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均 |《铁道游击队》的现实与“现实主义”

张 均

引 言

《铁道游击队》根据鲁南铁道大队的“真人真事”撰成而成，但它记叙的与其说是铁路工人革命，不如说是游民革命。由于作者过深地“陷没”于与铁道队的友谊，游民文化作为革命的现实“如实”地进入文本，并与“现实主义”形成冲突与竞争。在“写法”层面“现实主义”成功约束了游民文化的传奇趣味，在群体认同层面二者形成博弈均势，在斗争经验再现层面游民的“义”、“利”观念及江湖手段则主导了叙述。这种文本内部的多质性见证了“当代文学”形成初期的竞争状态以及革命中被刻意抹去的“隐藏的历史”。

倘若以冷静的社会学眼光观之，知侠的《铁道游击队》（1954）记叙的对象与其说是铁路工人革命，不如说是游民革命。所谓“游民”，即“过剩的劳动阶级”，“即没有劳动地位，或为不正则之劳动者”，“例如我国之兵即此过剩的劳动者之一种。他如地棍、流氓、盗贼、乞丐之类，亦属之。” 《铁道游击队》藉以为原型的洪振海、刘金山、徐广田、王志胜等“飞虎英雄”革命前其实多是以“吃两条线”（盗窃铁路物资）为生的无业游民。而利用、改造游民这种“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知侠 （1918年—1991年）

在断断续续撰写《铁道游击队》的前后十年里，知侠深为“真人真事”所激动、所陷没。他回忆说：“《铁道游击队》是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写出的。远在抗日战争时期，鲁南地区确有这样一支游击队，开始在临（城）枣（庄）支线，以后发展到津浦干线上活动。” 那么，作家有没意识到此支英雄队伍的革命“也受到游民意识的影响和侵蚀呢”？ 对此，知侠确有一定警觉，然而“和他们在同一个地区工作和作战，对他们比较了解和熟悉”  终究限制了这种“警觉”。如果说文本总是“提供了不同文化有争议的意义，而不是仅仅提供了单一的意识形态”， 那么《铁道游击队》在“新的人民的文艺”中呈现的正是此种复杂性：在文化生产的意义上，它构成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游民文化相互冲突、竞争和妥协的文学史现场。这种错杂景象，多层次地呈现在作家在将鲁南铁道大队混杂的抗日本事史实“改造”为《铁道游击队》故事的叙述过程中。

一

对于《铁道游击队》的“写法”，学界有较公认的看法，即将之与《林海雪原》（1957）等作品一起视作“革命英雄传奇”的典型文本，认为它们多有“传奇性的情节”，“在笔法、情节设计方面，借鉴了侠义小说的表现方法”， 皆是“利用传统的民间文化因素来表现战争的成功之作”，二者“在人物性格配置上受到了民间传统小说的‘五虎将’模式这一隐形结构的支配。” 此皆有见地之判断。但学界较少细究的是，文学的“传奇”趣味实是游民文化的组成部分。对此，王学泰有过专门分析。他认为，宋代以后的游民其实都是当时被主流社会抛弃的“脱序人”，他们生计无着，在宗法网络中失去依靠，于是转而托命于“江湖”；但“江湖”之人既无“循规蹈矩”之阶层上升渠道（如科举仕进或“通过发财致富来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更兼风波险恶，于是他们不但不惮于乱世，甚至渴望混乱的到来，因为“游民本是一无所有的，社会动乱才为他们提供了发迹变泰的机会”。 与此相关，民间传统小说——无论是“朴刀杆棒”之故事还是“发迹变泰”之传说——都不喜欢平淡、庸常之岁月，而倾向于传奇、奇迹和出乎意料的偶然性。藉此，《水浒传》、《隋唐演义》等“旧小说”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主在娱心，而杂以惩劝” 的“中国叙事学”，其中包括“儒表奇里”的选材策略、“斗智斗勇”的叙述机制及章回体结构形式等特征。《铁道游击队》的“民间文化因素”即与这些“中国叙事学”特征直接相关，内里则有着游民文化的底色。可以说，此小说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游民文化的竞争首先就发生在“写法”问题上。

