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明清档案与殷墟甲骨、敦煌写经、居延汉简一起，被誉为20世纪初中国古代文化的四大发现。作为收集管理明、清两朝中央机构档案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经历和见证了中国档案事业的发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自1925年成立，至今已95周年，期间从1959年至1969年明清档案工作曾隶属于中央档案馆，经历了一段不寻常的岁月。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历史档案，擘划调拨，历经颠沛流离的各处明清档案百川归海，始得重聚。1954年10月，国务院第二次会议决定设立国家档案局，管理全国档案事务，逐渐形成中国档案管理体系。鉴于历史档案纸质文书与博物馆文物器皿属性的不同，1955年，经国务院批准，保管明清档案的故宫博物院档案馆改隶国家档案局，称第一历史档案馆。由于第一历史档案馆一直未能找到合适地点建立新馆，1957年7月25日，国家档案局向分管档案工作的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请示，将第一历史档案馆搬进将要建成的中央档案馆。习仲勋批示：“这个改变很好，完全同意。”1959年5月5日，国家档案局向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请示中央档案馆开馆的报告中，明确提出“将党中央的档案、中央国家机关的档案和明清档案，都保存在这个档案馆”。10月8日，中央档案馆正式开馆，明清档案馆也随之并入，改称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 1960年10月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全体人员合影机构确立后，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随即选出较为珍贵和已经整理的500多万件档案迁往西山中央档案馆，待整理和其他零散档案300多万件仍存故宫原库房，开始实行城内、城外分署办公。为了有效开展学术交流活动，明清档案部对外始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时期，馆藏明清档案主要是搜集到的故宫院内的档案及文献。隶属国家档案局时，明清档案馆先后接收故宫南迁档案，苏联交还清代吉林、黑龙江各衙门档案，食品工业部移交清代长芦盐运使衙门档案，沈阳图书馆移交清内阁档案，馆藏得到极大丰富。改属中央档案馆后，明清档案部成立征集小组，成系统、成规模地征集接收了大量清代中央国家机关档案，包括南京史料整理处、中国革命博物馆、旅顺大学图书馆等机构收藏的清六部及清末陆军部、外务部、民政部、学部等档案，这是明清档案大宗入藏的尾声，馆藏规模至此基本确定。
1959年部分明清档案迁往西郊中央档案馆后，城内、城外两处库房陆续进行了库房调整和开箱上架的工作。库房内档案杂乱堆积的现象发生了根本变化，档案分类集中保管，为日后进一步改善保管条件、开展整理和利用，做了重要的前期准备。对于这些浩如烟海的档案，文献馆时期的工作重点是清代宫中、内务府、内阁等档案的清点整理。改隶国家档案局后，档案系统推行全宗立档原则和新的分类立卷法。第一历史档案馆借鉴了这一工作经验和方法，重新研究明清档案的整理工作，以军机处录副奏折的分类立卷作为尝试，对整理方法进行了多方探索。直至划归中央档案馆后，明确了“以全宗为单位”的保管原则，初步把馆藏档案分为34个全宗，明清档案的管理体系基本建立。 在中央档案馆时期，依据前期积累的经验，明清档案部修订了档案工作各项规章，并一直沿用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使明清档案工作有章可循，有规可依，沿着更为科学、规范的道路稳步推进。
档案征集方面，形成了《关于明确档案馆、博物馆保存范围及加强双方协助关系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档案馆、博物馆馆藏类型的不同，也更加明晰了馆藏档案的征集方向和重点。档案保管方面，制定了《明清部库房管理暂行办法》，确定专人专库的库房管理制度，对保管人员入库的手续和流程、登记统计制度、库内设施的摆放和使用要点、定期检查的重点和频率等都做了具体规定，并初步建立起库房温湿度监测制度。档案整理方面，对档案全宗进行梳理，逐步制定了明清档案整理细则和相关工作章程，对整理组的人员构成、任务职能以及整理方法、工作流程、操作要点等都作了明确规定，形成了在初整后分别采取详细立卷、简单立卷、一般加工三种方式，档案整理更为科学。档案编辑方面，重新制定了《明清档案部编研组工作细则》《编辑出版明清档案史料的审稿办法》《明清档案的出版办法》，总结了多年来编辑工作的经验教训，明确了史料编辑的标题拟定、修订规则等工作流程，细至标点句读都作了具体规范。