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同林 | 普通话写作与共和国文学的确立

颜同林

引言

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战火弥漫的中国正发生着急剧而猛烈的社会大变革。经过战火洗礼,从延安窑洞中一路走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饱受战争创伤的中国人民在探索中前行，并最终创立了一个崭新的现代民族国家。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进程，把最为重要的分水岭也标划在这一历史时刻。在既有的共和国文学史的建构与叙述中，新中国文学一直以唯一的合法性进行自己的命名。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强化，由国语写作而普通话写作的转型，则是其中最为复杂的一环。“大众化语言”、“群众口语”、“新的语言”一类的词汇、概念大批量地从乡村迁徙到城市，从大西北席卷到全国各地，成为共和国文学发生期不言自明的时尚与标准。“普通话写作”,一种与毛泽东所说的“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相适应的文学创作范式，是脱离了党八股逐步在左冲右突中建构成为共和国文学的合法化的文学语言。“如果把当代诗歌在五十年代以后出现的各种美学倾向或那些可疑的显然借用自意识形态范畴的种种‘主义’用括号括起来，仅仅考察它的语言轨迹，我以为可以清晰的发现它在语言上的两个清晰的向度：普通话写作的向度和受到方言影响的口语写作的向度。”不只是诗歌，小诗、话剧、散文领域更是如此。而且，普通话写作还是共和国文学确立的标志。作为在1950年代牢牢扎根下来并影响至今的合法性语言，普通话写作以它既有的特点、优势甚至缺陷，与日后整体评价共和国文学的发生与确立，构成密不可分的内在关系。

一 

普通话写作的内核是普通话，审视普通话写作，离不开对普通话本身的返观与凝思。普通话是怎样形成的，它与文学语言的悖离与偶合呈现出什么样的历史图景，虽然从事国语运动的语言学家有所梳理，但立足于文学语言的维度对它进行钩稽清理并标举其意义的还暂付阙如。进一步说，普通话是一个属于在能指的稳固中却不断滑动其所指的术语，这一切都必然涉及到它的溯源以及相应的辨析。

普通话写作的基础是普通话本身的建构，梳理“普通话”的渊源、发生、发展与历史变迁，辨析普通话内涵的时代变迁，则是审视普通话写作的逻辑起点。普通话的出现，是统一语言、推行国语问题所面临的一个首要问题。在清末倡导切音字运动中，出于言文合一的考虑，语言界的先行者试验性地提出了各种方案，也产生了许多新的名词术语，普通话是其中之一。“普通话”本身是一个偏正结构的短语，即“普通”的“话”，与“普通语”演变相变；“普通”是一个来自现代日语的外来语汇，它由汉字构成，是由日语使用汉字来翻译欧美词语所创造的新词。朱文熊于1906年在前人的基础上最早提出了“普通话”并给它下了定义。他认为汉语可分三类：一类是“国文”（文言），一类是“普通话”（各省通行之话），还有一类是“俗语”（方言）。从当初所界定的含义来分析，“国文”（文言）“通行”了近二千年，主要限于特定人群；“俗语”（方言）仅在特定地域“通行”。而与这两者不同，又能“通行”于各省，可以说是一种崭新的统一的语言，虽然在当时仅仅是一种建构中的乌托邦式的语言。联想起来“普通话”大概与当时的“蓝青官话”有更多的相似吧。这是一种民族、国家共同语的语言雏形，虽有一个简短的限定但缺乏实质性的内容。考虑到用什么话来统一全国的语言，怎样来统一全国语言，在清末汉语拼音运动中还刚刚开始草创，其幼稚与空疏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朱文熊

