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迎君 | 夏衍作为知识人的纯粹与不纯粹——关于知识人问题的一个知识人的自我对话

吴迎君

作者按

本文是一篇对话体文艺批评，对话者“余”和“予”都指作者本人。作者在探究“夏衍是不是真正的知识人”这一问题上，出现立场观念的自我内在分裂，持续而明确。或许，坦白并交代一个知识人的思想分裂，有助于启发对“夏衍是不是真正的知识人”这个问题的理解。

    余：夏衍先生作为一位知识人，或者说一位知识分子，这应该是毫无疑问的吧？他自己对于作为知识人的自觉也是信而有证的：比如，他在《作为一个知识人的责任》中——这篇在1941年发表在《华商报》的文章署名是“夏衍”——呼吁“是我们知识人认识自己责任的时候了”；他在《法西斯病菌》“代跋”中自表“凭着一个知识人的良心，我相信所喜所感的还不会离开自己所该担负的责任太远”……在他94岁发表《〈武训传〉事件始末》时，尚且“不免有一点感慨”，感慨自己这样的中国知识分子“真心拥护和支持”革命道路，“而四十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遇又如何呢”，“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但找不到顺理成章的回答”……

夏衍

    予：夏衍的确有着作为知识人的一面，但他更是、首先是一个革命人、革命者、革命战士沈乃熙——24岁加入中国国民党、2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职业政治家沈乃熙，他年仅30岁时在“左联”成立大会上当选为七委员之一，靠的不是文艺成绩，而是政治才干。——他在1930年的《我的文艺生活》中交代得很清楚：“我的文艺生活？——我只好说全等于零。”——他算不上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知识人。用他自己的话说，他“首先是革命者，先是为了革命的利益，用文艺作为革命的武器，进行创作活动，然后，在创作实践中，才逐渐掌握了文艺创作的规律”；用《人民日报》的话说，他的根本身份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文化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杰出的革命文艺家”……

    余：你所说的当然并非毫无道理，但思路上有一个明显的问题：把革命信仰与知识人对立，变成只承认非革命的知识人是“完整意义上的”。照这样的思路，知识人的信仰必须跟“革命”无关、甚至“悖逆”，是否过于不切实际和“主题先行”了？难道获得耶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的卡尔·马克思，因为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所以就不是知识人？难道20世纪30年代就担任沪江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的顾准，因为是职业革命家，所以就不是知识人？难道所有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不是知识人吗？

   余英时先生指出过，一个知识人必须具有超越一己利害得失的精神，他在自己所学所思在自己所学所思的专门基础上发展出一种对国家、社会、文化的时代关切感。用中国的标准来说，具备“以天下为己任”一般精神的才是知识人。夏公正是出于“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才投身于革命。

余英时

   而你对革命的排斥恐怕造成一种明显的盲点，很容易回避或忽略一个重要现实：革命基本上是整个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主题。李泽厚和刘再复说得好，“影响20世纪中国命运和决定其整体面貌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革命”。刘小枫谈过，“共产党文人”是一个中国思想史的“引人入胜的理论问题”，夏公正是一个代表性人物。换句话说，革命文人、“共产党文人”不是是否成立的问题——因为在历史事实上已经成立（包括夏公在内的中国革命知识人的存在是一个事实），而是如何理解这种成立的问题。

    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夏公自始至终是抱着知识人的理想抱负追求信仰，他的革命行为正是由于他是一个有着救国救民理想热忱的知识人，而又由于革命需要发挥他的文艺才干，更具体紧密地形成他的革命知识人身份？

    予：你批评我把革命和知识人对立，但自己却又把革命与知识对立，并把知识与知识人混淆。一个人具有较高知识水准，或者说达到较高知识程度（包括获得博士学位），既不能说明他（她）是知识人（尽管国内有关部门把受过高等教育的都算作“知识分子”，但至多只算是“知识从业者”），也不能说明他（她）不是革命者。你提到的刘小枫的文章，清清楚楚地写着：“夏衍虽然是20世纪中国现代史上的著名文人，但他首先是一个职业革命家，一个共产党人。”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在断章取义？

