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焕星 | “后五四鲁迅”:思想革命与文化政治
邱焕星
“后五四鲁迅”并非只是消极退隐，还有着积极进取的一面，他在1925年创办《莽原》，重启思想革命，之后在参与女师大风潮和“三·一八惨案”等国民革命活动的过程中，打破了“五四”时期“文化”与“政治”割裂的状态，创造了“文化政治”的新思想革命形态和新知识阶级参与方式，从一个作家变成了拥有革命文化领导权的“时代的战士”。但是，“文化政治”模式消解了思想革命的文化优先性和知识阶级主体性，导致鲁迅最终转向了以文学本体性和革命同路人为支撑的“文学政治”模式，因而“后五四鲁迅”的贡献就是超越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创造了两种分别适应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的新思想革命形态:“文化政治”与“文学政治”。
在谈到“后五四鲁迅”时，学界普遍认为这个时期鲁迅精神彷徨、行动退隐。这个判断自然有其道理，因为正是鲁迅自言“《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他“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因而创作了《野草》和《彷徨》。但是，学界采信这个自叙也有其特殊诉求在里面，启蒙解读可以此来证明启蒙的中断，革命解读可以此来证明鲁迅必然左转，现代性解读可以此来突出鲁迅反抗绝望的主体自觉。其实如果仔细查阅鲁迅资料，会发现他在1925年还发起过一场力图回到《新青年》的“思想革命”，不但战斗的意气未冷，还从游勇布成了战阵，所以，我们有必要将“后五四”的视野从惯常理解的《新青年》解体(1921年)到国民党一大改组(1924年)，进一步放大放远到1920年代中后期，从而有可能发现“后五四鲁迅”的更为复杂的历史面向。
但是既往研究在注意到这场思想革命时，却又回到了“救亡压倒了启蒙”的旧论，认为它不久即被女师大风潮、“五卅运动”或“三·一八惨案”所终结。究其根源，是他们从“五四思想革命”的经典模式来看这场“后五四思想革命”，视政治革命为思想革命的阻力而非推动，因而也就看不到鲁迅顺应时势而创造的新思想革命形态——事实上鲁迅南下广州时，报纸都称赞他为“中国思想界的权威，时代的战士，青年叛徒的领袖”，“同时，希望先生继续历年来所担负的‘思想革命’的工作，引导我们一齐到‘思想革命’的战线上去!”显然，鲁迅这场“后五四思想革命”并没有被政治救亡压倒，他还沟通了文化和政治、思想革命和国民革命，并因此获得了文化领导权，一跃成为革命时代的标志人物。然而，也恰恰是在达到思想革命在国民革命时代的声望顶峰时，二者的分歧开始出现，鲁迅不但公开否定了国民革命，而且重新反思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最终放弃了“思想革命”的号召。所以，全面探究这场“后五四思想革命”的发生、发展和结局，必将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政治革命时代的思想革命、文化政治和知识阶级角色问题。
一、国民革命的挑战
1925年，鲁迅在致徐旭生的公开信中建议:“我想，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从鲁迅的两封公开信来看，他重启“思想革命”的原因和两个事件有关:一是“溥仪出宫”引发的复辟舆论，“看看报章上的论坛，‘反改革’的空气浓厚透顶了，满车的‘祖传’，‘老例’，‘国粹’等等，都想来堆在道路上，将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二是从“青年必读书”事件，发现“前三四年有一派思潮，毁了事情颇不少。学者多劝人踱进研究室，文人说最好是搬入艺术之宫，直到现在都还不大出来”。由此鲁迅认为“后五四”社会正在复古倒退，而其根源则是“新思想而仍中了‘老法子’的计”，新知识分子倡导的“整理国故”和“纯文学”导致了“反对改革者”的复辟和“青年”的退化。