但在《铁道游击队》中，“传奇”真的如学界公认的那样主导了故事“写法”吗？知侠的自述似可佐证这一“公论”。1944年，在初次考虑撰写《铁道队》时，知侠曾“准备用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民族文学形式来写”，“用章回体来表现铁道游击队的战斗事迹。” 但这些真的能证明《铁道游击队》是以“传奇”之法处理本事史实的吗？不能。一则章回体的《铁道队》在《山东文化》仅连载两期即因当时铁道队领导刘金山、张洪义来信“对我写的那一部分有意见” 而停止发表。十年后重起炉灶写成出版的《铁道游击队》则放弃章回体，改用了“新文学”习用的散文式小标题。二，在文艺观念上知侠实是正统的现实主义者。尽管“知侠”二字给人侠义、传奇之联想，但作为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毕业生，他对偏“侠”重“奇”的“写法”并无太大兴致。在《铁道游击队》之前，他已出版短篇小说集《铺草》（1950）并担任山东文联编创部部长，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行列的青年作家。他是以“现实主义”来定位这部小说的“写法”的：“《铁道游击队》是以他们真实的斗争发展过程为骨架，以他们的基本性格为基础来写的。” 

铁道游击队 （塑像）

然而问题又接踵而至：以“现实主义”为诉求的《铁道游击队》为何还是给人“传奇”印象呢？（如相关史料集被命名为《铁道游击队传奇》，相关纪录片也被命名为《铁道游击队传奇》）。究其根底，应因于两点。一是铁道队活动、作战的特殊方式。鲁南铁道队最初成立时仅七八名队员，两支短枪，且又处在富产煤炭、日军重点防范的枣庄，其斗争方式就只能是以小博大、出奇制胜。因此小说据以为材料来源的战斗本事多有“奇”的特征，如“飞车搞机枪”、“血染洋行”、“票车上的战斗”、“搞布车”、“打冈村”等几场“奇袭战”，基本上是实战实录。甚至一些被忍痛割爱的素材，也不无“传奇”之魅力：

（孟庆海）拿出一条事先备好了的麻绳，猛地勒住黄中云的脖子。黄中云挣扎着伸手朝枕下摸枪，但被手疾眼快的孟庆海抓到手里。黄的挣扎声惊醒了两个守门的汉奸，汉奸端起枪指着孟庆海说：“我看你是不想活了，这里是皇军的大本营，快放人，不然我们就开枪了。”孟庆海说：“有种的开枪试试，看谁能快过谁，我是孟庆海。”两个汉奸一听是孟庆海，马上软了下来，放下枪忙说：“我们不知道是孟大哥，你放了人咱有话好商量。” 

铁道队员孟庆海最终将叛徒黄中云从日军眼皮下押出并击杀。“天下武功，惟快不破”，这一“快”字造就了孟庆海令人胆寒的威慑力。此乃勇力之“奇”。智力之“奇”更为频见，如“（赵若华他们）见迎面走来一个特务。这个组里有个队员认识那个特务，那个特务也认识这个队员，所以他一见赵若华他们就起了疑心，开始还是慢慢走着，后来他一下子回转身就跑。赵若华怕这个特务跑掉，灵机一动，就大声喊道：‘跑什么？一定是八路，追！’特务听赵若华这么一喊，以为是自己人，就放慢了步子。他回头一看，见四个人都追上来了，就慌忙说：‘别误会，都是自己人嘛！来，请抽烟。’” 类似“奇事”在铁道队里俯拾皆是，知侠只要如实写来就必然有“奇”色。二是小说本事来源。《铁道游击队》虽“以真人真事为基础”，但知侠并未参与小说所述诸战斗。1944年他第一次到铁道队时，创建人洪振海已牺牲，且铁道队任务已从搞情报、对敌战斗转变为保护领导过交通线。故知侠面对的“本事”其实已是经过口头系统“再处理”的“故事”了：“他对‘铁道队’英雄事迹的真正了解，也主要是通过战士们与当地百姓之口，去‘听’他们激情地讲述革命先烈们的神奇往事”，“几乎是在层层转述的基础之上，最后才由刘知侠来做一艺术总结的。” 在梁山故事颇为流行的微山湖地区，“游民”出身的铁道队员们的“转述”必然含有添油加醋、有意出“奇”的成分，故传奇性必然成为《铁道游击队》的“现实”的一部分。