档案利用方面，制定了《明清档案部保管利用组暂行工作细则》《明清档案部利用档案资料暂行办法》《明清档案部阅览室规则》《外单位复制文件办法草案》，对档案提调、利用登记、接待参观均做了明确规定，尤其是针对馆内外提调档案的不同情况，分别制定了利用流程，为利用工作的有序开展提供了保障。满文档案工作方面，鉴于满文档案的重要性和特殊性，明清档案部于1960年成立满文组，开展满文档案整理工作。满文组以雍正朝满文录副奏折档案为试点，对馆藏满文录副奏折的数量、内容、特点、保管情况做了梳理，初步摸清满文奏折的规律和特点，为全面开展满文档案整理及翻译工作做了前期准备。中央档案馆时期，大量明清档案编纂项目相继立项。包括：1960年，为纪念鸦片战争120周年，编辑《鸦片战争档案史料》120余万字。1961年，为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与北京师范大学合作编辑《1901-1911年间民变史料》43万字；为纪念第二次鸦片战争100周年，编辑《第二次鸦片战争》档案史料135万字；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出版《洋务运动》8册。1962年，完成《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70余万字的编辑工作。1963年，与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作，从内阁题本中选辑社会经济、阶级斗争相关材料900万字，成为研究清代农业租佃制和地租形态发展变化、农村阶级斗争发展趋势和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十分重要的史料。
随着业务工作的逐步推进，与学术界联系日益频繁，明清档案部的研究氛围也更为浓厚。先后涌现出一大批研究成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为张德泽先生的《清代国家机关考略》，该书已成为清史研究者案头常备的一部重要参考书和工具书。在业务工作中，明清档案人及时总结，在对馆藏档案进行全面梳理基础上，撰写了《明清档案部所存档案情况介绍》，成为利用明清档案的指南，后经不断修订，编成《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概述》一书，直至今日，仍然是了解明清档案的重要参考文献。此外，李鹏年撰写的《明清档案的整理方法》，秦国经、刘子扬、季士家、李鹏年合写的《明清档案部所存档案的全宗划分问题》等，均是明清档案工作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1959年4月16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档案工作的决定》，号召档案系统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科学研究提供尽可能多的参考材料。明清档案部积极响应，力求发挥历史档案的独特作用。外交方面，明清档案部多次提供相关档案，用历史档案印证中国与邻国的边界和隶属问题，供外交部门参考，如1964年提供中俄科塔界约、中俄塔尔巴哈台西段界约等档案，为确定中苏边界和维护领土完整做出了贡献。社会建设方面，涉及水利工程、城市建设乃至矿藏发掘各类领域，如提供近200年有关洪泽湖、淮河流域的水文档案资料，为水利电力科学研究所研究水位变化规律提供参考。文史研究方面，为农民运动、民族发展史、红楼梦诸多热点问题研究，为各地方志编纂、故宫等古建复原陈列，均提供了重要档案史料。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际环境使档案界的对外交流受到诸多限制。1957年12月国务院批准“礼尚往来”的档案工作国际活动方针，档案领域的对外交流活动渐渐发展起来。明清档案部也自1963年开始先后接待了阿尔巴尼亚、越南、朝鲜等国文化代表团的参观和档案利用，扩大了明清档案的国际影响。“国步何由探轨迹，民情从以识端倪。上林春讯人间满，剪出红梅花万枝。”郭沫若1960年的《题赠档案馆》诗句，寄托了国学大师对明清档案事业的厚望。回望明清档案在中央档案馆的十年，明清档案人吸收借鉴档案管理理念，探索档案分类方法，加快档案整理速度，档案编辑和利用工作成绩显著，明清档案事业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尽管在1965-1969年间，因受客观形势的影响，业务工作一度中辍，但毋庸置疑，在西山中央档案馆的十年，是明清档案事业发展过程中值得铭记的一段岁月。版权声明：本号文章、档案插图、音视频等版权均归“皇史宬”公众号（ID：mingqingdangan）所有，未经授权禁止转载！但欢迎读者朋友们转发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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