鲁迅
但是鲁迅对这两件事的性质判断和归因，和其发生的背景根源有着很大的错位，它们其实都是国民革命在北京展开而引发的连锁反应。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了自称“首都革命”的北京政变，宣布“拥护中山先生主义”“取名国民军”，由此国共两党借助段孙冯三角联盟的最初合作，获得了在北京公开推行“国民革命”的机会。国民革命深受苏俄社会革命的影响，是具有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新政治革命，试图通过建立一个各阶层的联合战线来再造民国，所以非常重视宣传与组织，前者是“意欲多延北大教授入党，以收荟萃人才之效”，后者是积极组织民众尤其是发动学生运动。由此，国民革命就带来了新的政党政治(列宁党)、历史主体(人民群众)、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和马列主义)和革命方式(学生群众运动)，不但封建军阀要退出历史舞台，知识阶级及其文学也从先进转为了后进，面对着曾是自己启蒙对象的青年和民众以及曾深恶痛绝的政党政治，它们该如何调整自己的位置，就成了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难题。
不过他们最先看到的是革命带来的好处，由于新政权获得于政变，执政府为了自身的合法性，只能秉承“革命”口号，“革新政制，与民更始”，“对民众运动采取消极不干涉的状态……所以此刻的群众运动和社团活动都得着充分的自由而尽量作去”，“国内短期出版物骤然风起云涌，热闹不可一世”。但是舆论的宽松繁荣，既有利于革命言论，也有利于反动言论，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将逊帝溥仪驱逐出宫，随即引发了轩然大波，革命党一方虽然表示支持，但遗老陈夔龙痛斥“噩耗传来，无中外，无男女，无少长，均斥其荒谬绝伦”，而“市民等大为惊异。旋即谣言四起，咸谓冯氏此举，即大背民国优待清室之信约，而夺取玉玺，尤属荒谬”。更复杂的则是胡适等新知识分子的态度，他公开批评“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甚至周作人也认为林纾“在中国文学上的功绩是不可泯没的”，“终是我们的师”，而刘半农对此表示认同:“经你一说，真叫我们后悔当初之过于唐突前辈。
这些复古论调让鲁迅非常困惑和愤怒，他觉得社会正在陷入“一出轮回把戏”，“民国的来源，实在已经失传了”，而其根源就在于“难以改变”的“国民性”，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只有“什么都要从新做过”。因此，鲁迅在参与1925年初《京报副刊》的“青年必读书十部”评选时，明确提出了“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的观点，但始料未及的是，此文引发了读者的激烈批评，“署名和匿名的豪杰之士的骂信，收了一大捆”。
从鲁迅的反驳看，他把批评者归入了“国粹”一派，认为“这些声音，可以吓洋车夫，但是无力保存国粹的”，但这些年轻的批评者更多针对他的“多看外国书”而非“不看中国书”，他们直斥鲁迅“尊崇外国”，是“卖国贼”“醉心外国文明打洋人马屁的学者”，因而“是中国人必须多读中国书，才是中国人”。不难看出，“后五四”社会的时代语境有了重大的变化，这些支持“中国书”的青年一代是从民族主义出发的，他们看重政治视野的“中外”之别(“国”)更甚于“五四”文化视野的“古今”之辩(“学”)，因而不但讽刺鲁迅的崇洋，也批评“保存国粹家”，认为必读书目“大都是字纸簏的蔗渣，青年人是不喜欢咬嚼的”，“非把民族思想与民族主义预先灌输进去，藉以防御，后患将不胜言”，甚至他们并非真正热爱“中国书”，“应当把文学书搁在一边”，“应当爱读政治，社会……方面的书”，“爱读研究何以打倒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论文和书籍!”
