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论《金瓶梅》成书方式“过渡说”（上）
2019.12.3.
在长期的争论中，《金瓶梅》的成书方式问题，已形成各执一端的两说，一为“艺人集体创作说”，一为“文人独立创作说”。
笔者在20年前就提出了第三种观点：《金瓶梅》既是一部划时代的文人创作的开山之作，同时又不是一部完全独立的无所依傍的文人创作，它依然带有从艺人集体创作中脱胎出来的大量痕迹。
因此，它是一部从艺人集体创作向文人独立创作发展的过渡形态的作品。①经过多年的检验，此观点得到了部分研究者的赞同和支持。但作为一个“新说”，还缺乏一个高度凝练的表述形态。
对此，笔者又经过了多年的审视、提炼，从而将上述观点概括为“过渡说”，在拙著三卷本《周钧韬金瓶梅研究文集》②中正式提出：《金瓶梅》成书方式“过渡说”。
但此说远未成熟。在作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上，笔者对“过渡说”又有了重要的新发展。
“艺人集体创作说”不能成立
“艺人集体创作说”是潘开沛先生在1954年提出的，至今信奉者不乏其人。他们的主要论据如次：
《金瓶梅》……像《水浒传》那样先有传说故事，短篇文章，然后才成长篇小说的。它……是在同一时间或不同时间里的许多艺人集体创作出来的，是一部集体的创作，只不过最后经过了文人的润色和加工而已。③
它和《水浒传》一样，都是民间说话艺人在世代流传过程中形成的世代累积型的集体创作④
作者在再创作前，《金瓶梅》的流传在民间的故事和说唱中，已成雏形或轮廓及片段，然后由……文人进行创造性的加工整理。⑤
他们的观点，似可作如下概括：
一、《金瓶梅》在成书前，社会上已有“金瓶梅”的故事在民间的故事、说唱中流传，这就是《金瓶梅》赖以成书的“雏形或轮廓及片段”，亦可谓之“金瓶梅”故事的“集群”；
二、《金瓶梅》与《水浒传》一样，是将那些“金瓶梅”的故事“集群”，加以联缀、整理加工而成书的，因此它属于世代累积型的艺人的集体创作。
而他们立论的主要根据，就是《金瓶梅》中抄有大量的话本、戏曲中的文字。
《金瓶梅》中确实抄了许多话本、戏曲中的文字，但这种现象恰恰不能证明他们立论的正确。
《水浒传》的成书过程确是这样的。早在宋代的说话中，已有关于“水浒”的故事。
据罗烨《醉翁谈录》载，当时说话中“公案类”有《石头孙立》，“朴刀类”有《青面兽》，“杆棒类”有《花和尚》、《武行者》。
这些显然是《水浒》故事中有关孙立、杨志、鲁智深、武松的故事。元末明初无名氏的《大宋宣和遗事》，可说是《水浒传》的“雏形或轮廓”。
其中写到宋江等三十六人的故事。杨志卖刀，晁盖等八人劫取生辰纲后上太行山、梁山落草；宋江杀阎婆惜后受张叔夜“招诱”，“后遣收方腊”等故事，《遗事》中均已出现。
三十六人的名字和绰号亦大多同于《水浒传》。元代还出现了不少《水浒》戏。如高文秀的《黑旋风斗鸡会》、《黑旋风乔教字》、《双献头武松大报仇》；
康进之的《李逵负荆》；李文蔚的《燕青博鱼》、《黑旋风双献功》、《燕青射雁》；
红字李二的《折担儿武松打虎》、《病杨雄》；
无名氏的《小李广大闹元宵夜》、《宋公明劫法场》、《张顺水里报冤》、《梁山泊七虎闹铜台》、《王矮虎大闹东平府》、《宋公明排九宫八挂阵》等等共三十多部。
而且，在《李逵负荆》、《燕青博鱼》等剧本中，梁山英雄已有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地点是梁山泊；《黑旋风双献功》中已出现“寨名水浒，泊号梁山”等文字。
这些由艺人集体创作的世代累积的《水浒》故事，在说话中、在戏曲中广泛地流传着，后来才由施耐庵等文人将它们收集、联缀、整理加工，再创作而写成长篇小说《水浒传》。
说《水浒传》是世代累积型的艺人集体创作，事实俱在，毋庸置疑。
既然潘氏等认为，《金瓶梅》也是这样成书的，那么我们就有必要找出在《金瓶梅》成书前，在社会上流传的艺人创作的“金瓶梅”故事，或称之为“雏形”、“轮廓”、“片段”、“集群”，即有关“金瓶梅”故事的话本和戏曲。
但十分遗憾的是，我们至今一部也没有找到。
须知，与《水浒传》成书过程相类的《三国演义》、《西游记》，在它们成书前均有不少有关“三国”、“西游”故事的话本、戏曲，且能流传至今。