以上两点，决定了游民文化可以藉由“民间文化因素”赢得面对“现实主义”的相对优势。但“文化是一个被争夺的领域，它是不同社会集团……之间发生冲突的舞台”， 《铁道游击队》的作者其实并不怎么欣赏传奇的“写法”。这从小说中铁道队政委李正之于铁道队“神奇故事”的看法可见一斑：“（他）不相信什么神奇，他觉得在党的领导下，智慧加勇敢，就是一切胜利的来源。”（《铁道游击队》，85页，新文艺出版社1955年版，以下皆同）因此，知侠只是接受了本事材料“自有”传奇成分，却拒绝以“中国叙事学”之“斗智斗勇”方法将之升级为“传奇”。遗憾的是，这一层“别有用心”学界多不曾注意。这种拒绝体现在两层。

（1）“现实主义”对于“人奇”的约束。按例，中国“旧小说”是“惟恐其故事之不离奇，不激昂的”，“最喜欢取用奇异不测的故事，惊骇可喜的传说，且更故以危辞峻语来增高描叙的趣味”， 由之生成了“其事不奇，其人不奇，其遇不奇，不足以传” 的“共识”。但《铁道游击队》却硬是要将“人奇”拉低到现实的灰扑扑的地面上来。如小说最吸引读者之处是老洪的飞车神技。“飞车搞机枪”时老洪“四肢像个‘大’字形紧紧地贴在车身上”（31页，新版）的惊险时刻，后来成为《铁道游击队》小说、电影与连环画最为知名的logo设计。类似“神技”，也可见之于《林海雪原》栾超家的“攀岩走壁”、《三国演义》中张飞、马超的挑灯夜战。但与后两者“非奇不传”不同，《铁道游击队》的“奇”充满现实质感，如飞身上车的老洪并不那么“神勇无双”，竟时刻担心被“卷进车底，压成肉泥”，因而“拼命扒着，他头上的汗在哗哗地流，他咬紧了牙支持着。”（《铁道游击队》，39页）但此类恐惧完全不见于以“诡听”为上的《林海雪原》、《三国演义》。

（2）“现实主义”之于“事奇”的约束。据王学泰研究，通俗文学“向游民看齐”的结果就是“爱制造荒诞不经的情节”。 《林海雪原》、《三国演义》的情节都极见曲折，“斗智”更兼“斗勇”，大有一波三折、峰回路转的“奇”趣。但究之事实，真正的战争或战斗为减少出错机率，一般力求准确、速效，如擒拿“座山雕”一事，仅伪装胡匪、骗取见面，三两回合即告成功，但《林海雪原》为增添“事奇”，特别“添加”献图（实则无先遣图）、智斗“小炉匠”（实则为防意外，我军捕获“小炉匠”后是即刻处死的）、巧设百鸡宴（实则“座山雕”被擒时已衣食难继）诸多枝节。但《铁道游击队》就很少横生枝节。“飞车夺枪”也好，“票车上的战斗”也好，都无“一波数折”之设计，而是和现实中一样，“经过周密计划和严格分工，一举成功。” 仅“血染洋行”有一大意外，即王强前夜杀死三个鬼子次日却发现仍存活一位。但这一惊险情节是现实本来就有之事。可见，《铁道游击队》的现实主义将现实战斗中的智勇较量限制在“如实再现”的层面上，而拒绝将之上升为“斗”的大众美学并使之成为故事内部的“选择的体系”。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游民文化（或民间传统）在“写法”上的竞争，事实上是以前者的优势告终的。知侠“不相信什么神奇”的态度，决定了“其人之奇”、“其事之奇”只能被压制在材料层面，而无法在话语层面发生“结构”性作用。这种竞争状态，决定了《铁道游击队》在大众接受上难以媲美《林海雪原》，但也真正满足了知侠表现“他们在党的领导下所创造的英雄斗争事迹” 的夙愿，故《铁道游击队》出版以后也不曾像《林海雪原》那样引起怀疑和批评。