从这些话里，不难看出国民革命的宣传在当时已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国共两党借助1924年的反帝废约运动、孙中山北上以及1925年初的国民会议运动，通过宣传组织推动使反帝反军阀的口号深入人心，青年一代开始转向以苏俄现实为支撑的马列主义和民族主义，更关注新型政党的新政治革命，对“五四”世界主义和新文化的热情下降了。但是鲁迅及其周围的人，却没有意识到这是政治形势和思想形势的新变化，他们仍在“五四思想革命”的脉络里看问题，将批评者归入了复古派行列，因而其解决的办法只能是重启“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
二、思想革命的重构
从“新思想而仍中了‘老法子’的计”这个归因来看，鲁迅认为“后五四”社会的倒退是新知识阶级自身造成的，因而他提出“只好从智识阶级一面先行设法，民众俟将来再谈”，不仅如此，“学者”“文学家”还是些“精神的枷锁”，“只要掷去了这种尊号，摇身一变，化为泼皮，相骂相打，则世风就会日上”，所以他拒绝了徐旭生提出的《语丝》《猛进》《现代评论》联合办文学月刊和通俗小报的建议，认为“小集团或单身的短兵战”好于只有“浩大而灰色的军容”的联合战线。不难看出，鲁迅虽说要回到“五四思想革命”，但因为社会倒退归因的不同，他的批判对象从“民众”转向了“智识阶级”，实际是要以复古为新变的方式，通过建构新的阵地、新的战士和新的战法，来发动一场自己主导的“思想革命”
首先，“鲁迅想在文艺上创立一个新派别出来”，来实现新思想革命的“转移阵地”。在鲁迅看来，“北京的印刷品现在虽然比先前多，但好的却少。《猛进》很勇，而论一时的政象的文字太多。《现代评论》的作者固然多是名人，看去却很显得灰色，《语丝》虽总想有反抗精神，而时时有疲劳的颜色……”虽然在一般外人看来，“语丝是由开明鲁迅诸君发起”，但实际上“《语丝》是他们新潮社里的几个人编辑的”，因而沾染了强烈的周作人气味，《新青年》解体后，他发表了《不讨好的思想革命》《十字街头的塔》等文章，公开宣称“别人离了象牙的塔走往十字街头，我却在十字街头造起塔来住”，他还在《语丝》的《发刊辞》中，明确强调“我们并没有什么主义要宣传，对于政治经济问题也没有什么兴趣”，“不过姑且发表自己所要说的话，聊以消遣罢了”。此外《语丝》《猛进》《现代评论》“三个周刊并没有显明的界限，如语丝第二期有胡适的文字，第三期有徐志摩的文字……而办文学思想的月刊又商之于胡适之”，这让鲁迅觉得《语丝》态度暧昧，缺乏鲜明的批判界限。
正是在感到《语丝》不可为后，鲁迅开始“找寻生力军，加多破坏论者”，为此他将联合的对象投向了同样不满于“语丝缺乏正面战斗的态度”，试图回到“思想上的新青年时期”的狂飙社这些边缘青年知识分子，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高兴地说:“而且留心看看，居然也有几个不问成败而要战斗的人，虽然意见和我并不尽同，但这是前几年所没有遇到的。”4月24日鲁迅正式创办了《莽原》，“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因此曾编印《莽原周刊》，作为发言之地”。
《莽原》
不难看出，“《莽原》的倾向，是已从文艺而扩张到批评”，在鲁迅看来，“中国现今文坛的状态，实在不佳，但究竟做诗及小说者尚有人。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我之以《莽原》起哄，大半也就为得想引出些新的这样的批评者来”。实际上，这个看法受到了厨川白村的“文艺的本来的职务，是在作为文明批评社会批评，以指点向导一世”的影响，因而鲁迅明显看低小说和诗歌，更看重“评论”“议论”的思想革命价值，他多次在给许广平的私信里批评说:“这些人里面，做小说的和能翻译的居多，而做评论的没有几个:这实在是一个大缺点”(4月22日)，“然而咱们的《莽原》也很窘，寄来的多是小说与诗，评论很少，倘不小心，也容易变成文艺杂志的”(5月3日)，“《莽原》实在有些穿棉花鞋了，但没有撒泼文章，真也无法”(5月30日)，“《莽原》的投稿，就是小说太多，议论太少”(6月29日)。