而惟独比上述三部成书均晚的《金瓶梅》的话本、戏曲，不仅查无实据，而且在当时的笔记、目录等一类书，如《醉翁谈录》、《宝文堂书目》、《也是园书目》、《录鬼簿》中，均见不到它们的踪迹。
《录鬼簿》序篇
上述这些情况奇怪吗？不奇怪。它已能证明，在《金瓶梅》成书前，社会上根本没有金瓶梅的故事在说话和戏曲中流传，“雏形”、“轮廓”、“集群”云云，就更难说了。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金瓶梅》早期流传情况来验证。《金瓶梅》大约成书于明代隆庆朝前后。
据现有史料分析，在社会上较早见到《金瓶梅》（半部抄本）的是董其昌，时间在万历二十三年或稍前。
嗣后见到的有袁中郎、袁小修、薛冈、沈德符、冯梦龙、马仲良等人。
从他们见到《金瓶梅》的异常心情中可以看出，《金瓶梅》是突然出现在人世间的，他们毫无思想准备。
如果说社会上早已有《金瓶梅》故事流传，话本中、戏曲中早已有讲说传唱，小说不过是加工整理这些现成的故事而成书的，那么他们当不会如此“惊喜”，如此迫不及待地追寻来龙去脉，迫切要求阅读全稿。
此外，这些人还对《金瓶梅》到底影射何人何事，作了许多猜测。
如袁小修《游居柿录》云：“旧时京师有一西门千户，延一绍兴老儒于家。老儒无事，逐日记其家淫荡风月之事，以西门庆影其主人，以余影其诸姬。”
谢在杭《金瓶梅跋》云：“相传永陵中有金吾戚里，凭怙奢汰，淫纵无度，而其门客病亡，采摭日逐行事，汇以成编，而托之西门庆也。”
屠本畯《山林经济籍》云：“相传为嘉靖时，有人为陆都督炳诬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
尽管这些猜测差异极大，且缺乏根据。但“猜测”的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这说明袁小修等人在见书以前，对《金瓶梅》的故事毫无所闻，毫无所见，因此一接触此书就引起了极大的好奇心，以致对猜测此书影射何人何事问题十分有兴趣。
如果说《金瓶梅》故事早已在民间传唱，他们亦早有所闻，他们还能有这种好奇心吗？
其实，从以上这些引文中就能看出，《金瓶梅》确实是文人写出来的，而非说话人说出来的，艺人演戏演出来的。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金瓶梅》如何移植、借用话本、戏曲中的文字
“艺人集体创作说”立论的主要根据，是《金瓶梅》中移植了话本、戏曲中的大量文字。对此，我们有必要作具体分析。
一、关于故事情节的移植、借用。
《金瓶梅》借抄、移植了前人话本、戏曲中的不少故事情节，大体有三种情况：
1、搬入式的移植。即将整篇话本的故事情节（或主要情节）大段大段地移植到《金瓶梅》之中。
例如对话本《戒指儿记》、《志诚张主管》、《新桥市韩五卖春情》等情节的移植即如此。
《戒指儿记》叙陈玉兰与阮华私合，其中有尼姑受贿牵线，以阮华贪淫身亡而终。
《金瓶梅》将整个情节概述式地抄录在第三十四回和五十一回中。《志诚张主管》叙小夫人主动勾引主管张胜，而张不为所动。
《金瓶梅》将整个情节作了某些细节性的改动，抄入第一回和第一百回中。
《新桥市韩五卖春情》叙暗娼韩金奴勾引吴山事，《金瓶梅》更是成篇地抄入第九十八、九十九回之中。
2、个别或部分情节的抄借。这是一种只顾一点而不及全篇式的抄录。
例如，《金瓶梅》第一回类似入话的部分，借抄了《刎颈鸳鸯会》话本的入话部分，而话本的主体情节则弃之不用。
传奇《宝剑记》第十出林冲算命，第二十八出赵太医诊病，第四十五出锦儿自尽等等情节，被《金瓶梅》分别抄入第七十九回、六十一回、九十二回之中。显然这些情节在《宝剑记》中属个别的次要情节而非主体情节。
3、既是移植同时又作了较大的改动。
其中作为主体情节移植而又有较大改动者，如《戒指儿记》；作为个别情节抄借而又有较大改动者，如《宝剑记》中第五十一出关于讽刺僧尼丑行的一段文字（抄改在《金瓶梅》第六十八回中）。
宝剑记
《水浒传》与《金瓶梅》都抄录了话本、戏曲中的情节，从表面上看两者的成书有其一致性，但从本质上看却有极大的差异性。
其一、《水浒传》所抄的均为叙水浒故事的话本和戏曲，而《金瓶梅》所抄的话本、戏曲却没有一本是叙金瓶梅故事的。