二

如果说多数研究者都难以将“旧小说”意在“惊听”的“写法”与游民文化联系起来，那么《铁道游击队》在构造革命的群体认同时与游民文化的冲突就十分显眼。小说中政委李正（以首任政委杜季伟为主要原型）一到枣庄，立刻就深感不适应：“他所想象的绝不是这个样子：他们满身满脸的炭灰，歪戴着帽、敞着怀；随着各人喜欢的样式，叼着烟卷；大声的说笑，甚至粗野的叫骂。”（《铁道游击队》，92页）李正的不适应牵涉到“中国的困难的问题”。杜亚泉以为，“过剩的劳动阶级”（游民阶级）“与过剩的智识阶级之一部分结合，与贵族阶级之势力抗争。秦始以后，二十余朝之革命，大都由此发生。” 共产革命的崛起亦可说是循此旧例。然而毛泽东等或现代的“过剩的智识阶级”的目标与“游民”到底不同：“革命者在社会冲突中要改造社会，改变旧有的社会秩序，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甚至要确立一种实现新的社会秩序的规则。而游民在社会冲突中要求改变的只是自己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并不要求改变原有社会秩序的规则。” 因此，改造自身队伍中的“游民”、对之“引导得法”就成为革命的重要任务。对于现实中以“游民”为主要构成的铁道队而言，这一任务更加紧迫。从1940年2月苏鲁支队派杜季伟到铁道队起到1945年抗战结束，上级先后派来五位政委，可见铁道队内“改造”之重要、之艰难。故以“现实主义”改造“游民革命”、建构革命的群体认同，就成为叙述重点着力之处。

这种文本生产竞争首先表现在作者以“现实主义”大力改造铁道队的现实（本事），大致写出了政委李正对于铁道队游民文化的成功再造。在小说中，被李正明确意识到并藉军队纪律大加整肃的是“游民”例有的流氓无产者习气，如吃、喝、嫖、赌和暴力崇拜等。此种叙述确有本事依据。据史料记载，“（铁道队）初始成员只有六七人，除杜季伟、王志胜为中共党员，洪振海受过党的熏陶外，其余几人皆是来自社会底层的‘抓煤老道’。队伍成立初期在领导上受到了很大的挑战。干部不懂得‘老道’的规矩，看到这些人吃喝嫖赌、歪戴帽子斜楞眼骂骂咧咧的做派，从心里就感觉打憷、难以融合。” 为此，杜季伟大力整顿：“按山里八路军的作风条例为铁道队制定了纪律和规范。但队员们却不买他的帐，就连开个会也集合不起来人，往往是洪队长连熊带骂地把人召集到一起，而队员们对杜政委说教式的讲话根本听不进去。” 鉴此，杜季伟也改变说服教育的方式：

（杜季伟）特别注意和队员们在生活上打成一片，看到他们喝酒就跟着喝几口，在喝酒中讲山区八路军的艰苦生活；看到他们打牌，就凑上去来两把，在打牌中讲山区八路军和群众打成一片的优良作风；知道他们去嫖妓，就和他们讲山区八路军的严明纪律。 

杜季伟还在队中成立“戒烟戒酒理事会”。这些举措取得一定效果，但成效总体不及预期。一个明显证据是，“铁道队计划办一期培训班，在政治上团结、教育队员”，“经过屡次商讨，队长反复进行思想动员，总算抽出七人参加首期培训（这时队伍已增加到15人），计划用七天时间完成初步的思想改造。但这几个队员平日自由散漫惯了，加之授课方式存在教条主义倾向，结果训练班只开了五天就办不下去，匆匆结束了。” 更尴尬的是，在五位政委前后相继的“教育”之下，铁道队仍叛徒频出，甚至有两位政委（文立正、孟昭煜）直接死于叛徒出卖或陷害。由此可见铁道队深为“游民习气”所困的事实。不过对此知侠予以了三重“再造”。

（1）剔除“不可叙述之事”。小说中李正之于“游民习气”的“改造”，主要集中在吃喝、赌，对嫖无一语涉及，对暴力崇拜则有所涉及。

（2）现实的“历史化”。与杜季伟等主要着眼于纪律整顿不同，知侠将之提升为“思想启蒙”，即以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重构“游民”的世界想象。在小说中，李正制止彭亮与二秃的斗殴后，通过分析“一般的打抱不平”与“组织起来”“解救被奴役的同胞”的区别，使彭亮认识到穷兄弟是一家的道理（《铁道游击队》，104页）。更通过炭场炉边的“政治课”，“向他们讲党的斗争的历史，和山里的抗日游击战争”，使人们“看到了党，认清了党”，“他们的眼睛已不再是哀伤和愤怒的混合”（《铁道游击队》，109-110页）。通过这类本事改造甚至虚构，知侠试图用阶级斗争的“大历史”想象统摄、改造“游民”的现实。