    我肯定你说的革命是20世纪中国的历史主题，但我不能因此就认为“革命知识人”完全成立，尤其是20世纪的“中国革命知识人”完全成立。

    我要强调的是，革命与知识是两码事，彼此间是各自独立的，革命（尤其中国革命）砸碎旧知识体系、重塑新知识体系无疑是一种重要的革命行为，但革命常常实行的“肉体消灭”、“歼灭有生力量”可谓与知识无关，而这种暴力性剥夺正是革命不同于“改良”的一大特点。另一方面，知识完全可以是“非革命”的——这种非革命往往被革命指认为“反革命”，也可以是基于知识立场肯定革命的。

    知识与知识人是两码事，就更容易理解了，我想这点无须赘言了。

    那么，“夏衍作为一位知识人”这一问题的关键便在于：夏衍（沈乃熙）作为知识人与作为革命人（革命者）孰主孰次？

夏衍一家

   余：20世纪中国历史中的革命的影响是全方位的，遍及各个社会文化层面。一种不受革命影响与制约、具有自足与独立品质的知识，只是理想而虚妄的空中楼阁，根本不存在。你所言的知识与革命彼此独立，从抽象逻辑上看完全正确，但从实际历史上看则完全错误。

    我有保留地赞同：夏衍先生作为知识人与作为革命人孰主孰次，是弄清夏衍先生作为一位知识人这一问题的关键。——实际上还有“一个”的问题，不过先可暂搁，留待后议。——照夏公自己的说法，他出生在“洪杨之劫”前“相当富裕的书香门第”，家道中落后曾“始终放不下‘书香子弟’的架子”，“五四”后“以‘过激党’自居”，信奉的第一本革命著作是无政府主义著作——克鲁泡特金的《告青年》，负笈东瀛后，在1924年当着孙中山先生的面加入国民党，担任国民党左派驻日总支部的组织部长，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在上海加入共产党。从中可见，夏公是相当自觉地选择革命道路，从青少年时期开始，从认同无政府主义革命转变到认同三民主义革命，再转变到共产主义革命，一直是积极主动的个人选择，作为知识人的个人选择。

    夏公在《懒寻旧梦录》日译本序言说到，“我终于下决心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这是“一个理性相当发达”并且始终不为热情冲昏头脑的知识人的抉择。作为知识人的夏衍先生选择了作为革命人的人生道路。

    予：戏台上的提线木偶、皮影人物，表面上是自说自话，实际上一言一行都是受人操纵。正如你所说，革命在20世纪中国是影响全社会上上下下的。还可补充一句，这些革命都是标榜个人完全服从集体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一方面，夏衍选择革命的同时，也被革命、革命组织所选择。另一方面，选择革命也意味着夏衍越来越被集体主义规训和愚化，愈来愈徒具知识人的“壳”，基本上成为革命组织的一颗螺丝钉、一件血肉器件、一个“忘我”的功能元。夏衍子女不是说嘛，“在我们的心目中，他永远是一个忘我工作的革命干部。”

    声称夏衍是“相当自觉”地自我选择革命道路，多少有些理想化和简单化了。夏衍加入国民党，带有孙中山当面亲口鼓动他“入党吧”的“有点兴奋”的“不自然”情绪；夏衍加入共产党，也有着被开除出国民党后受到老同学郑汉先鼓动的半推半就姿态。我强调这些情况，并不是要批评夏衍，而是要提醒：革命，尤其20世纪的中国革命，是存在种种复杂情况的大潮，有着狂热的吸引力，而在狂热刺激下拥抱革命，无疑带有盲目和“忘我”。哪怕夏衍“理性相当发达”，仍然避免不了总体上的狂热与盲从。“作为知识人选择了作为革命人”，夏衍做不到，他的许许多多同龄人都做不到，就连当过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瞿秋白也是“形格势禁”的不得已“扮演一定的（革命）角色”，试问有谁能够做得到？

    余：我想有必要强调：现实社会不存在一种先在的、纯粹的“中国知识人”。正如杨奎松先生所警觉的：这样的讨论在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上始终没有取得共识，那就是：中国有我们想象中的那种理想“知识人”吗？”所谓“中国知识人”都是在特定的具体情境条件下被塑造出来的。