这些话本、戏曲中的故事情节本来与《金瓶梅》毫不相干，只是《金瓶梅》作者在创作时，一方面为小说情节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又受到这些话本，戏曲的情节的启示，因此择其有用者改头换面地抄借、移植到《金瓶梅》之中。
用现代的观念来看，这完全是一种抄袭。《金瓶梅》显然不是由这些话本、戏曲中的故事情节联缀、加工整理而成书的，这难道还能有什么疑义吗？
这当是《水浒传》与《金瓶梅》在成书问题上的本质区别。
其二，两者同为抄录话本，戏曲，但《水浒传》编撰者所作的工作是将叙水浒故事的话本、戏曲进行联缀、加工整理，而《金瓶梅》作者所作的工作是将本来与《金瓶梅》故事毫不相干的话本、戏曲故事，进行改头换面、移花接木式的加工改造，使其为我所用，成为《金瓶梅》故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因此，经过《金瓶梅》作者改造加工而抄入小说中的情节，与原话本、戏曲中的情节，从表面上看差异不大，但实质上已有了质的区别。
试以《戒指儿记》话本为例：原作为一则男女私通而致祸的故事，抄入小说时则成了一则人命官司；原作的宗旨是告诫人们，男女成人后要及时婚嫁，否则必然致祸，而《金瓶梅》作者抄录时改变了这一宗旨，强烈地表达了谴责僧尼丑行的思想。
二、关于人物形象的移植、借用。
《水浒传》中的人物形象，基本上来源于话本、戏曲。《大宋宣和遗事》中已有三十六个人物，元曲中发展到七十二人、一百零八人。
其主要人物在话本、戏曲中大体已经成型，各自有其性格特征和事迹（当然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在成型问题上差异极大）。
作为联缀、加工整理，《水浒传》在成书时并不需要改变这些人物形象和人物的姓名。
《大宋宣和遗事》中三十六人的姓名和绰号，除个别有改易外，在《水浒传》中都能找到。
《金瓶梅》则不同。《金瓶梅》中虽然移植了话本、戏曲中的人物形象，但其姓名都作了改易。
话本《新桥市韩五卖春情》中的主要人物吴山、韩金奴、胖妇人，在移植到《金瓶梅》第九十八回时改成了陈经济、韩爱姐、王六儿。话本《志诚张主管》中的主要人物小夫人、主管张胜，移植到《金瓶梅》中成了春梅、虞候李安。
《戒指儿记》中的阮华阮三郎、陈玉兰，移植时改成阮三、陈小姐、尼姑王守长成了薛姑子。
戏曲《宝剑记》中的自尽者锦儿（林冲妻的代嫁者），《金瓶梅》中易为西门大姐。
《金瓶梅》在借抄话本、戏曲时一定要改变人物的姓名，其根本原因在于话本、戏曲中的人物与《金瓶梅》中的人物本无联系。
《金瓶梅》自有它自己创造的人物系统。
《金瓶梅》中西门庆、潘金莲、王婆等人名，因为《金瓶梅》是以《水浒传》中西门庆和潘金莲的故事为引线，加以扩大和再创作而成书的，因此人物姓名雷同，这是自然之理，不足为怪。
另有些人物，则是它自己的创造。吴月娘、李瓶儿、孟玉楼、陈经济、春梅等都是《金瓶梅》自己创造的重要人物。
《金瓶梅》作者在创造这些人物时，一方面从社会生活中去加以提炼、概括，另一方面从话本、戏曲中去借鉴前人创造的艺术典型。
陈经济是个淫欲无度、浪荡公子的典型，与话本《新桥市韩五卖春情》中的艺术典型吴山相类。
因此在塑造陈经济这个典型时，《金瓶梅》作者从吴山这个形象上得到启示，并将其性格、事迹移植到、融化到陈经济这个典型形象之中。
这就是吴山这个形象已被《金瓶梅》所借用，但吴山这个名字却不能出现在书中的原因。
同样的道理，《志诚张主管》中小夫人形象，被《金瓶梅》作者在塑造春梅的形象时所借用、所吸收，“小夫人”这个名称亦当然不可能在《金瓶梅》中出现。
以上我们分析了《金瓶梅》移植、借抄话本、戏曲的种种情况，可以得下如下结论：
1、《水浒传》是叙水浒故事的话本、戏曲眹缀、拼集、加工而成书的；《金瓶梅》是对与金瓶梅故事毫不相干的话本、戏曲作改头换面，为我所用的移植、借用。
2、《水浒传》的主体故事和人物形象即是对叙水浒故事的话本、戏曲的眹缀、拼集；《金瓶梅》的主体故事和人物形象，是直面当时代社会生活的文人创作。
（待续）
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原文分别刊于《周钧韬金瓶梅研究精选集》（台北：学生书局2015年6月。）及《周钧韬金瓶梅研究文集·第一卷》（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