（3）“个人在历史中的成长”的完成。几乎和《青春之歌》一样，小说中的骨干队员也在李正的不断地“拨亮”“眼睛”的努力下，尤其是通过山里整训，逐步意识到“枣庄是我们工人创造出来的”，并最终趋向有阶级觉悟的新的历史主体（小说结尾他们集体性“出现在自卫战争的战场上”）。但遗憾的是，这种从“游民”到“真正的人”的主体生成倾向，仍是删、改本事史实的结果，实则现实中“李正们”并未真正完成对队员们的革命启蒙。甚至，进山整训时整支队伍上下（包括党员领导）都对苏鲁支队存有警惕之心，晚上睡觉时还安排把机枪架在门口，以防发生不测之事。

《铁道游击队》剧照

显然，按照知侠本意，是要通过“艺术上的选择和取舍”、删除“不必叙述之事”和“不可叙述之事”，最终用“现实主义”历史因果机制来“再造”铁道队的群体认同。然而，“现实主义”在此真的征服了游民文化吗？答案恐不乐观。尽管《铁道游击队》有着与“现实主义”的“人在历史中成长”的机制预设，但实在而言，从中不大读得出革命者“成长”的“苦难的历程”，反而有股浓浓的梁山泊气息萦绕始终。而事实上，作为创作准备，知侠曾“事先”“剖析了一遍《水浒传》。” 从故事行迹看，知侠和他笔下人物对《水浒传》的模仿几乎是不自觉的，如知侠将以曹德清、徐广田为原型的两位英雄分别取名林忠、鲁汉，颇近于林冲、鲁智深，而二人在小说中“最亲密的战友”的感情（鲁汉牺牲、林忠则自杀于其旁），几是《水浒传》中林、鲁兄弟情的“现代版”。而各路兄弟在“入伙”铁道队时共誓“谁不齐心，叫他死个吊朝上”（《铁道游击队》，58页），也分明是自拟为梁山好汉了。当然，此等模仿仅是游民文化的浮浅表现，实则此种文化以两种观念参与了铁道队的群体认同的建构。

其一，以“义”为聚。按例，革命者的聚合是以对“历史”的认知和领悟为前提的，如林道静参与革命是因为她从卢嘉川借给她的几本书（《母亲》、《怎样研究新兴社会学》等）里“看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前途”，“看见了真理的光芒和她个人所应走的道路。”但《铁道游击队》的“入伙”与此关系不大。小说中王强（党员）的动员说辞是：“咱们这样散着班搞下去，日久终会吃亏的”，“穷兄弟能在一起抱得紧紧的才行。”（《铁道游击队》，58页）这一说辞与历史信仰无甚关联，然而相当写实，紧紧扣住了“游民”的生存现实：“任何一点微小的力量都可能把他们摧垮”，“唯一能够增强他们生存信心与力量的就是与相同命运的人们联合起来，拉帮结伙，互相提携，求得生存和发展”， 而这必导致“江湖”关系的形成，“当时没有新的组织形式”，“人们只能模仿组织家族制度，建立起类血亲关系”，“结拜有两种形式，如果结拜者年纪差距比较大就是父子，譬如什么十三太保等等”，“如果年纪差不多就是兄弟。” 在现实中，铁道队既是抗日团队，亦多少有“江湖”团伙之性质。杜季伟回忆：“（开始）铁道队就只有八名队员，在炭场里号称‘八大金刚’。” “江湖”之上，“义”字当先。铁道队创始人洪振海与其说是苏鲁支队委派回枣庄发展敌后武装的党的负责人，不如说是宋江而兼晁盖式的人物：仗义疏财且有一身“硬功”（飞车技术）。老洪从不对队员谈论“人类社会的发展前途”（历史），而每每以“义气”为号召。如他躲避敌人追击时对打旗工人谢顺说：“朋友！咱们过去都是吃铁路的，可是只有闻名，没有见面，现在总算认识了。我们既然到你这里来，就是相信你的。至于你愿意不愿意作朋友，就看你的了！”（《铁道游击队》，377页）“义气”是铁道队内外主要的认同原则。几乎所有人一听老洪大名，概有“久闻大名，相见恨晚”之意。这种宋公明式的江湖魅力，比“历史”更有力地主导着群体认同。

