞位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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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权组织临时政府布告
本文所举清帝辞位诏书是在日本静嘉堂文库《袁氏密函》中发现的。在当时，基于种种考虑，袁世凯本人反对用“逊位”“退位”字眼，南北双方最终取得共识，在行文中均使用“辞位”二字。
对于“退位”字眼，1912年1月26日袁世凯《致议和南方全权代表伍廷芳转唐绍仪电》明确表示反对“此次皇族及京内风潮，起点于‘退位’二字。秩庸来正式电，万不可言‘退位’二字，只言决定宣布共和可耳”。
对“逊位”字眼，1912年2月9日，袁世凯《致唐绍仪转议和南方全权代表伍廷芳电》也表示反对：“‘逊位’二字，尤为北方军民所骇异，必须改为‘致政’或‘辞政’”，在《议和南方全权代表伍廷芳电》中则表示“力求迁就”改为“辞位”。
唐绍仪在给袁世凯的电文中“至优待条件发生于辞位，若云辞政，则十九条已无政权，何待今日。十四省军民以生命财产力争，专在位字。明日入觐，务肯力持办到辞位二字，即时发表。”至此，“辞位”成为南北共识，逐渐取代了张謇、孙中山、伍廷芳关于“退位”“逊位”的表述。因此日本静嘉堂文库《袁氏密函》所收袁世凯手批清帝诏书应该按照双方达成的共识，称为清帝辞位诏书。
第一，添加“多”字，定稿为：“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
第二，把“统治权暨完全领土悉行付畀国民”中的“暨完全领土”删除，把“悉行付畀国民”先改为“完全公诸全国”，又把“完全”圈掉，定稿为：“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
第三，把“全权”之后的“与民军”后移，定稿为：“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隆裕太后对“全权”由载沣到袁世凯转移及其实际意义并没有清晰的认识。辞位诏下，隆裕太后治事如常，却不见有人来奏事，问“今日何无国事？”奏事处太监回：“国事已归袁世凯，太后但请问家事可耳！”隆裕“发现民国优待条件与张兰德所言完全不符，遂终日抑郁，逾年而殁”。
第四，在“五族”后添加“完全领土”，定稿为：“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
从以上修改中我们不难发现，在清帝辞位诏书中出现的政体、国体概念已被袁世凯认可。袁世凯在1911年11月23日谈到的政体构想：“君主立宪共和政体”——正说明其共和政体认知是在君主国体之下的杂糅形态，南北双方由此获得了和谈的必要的政治思想基础，伴随着谈判进程，1912年2月初“共和国体”表述几乎为南北谈判双方同时采用。由“共和政体”到“共和国体”，不仅是名词之别、表述不同，更是清末民初历史变革的内涵跃迁。
袁世凯在上面进行手批的底稿，弥补了辞位诏书形成过程中的诸多缺环。与此同时，对 “逊位”“共和立宪国体”“完全领土”话语的发掘，有助于进一步揭示清末民初五族共和国体建构对民族边疆的统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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