随着对此陌生话题的关注与研究，言文一致渐渐有了清晰而具体的轮廓。从中国语言的演变史来看，明清以来的北方官话其实是最有资格的。从清末到民国初年，新的术语“国语”这一概念一经提出便广为流行，即为有力的佐证；“普通话”似乎昙花一现，扔在一边无人问津。对“国语”的概念、标准进行限定的莫过于江谦。他说：“东西各国方音之殊，无异中国，自用标准语为教育，而全国语言一致。……中国官话既有南派北派之分，而南北之中，又相差异。学部既谋国语之统一，编订此项课本时，是否用标准京音？”“各国国语，皆有语法，所以完全发表意思之机能。语法之生，虽原于习惯，而条理次序之规定，则在读本。学部编订此项课本，是否兼为规定语法？”又说：“各国国语，必有辞典，以便检查，所以防易混之音，别各殊之异义，而识未习之字。……此项国语辞典，是否亦为应编之一？”以上所议，虽是江谦议员向清廷奏报的质询，但国语之名中的内容如语音、语法、语汇三要素已大体提及到。正如国民一词立足于一国之民的阐释，国语也是立足于一国之语的释义。从语音、语汇、语法角度充实这一概念，是走上正途的标志。随后陆续有语言学者提及施行国语的措施、机构、进程等诸事，不断增补、丰富这一概念。从民国初年到新中国成立这一历史时期，“国语”基本上是一个得到大面积认同的概念。与“国语”相比照，朱文熊提出的“普通话”概念仅是一个空壳，缺乏最起码的内容。与文言、方言土语不同，又能“各省通行”，设想带有乌托邦色彩，也由此可见一斑。不过，从以上粗线条的梳理中，我们大体可以明晓，语言的分歧是客观存在的古老话题。在差异中寻找相同，求同的思维是自古皆然的。从古至今，不论是口语还是书面语，一种基于人员流动后相互交流的共同语言，一种适应社会上这一庞大群体并且为他们所遵循的语言，是整个社会的需要，是语言发展的必然结果。根据语言自身特点，这种民族的共同语背后必然要有一种具有地域性、权威性的母语方言作为基础，诸如与不同朝代共衰荣的中原之音与北京话便是这样的地域方言。

“国语”在中华民国的三十多年间，一直作为口号与目标而存在着，但它的发展并不顺畅，加之先天营养不良、生不逢时，缺点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来自各方面的有形或无形的阻力也是显而易见的。由白话包装的“国语”，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发展成了不文不白的语言，是一种“近文之雅语”，远远没有达到共同语规范化的标准。于是朱文熊提出过的“普通话”这一名词又被提出来了，鼓吹最力者为革命家瞿秋白。时代在变，这一语汇的内涵也在变化。作为一个政治人物，瞿秋白于30年代在《大众文艺的问题》、《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鬼门关以外的战争》、《新中国的文字革命》、《罗马字的中国文还是肉麻字中国文》等数篇文章中一边抨击五四以来的白话文（国语）是一种非驴非马的“骡子话”、“鬼话”，“半死半活的语言”，“活死人的腔调”等等，一边进行想象中的普通话建构。在他的论述中，语言是有阶级性、等级性的，五四以来半文半白的白话，属于资产阶级的私立，将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失败而扔到历史的垃圾桶。从资产阶级革命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必然还需要一次新的文字革命，即“俗话文学革命运动”。他所指的“俗话”，也就是“现代人的普通话”。对于普通话，他在1930年与止敬（即茅盾）关于大众文艺“用什么话写”的问题讨论中便鲜帜鲜明地提出过，后来也反复论证过。新的文学革命在肃清新旧文言的同时，取而代之的“就要一切都用现代中国活人的白话来写，尤其是新兴阶级的话来写。新兴阶级不比一般‘乡下人’的农民。‘乡下人’的言语是原始的，偏僻的。而新兴阶级，在五方杂处的大都市里面，在现代化的工厂里面，他们的言语，事实上已经产生着一种中国的普通话（不是官僚的所谓国语），它容纳许多地方的土语，消磨各种土话的偏僻性质，并且接受外国的字眼，创造着现代的政治技术科学艺术等等的新的术语。这种大都市里，各省人用来互相谈话演讲，说出的普通话，才是真正的现代中国语，这和智识份子的新的文言不同。”普洛大众文艺也好，非大众的普洛文艺，都要用“现在人的普通话来写——有特别必要的时候，还要用现在人的土话来写（方言文学）。无产阶级，在‘五方杂处’的大城市和工厂里，正在天天创造普通话，这必然的是各地方土话的互相让步，所谓‘官话’的软化。统一言语的任务也落到无产阶级身上。”瞿秋白的其它文章中还有一些类似的说法。据瞿氏所言普通话是一种与新兴的无产阶级，包括以工人农民为主的民众密切相关的语言，它来自活人嘴唇的话，最核心的是底层民众读出来可以听得懂。这种“听得懂”，以“听懂”作为标尺，是直观的也是具体的。尽管瞿秋白当时的普通话主张遭到质疑，后来的研究者也认为他的主张有历史的局限，但他当时确实在有破有立中大大刀阔斧地为普通话杀出了一条血路，坚持中国社会需要新的文学革命这一既有主张，描绘了搀杂地方方言的普通话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的过程，只是发展才到一个初步的阶段而已。通过他的鼓吹与描述，这种普通话是在逐步壮大、完善的。结合瞿氏其它论述，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他的另一设想，即普通话建构走的是从土语，到方言普通话（即通行了大的方言区），再到全国普通话这样一个“之”字形过程；普通话之“普通”程度是要普及到每一个工农劳苦大众口中。这一过程是漫长的，带有革命性的，而方言化的普通话则是不可缺少而且非常重要的阶段，这种立足于城市的大方言逐渐取得领导地位，互相竞争，排除人为干扰，最终适应全国社会经济统一化的语言才有可能成为全国的普通话。——这与他反对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与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也是相一致的；远一点说也与他在城市里武装暴动夺取政权，而不是毛泽东式的农村包围城市以取得胜利的政治思想相吻合。