不难看出，鲁迅重构“五四思想革命”时也再造了“五四新文学”，不但将发展重心从小说诗歌转向了杂感批评，而且它还不同于之前的“文艺批评”和“学者的态度”，其主旨是“存学者的良心，有市侩的手段”，所以鲁迅有意“煽动青年冒险”，倡导“骂人”的底层斗争精神。在给《豫报副刊》的部分狂飙成员的信中，鲁迅指出:“我极快慰于开封将有许多骂人的嘴张开来，并且祝你们‘打将前去’的胜利。我想，骂人是中国极普通的事，可惜大家只知道骂而没有知道何以该骂，谁该骂，所以不行。现在我们须得指出其可骂之道，而又继之以骂。那么，就很有意思了，于是就可以由骂而生出骂以上的事情来的罢。
而高长虹也回忆说:“鲁迅也同我说，舆论是欢迎我的批评，不欢迎我的创作，所以让我多做批评。”高长虹奉行“顺我者死，逆我者生”的批评理念:“如有不认识的人攻击我的朋友，如其攻击得对，我也赞成。我自己呢如其我今天的思想不攻击我昨天的思想，那我也便没有进步了。如有人攻击我，我倒是非常感激呢!”正因如此，《莽原》表现出了激进攻击性的风格，他们“把骂人看得像现在的抗敌一样光荣”，甚至高长虹“写骂人的文字也不少了，鲁迅还时常表示不满”。也正因此，在时人的眼中“不装腔作势而说心腹话的文体，是从语丝，莽原开始的，语丝多讽刺，莽原则多谩骂”。
不难看出，鲁迅的“骂”是他重启“思想革命”的一种有意识追求，由此激活了“杂感”文体，创造了“热骂”的批评文风。所以，鲁迅实际是在延续“五四思想革命”的基础上，主动求变来回应“后五四”的社会变迁，既开启了对中国社会和知识阶级自身的批判，也改变了自己之前“听将令”和“独彷徨”的状态，逐渐以一个青年叛逆的指导者而非“文学家”的形象走向时代的潮头。
三、“思想界的权威者”
《莽原》最初的思想革命主题有两个:一是批评特殊智识阶级的保守反动，二是鼓动青年人起来破坏和反抗。从第一期开始，鲁迅就将矛头直指“‘特殊智识阶级’的留学生”，抨击他们奉行的研究室主义和“为艺术而艺术”催生了“麻醉”的国民，号召青年“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而《莽原》同人也发表了很多呼应文章，一方面批评“号称智识阶级的学者文士们”，另一方面强调“思想革命，诚哉是现在最重要不过的事情”，呼吁“多出现几个有志于反叛者”，以至于章衣萍开心地表示:“听说《莽原》的投稿很丰富，这是我所闻而欣慰的。我万想不到荒凉的北京城竟会有这么多而且硬的打手!”但是，这种状况因为鲁迅5月初参与女师大风潮并和《现代评论》论战而发生了变化，自此《莽原》的思想革命主题就从批判学者文人转向了批判英美派帮闲，从扶持文学青年转向了扶持青年学生。
《现代评论》
《现代评论》和《语丝》《猛进》《莽原》同属《新青年》的精神余脉，最初被视为“兄弟周刊”和“联合战线”成员，但因为其主要成员是信奉英美自由主义的北大法政学科教授，所以双方存在着派系矛盾，“《现代评论》创办时，北大校内有两派。一派以国文系教授为主，主要是些留日学生，再加上几个留法学生。如三沈(兼士、尹默、志远)、二马(裕藻、叙伦)等。他们的后台是李石曾。另一派是以胡适为首的从英、美回来的留学生。以胡适为首的这一派办起了《现代评论》”。最终双方在女师大风潮上彻底决裂，而其矛盾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是教育权力争夺，由于英美派掌控了教育部，导致“五四”后学运衰退、教育独立论盛行，为此李石曾利用学潮操控北京高校，其中支持国民党的易培基担任女师大校长，就是他们的重要行动，但因为杨荫榆也有政府和英美派力挺，所以双方陷入了僵局;其次是政治理念不同，法日派多数成员都是国民党党员，他们反对北洋政府、支持国民革命，而《现代评论》却坚持政教分离，“务令爱国运动不妨害求学之目的”，批评“学风不好，应负责任的是教员，不是学生”，矛头直指女师大风潮系李石曾和法日派操纵。