    传统中国的“士”，在清末废除科举的大变局下向现代中国的“知识人”转变，夏衍先生恰恰出生、成长在这一转变的过渡时空，并伴随着中国知识人在社会结构中愈来愈边缘化的“权势转移”。余英时先生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最彻底的边缘人集团，与之相伴的是知识人不断从中心撤退。且如罗志田先生所补充的，同时还有为新兴的边缘化青年知识人提供中心化契机的民族主义政治运动。我们可以把当年的夏衍先生看成将个人出路和国家兴亡融成一体的青年知识人吧？

    何况，1949年后逐步确立的国家计划经济体制，把包括知识人在内的人民全部纳入以单位为中心、以户口为纽带的制度性网络，规划分配所有知识人的一切生活资料和精神资源，现实中的中国知识人置身于社会原子化（social atomization）的现代性语境。而在这样的语境中，夏公在社会愈来愈消极化知识人的情势下，仍坚守自身的知识人身份认同，在“自己长期摸索之后”坚持自我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身份定位，哪怕身居高阁还自感“书生作吏”（夏衍语）。——美国学者格德曼（Merle Goldman）不也把夏公界定为新中国的自由派知识人的代表人物吗？

   或许还有一点值得强调：夏衍先生没有经历延安的“革命洗礼”。这意味着，“五四洗礼”对他的影响更大，晚年的《懒寻旧梦录》证实了这一点。——夏公回忆周扬经历“革命洗礼”变化时遗憾地说：“去延安之后，也就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周扬显然变了许多。……后来完全变了嘛……没有生活了。不像我这样，兴趣多。”——夏公临终前几日，听到秘书说“我去叫医生”，轻声纠正：“不是‘叫’，是‘请’！”这无疑正是知识人的风范。

夏衍晚年

    予：我同意你所说的知识人是被塑造出来的，不过如何被塑造出来的，则见仁见智。而所谓“革命知识人”同样是被塑造出来的，是否认同这种塑造，认为“中国革命知识人”是真是假，也是见仁见智。刚刚提到的自表“我其实是一个很平凡的文人”的瞿秋白，就对“文人”有自己的定位。他痛心疾首地说，所谓“文人”正是无用的人物，是中国中世纪的残余和很坏的“遗产”，基本是读书的高等游民，往往把自身变成一大堆抽象名词的化身，对现实生活却模糊看不清。这是一个中国革命漩涡中的核心人物的临终反思，实际上已否定“革命文人”的存在空间——尽管是瞿秋白个人理解意义上的“革命文人”的存在空间。你觉得夏衍也是这样的“革命文人”吗？

    余：瞿秋白先生无疑是一个经得起质疑的革命知识人，他对“文人”、“书生”、知识人的独到见解，正凸显出其个体意识、独立人格的充沛。这也正是我想提醒的：群体性、集体性知识人的界定自然是有必要的，如许纪霖先生对20世纪中国六代知识人的梳理。但是，面对“夏衍作为知识人”这样的个体知识人问题，最关键的是在于界定“这一个”。我们可以按许先生的归类，把夏衍先生归为“后五四”一代知识人（也就是20世纪中国第三代知识人）；也可以按张远新等的归类，把夏衍先生归为“延安知识人”；还可以把夏衍先生归为“留日作家群”知识人；还可以把夏衍先生归为左翼知识人。不过，最切实的还是认识夏衍先生“这一个”作为知识人与作为革命人的孰主孰次。

    予：准确地说，是认识沈乃熙“这一个”作为知识人与作为革命人的孰主孰次。“夏衍”是沈乃熙的其中一面（正如“鲁迅”是周树人的其中一面），沈乃熙可以涵盖“夏衍”，“夏衍”无法涵盖沈乃熙。不过鉴于“夏衍”是沈乃熙最突出、最重要的一面，我现在可把这一问题搁置。

    余：好的，那我继续。夏衍先生对自己身份的基本把握是，受过“五四”洗礼的、“真心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夏公文艺创作的总主题，是知识人出路问题。夏公在《追念与告慰》中说得很清楚，他自己选择的是“知识分子的革命者”道路，认同的是“革命知识分子的气概与庄严”。夏公中年时，在《<芳草天涯>前记》中自我警醒：“我谴责自己，我谴责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夏公晚年时，在《懒寻旧梦录》中自我反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竟随波逐流，逐渐成了‘驯服的工具’，而丧失了独立思考的勇气”。他的知识人自我反思是一以贯之的。