瞿秋白

从作为一个概念来看，普通话在瞿秋白论述中也还缺乏具体、明白、清晰的界定，相反他选择的是模糊、笼统的说法。比较之下，他最关心的是普通话的形成过程、阶级属性、用途目的等诸方面。不过，从朱文熊到瞿秋白，普通话这一概念在二十多年中，发展特别迅猛，在社会上的使用频率也相当高，不论是反对者还是支持者，都随手拈来这一概念在使用，证明它具有特别旺盛的生命伟力。

随后不久出现的大众语讨论，普通话再一次大面积地卷入进来。1934年，为反对“文言复兴运动”，上海等地又掀起“大众语”运动，提倡“大众说得出、听得懂、写得顺手、看得明白的语言”。这一讨论仍在普通话、白话、文言、方言等几项术语中间周旋，“大众语”也是从底层普通民众实用、方便、容易的角度提出的概念，与瞿秋白关于普通话的主张有部分相同之处，后来的争执可以证明这一点，也类似于鲁迅所说的语言的“专化”与“普遍化”。“大众语”与“普通话”两个概念之间有相通的地方，是这一讨论中最有意味的地方。“普通话”这一词汇出现的频率很高，虽然每一个论述者对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理解并不相同，但重叠之中无形中扩大了普通话的影响。对于普通话的内容，主流观点是包括含纳各种土话方言，流行最广的土话方言不断充实，最终成为普通话的实体。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语”推行工作由于时局的大变动，停滞不前；但在战争时期人员大迁徙的过程中，特别是乡村农民的语言在这一迁徙中声势渐大，一种类似于五方杂处的混杂着各地村庄乡音的“普通话”广为流行；追求语言的普通、普遍大行其时，“普通话”深入民间的趋势如火如荼。普通话的“流行”，方言起到了丰富普通话的作用，这一思维在不同的论述中是有代表性的。容纳方言而又超越方言，来自活人的唇舌而又有所提炼，大致确定的途径，在后来的普通话发展中得到了历史的机遇，也得到了历史的检验。

这一机遇与检验的过程随着“民族形式”的论争提速了。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民族形式”的讨论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新话题。在涉及到文艺的民族形式、民间形式、大众化等议题时，语言问题再次凸现出来成为一个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联系到当时由于战争原因所造成的文人由城市进入乡村这一事实，地方语言与书面语的统一性再次对立起来。一方面接受语言的地方化，被迫面对各地的方言土语与民间文艺形式，一方面借助某种普遍化的语言工具中适应语言交际。——群众语言历史性地成为一个必须面对的事实，这一事实在解放区得到圆满解决，也只有在依靠广大民众进行抗日战争的解放区才能真正得到解决。这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中的一个重要话题，也是他在延安整风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群众口语，成为解放区文学面对天时与地利的最佳选择，在这个意义上，以大西北为地域背景、以赵树理为代表作家的西北方言，化身为群众口语渐渐占据要冲。当然，全国各地的方言文学也多少受到刺激与提升。“群众口语”、“地方语言”使普通话让位了，也真正得到发展了。与瞿秋白立足于城市不同，毛泽东把思想之根扎在乡村，保持去芜存精之同。虽然当时没有提及普通话这一名称，但所指的事物有类似之处。与瞿秋白盯住大都市五方杂处所形成的现代中国普通话不同，乡村的群众语言，成为另一端口上的类似语言。在延安文学、解放区文学代表性作家的自述，以及权威批评的论述中，几乎很难找到普通话这样的词汇，而代之以“口语”、“群众语言”等词语。这是内容大于形式的一种文学语言，静悄悄地进行着一场新的语言革命。