其二，以“利”而合。在游民文化中，“利”原本就是“义”的题中应有之意，这与儒家讲求“义利之辨”颇为不同，“儒家强调‘君子之交淡如水’，而游民不是这样，他们相信利益驱动，而且是短浅的、看得见的物质利益驱动”，因此“江湖好汉之间的交往也多是靠金银财货，饮酒吃肉。宋江遇到武松、李逵等落魄的英雄时都是周济金银、请吃请喝”， “游民把‘义’理解为‘交相利’、‘兼相爱’。” 故而宋江式的“以银子为交游”的作风，在“江湖”上就较常见。老洪对身边的兄弟从不吝惜金钱（如对小坡），甚至对一般相识之人亦如此。研究者当然可以将此解释为阶级情谊，但小说中受惠者却并不如此认为，如小坡说：“老是化你的钱，上次妈有病，亏你付了药钱，没吃的时候，你总买煎饼送来！洪哥，我怎么报答你啊…”（《铁道游击队》，35页）“报”的观念，显然与阶级无关，知侠也把洪振海的特征概括为“他这个人很够朋友。” “江湖”上所谓“够朋友”，却并“不是单纯的奉献，而是一种投资。虽然它并不希望具体的受施者的回报，却希望得到江湖——游民群体的认同，得到他们的赞许，为他开辟更为广阔的生活空间。” 老洪几乎可使人“纳头便拜”的声誉即由此而来，赵树理、柳青小说中热情勤勉的革命干部皆无此魅力。

以“利”而合，以“义”为聚，“游民文化”显然成了《铁道游击队》中群体认同的重要建构力量。问题由此而生：在此文本生产中，到底是现实主义“征服”了游民文化，还是情形相反？对此难以定量分析，但游民文化至少和现实主义达成了博弈均势。这种话语错杂局面或许并不合于知侠原意。其实对江湖义气及其组织（秘密会社）革命是敏感、忌讳甚至排斥在改造范围之外的，然而借用布洛克的说法：“历史学中单一原因论的迷信通常只是一种阴险的研究形态”， 难道一个文本完全由现实主义（“历史”）支配就没有“阴险”之嫌？在此意义上，《铁道游击队》大幅度地复活江湖认同或许正是当代文学的一桩幸事。

三

然而“游民文化”之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竞赛”尚不止于此。《铁道游击队》故事的主体不仅是彭亮、林忠、鲁汉、小坡等的相继“入伙”，更要者则是“入伙”以后的斗争。在后一记叙方面，知侠几乎是“陷没”于“真人真事”而使叙述大范围地为游民文化所“俘获”。对此，知侠较少自觉。他激动的是自己“直面”了最真实的英雄事迹并为之“久久不能平静”。当然，对怎么表现那些“战斗事迹”，知侠倒是有所考虑，即避免“自然主义的写法”，但他主要是避免每个队员“不要忘了也把我写上去”的“合理”要求，而不是真正按照“现实主义”的要求“舍弃那些琐细的、次要的、重复的东西” 进而达到典型高度。故而小说“前门”挡住了“传奇”，却不料自然主义从“后门”涌入。后者反对“现实主义”的典型化，认为“只须在现实生活中取出一个人或一群人的故事，忠实地记载他们的行为即可。” 这种“忠实”不但导致“现实主义”在“写法”上意外失守，更导致游民文化在三重斗争经验上“如实”出场。

第一，对敌斗争中的交易法则。铁道队对敌斗争方法深具“游民”特色。王学泰认为，“游民”作为“脱序人”，必然承受诸多“物质上的艰难与精神上的孤独”，由此“炼就了他们应伏各种变故的智慧和胆力，铸造了他们特殊的性格，形成了一套对于社会和人际关系的看法，以及排忧解难的手段。” 铁道队颇有类似“智慧和胆力”。据史料记载，铁道队既与日军、伪军、特务屡起战斗，却又同时与之（尤其伪军）保持某种“朋友”关系。譬如，铁道队可从日伪手中“要”回被俘的同志，更可在伪军把守的碉堡间畅通无阻（他们开辟“秘密交通线”仅1943年就护送300余名干部，包括刘少奇、陈毅等）。甚至，铁道队还与日军约定“互不侵犯”。王墨山回忆，日军临城驻军岩下中队长因苦于铁道队飘忽不定、剿而不灭，曾致函刘金山要求讲和：

铁道队长勋：鄙队的大东亚共荣，奉命在此维护铁路治安。自到任之日始，贵军屡屡骚扰，时时进犯。毁我铁路，炸我火车。鄙人军令在身，迫于无奈，亦率部多次征讨。长此以往，则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无一日之宁。……如贵军停止干戈，吾亦大大的友好！ 