不过，鲁迅与李石曾的政治目的并不一致，他起初只是支持许广平等被开除的学生，而且他既不是国民党党员，在北大也仅是兼职讲师，“在国文系里我们是实在毫不足轻重的”。也正因此，鲁迅最初对《现代评论》的批评更多着眼于“正人君子”的道德伪善，“仿佛他们都是上帝一样，超然象外，十分公平似的”，然而不过是“丑态而蒙着公正的皮”，用“流言”和“暗箭”伤害自己。不过，随着教育总长章士钊在政府支持下停办女师大，借整顿学风来压制革命党的群众运动，女师大风潮开始从驱杨转向反章，正式成为国共两党对抗北洋政府的斗争工具，鲁迅也开始有意将《现代评论》视作势利骑墙的“叭儿狗”，认为他们“在章士钊门下暗作走狗”，揭露出了他们的政治依附性和反动性。不仅如此，鲁迅还在1925年底首都革命胜利、女师大复校成功后，针对《语丝》同人“费厄泼赖”的主张，坚决倡导“痛打落水狗”和“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甚至不惜和《现代评论》进行“对骂的笔战”。
在强调理性宽容的英美派看来，“彼此互骂，不惟丈夫不为，正是下流根性的表现”，而鲁迅“骂绅士的臭架子，在中国实在是思想的因袭，不是思想革命”;然而鲁迅自认为这些骂人之文“虽大抵和个人斗争，但实为公仇，决非私怨”，对付英美派的学者理性这些杀人不见血的“好花样”，最好办法就是要“化为泼皮，相骂相打”。而从社会反响来看，这些骂文影响很大，石原皋回忆说:“《现代评论》与《语丝》唱对台戏，各有读者。进步的青年喜看《语丝》，保守的青年喜看《现代评论》。犹忆每逢两者出版的日子，北京沙滩和马神庙一带都要热闹一番。”而王凡西也回忆说:“进行于鲁迅和陈西滢之间的笔战，牵涉的竟往往是私事。但它们在当时青年中所引起的关心却不下于军国大事。其影响也决不比堂堂正正的政治辩论所发生者为小。人们以无限兴趣注意着围绕于文艺与私事的冷战，却在这些上面分清着新和旧，前进和倒退，非正统和正统，革命和保守。”
显然，鲁迅从“骂战”到“骂之为战”的创造，打破了英美派自由主义学者“公/私”二分的看法，重构了知识阶级公共伦理，实现了私人空间的公共化，进而将《现代评论》派塑造为“与反动派朋比为奸的”“本阶级的恶势力的代表”。由此文化领导权就开始从英美派那里转移了，鲁迅“在思想界几乎做了一时的盟主。韦素园在一个新开广告上把他称作思想界的权威者，在当时进步的青年界抱反感的人是很少的”，甚至还被称为了“青年叛徒的领袖”。此前的鲁迅只是一个小说家，但是1926年初的“新中国之柱石”评选中，他被称作“文学界的大元帅”“今日中国文学界第一人”，“他先生的文锋，足以杀进一般醉生梦死的人们底祖宗坟内去”，由此不难看出这场论战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来。
四、“文化政治”创造
在鲁迅的思想革命影响扩大之时，其阵营内部却产生了分歧。高长虹一方面肯定“反现代评论社的意义深且远”，认为“这不但是被压迫者反压迫者的运动，而且是同情于被压迫者反同情于压迫者的运动，是士人中的不阔气的士人反阔气的士人的运动”，但另一方面，他“认为人类真正的文化只是科学和艺术”，因而反对社会参与和政治介入，批评“当时虽然是打着思想革命的招牌，然而工作却已偏重到事实方面，而且大有被节外生枝的另一些琐碎事实所混乱了的趋势”。不仅如此，高长虹还进一步发现“我的批评，无形之间惹来许多人对于我的敌意不算外……它无形之间毁灭了我自己的创作”，所以他只好“暂且停止了这个工作，退出北京的出版界，到上海游逛一次”，继续自己的狂飙运动。
高长虹
显然，国民革命的参与虽然提升了思想革命，但也导致了思想革命的内部解体和知识阶级联合战线的破裂，在女师大风潮从学潮到教潮再到政潮、从权力斗争到文化斗争再到政治斗争的转换过程中，高长虹和《语丝》同人不能完全越出“五四思想革命”的基本限定，拒绝文化和政治的结合，其观念总体停留在《新青年》时期，不想从根本上放弃现有政治体系。然而从鲁迅的角度看，“从反晨报反徐志摩，陈西滢，章士钊诸战役而与当代的运动巧妙地联系着”:他一方面将思想革命的“特殊智识阶级”批判和国民革命对“依附封建残余的资产阶级”“官场学者”的批判相沟通，另一方面逐渐从“绅士阶级的贰臣”转向了“革命家的诤友”。而鲁迅也在首都革命之后，开始参与国民革命的外围活动，先是出任北方国民党机关报《国民新报》副刊的乙刊编辑，后是做了《民报副刊》的特约撰稿人，并且撰文称赞孙中山是一个“永远的革命者”，号召革命者们“一同努力于进向近于完全的革命的工作”。