中华民国之“国家”政体，随着国民党在国共之争中败北而在大陆终结，和它休戚与共的“国语”这一概念也随之被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抛弃。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新中国，在梳理党的革命历史的过程中，自然追溯到了“普通话”。在普通话与国语之间，自然倾向于前者。普通话概念得到重新挖掘，发扬光大，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荣耀与地位。

新中国成立伊始，政治的统一内在而强烈地呼唤语言的统一。新生的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而共同的语言是巩固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石。在1950年代之初，陆续便有各种包括扬弃方言土语、文言、放逐欧化语等规范语言的声音出现。在短短几年之间，一种与大一统的政治局面相适应的规范性的民族共同语，呼之欲出，正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冬天已经过去了，春天还会远吗？这东风果然如期而至，普通话的提炼、充实与定型，便是1955年10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与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的主要议题。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虽然立足的是文字拼音化，但在力证这一趋势时，提出的过渡与基础是推广以北京音的普通话；后者则不是一次普通的学术会议，而是学术与政治的联姻。参加会议的有北京和国内各地的语文研究工作者、语文教育工作者以及文学、翻译、戏剧、电影、曲艺、新闻、广播、速记等方面的代表一百二十多人，其中包括数位来自前苏联、罗马尼亚、波兰等兄弟国家的语言学家。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致开幕词，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作了重要指示，闭幕后胡乔木作了总结性谈话。可以看出在当时这是一次最高规格的带有政治意义的大型学术会议，其影响似乎不亚于已召开过的两次“文代会”。会议讨论的分议题主要有汉语规范化的重要性，语音、词汇、语法以及词典编篡、翻译方面的问题，此外还包括普通话与方言、文学风格与语言规范化的关系等方面的内容。在大会由科学院语言所正副所长罗常培、吕叔湘联名所作的报告中，深入探讨了现代汉语规范的迫切性，所要解决的原则问题，怎样进行规范化工作等指导意见。民族共同语与普通话之间划上等号，焦点集中在普通话的建构上。

换一个角度来看，这次会议内容集中落实于民族共同语与普通话的合二为一，可以互相替换。而且，普通话既是汉民族的共同语、标准语，也是中华民族的共通语，后来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也通行普通话。普通话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是符合汉语的实际情况和历史发展的。在这次会议上，对普通话的定义还不全面，对普通话的定义是粗陋而不成熟的。1956年2月6日，在《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中，才第一次完整表述了普通话的定义：“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这一定义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进行了明确的限定。两次会议之后，教育界、出版界、文化界、军队、党政机关、各类学校、总工会，共青团，交通部门等，都有通知下发全国各自系统。华夏大地掀起了一个又一个推广普通话的高潮，1955年到1957年形成了推广普通话的高潮。当时学校教学使用普通话，各行各业使用普通话。短短三四年时间，普通话不胫而走，在全社会妇孺皆知。

经过共和国成立后四五年的酝酿、收缩与突围，到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与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的正式亮相，普通话在1950年代中期爆破式地迎来了它最好的历史时期，一直延续到今。其间虽有反复与退却，但总的趋势是强化了普通话的合法性。普通话融入社会，逐渐坐大，语言生态趋于单一化，则是普通话归宿的最好注脚。

由国语而普通话，两者不可同日而语，其关键是后者有政治行政力量的持续推动。普通话渗透进整个国家与人民的生活之中，主要依靠政治行政力量，辅之以学术之力，全速推进了“普通话”这一民族共同语的历史进程。“多作或一程度的大众化的文艺，也固然是现今的急务。若是大规模的设施，就必须政治之力的帮助，一条腿是走不成路的，许多动听的话，不过文人的聊以自慰罢了。”1930年鲁迅的预言，20多年后落到了实处，成为当时狂热国土之上的一种现实图景。借“政治之力的帮助”，文学语言在语言发展史上起了突变，与政治捆绑的“普通话”与共和国一路同行，毫无争议地披上了合法性的美丽外套。

二

在“五四”前夕的白话文运动中，胡适提出个流传甚广的论点——“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这是建设新文学、进行文学革命的唯一途经。在没有标准国语的情况下，唯一的工作便是用白话工具去做白话的活文学，如尽量采用已有的四大古典白话小说的语言资源，采用今日的白话，甚至还可采用浅显文言来补助。其中，在沟通国语与方言土语之关系上，胡适认为“一切方言都是候补的国语”，变成正式的国语则有两点：一是在各种方言之中，流行最广；二是在各种方言中，产生的文学最多。