接到此函后，铁道队“请示上级同意”，“给岩下一个答复：要‘讲和’是可以的，我们不破坏你的铁路，但也不许你干涉我们行动。” 结果双方真的维持了较长时间的“信用”。显然，与双手沾满鲜血的敌人称兄道弟、拉关系、讲“信用”，是不合革命原则的。尽管此类“拿原则作交易”的“游民”方法在现实革命斗争中不为稀见，但作者怎么处理这等本事资料，就取决于其“现实主义”理论水准了。一般说来，较严格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会有意“遗忘”此类本事，如《红岩》就不曾写及监狱特务们出于日后退路的考虑（当时全国解放在即）而与将来可能会出任新政权官员的诸难友形成的某些“友谊”（如一起打牌、打球、给病故者送挽联等）。“并不是所有关于过去的事实都是历史事实”， 当这些“友谊”可能损害英雄们的“力学的崇高”时，作者就会将之作为“非本质”、“偶然”的材料予以删除。对此，知侠不无敏感，故《铁道游击队》仅写及铁道队与伪军之间的复杂关系，而对其与日军关系的多面性则一语未及。但知侠或有疏忽的是，倘以“现实主义”讲述铁道队与伪军之关系，那理当是党在民族觉悟或阶级觉悟上启蒙（拯救）后者并使之“迷途知返”（如《烈火金钢》），然而知侠太深地“陷没”于“真人真事”，小说所述铁道队之于伪军的“启发”仍和现实一样，充满强烈交易色彩。譬如在护送胡服（以刘少奇为原型）过“交通线”的前晚，王强一边送上大前门香烟一边对守碉堡的伪军们说：“不要说你们这个碉堡上，就是其他的碉堡，甚至你们的上司中队长，也不敢不主动和我们联系啊！因为他们知道鬼子完了，自己倒霉的日子就到了，不得不在现在给自己留个后路。别看鬼子还常出发扫荡，各庄都成立了反共自卫团，我可以告诉你们，那些死眼皮的臭汉奸特务，一出临城，不出三天，我们准打碎他的脑袋！”（《铁道游击队》，588页）在这样的以利益、“出路”为中心的“启发”兼威胁中，植根于“历史”的思想觉悟就被“游民”的“江湖世界”所挤压，而失去对材料的叙事性组织的功能。

铁道游击队 纪念碑

第二，对待地方势力的江湖手段。在此方面，游民文化几乎主导了叙述。在近乎自然主义的实录中，《铁道游击队》完整再现了铁道队当年高度“江湖化”的斗争手段。

（1）经营“兄弟关系”。这多少有形势所迫的成分，主要因于枣庄日军特务负责人高岗“对我国的风土人情、宗教信仰等比较了解。为达到目的，高岗通过搞封建迷信活动，拜把兄弟，认干亲等手段笼络人心。他曾认种庄的一个地主的老婆做干娘，认伪保长的儿子做干儿子，并与伪乡长常尚德结拜为把兄弟。临城附近的伪乡、保长先后有50多个同他拜了把兄弟。” 在此情形下，铁道队必须采取反制措施。小说几乎实录了这一反制过程：铁道队先争取了鲁庄伪保长朱三（以姬茂喜为原型），又通过朱三争取了大批伪乡、保长（实皆地方乡绅）。从史料看，杜季伟对姬茂喜等乡绅还是进行了思想教育的：“（姬茂喜）在船上整整受训了3个月，受到了爱国主义教育”，“立誓‘真心向我，假心向敌’，积极投身抗日”， 甚至将年仅14岁的儿子姬庆銮也送进铁道队抗日。此非思想大变动者不可为。遗憾的是，知侠理论水准有时反不如杜季伟。在小说中，无论是李正说服朱三还是朱三说服众伪保长，都端在“朋友”二字，端在江湖之“义”与“利”。如李正对朱三说：“如果今后在这一带抗日斗争中，我们从事实上感到你在抗战上够朋友，那我们就作为好友相待，如果你破坏了我们的对敌斗争，那我们将是对头，到时候，就不要说我们不够朋友了。”（《铁道游击队》，350页）