    夏公作为革命人，是作为一位知识人找出路而选择了革命道路，作为知识人是作为革命人的前提与基础。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知识人中，夏衍具有某种特殊性：1949年前长期在尊重知识人的周恩来领导下工作，没经过延安“革命洗礼”，——夏公说过：“说实话，要是没有恩来和陈毅同志，我是逃不过1957、1959、1964年这些关卡的。”——得到曹禺、李健吾、傅雷、林年同、聂华苓等许多“非革命知识人”的知识人身份认同。聂华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夏衍》，称夏公“已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庄严的形象了——由爱心(爱民族的心，爱国家的心)和苦难升华而成的庄严形象”。

   予：“中国知识分子庄严的形象”？这恐怕太过美化了吧！你不会不知道夏衍在1955年揭露“胡风及其反动集团的阴谋活动”的所作所为吧？不会不知道他在1957年作协党组扩大会上的著名“爆炸性发言”了吧？他当时指责冯雪峰20世纪30年代有勾结胡风蒙蔽鲁迅，打击周扬、夏衍，分裂左翼文艺界的“反党罪行”，是“极其虚伪、极其狡诈、又是极其阴狠的两面派”。此时的夏衍完完全全是一个“革命人”，哪有丝毫“知识人”的影子？

    爱德华·萨义德强调，知识人要“能对权势说真话”，不应是有权势的“宫廷知识人”（court intellectuals），而应是作为不受奖赏的良心。毋庸置疑，担任过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完全称不上萨义德所定义的知识人。（萨义德直接地说：我根本不相信一个人可以成为我所定义的知识人并且拥有一官半职。）夏衍自己承认成了“驯服的工具”，这已经不是“知识人”的自觉问题了，而是“革命人”的清醒问题了。一个清醒的“革命人”是不会成为“驯服的工具”的，顾准不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吗？而夏衍因其“作为一个虔诚党员”而自觉自愿地丧失个人独立人格的清醒，他不是承认“‘五八年大跃进’，我也是一度头脑发热，文化部大炼钢铁的总指挥就是我”吗？

    余：在讨论夏衍先生作为知识人的问题时，用萨义德的标准是否过于苛求？尽管批评得快意，但却不免隔靴搔痒。我们是否有必要再次发问：现实中有那种理想的、完美的、纯粹的知识人吗？马丁·海德格尔的纳粹“丑闻”已广为人知，米歇尔·福柯也在1978年“伊朗革命”发生时赶赴伊朗沉醉并颂扬“集体意志”的暴力表达，雅克·德里达也对20世纪40年代的反犹太言论抱着“大事化小”的态度。

    看来现在要回到我前面强调的历史现实，历史现实中的“革命”、“中国革命”问题了。我们有必要承认杨奎松先生总结的历史现实：“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是一次成功的革命，这是历史已经证明了的。”

    予：我要打断一下！杨奎松还指出，“中共革命的成功与必然”并不简单意味着中共革命道路的伟大、光荣、正确，抗战后国共两种革命力量胜负较量的关键，在于中间派人士的人心向背。

    余：历史已经证明中间势力大多数都选择了中共革命道路，李泽厚和刘再复都承认中共革命的历史正义性，夏衍先生选择革命道路正体现出他作为进步知识人的积极担当。

    予：李泽厚和刘再复发出响亮的“告别革命”主张，告别“通过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暴力手段推翻现政权”的“革命”，你不会不知道吧？李泽厚还提醒，中国共产党是在战争中成长的，它形成和其他国家政党完全不同的特点，就是“既管政治又管人的公私生活，包揽一切，包括个人的婚姻恋爱、个人思想情感，什么都管”。夏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正是积极主动地“革”掉自己“意识思想里‘私’字”、“革”掉自己的知识人独立人格吗？

    余：我们有必要带着陈寅恪、余英时先生强调的“了解之同情”（“同情的理解”），“将你心，换我心，方知相忆深”，认识夏衍先生的“自我思想革命”。许纪霖先生发现，中国知识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接受思想改造是“自觉而不自愿”的，理性上自觉认识、体会马列主义，反思自由主义，意志上不情愿地被迫接受新的意识形态、自我检讨与否定，理性上的自觉有其1949年前已经盛行的民主主义、平民主义、社会主义三种思潮的渊源。这些都不同于苏联和东欧的情况，中国现代知识人有自身的语境、传统与现实。

