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古代一部规模最大、卷帙最多的综合性丛书，《四库全书》共收录图书3400余种，保存了清代乾隆朝以前的大多数重要典籍，是我国古代思想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四库全书》的纂修共历时10年，在下令征集全国各地书籍后，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设立了四库全书馆，专门负责纂修事宜。在如此长时间大规模的纂修中，要保证成书质量，做好奖惩是必须的，当然也是一件不易的事。在四库全书馆设立后，乾隆帝为全力做好修书工作，组织了一支数量庞大而又结构复杂的纂修队伍。在这支队伍里，有许多人们熟知的学术大家，如擅长经学、古文的姚鼐，兼通经史百家的刘墉，精于算学的李潢、陈际新等，可谓是鸿儒硕学。但是，仅有这些大学问家对于纂修《四库全书》来说是不够的，如此浩大的工程必须职责分工明确，每个人都各司其职。四库全书馆总体负责的是正总裁和副总裁。最初，乾隆帝派刘统勋、刘纶、于敏中、福隆安、王际华、裘曰修等为正总裁，英廉、庆桂、张若溎、曹秀先、李友棠为副总裁，已经算是人员众多。然而后来，乾隆帝又进行了多次增派补充正、副总裁，至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二月十二日，所有满汉三品以上大臣中，在四库全书馆中担任过总裁、总阅的已有25人之多，接近总人数的一半。让如此多的高级官员在四库馆中兼任职务，可见乾隆帝对于编修《四库全书》的重视程度。四库全书馆具体工作由大量纂修人员负责，大致分为缮写、分校、复校、总校几个工序。在缮写阶段，需要将从各地征集来的书籍进行誊录，起初选派了60人，后因为工作量巨大又增加了400人。这些人员均为书法清秀的举人，每人每天需要缮写1000字，除去30天领书交书的时间，每人每年要缮写33万字。在校对阶段，需要对流传和抄录过程中产生的文字错误进行校改，起初设有分校人员32名，由一名翰林担任总校。但校阅量实在太过巨大，后来又增派了复校人员16名。除此之外，随着编纂的进行，乾隆帝又不断从京外将进士、举人等专门调入四库全书馆工作。
《四库全书》纂修的工作量巨大，参与人员众多，由于各人的水平和态度不一，会产生许多缮写和校对错误。乾隆三十八年十月初九日，乾隆帝在阅看修书成果时“信手翻阅，即有错字二处”，他进而又想到“则其余书写舛误者，谅复不少”。在生气之余，乾隆帝反思到“若不定以考成，难期善本。”因此，立即令《四库全书》总裁大臣确立功过处分的章程。不久，永瑢等就草拟上奏了《功过处分条例》。条例详细规定了各阶段的奖惩措施：在分校阶段，如果校出错字，必须随时更改；如果该字在原版本中就是错的，则免于记过；如果是誊录时写错的，每错一处誊录记过一次；如果能将原版本中的错字看出来，并修改得当，每一处记功一次。在复校和总校阶段，亦如此制。在皇帝御览时，如果发现错字，则相关人员加倍记过，并交部察议。这些功过会详细记录在功过簿上，在官员任职五年期满后，将功过簿详加核对，分列各个等次后送交吏部，作为官员提拔选用的重要参考。对于成绩突出的大力嘉奖，对于有过无功的，则会淘汰后另选人员替换。这份《功过处分条例》的出台，对于激励人员认真编书有着很大的作用。但是在实际处罚犯错人员时，存在着不公平不合理之处。按照清代惯例，在衙门里当差的官员犯错，一般对低级别官员的处分要比高级别官员重，因为具体事务都是由低级别官员承担，高级别官员只是汇总审看。因此在最初处罚纂修《四库全书》犯错人员时，一般将高级别的总裁罚俸半年，将级别较低的总校、复校、分校等罚俸一年。这实际上对于纂修人员并不公平，没有考虑到《四库全书》编纂与一般衙门办事的不同之处。因为总裁与分校、复校的工作责任是相同的，而且总裁本身俸禄优厚，但低级别官员罚俸一年就可能无法养家糊口。乾隆帝敏锐地发现了这个问题，他下令在处罚时，总裁依旧罚俸半年，级别较低的仅罚俸三个月。乾隆帝还指派阿哥参与《四库全书》的校勘，如阿哥校书有错，与其他官员同等处分，以示公正。❖ 吏部知照四库全书馆进过书籍内有错误十一阿哥永瑆等记过分别罚俸事咨文《四库全书》纂修过程实际上是乾隆帝与编纂人员的一种博弈，一方面乾隆帝对于《四库全书》期望很高，必须修成流传后世的善本，另一方面一些纂修人员三心二意，各类错误层出不穷。乾隆帝力图通过亲自奖惩的方式，让纂修人员尽心修好《四库全书》。首先是在阅看核查修书上亲力亲为。乾隆帝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亲自阅看书籍，使得他在奖惩时可以更准确、更有针对性。其次是对所有纂修勤勉之人大力嘉奖，对校书勤勉的官员授予翰林院侍读等。即使是之前犯错的官员，只要修书有功，也能以功抵过。原本降级留任的纪昀就因修书尽心出力，被破例列入官员升补名单；原本降三级调用的分纂翁方纲，因为在纂修中学识出众，被授为翰林院编修。对于因病去世的总裁官王际华，因其在修书时殚精竭虑，被乾隆帝追封为太子太保，并将之前所有陪革记录全部开复。除了提拔任用外，乾隆帝还会额外赏赐缎匹、荷包、笔墨纸砚等。再次是对纂修出错之人严厉惩罚。乾隆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乾隆帝在批览《金史》时发现，书中的“诚”字错写成了“城”字，立即将承办此书的编修宋铣交部察议。乾隆三十九年二月二十一日，乾隆帝审阅已经精心校对过的《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时，发现将“桃花”误写成了“梅花”，于是将涉及此书的总裁、复校、分校等人员一并交部议处。奖惩只是手段，最重要的是触动纂修人员的内心。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四月初六日，乾隆帝仅将三月以来出错3次以上的总裁、2次以上的编修等交部察议，其余未到次数人员，均予以嘉恩。乾隆帝认为，即使给予察议的处分，不过是罚俸而已，在如此宽厚的处罚下，如果纂修人员还不尽心校阅，他们就会抚心自问，自觉惭愧。事实上也是如此，大学士舒赫德在奏折中就提到：“皇上万几之暇，一经披阅即蒙指示，而臣职司校勘未能详细看出，非一二字讹错可比，实属惶愧无地。”可见乾隆帝的奖惩措施确实达到了最初的目标。版权声明：本号文章、档案插图、音视频等版权均归“皇史宬”公众号（ID：mingqingdangan）所有，未经授权禁止转载！但欢迎读者朋友们转发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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