以此来返观普通话写作，将“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替换成“普通话的文学，文学的普通话”同样是适当而贴切的。上个世纪之初，朱文熊首提“普通话”这一概念，但淹没在白话、国语的汪洋大海之中，缺乏相应的文学创作，因此没有什么影响，仅仅成为后来的语言学家追溯术语的起点。20世纪30年代是大众崛起的年代，民族危亡的形势呼唤大众的觉醒，在启蒙大众的星星之火中，与大众语并行的普通话成为“五四”白话去精英化的一种选择。在瞿秋白等人眼中，中国大众要求自己的大众文化的时代到了，半文半白的欧化的白话文，成为众矢之的。白话文没有走向大众，（大众语）普通话可以走向大众。在当时的大众语讨论中，有不少这方面的主张，因为大众语既涉及到阶级属性，还存在一个地域属性，中国幅员广阔，方言复杂，此地大众的大众语与彼处大众的大众语是隔膜的。大众语无非是无产阶级的普通话。同样，大众语必须为大众所熟知，必须有大众语文学，陈子展说：“所谓大众语，包括大众说得出，听得懂，看得明白的语言文字。标准的大众语，似乎还得靠将来大众语文学家的作品来规定”。“大众语文学在诗歌小说戏曲三类，说听看三样都须顾到，尤其要注意听，叫人听得懂。”可惜的是，当时没有真正多少大众语文学作品出现，譬如瞿秋白一边提倡的“现代中国普通话”，一边身体力行做了一些方言化的、贴近底层百姓生活的诗文，如《东洋人出兵》之类，但总的来说在文学界的影响并不显著。

既然大众语也是某种形式的普通话，就要考虑以何种地域语言为基础进行建构，于是多数认为北平话最为合适。“大众语必以一种活的语言为基础。中国四分之三的人能懂的活的语言便是过滤过的北平话。北平话又最好听，好听，人就愿意学，因此，北平话实有成为大众语之主要成分之资格。但大众语应当胆量大，凡与大众前进生活有亲切关心的各地土话，甚至外国话都可尽量吸收。”大众语不与文言相容，与五四以后新的白话也有隔膜，也不完全是方言文学，而是说得出、听得懂、写得顺手，看得明白。其中写得顺手、轻松，也是不具体的。老舍的作品，当时大多以他的家乡北平话写成，在大众语文学中有席之地。在“国语的文学”和“文学的国语”被置换成为“大众语的文学”和“文学的大众语”的过程中，大众语与文学的联姻，最为看重。三四十年代中，除了最为典型的老舍外，一批从事语言运动的学者，左翼文学影响下的作家们有不少尝试。这里仅以倪海曙与欧阳山为例，仅作说明。欧阳山写大众小说，是在1932年的广州，在文学用语上，决定尽量用广州话来写，当时就出版了一些受到普通读者欢迎的粤语小说等作品。1940年代，从事文字改革工作的倪海曙，试写一些通俗的大众语文学，主要以诗歌为主，也创作一引起戏曲、小说、散文，“我用方言（上海话和苏州话）写，也用最平常的普通话写。在语言的问题上，我遵守文字拼音化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写的和说的一致，念出来能听得懂。”从上海话的沪剧《警察访问》与《望阿奶》，小说《三轮车》；苏州话的诗《太太走出厨房》，小说《黄包车》等大众语作品来看，其内容贴近底层生活，风格生动风趣，颇受赵景深、陈望道、郭绍虞等人的称赞。

倪海曙著《语文杂谈》

但从民国文学的主潮及其史实的书写来看，这些尝试与探索没有得到正面的积极评价。重新回到三十年代的大众语、大众语文学的论争漩涡中，其大众语文学与五四的白话文学在实质上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虽然成果要比白话文学差一大截。大众语的推行，没有相关文学的支撑，往往成为无源之水，这也就是大众语、普通话这些概念在三十年代得到社会的一定关注但产生的实际效果不如人意的原因所在。后来虽然没有提这样的口号，但文学语言面向底层民众的浅俗化倾向一直在探索中前进。在抗日战争硝烟弥漫之中，出于战争把底层民众卷入的事实，在解放区这片土地上，对大众语文学的创作，转换成农民方言口语的文学，这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又纠结起来。在华南方言文学运动中，茅盾对“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颇有微辞，断定为不正确的观念，应当加以纠正。在他的追述中，其纠正的方式是把“五四”以来的白话文学称之为“北中国的方言文学”，广东方言文学的广东白话文学，两者是并列的，具有同等地位。如果把茅盾所指的“广东”地名换成其它地名，如果也相似的方言文学，则自然扩大了各地方言文学的影响。譬如重庆大后方文学中的四川方言诗热潮，华南粤语方言文学运动，都是受引入的解放区作品的有力刺激，以及当地方言区域的地域优势，等等，都是典型的案例。在以延安为中心的西北文坛，后来汇集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赵景深就评价其中“所应用山陕一带方言的作品，更不知有多少。”