而进一步让鲁迅政治激进化，从文化批判转向政治批判并一举成为“时代的战士”的，是之后的“三·一八惨案”。惨案发生后，鲁迅先后撰写了《无花的蔷薇之二》《可惨与可笑》《“死地”》《空谈》《记念刘和珍君》等文章:一是抨击政府“如此残虐险狠的行为”，谴责流言家“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二是沉痛纪念惨死的“真的猛士”，号召青年们“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以别种方法的战斗”。而在青年人看来，“鲁迅在那几天里写下了不少精彩文章，道出了我们普遍的心声”，“是的，必须继续战斗，而且必须以别种方法来战斗”。
不难看出，此时鲁迅的“杂感”已经成了一种表征国民革命意识形态的战斗文体，他以“批评”和代言人的方式制造了一个政府之外的公共舆论平台，来传达“民众”心声和普遍意志，由此就把革命精神转换成了公众精神，塑造了反抗反动政权的“公众”。也正因此，鲁迅被视为了引领革命时代的“为人道主义而苦斗的战士”，暂时取得了国民革命三角联盟(知识阶级/青年学生/革命政党)的文化领导权，从一个文人作家变成了国民革命时代的“首要政治家”。至此，鲁迅就彻底摆脱了“五四”时期知识阶级的“文化”和“政治”分离的状态，出了象牙之塔与其他阶级和政治集团合作，沟通了“文化政治”，使其成为一种新的知识阶级参与方式。
“五四思想革命”的文化和政治分离的根源，实际是对共和危机反思的结果，民初的政争乱象和复辟割据丛生，使陈独秀等人意识到“盖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问题”。“新文化运动”的这个定位突出了文化之于政治的重要性，“知识阶级”开始形成阶级自觉，试图取代政治集团，以新文学革命为手段，“继政治革命而谋社会革命”，“使吾国党派运动进而为国民运动”。但是“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却使知识阶级在掌握了思想革命文化领导权时成了“在野精英”，由于主动放弃了政治参与和政治革命，实际陷入了维持现状的保守主义。不仅如此，由于将问题归因于国民劣根性，使知识阶级和民众对立，执着于对后者的精神批判，这就和其政治经济诉求脱节了。
实际上，“五四思想革命”的共识很快随着“一战”危机、“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爆发而消失，国共两党先后效仿苏俄组建列宁党，共同提出了“国民革命”的口号，无产阶级主体开始取代知识阶级主体，后者不但迅速边缘化而且陷入了反动的状态。也正因此，鲁迅这场“后五四思想革命”的意义就凸显了出来，他以思想革命的方式来积极应对国民革命带来的社会变迁，不但沟通了文化和政治，而且还使知识阶级和民众相结合，将其重新带入了政治革命的中心位置，进而将“思想革命文化领导权”转化成了“国民革命文化领导权”。
而“文化政治”的创造在国民革命时代之所以可能，除了鲁迅的主观努力外，客观上也借助了两个关键因素:一是大众政治时代的到来，由于国民革命在北方只能借助于学生民众运动，因此“‘民意’、‘人民的普遍呼声’以及‘公众精神’等可以说表示的是反对党可以诉诸的实体”，而鲁迅恰恰是通过自己的杂感批评，占据了大众社会的文化领导权，进而提供了革命意识形态合法性的论证;二是北京政变后冯玉祥国民军和三角联盟的支撑，“段祺瑞政府算得是很放任的，亦极尊重出版和开会的自由”，由此“权威已与权力分离开来，政治已与政府管理分离开来，公共讨论在政府机构之外的领域展开”，从而“赋予了‘文人’、‘启蒙哲人’和‘作家’一种新的功能和责任”，“政治生活被强烈地推入文学之中，文人控制了舆论的导向，一时间占据了在自由国家中由政党领袖占有的位置”。
五、“文学政治”转向
鲁迅的“后五四思想革命”和“文化政治”所依托的时空，其实极其脆弱，随着奉直联军发起总攻，走投无路的国民军在4月15日被迫撤退，北京政局由此为奉系军阀控制，他们一反北洋对文人忍让的旧规则，入城之后开始枪杀知识分子，驱逐进步师生。遭遇恐怖的鲁迅，“近来忽然还想活下去了”，而“这些哲学式的事情，我现在不很想它了，近来想做的事，非常之小，仍然是发点议论，印点关于文学的书”。从鲁迅的这些话中，可以看出思想革命对自由议政空间的依赖，一旦国民革命失败，文化政治也就失去了生存的土壤，不过外部环境恶化并非是“后五四思想革命”式微的根源，即便之前内外因素具备的阶段，鲁迅他们也从未取得过全面的领导权。
鲁迅