（2）胁迫“不合作者”。典型如沙沟区长董某，“有钱有势，自恃势力强硬。我们便用以毒攻毒的办法，经常在他区域内制造麻烦、扒车、破路、锯电线杆，甚至在临城或其他地方抓了特务也专门弄到沙沟附近枪毙。这样一来，敌人翻了脸经常传他驯斥。我们又适时把他儿子抓到山里，并传话给他悬崖勒马否则后果自负”,“董终于屈服了，表示只要不杀他们父子，他们一定弃恶从善。” 这是梁山好汉习用的陷害而兼绑架的手段。小说“实录”倒有节制，主要写了一个认定日本人要“坐天下”的土财主胡仰，铁道队故意住到他家并声张到满街皆知，终使胡仰叹息“这些人不好惹”而不再敢与铁道队作对。（3）适度的恐怖主义。这主要是针对投敌或敌对的地方势力。前述陷害、绑架已属此类手段，最严厉者则是暗杀。小说中所写暗杀伪乡长高敬斋等“通敌有据，罪大恶极的坏蛋”，大约是以现实中暗杀汉奸乡长常尚德为原型的，但这种镇压带来的并非思想转变，而只是“一些坏蛋地主，都畏惧地缩头了。”暗杀、胁迫、拉关系，这些“游民”生涯中“又打又拉”的江湖手段，使《铁道游击队》离“现实主义”的“觉醒”、“成长”等思想问题渐行渐远。

第三，团结群众的私人方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如《暴风骤雨》、《创业史》）刻画群众的方法，重在群众经“再教育”后之于新的“历史”的理解和追随。但《铁道游击队》从作者到主人公似乎都泥陷于“江湖世界”，他们“出门靠朋友”，搞布车也好，抢粮车也好，铁道队都是通过“朋友”介绍“朋友”的方式获取情报。而与新“朋友”建立信任的方法，也不在于强调阶级或民族的认同，而在于强调“朋友”之“义”与“利”。对谢顺如此，对协助搞布车的张兰（副站长）更是如此。李正对张兰说：“你是林忠同志儿时的好友，也将是我们的朋友！”“我托付你的事情我完全相信你，你是会帮我们的忙的。事情成功了，我们当然要重重感谢你的！”（《铁道游击队》，473-474页）这种欠缺思想感召与“历史”重构的江湖做派，实是铁道队斗争经验的实写。也正因欠缺信仰层面的再造，铁道队群众基础颇不牢靠，有时还遭到告密：“1940年5月初，一李姓队员因与其亲戚争地亩翻脸，其亲戚便告他是八路，敌人即将陈庄包围，捕去李姓队员3名（两名队员被群众救出，一名队员被杀害）。其他队员虽在群众掩护下撤离，但炭场子和焦池却被日军查抄没收。” 这种情形在冀中等根据地就较为少见。或因此故，知侠将铁道队撤离炭厂的原因改写为日军突查良民证所致。

以上三重对敌斗争经验，实皆“游民革命”的“江湖化”特征。它们的存在有其客观原因。长期活动于敌占区，又处于多重势力的夹击中，铁道队若无多种“灵活”、有效的江湖手段，恐怕也难以生存下去。故而“江湖化”亦可谓革命的务实主义的体现。因此，这种斗争经验再现上的自然主义的“宰制叙述”，兼之内部群体认同中游民文化与革命的博弈，兼之“写法”上“现实主义”之于传奇的有效约束，共同造就了《铁道游击队》文本内在的异质性与张力。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要求来看，这毋宁不太成功。知侠或许在“写法”做到了“不相信什么神奇”，但实际上他无力将“人在历史中成长”的现实主义历史机制变为文本的内在组织逻辑（读者也难以相信习作“无原则”交易者会有“成长”可言）。然而由今日眼光观之，《铁道游击队》之于革命的自然主义再现，毋宁是1950-70年代文学中的稀见叙述。这部兼含有现实、友谊、文化记忆和地方趣味的作品，不仅为当年“新的人民的文艺”提供了“写法”上不同文学系统之间竞争、共存的实例，也以其对“江湖”之“义”之“利”之手段的“如实再现”，使后世读者有机会“看到那‘未经’（预设概念）重新安排的生活”。 它不仅可以呈现“当代文学”形成初期不同文学成分相互角逐的文本生产现场，亦可呈现在“现实主义”叙述中被刻意遗忘的革命的“隐藏的历史”。后者或是知侠始料未及之事。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中山大学新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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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Peng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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