    夏公1949年后“书生作吏”，在主持20世纪50年代上海文艺整风中特别强调“和风细雨，与人为善”，在主管电影事业时提出“题材广阔”论、“离经叛道”说，事实上有力推动电影创作上的“思想解放”，这些言行都和当时“革命形势”并不合辙，甚至有些背道而驰。这不正是夏公的独立人格的体现吗？而夏公的“自我思想革命”，正是具有独立人格的革命知识人的自觉行为。

    正因如此，夏公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仍继续“自我思想革命”，写出回顾反思个人史的《懒寻旧梦录》，追问“为什么在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还会遭遇到比法西斯更野蛮、更残暴的浩劫”，痛言“十七年中没有认真地批判过封建主义，我们也认为封建这座大山早已被推倒了，其结果呢，封建宗法势力，却‘我自岿然不动’”，痛斥“戴高帽游行，罚站罚跪，私设公堂，搞逼供信，都成了‘革命行动’”的曲解“革命”。

《懒寻旧梦录》封面

    予：鲁迅在《而已集·小杂感》中感慨道：“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主题是“革命”，“革命”的鲜血流得太多了，其中不仅有“革命者”、“反革命者”的，而且有许许多多“不革命者”的。夏衍始终没有走出“革命”的沼泽，始终没有跳出“革命思维”的思想宰制，他的个体知识人反思，是建立在更内在、更基础的“灵魂深处闹革命”的革命自觉的。我的意见是：他是一个“不纯粹”的知识人。

    余：照你的说法，瞿秋白先生是不是纯粹的知识人呢？

    予：瞿秋白……他的本色无疑是一个书生，但“被拧在了最核心的革命发动机上”（杨奎松语），现实生活中做不了纯粹的知识人，尽管临终前的《多余的话》证实了他“毕竟是书生”。

    余：相信你也知道杨奎松先生在《忍不住的“关怀”》中所说的，“对于20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一个最大的历史悲剧就是，他们是最早投身于救国救民，自认为最了解政治大势的一群；最后，他们却成了政治场中最不知所措、动辄得咎、受人轻视的一群。……（知识分子）未必人人都适合于从事政治。但是，他们却毫无选择的权利”。余英时先生说，中国知识人“明道救世”的传统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至今仍在。夏公身上正继承着“明道救世”的传统，明确声明：“中国知识分子从古以来都是忧国忧民的，都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都是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来要求自己的，看来这是好传统而不是坏传统。”这个意义上，本想“工业救国”的夏衍先生，有着身处时代大潮中的不得已处，我愿意承认他是一个瞿秋白式的“不纯粹的知识人”。

    予：余英时谈到中国知识人“明道救世”的优秀传统的同时，也指出中国知识人在性格上的最大缺点，是由传统的政治权威造成。并且，杨奎松也意识到，“把国家民族的利益和需要放在第一位，而将其他种种——个人权利也好，理想主张也好，道德伦理也好——放在次要的地位，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政治上常常会表现出所谓软弱性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这个意义上，我也愿意承认夏衍是一个“革命知识人”，一个瞿秋白式的“不纯粹的知识人”。

    余：《忍不住的“关怀”》有句话问得好，应该想想，在那个时代，如果换了是我，我们会比他做得好吗？

    予：的确问得好，还应该想想，在这个时代，如果换了是他，他会比我们做得好吗？

参考文献

①《我国杰出的革命文艺家夏衍同志在京逝世》，《人民日报》1995年2月7日。

②陈坚、陈奇佳：《夏衍传》，中国戏剧出版社2015年版。

③[美]马克·里拉：《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邓晓菁、王笑红译，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

④李泽厚：《思想史的意义》，《读书》2004年第5期。 

⑤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版。

⑥鲁迅：《而已集》，北新书局1928年版。

⑦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⑧瞿秋白：《多余的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⑨[美] 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

⑩魏承思：《中国知识分子的浮沉》，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⑪夏衍：《夏衍全集》，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⑫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⑬杨奎松：《革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⑭杨奎松：《忍不住的“关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⑮余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

⑯余英时：《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版。

⑰周斌：《融合中的创造——夏衍与中外文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⑱Aron,Raymond.The Opium of the Intellectuals.trans.Terence Kilmartin.New York:Norton,1962.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文学院）

本文选自《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第2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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