实际上，由于国民革命在北京高度依赖群众运动而非军事斗争，这就给了知识阶级充当普遍阶级进而独立领导革命的可能，尤其是在女师大风潮的教潮阶段，鲁迅等人曾经充当了领导者的角色， 但为何只是暂时性地取得了文化上的领导权，却不能进一步掌握政治领导权，去发动一场以知识阶级为主体的革命呢? 究其根源是知识阶级缺乏马克思的“阶级”观念， 在其客观阶级归属和主观阶级认同， 即经济结构和文化政治之间存在着断裂，所以从晚清士阶层的解体开始，就不断因主体认同的问题始终是在分裂而非凝聚本阶级——先是在“五四”时期欧化派与国故派分裂，然后在“后五四”时期法日派和英美派、莽原社和狂飙社分裂， 因而这场成就了鲁迅文化领导权的“后五四思想革命”运动，恰恰是其继续分裂本阶级因而无法取得政治领导权的根源。
与此相反，国共两党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重新认定中国问题的根源是阶级压迫和殖民压迫，进而重新确定了新的斗争目标是反帝反封建，新的斗争方式是阶级斗争与社会革命，由此就能够“越出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范围”，最终“结束了北京知识青年的一个特有的时代”，随之也引发了思想革命和知识阶级角色的改变。实际上，鲁迅的“后五四思想革命”在沟通文化政治、借助国民革命来提升思想革命影响力时，已经背离了“五四思想革命”的初衷:首先是文化和政治的关系逆转，在国民革命视野中文化只是政治的依附，由此思想革命的基础就被瓦解掉了;其次是知识阶级从先觉者退变为反政府的“革命合作者”，从“启蒙文化”的诉求转向“革命文化”的建构。而这两点也正是高长虹不愿放弃自己的主体性，前往上海继续其思想革命的根源。
但鲁迅并没有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他此时更多看到的是国民革命对思想革命的助力，以及北京反革命的政治压迫，还没有体会到革命自身的政治压迫问题，所以最初南下时“抱着梦幻而来”，想继续自己的思想革命，“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而广州的革命青年也对此热烈欢迎，他们“希望先生继续历年来所担负的‘思想革命’的工作，引导我们一齐到‘思想革命’的战线上去”。然而，鲁迅很快发现了双方诉求的错位:一方面，“青年学生们所期待于鲁迅的，是要他作一个同他们一起走上街头，大声地议论革命与文学、革命与恋爱，有时又和群众一起摇幌红旗的实际运动的领导者”;另一方面，需要他创作“先有了‘宣传’两个大字的题目，然后发出议论来的文艺作品”，“内容注重革命文艺及本党主义之宣传”。
鲁迅随即遭遇了“怎么写”的困境，显然南北革命的机制是不同的，广州革命党已从在野革命转向了在朝革命，他们不但自己成立了政府，还有政治文化经济的一体化控制，因而在北方时权威和权力的分离，到了南方重新合一，在此情境下的知识分子不但不能批判革命政府本身，而且要让渡文化领导权，从“思想界的权威者”变成分子化的“革命战士”，背了“战士”招牌进行“奉旨革命”。为此鲁迅更多采用了开会演讲的方式，来配合革命宣传动员:一方面批评广州的“革命精神已经浮滑”，呼吁青年“读书不忘革命”;另一方面强调“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只是如此一来，鲁迅自身的存在意义也被消解掉了，他意欲充当“偶像”来推动思想革命，实际却是在“‘革命的策源地’来做洋八股”。
而随着清党杀戮的展开，鲁迅开始发现“在朝革命”转为“在朝政治”后“革命的政治化”即内部压迫问题，他感觉自己身处监控和流言之中，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而更让鲁迅痛苦的是，他发现“自己也帮助着排筵宴”，“我疑心吃苦的人们中，或不免有看了我的文章，受了刺戟，于是挺身出而革命的青年，所以实在很苦痛”。也正因此，鲁迅“立意要不讲演，不教书，不发议论，使我的名字从社会上死去，算是我的赎罪”，读者很快发现“鲁迅先生的‘思想革命!救救孩子!’的精神，都不见于文字中了”，为此致信“请求于鲁迅先生来亲自出马，对现社会下攻击”，但他的答复是:“现在倘再发那些四平八稳的‘救救孩子’似的议论，连我自己听去，也觉得空空洞洞了。还有，我先前的攻击社会，其实也是无聊的。社会没有知道我在攻击，倘一知道，我早已死无葬身之所了。”