在1950年代新中国大力提倡现代汉语规范化、推广普通话的运动中，强化并独尊普通话写作成为事实。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新中国借助政党和国家机器推行语言变革，不论是目标规划、机构设置、制度考虑和宣传动员，都是真正花最大力气去做，最为根本的也还是落实在文学创作上。这一点从当时文件、通知，以及作家的呼应、表态等上可见一斑。《人民日报》的社论在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甫一开始还没讨论便定下了基调：“语言的规范必须寄托在有形的东西上。这首先是一切作品，特别重要的是文学作品，因为语言的规范主要是通过作品传播开来的。作家们和翻译工作者们重视或不重视语言的规范，影响所及是难以估计的，我们不能不对他们提出特别严格的要求。”

如果说会议之前，推动它的力量主要是像吴玉章、胡乔木等政界人物，以及新中国成立前后活跃的诸如罗常培、吕叔湘、王力等语言学家的话，那么实质上起到真正作用的仍是全国各地的广大作家。郭沫若、老舍、夏衍、叶圣陶等一大批作家卷入其中，便是明证。美学家朱光潜在当时回复老舍的信中说“争取汉语规范化，说到究竟，真正促成语文规范化的还是在群众中有威信的作家。”像重新学会怎样说话一样，抛开对熟悉语言的迷恋，投入到宏大而陌生的共同语规范化汪洋中，也是一个重新开始、适应的过程。时代主潮裹挟着运动的激流，在不断分化中凝聚着人流。具体来说，首先是已成为各种政府部门、文化单位、出版机构、社会团体中的领导型文人集体加入了这一运动中去，如郭沫若、茅盾、周扬、叶圣陶、老舍，如艾青、何其芳、田间、李季、臧克家、袁水拍、沙鸥、公木……他们有的直接参与了这一系列事件，在共商国事中制订各种规则，有的在大会小会上贯彻和落实党与政府所交代的这一政治任务；有的则在创作与修订旧版著作中或者改弦易辙、另觅出路，或者明显放慢探索脚步、在观望中前行。其次，具体落实到散居全国各地的作家们身上，一方面是通过《文艺报》等传媒引导、规范，将其写作纳入既定的轨道上；一方面通过各种批评，乃至批判，正反出击，强制执行普通话写作这一有关大一统的文化政策。新中国文学所有文体均是如此，尤其以小说、话剧为重。普通话写作，已跃居到了一元的位置，作为对立面的非普通话写作，也就成了被约束、被清理的对象。

《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李有才板话》

从“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到“普通话的文学，文学的普通话”，两者产生的作用是相同的，也是身处当时的作家们不可避免要面临的问题。政治立场和语言立场有重合之处，这是新中国作家集体认同的必经之道。虽然也有个别人加以抗拒，“拿推广普通话的理由，反对和非难作家的采用方言”、“忽略了作家也提炼语言丰富普通话的责任。”但这样的声音太微弱了，非普通话写作在新中国文学的实践中丧失了合法性，其中最为典型的莫过于限制方言文学。

从观念认同到创作实践，1950年代作家对普通话写作的选择并不是一个简单与一次性完成的过程，尤其是非北方方言区的作家们，其语言的转换是艰难而漫长的，但再艰难也要扛住，再漫长也要坚持。当然也有一部分作家对普通话写作并不适应，加上其它的原因就中断了自己的创作。在一个政治化的时代，对语言立场、文学立场与政治立场的同一性的强调，使当代作家在分化中开始了各自的人生轨迹；从语言维度考察，当代文学确立的标志与普通话写作的普遍化，则是对应的关系。

结语

普通话写作与民族共同语的建构具有同构性，普通话写作与共和国文学的确立，两者既有密切的相生关系，也有互相难以调和的内在矛盾。这一问题实际上相当复杂，直到今天来看，学者们也常常对此呈现出对立、矛盾的见解。它实践上并没有获得很好的解决，而且还会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内延续下去。作为一个重大问题，普通话写作与共和国文学发生之后的演变与各种张力，无疑更值得思考与总结。

（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

本文已获得作者授权

本期编辑：J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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