最终退往上海的鲁迅，在系统反思了知识阶级和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后，意识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所以鲁迅从“在朝政治”重新转回“在野革命”，选择了“文学政治”的新定位，其核心是文学的政治参与性、革命批判性和文学的本体性，因而它既批判了现实政府的政治压迫，也批判了革命内部的政治压迫，既反对旁观者隔岸观火的文艺，也反对文化政治里文学主体性的消失。在这背后，有着一种“永远革命”的精神，而其具体表现形态就是从“杂感”到“杂文”的“文的自觉”转换。
结语:思想革命的三种形态
“文学政治”的转向，虽然最终形成了一个属于鲁迅自身的“宝贵的革命传统”，为此后批判知识分子转为共产革命同路人、在左翼内保持独立性提供了合法性，但此举也终结了“思想革命”这个持续了十多年的传统:首先，这是一个“文学/革命/政治”的新三元论，其中“文学”是本体，因而解构了“五四思想革命”“文学/文化/政治”这个旧三元论中“文化”的根本性;其次，“文学政治”的背后是“革命同路人”的新定位，它放弃了思想革命关于“知识阶级”优先性的强调，承认了知识阶级作为整体在革命时代的消失，而作为个体只能追随革命做一个“有机知识分子”。也正是因为放弃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个内核设定，离开广州后的鲁迅再也没有公开倡导过“思想革命”，他知道“这力是属于往昔的了”。
但是，鲁迅虽然放弃了“思想革命”的号召，却并未放弃思想革命的内核，他在1933年时还特别强调:“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由此我们就看到了“思想革命”演变的三种形态:“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形态、国民革命时期的“文化政治”形态、共产革命时代的“文学政治”形态。所以，思想革命在中国现代史尤其是政治革命时代一直都有延续、参与和互动，它的命运既不是汪晖所说的“启蒙的自我瓦解”，也不是李泽厚所说的“救亡压倒了启蒙”，这二者实际都预设了“启蒙/革命对立论”和“启蒙中断论”。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后五四鲁迅”的意义就凸现了出来，他让我们看到了思想革命者在新的政治革命形势变化前，并非消极待毙而是积极应对，通过不断调整位置角色和创造新的思想革命形态，使自己在政治革命时代一直都有深度地参与互动。而这场“后五四思想革命”的价值，正在于它展示了鲁迅的积极努力和实践创造，它生成了“文化政治”和“文学政治”两种新的思想革命形态，既为批判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提供了合法性支撑，也为后来人再造传统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思想资源。而之所以是鲁迅能从“五四”思想革命者中脱颖而出，进而创造了新的思想革命形态，根源来自其“革命人”的精神底色，他始终秉持着“在一个最大的社会改变的时代，文学家不能做旁观者”的信念，即使“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上”，也愿意“以自己的沉没，证明着革命的前行”。
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
本文已获得作者授权
原载于《山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7期
本期编辑：长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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